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佩甫，小说家；1953年生，河南许昌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生命册》《羊的门》《城的灯》《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李氏家族》等11部；中篇小说集《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钢婚》《田园》《李佩甫文集》等７部；另有《颖河故事》《平平常常的故事》等6部电视剧；作品曾先后获庄重文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出版奖等；电视剧曾获飞天奖、华表奖，长篇小说《生命册》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部分作品曾译介到美国、日本、韩国等。

“平原”是我的精神家园

西风烈：李老师，可否谈谈您最新写完的长篇小说？

李佩甫：我这部长篇小说先后写作时间两年多一点，准备时间却长达十年。从表面上看，这应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我写的是平原一个副省长的杀妻案。其实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来，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车在高速前行，在人人“失重”的巨大变化中，前方已失去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腐烂是从底部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所以，这部长篇我是从一个“花客”写起的(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但这里所说的“花客”，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实际上就是掮客。但这里的“花客”，是受人尊重的，不含贬意。)。这部长篇的所有内容，都是由这么一个“花客”引发出来的，一个卖“花”的人，从一个小镇的花市出发，引出了一连串的人和故事……所以，这部长篇的名字叫：《平原客》。

西风烈：您小说的主题常涉“权力”和“人心”，这部小说还是延续了这个主题么？它与您之前的写作有哪些不同？

李佩甫：应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从表面上看，“权力”是社会的外在形态，写当代生活离不开权力。而“人心”却是内在的，是变化中的，与时间和历史有巨大关联。我说过，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羊的门》是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的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土壤”与本土“植物”的生长状况及关系。《城的灯》呢，就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是对“光”的追逐。第三部《生命册》是写“树”的，以树喻人。写了一个人五十年的历史，写的是“树”的生长状态及背景。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五十年的内心独白，是对这块土地的回望及拉开距离后的再认识，而新写的这部长篇《平原客》是写“花”的，也可以说写的是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最优秀的一部分“植物”（人）。这些写“花们”曾经的辉煌和绚丽，写“花们”的“轨迹”和“嬗变”，写这些“植物”在时间中的变异和失速的过程。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这不是沉重不沉重的问题，也不是扔掉扔不掉的问题。就比如一个“伤口”；一条“尾巴”，或者说是一个“胎记”，它是长在身上的、含在血脉里的，割不断的。你只不过是一次次地“抚摸”、发问、回望。一个行走的民族，迫切需要建立的是全民都应遵守的规则。

文学时间是一种心理时间

西风烈：有评论说您的写作几乎都是从中原文化出发，在都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之间互证，书写那些失败甚至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佩甫：“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写“成长”的。也可以说是写“平原”这个特定地域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在一个特定的地域里，在时间中，气候、土壤、河流等生态环境对一花、一草、一木的影响。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一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从“根”上说，中华文明五千年，浸润最深的是中原大地。但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又像是五千条锁链，精华和糟粕共存，血脉里毒液和乳汁混杂在一起，就像现实生活中含在奶粉里的“三聚氰胺”。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成长，可我们就是喝着这样的乳汁一天天被喂大的。

西风烈：您对中原民性、民心做过深入剖析，是否可以说，您的小说就是“中国农村的病相报告”？

李佩甫：我是写“平原”的，这个平原已不是具象的某个地方，是我心中的“平原”。我对平原人有十六个字的概括：吃苦耐劳、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

西风烈：您的作品一直在剖析中国当代农民的精神，可以对此做一个概括么？您是怎么做到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灵魂状况进行有洞察力的追问的？

李佩甫：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精神疾病的高发期。当我们吃饱饭后，我们又面临着新的“生态危机”。以建设为名的这部高速列车已经刹不住了。我们不知道它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人类怎么与大自然融合，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个新的命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灵从虚拟的天空回到大地上时，大地已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是的，这一切都离我们很近。看见危险了，可我们没有敌人。也许，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西风烈：您的小说时空跨度都比较大，《羊的门》是四十年，《生命册》是五十年，您是怎么理解小说的时空的？您擅长讲故事，您怎么理解小说的“故事性”？

李佩甫：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时间是一种心理时间，是感受中的时间。它以具象的社会生活为参照，又以浓缩、凝结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它穿过时间的迷雾，把沉封在生活深处的认知表达出来，这也是一种打捞过程，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深刻理解和爱意是无法打捞的。说实话，我不是太在乎所谓的“故事性”，我在乎的是表达方式和塑造人物。对社会生活和人物如何精确地表达。有时候，必须把人物推向极致才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所谓的故事性。故事性是随着人物命运走的。

