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倾听历史的足音

当我们谈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时，“激情”“浪漫”“理想主义”等词语总会第一时间跳出脑海。那时，文学中的探索与争鸣不断，百废待兴的儿童文学领域也实现了解冻。对于那时的儿童文学界同行而言，“周晓”这个名字无疑让人难以忘怀。这位朴素的老人自1997年从《儿童文学选刊》退休后，自视淡出儿童文学圈已久，但当他追忆起新时期儿童文学历史浮沉的时候，却目光炯炯，带着果敢与坚毅，也带着沧桑过后的从容与淡然。

今年，老先生将其慧见再做整理，凝结为文集《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行世。作为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窗口——《儿童文学选刊》的主持者，周晓兼具编辑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其职业生涯所涵盖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格外丰厚且生动。全书选辑评论数十篇，分“弄潮新时期”的“论辩与探索”“创作风雨扫描”“小说漫步”“散文、报告文学偶拾”和“退潮之后”的“游兵游勇·零墨碎语”，各辑多按发表顺序排列，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基本动向。

在新时期的变革中，文学的复苏首先从文学观念的转变开始，儿童文学界亦是如此。1979年，面对束缚创作发展的旧习，周晓作为“文革”后少儿社首次主办的创作座谈会主旨发言理论部分的起草人，在会上的发言较为节制，会后即刻写下《儿童文学札记二题》一吐为快。该文刊发于1980年3月的《文艺报》，从儿童文学作品裹足不前的现象出发，首次提出“儿童文学是文学”，倡导过继到“教育家庭”的“儿童文学”重回“文学家庭”。这个观点在当时颇具新鲜感和前瞻性。其后，周晓在各大报纸刊物陆续发表的《儿童文学要有大的突破》《儿童文学的报春燕》等文章，立论鲜明，尖锐却不见刻薄，坦诚但不乏深刻。此外，他还聚焦江苏、上海等地的青年作家群体，较早关注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地域性特征，并注重考察少年小说、儿童报告文学等各类艺术体裁，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

如果说作为评论家的周晓是执着锐敏的“战斗者”，那么，作为编辑家的他更是位挑剔的“把关人”。周晓以过人的胆略和批评的眼光捕捉艺术新芽、扶持新人佳作，着重选刊“开拓题材新领域，主题思想有新意，风格、手法独特，有儿童特点”的作品，适当选载“虽还不够成熟但有某种艺术特色”的作品。编辑眼光决定选载作品的文学风格，选文风格又决定了一份刊物的艺术格调，吴其南认为，周晓主编的《儿童文学选刊》本身也是一种批评——即以作品选编的方式表现出创作的导向。周晓曾顶风逆麟发表《祭蛇》《弓》《我要我的雕刻刀》《独船》《鱼幻》等创新之作，使得这一时段儿童文学得到了个性化的记录与呈现。再从周晓执笔的数十篇编者按来看，他在浸入动态的儿童文学潮流的同时，用极为有限的篇幅说明编刊意图和选载方式，及时反映刊物的艺术趋势。为此，丰富多样的儿童文学艺术话语在《儿童文学选刊》集结、酝酿和扩张，这份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传统阵营的策反地和艺术革命烽火的传递者。

在批评与反批评激烈交锋的文学年代，周晓时常站在儿童文学时代变革的“潮头”，关注和制造话题，促进争鸣氛围的形成。事实上，关于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随着儿童文学功能问题的深入探讨，对此持有异议的人渐渐多起来。倘若要为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冲破“教育工具”论寻找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那么，曹文轩的《弓》与丁阿虎的《祭蛇》的刊载及其引发的争论便可作为重要参照。在选登这两篇颇具争议的作品后，周晓在《〈弓〉与〈祭蛇〉的启示》等文章中率先亮出肯定观点；1984年6月，他又在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儿童文学创作发展途径之我见》的发言，认为从近年儿童小说创作面貌来看，最能说明创作新变的便是这两篇。作为“转型期”的两只“春燕”，《弓》和《祭蛇》直面制约儿童心灵的社会关系，与以往缺少“文学”但不乏“教育”的作品区别开来，但也同当时的主流创作构成了颇为复杂的对峙，其中不少值得探讨的话题一时间引起学界热议，儿童文学界为此着实热闹了一番。

正是因着周晓的这份魄力，围绕作家作品展开和生成的观念、事物和事件才得以在《儿童文学选刊》这一引人瞩目的平台得到多声部的描摹和呈现，一段曲折生动的儿童文学艺术史实才能得到较为真实的留存。设若新时期之初的儿童文学领域没有周晓这般“我说出来，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的切切忧思，设若儿童文学传统观念的堡垒中没能探出《儿童文学选刊》这面略显特异的旗帜，若一场场激烈的论战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今天儿童文学的发展面貌也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近三十年前，方卫平曾为周晓第二本评论集《少年小说论评》作了序文《批评的品格》，其中直言不讳：“只要人们对真理怀有共同的诚意，那么一切分歧和对立就都不会是毫无意义的，而彼此暴露的破绽或者不足，也就会得到平静、善意的理解和对待。”因此，我们再站在今天的立场，以一种镇静的态度去审视那个时代，受周晓和《儿童文学选刊》的启发与带动，尽管新时期儿童文学逐渐从传统模式的“一种样子”走向了丰富多元的“另一种样子”，但这“另一种样子”又不得不让人思索，它是否偏离儿童文学的艺术本体走向了谋求先锋的极端？文学形式的过分求新对儿童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未必是评判意义上一种绝对好的或者坏的艺术倾向，但值得肯定的是，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对当下儿童文学回归儿童的、文学的艺术品格具有反思价值和借鉴意义。

因此，当我们穿越一次次热闹的言谈，透过一队队尚散发余温的评论文本，回望那个逝去的新时期儿童文学时，《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的编纂与出版也便显得意义深远。这部珍贵的文集既保留了史料存在的特殊性质，又包含了周晓作为新时期儿童文学重要参与者的阶段性思考，为当下儿童文学的研究困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理解和处理。

（《我与新时期儿童文学》周晓/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