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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考察中国大陆在1949一 1999年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与接受，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当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同时，本文试图将对拉美文学汉译历史的考察同思考中国的自我想像与世界视野的变迁联系在一起，从而切入翻译与文化身份建构的理论问题，力图避免将翻译与政治、文学与政治相对立的研究思路；相反，论文着意再现的正是翻译与政治之间联结的复杂性，并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恢复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可能性。

 

尽管在现代文学史中，茅盾等人就曾翻译介绍过拉美文学，但这种译介非常零星，而且几乎全部是通过转译完成的。1新中国成立后，拉美文学才第一次以整体形象进入中国文学视野。由于国家创办了西班牙语专业并培养出专业西班牙语人才，直接译自西班牙文的拉美文学汉译作品是变得越来越多。20世纪50—70年代，本土的杂志上开始出现拉美文学专辑，各种拉美文学丛书、拉美文学史出版了，本土的 拉美文学经典序列逐步确立了。可以说，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当代。

一

“拉美（文学）”与代中国”这一论题自身蕴含的丰富性开启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讨空间。作为“亚非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拉美文学无疑联系着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但它更为特殊之处在于，不仅中国第一次规模性地翻译拉美文学是受政治因素直接驱动的，而且西班牙语这一专业起初就是因国家政治需要而开设的，因此，拉美文学翻译在50—70年代的历史比较清晰地呈现了翻译与政治之间复杂的连接与互动。这表现在，20世纪50—70年代，政府出于外交政治的需要，在学校中开设西班牙语专业2，并组织译介拉美文学。尤其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国同拉美大陆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增设西班牙语专业，扩大招生3，同时掀起第一个拉美文学翻译高潮。自1965年起，由于中苏分裂引发国际共运大论战，拉美左翼内部分裂为亲苏派和亲华派，中国同亲苏派断绝来往，不再翻译亲苏派拉美作家的作品。不久“文革”开始，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停滞；“文革”期间，只有一本拉美文学汉译作品公开出版。

到了 1980年代随着中国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时期，拉美曾经具有的政治所指逐渐消隐。在翻译政治化、文学政治化被清算之后，曾经在1950—70年代的中国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学不仅成功抹去历史印记继续被大量译介，而且在一个以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为大叙事和奋斗目标的时代里，这一“非西方”的、来自第三世界的、中国语境的“小语种”文学4竟然掀起阅读与谈论的热潮，以“文学爆炸”和“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拉美文学热”直接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与创作，尤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所受浸染最深。“拉美文学热”的形成不仅紧密联系着诺贝尔文学奖5、“走向世界”、“现代 化”、“民族化”、“纯文学”等诸多1980年代文学与社会的重大话题，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学变革。

进入1990年代，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拉美文学作为一种“小语种”文学回落到它似乎应该占据的社会边缘位置。随着中国日益加剧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社会越来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学翻译也越来越受市场法则和国际版权公约制约，日渐委顿。多数1980年代耳熟能详的拉美作家渐次从主流视野中消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七八十年代之交就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的博尔赫斯却在1990年代独领风骚，不仅被奉为文学大师，其作品亦成为某种文化时尚，受到文化市场追捧。《博尔赫斯文集》、《博尔赫斯全集》以及各祌传记、访谈录不断被翻译出版。慢热的博尔赫斯成为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全球文化景观的一个本土版本。

半个世纪以来的拉美文学翻译与当代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变迁形成颇为有趣的同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梳理和研究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翻译和接受的历史，不仅是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描述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同时关注这一过程中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揭示翻译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误读与错位、改写与挪用；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观照当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

首先，中国对拉美文学翻译与接受的历史总是经历着重新构造的过程：20世纪50—70年代应邀来华访问、作品得到翻译介绍的拉美作家，如聂鲁达、阿斯图里亚斯等都被视作“反美帝国主义的斗士”。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他们的左翼政治家身份比其作家身份更受关注。到1980年代初，中国作家通过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才知道这两位原来都是现代派（在拉美被称作“先锋派”)。也是通过诺贝尔文学奖，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批拉美当代作家的作品被大量引入中国，他们被视为卓越的文学艺术家、举世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师，被中国文学当作学习的榜样。近年有中国学者指出，这些作家原来还是左翼政治家。另一方面，这一翻译历史中的重构过程总是包含着两个重要的策略，一为“历史的钩沉”，或者叫“历史的补白”，就是把被遮蔽的历史事实重新呈现出来，予以再评价；另一种就是颠覆原有的经典序列和重新命名经典[1： 32]。无论是1980年代的拉美文学翻译相对于1950—70年代的而言，还是90年代的翻译相对于80年代的而言，中国视野中的拉美文学图景不断经历着遮蔽——显影——再遮蔽——再显影的重写过程。如果说，1950—70年代由于政治禁忌而有一些景观被遮蔽的话（比如聂鲁达的情诗）那么1980年代在这些景观得以浮现的同时新的遮蔽再度发生（比如聂鲁达的情诗被大量译介而政治诗不再被讨论）。每一次的遮蔽与挪用、补白与重写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诉求的话语实践。因此，对拉美文学在当代中国的翻译与影响的历史研究，不仅应该努力再现翻译过程中遮蔽的痕迹，同时也要力图再现历史重构过程中被恢复和补足的画面，唯其如此，“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才能得以清晰呈现。