我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

西风烈：长篇小说《羊的门》是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它当年争议较大，我想了解您创作的初衷。《羊的门》寓言的意味颇浓，一个村支书用近四十年时间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关系网，把村子里的人才不断输往城市，从而也让村庄一步步走向富裕。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形象，但也让读者觉得难以置信。

李佩甫：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城市的工人家庭里，家里的所有亲戚都是农民。我童年的大多时间是在乡下的姥姥家度过的。童年里，我也曾赤着脚，光着身子和乡下孩子一起到地里割草。那时候割六年草可以挣一个工分。同时，我母亲又是一个好客的人，所以当年经常有乡下的亲戚进城来我家蹭饭吃。记得有一个冬日的夜晚，我的一个乡下亲戚来到我家，手里提着一串用毛毛草串起来的蚂蚱，说：姑，没啥拿……我中学毕业后也下乡当了农民（知青），后来还当过生产队长之类。我虽出身于工人家庭，却跟乡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从搞专业创作之后，我也曾下去挂职当过副县长之类。更为重要的是，当我把“平原”当作我的创作源泉之后，我每年都要在平原的几个县份里走一走，不是为了寻找素材，而是为了熟悉这里的变化……所以，我对乡村、对平原、对很多村庄的村支书之类的干部非常了解。《羊的门》中的村支书是我从平原了解到的上百个村支书中浓缩出来的。他是平原上所有村干部的集中体现。因为是塑造、浓缩出来的人物，所以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代表。现在乡村中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物。

西风烈：有评论说《羊的门》通过刻画乡村权力运作的过程，展示各级官场的争斗，营造了一个“国中之国”，塑造了一位“东方乡村教父”，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佩甫：我说过，我是把“人”当“植物”来写的。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人）可以生长成什么样子。我只是写出了在这块土地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和生存方式而已。

西风烈：《羊的门》开篇不久，您分析了中原“有气无骨”文化的成因——“从民俗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块无骨的平原，是块绵羊地，翻翻历史书你就知道了。从根本上说，人是立不住的，因为没山没水，就没有了依托。”这种认识的深刻可谓前所未有。

李佩甫：我看过很多县志。在平原，这里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说明早年这是一块最适于人类生存的土地。这块土地一马平川，四季分明，平均气温16.8度，可以说插根棍子都可以发芽。同时这里无山无水，人走出来时，一颗脑袋是支不起天的，更支不起大“活”。所以这里的人，首先是要建一个“屋”，把自己藏起来。当年，有一个词叫：逐鹿中原。一旦有人打过来，这里又是无险可守的。于是就有了“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杀气很重的地方。历朝历代的战争，就像割草一样。在战争中，由于连年发生的天灾人祸，这里的生命是很低贱的。正因为杀气重，割了一茬又一茬，于是就有了“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

西风烈：呼伯对“人场”的经营有术，他像一个勤劳的农民一样“播种”权力，几十年如此。最终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库”。以致最终能在中央一级形成一个“老干部网”，如同魔幻现实主义。您是怎么做到让读者相信的？写官场的小说很多，特别是“反腐小说”一度成为风潮，但您被视为描写中国“官场”运作最深刻、最有力度的作家。您的这种体验或者说对官场的了解来自哪里？

李佩甫：客观地说，我并不是特别熟悉官场。我熟悉的是“平原”及生活在平原上的人们。当然，作为一个作家，我每年都要下去走一走，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在平原上行走，时常会“拾”到一些什么，这就是我关注的“细节”。拾到这些“细节”后，我只是把它储存在脑海里，等待它有一天发酵，在时间中发酵。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地域里生活久了，就有了一些认识，我一直认为，认识是大于生活的，是认识照亮生活。

西风烈：从您的《羊的门》《城的灯》到《等等灵魂》《生命册》，无论是“门”“灯”，还是“灵魂”和“生命”，您关注的都是重大主题，但这些主题都与“人”有关，也就是说，您是通过首先关注人来关注社会其他问题的。

李佩甫：对。我一直关注的是平原上的人，他们是我的父老乡亲。我是在平原上长大，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跟我有密切关系。有时候，日子是很“疼”的，我感受到了这“疼”。

西风烈：您为《等待灵魂》这部长篇准备了长达20年的时间，这部长篇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一般作家难以做到的，比如小说用大量篇幅写到股票与上市，这些大都市商战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素材您是怎么得到的？“金色阳光”奇迹般地崛起，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超市航母，但各种利诱让人迷失了灵魂，最终全面崩塌，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象征吗？

李佩甫：我在省城住了三十多年。郑州可以说是中国的十字路口，交通发达。在这样一个信息相对滞后、一直在跟风、商业氛围慢热又容易走极端的城市里，我用二十年的时间，关注了一个相对来说较大的商业集团的发展和破败过程。特别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曾经是一个红极一时的人物，在中国是领过风气之先的，后来逃到美国去了。正是这样一个人，给了我很多启发。当然了，为了了解商业流程，我也曾多次逛商场，跟着人们在柜台前去闻各种香水的气味。

我不是太在乎“主义”

西风烈：您怎么理解现实主义？您是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吗？

李佩甫：说实话，我不是太在乎“主义”。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或者其它的什么，我都不在乎。早在八十年代，我们已读遍了世界各国流行的各种文学主张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我早已走过这个阶段了。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我的领地就是“平原”，这里所说的平原，已不是具象的某个地方，而是我心中的“平原”，当然，这平原是有参照系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种植，我种植的是一种“声音”，来自平原的声音。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定地域的声音。不管这声音被称为什么，不管声音大小，我只要求它是独一无二的。

西风烈：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了能够成为城里人，压抑人性，失去自我，我们的作品中关注人性的其实很少。您是怎么在作品中做到这一点的？

李佩甫：《城的灯》是我全面抒写对平原认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要是写“逃离”的。写对“灯”的追逐与向往。在当年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孩子要想改变命运，成为一个城里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当兵。小说中农村青年冯家昌正是通过当兵的渠道从乡村一步步走向城市的。其实，他的压抑不是从城市开始的，那“病因”是早在童年里就种下的。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童年决定他的一生。他早在童年的时候，当他的脚踩在蒺藜上行走的时候，他就知道，“日子是很疼的”。

西风烈：长篇小说《生命册》反映的是近50年的社会变迁，但你关注的还是像“我”，也即吴志鹏作为生命个体的心灵变化，请谈谈您在设置、塑造这个人物时的想法《。生命册》采取树状的结构，各色人等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这会损害小说的真实感吗？

李佩甫：《生命册》这部书，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主要是写“土壤”或者说写“背景”的。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我”的“生存背景”。此作正是通过一个“幼芽儿”的成长过程来展现“背景”及“土壤”的。这里要告诉人们，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发育的。滋养它生命的“营养液”是什么？同时，写“我”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长成一棵树的。“我”怎么成了一个漂泊者，一棵无根的“树”。我写《生命册》的难度有三。一是时间的跨度大，写了五十年；二是结构有难度，我是以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方式切入，在建筑学意义上有难度；三是语言的难度，一部长篇，需要独特的、文本意义上的话语方式。首先，这五十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储备。而长篇采用第一人称，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过滤生活、裁剪内容方面是很费心思的。尤其是结构方式，我采用的树状结构，我是以“气”做“骨”的。惟吴志鹏的内心思绪为主干，从一风一尘写起，有枝有杈，又不能散，这也是很费心思的。在这方面，我着意地尝试着用了一些“隐笔”，比如“见字如面”，比如“给口奶吃”，比如“汗血石榴”等，这都是我特意设定的解开这部长篇的“锁钥”。对我而言，最大的难度，是语言方面的。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它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表达。

西风烈：《羊的门》小说最后的场景令人震撼，由于弥留之际的呼伯最后的愿望是想听听狗叫声，但全村的狗在一次杀狗运动中被杀光了。这个结尾很有象征意味，请您谈一谈您写这个结尾时的初衷。

李佩甫：长篇小说《羊的门》的写作有两个难点。最初我写得很顺，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第一个难点是起名字，等到小说写成的时候，名字还没有想好。可以说是为起名字愁肠百结。后来的一天夜里，半夜睡不着，起来翻书，刚好我枕头旁放了一本别人送的《圣经》，随手翻看。于是看到了这么几个字：我就是门，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于是终于有了书名。第二个难点是结尾。小说写到结尾时，却怎么也结不住了。俗话说：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可我收不住“口”了。我曾经先后写了八个结尾，都不满意。就为这个结尾，我拖了一个多月。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到了最后，终于想到了现在的这个结尾。虽短了一点儿，但“狗”叫的时候，“尾巴”总算是甩起来了。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痛苦

西风烈：您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是在家里写作，还是远离家人朋友？

李佩甫：年轻时，没有整块时间，我主要是业余写作，都是躲起来写。搞专业创作之后，都是在家里写，那时最怕开会，尤其写长篇，怕“气”断了，断了情绪就接不上了。后来我发现，人都是有生物钟的。人的体能、智能是受生物钟支配的。我是在写作中慢慢找到规律的。我一天中，最好的写作时间是上午。一年中，最好的写作时间是夏季，越热我的脑子越活跃。秋、冬次之。

西风烈：您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李佩甫：我年轻的时候，十分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我从小喜欢打乒乓球，整天在水泥台上打；后来大一点喜欢打篮球，早上四点半起来跑步，很想当篮球运动员，为此还专门挖一个坑练弹跳……上中学时，我也曾是校排球队的队员，打过一段排球，指头都打弯了。后来我在乡下当知青时，县体校篮球队招运动员，招运动员的教练专门给我量了一下，人家要求一米八高，可我只有一米七八，差两厘米，非常遗憾。再后来写作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很少打球了。

西风烈：能说说您的处女作吗？写作和发表都顺利吗？

李佩甫：我的处女作名叫《青年建设者》，发表在《河南文艺》1978年第一期上。当时我还在工厂里。1977年初春时节，我先是接到了《河南文艺》要我来省城改稿的通知，当时非常高兴，心想既然通知我进省城改稿，那肯定是要用了，非常高兴，当天坐火车就来了。可到了郑州之后，听了编辑的修改意见后，我一下子傻眼了。他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那好像就等于重写。于是我昼夜不息，八天改了八遍，越改越失望，最后编辑告诉我说：据我多年的经验，编辑怎么说，你就怎么改。改不好，于是我狼狈逃窜，随身携带的东西全忘在招待所了。坐上火车，我还恨恨地看了郑州一眼！回去后，我又重新写了一篇，就是这个后来发表的《青年建设者》。

西风烈：有人说您是位“苦修”型的作家？能说说您苦修中的乐趣么？写作中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李佩甫：我年轻时的确写得比较苦，有一种“盲人骑瞎马”的感觉，那时候，总是找不到写作的方向，这个阶段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后来就好一些了，当我有了写作方向，有了自己的写作领地之后，情况大为改善。写作有苦的时候，当然也有快乐。当你找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想到了一个好的细节，就有一种“指甲开花”的快感。

西风烈：您的作品注重对国民精神的引导，您好像说过，当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先导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您能说说这种痛苦吗？

李佩甫：是的，我在某一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是谈“文本”的。我认为，凡是有用的都是有价的。凡是无用的都是无价的。比如，一把椅子，那怕是金子做的，都可以从材质、工艺上计算出它的价格来。但有些东西，它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比如，百米赛跑跑了九秒，足球比赛踢进了一个好球，再比如，梵高的一幅油画等，你很难计算出它的价格来，因为它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用处。同时，它体现的又是人类体能、智能与想象力的极限。所以说它是无价的。文学就应该属于这样的范畴。它应该是有标尺的，它体现的是民族语言的先导，它也应该是“灯”。尤其是从“文本”意义上说，中国文学还是有距离的。我所说的“文本”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体形式，是文学语言行走的方向，是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痛苦，因为每一次都是重新开始。

西风烈：能说说您父母的情况么？

李佩甫：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可以说是个鞋匠。他十二岁进城当学徒，做了四十八年的鞋，六十岁退休，后来病故了。父亲是个好鞋匠。父亲病故前，曾经给我做过一双棉皮鞋，二十多年了，至今还在我的鞋柜里放着，每年都会拿出来穿几天。我才写了三十多年，跟父亲还有距离。我的母亲也曾是国营鞋厂的工人，三年自然灾害时下放了，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我家五口人，兄弟姊妹三个中她对我的家庭贡献更大，也是我们家庭吃苦最多、最能干的一个人。她什么都会做……可母亲后来也去世了。

西风烈：您童年印象中最难忘的是什么？

李佩甫：一个是饥饿，另一个还是“饥饿”。第一个饥饿是吃不饱肚子；第二个“饥饿”是我到处借书，却找不来书看。

西风烈：您好像说过阅读拯救了您。

李佩甫：我父母都不识字，我从上小学三年级起，就是我们家最有文化的人了。那时候，我们家能找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黄历。所以，凡是带文字的东西，我极为稀罕。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书，书被他父亲锁在柜子里，他每次都偷出来让我看，每次都用什么换的，比如一块糖或是一块橡皮之类。他还有限制，一部大部头的书，只限我三天看完，所以很痛苦……后来稍大一点我到处借书看，一直到青年时期，我已经有了四个借书证。县图书馆的、市图书馆的、地区图书馆的、工人文化馆图书馆的。我是乱看，凡是能找到的，凡是看得下去的，都看。最早有好多字还不认得，就此落下毛病了。多年后，那字的意思我早就明白，可还会把音读错，中学时被同学称为“白字先生”。

西风烈：您怎么看待读书？有什么习惯？您一般都看哪方面的书籍？

李佩甫：我觉得人类生活唯一的捷径就是读书，书是什么？是人类生活的沙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想要更好地生活，或者说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唯一的途径就是读书，读书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但读书可以更好地清楚地认识自己、丰富自己、清洗自己。

西风烈：请回忆一下您的知青岁月，它给您带来了什么？

李佩甫：我在乡下生活了四年半。在这四年半时间里，我是一个新建队的生产队长，每天带着知青们下地干活，几乎天天都是一身泥一身汗的，可以说很苦。最多的时候，我一顿吃了七个馍。我们队只有四个十分的劳力，我是其中之一。那时，作为一个生产队长，我也时常跟着村干部们到乡政府去开会，逐渐接触了很多乡村一级的干部，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农民……这些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帮助。

西风烈：您出身在工人家庭，只有知青期间在农村呆过，但您写农村却入木三分，这是怎么做到的？

李佩甫：我说过，是认识大于生活，认识照亮生活。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说，他父亲一生都是农民，做了一辈子农民，他应该是最有生活的，可他为什么不能写？这就是认识问题。

八十年代应该说是“文学的时代”

西风烈：您的小说语言非常讲究，请谈谈您对小说语言的理解和把握。

李佩甫：文学语言不是文字本身，它跟一个人的思维角度和思维方向有巨大关系。同是一样的事物，站的角度不同、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文学语言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认知方向和思维方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就是思维。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水平，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形象思维能力。

西风烈：我曾经看过您八十年代创作的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在那部小说中，是否可以说你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也就是一块属于自己的“平原”？

李佩甫：八十年代初，我已发表了一些作品。可仍然处于写作的盲目阶段，没有找到写作的方向，到处找素材，写得很苦。到了1985年，我突然发现，我最熟悉的还是我的家乡，于是就有了《红蚂蚱绿蚂蚱》。这篇作品后来经《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先后转载，成了我的成名作。由此，我才算找到了我的写作方向。后来，到了九十年代初，扩而大之，拥有了平原，我才算真正找到了我的写作领地。所以作家必须把所写的人物放在最熟悉的环境中，你才能左右逢源。

西风烈：《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这个三部曲中，您最喜欢哪一部？

李佩甫：应该说是《生命册》。这是我准备时间最长的一部长篇，可以说我把一生的生活储备全砸进去了。另外，我是到了五十多岁才开始写这部长篇的，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我的心态也相对平和了些，不那么急躁了。

西风烈：很多作家，包括莫言都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作家的黄金时代，您认同吗？从文学上讲，它给您带来了什么？

李佩甫：对我来说，或者说对五十年代的作家来说，八十年代应该说是“文学的时代”，或者说是“张开所有毛孔吸收各种文学营养”的时代。那时候，文学的“国门”已经打开，各种文学思潮和主义先后流入中国，世界各国的各种优秀文学作品也被翻译到了国内，那是一个为看到一本好书而奔走相告的时代，也是文学解冻后的喷发期。比如，一本《百年孤独》就影响了中国作家很多年。它让中国作家吃惊的是，文学也可以这么写。

西风烈：长篇小说《生命册》仅开头就开了一年，这是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李佩甫：《生命册》第一次开笔写的时候，我没有找到这部长篇的语言感觉，是觉得准备时间够长了，硬写的。最初写了八万字，写写废掉，而后再写。后来实在写不下去，就停笔了。就此，我又专门到乡下去住了几个月，吃了几箱方便面。去也不是找素材的，我是去找感觉的，把我所理解的声、光、色、味找回来，补充一下新的感觉，不至于重复。回来后重新坐下来，还从书房里搬出来，换了一个房间……于是我找到了开笔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关系着我这部作品的情绪走向。这句话是：“我是一粒种子……”就此才算真正开始了。

西风烈：最后，想请您谈谈以后的创作规划？

李佩甫：四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写作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肯定还是要写的，我所要耕作的土地也仍然是“平原”，这是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