当然，从事这一翻译史课题的研究同样是一种有诉求的重写历史行为。但对这段历史的补白与重写并不是为了证明原来的历史书写是一种“谎言 ”，因为那样做只会导致深入的历史反思的可能性被消解。事实上，无论是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制定、对译本的编辑、出版、阅读、评论、接受……翻译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铭写着意识形态的运作轨迹。尽管从理论上讲，完全对等的翻译无法实现，翻译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误读和改写;但译本最终呈现出怎样的误读与改写，却无疑仍然同意识形态的书写过程直接相关。比如 1950—70年代将聂鲁达的诗歌简化为政治诗、1980年代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代表的拉美1960年代小说的非政治化、以及1990年代将博尔赫斯书写为“文化英雄”与“后现代文学大师”这些拉美文学译介过程中的重要事实表明，拉美文学的汉译始终既受到意识形态控制，同时亦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这样的观点无疑与今天影响颇为广泛的 “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操控理论’有所区别。虽然在揭示翻译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的隐蔽运作方面“操控理论”功不可没，但是它将意识形态视为铁板一块的本质性存在，而且对意识形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它就是统治阶级制造的谎言。如果革命、现代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仅仅是一些“虚假”意识，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它们分别在1950—70年代、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中国成为最具整合力的话语?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否定的意识形态观是“一个极其不可信的关于世界的理论，它假定为数众多的普通人……，会轻易被……欺骗，完全看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对于一种能够成功地整合起多数民众的意识形态，“首先要问的不是它有哪些是虚假的，而是它有哪些是真实的”，当然这里的真实不是指世界规律所应有的普遍正确性，而是指“合情合理”[2：44-46]。换句话说，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不能获得多数民众的由衷认同，它就无法使自己成为文化霸权（hegemony）因此，翻译并非一个完全受意识形态操控的、被动的、无辜的过程；相反，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一种多重的、复杂的、动态的斗争/妥协、抵抗/合谋关系。我们应避免简单化的批评.尽力在拉美/西方/中国的多重参照关系中考察拉美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历史，再现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检省翻译如何参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才能意识到每一次的翻译实践同时也是话语实践，都有可能同意识形态形成抵抗/合谋关系，也才会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保持一份介入现实的自觉和清醒。

其次，拉美文学汉译的历史折射出中国自身文化身份及中国视野中的世界图景的变迁。韦努蒂指出，翻译不仅“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本的再现”，“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同时“也构建了一个本土主体”，“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3:358 — 382]。因此，从对异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变化可以看出本土视野中异域形象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同时反映出本土自我想像的迁移。

在现代文学史中，很多精通外文的五四知识分子一生中译介最多的并非西方文学。只懂英语的茅盾翻译了大量波兰、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俄国等当时被视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冰心受过12年良好的西式教育，英文甚佳，但使她成为翻译名家的却是其翻译的泰戈尔、纪伯伦而不是英美大家的作品。彼时的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更注重的是世界图景的完整以及各民族现代化的不同规划与途径。尽管大量是从西方语言转译，但非西方文学文本中的革命性并未受到损伤。对于19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而言，世界文学根本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非拉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革命文学。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期间，《译文》改名为《世界文学》，目的在于“加强刊物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今后主要介绍翻译现代世界各国人民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 品”[4]。《译文》的名字本来就出自鲁迅、茅盾在1930年代创办的《译文》杂志，为的是继承他们译介苏联和其他国家革命和进步文学的传统；但在1950年代末，因无法完全含纳当时关于“世界文学’的想像而被代替。当时本土外国文学的等级次序是: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文学、其他国家文学；其中其他国家文学包括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反映民族解放运动的文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反帝反殖民的进步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当时外语的语言等级次序也并非今天的“英、法、德、日、俄”为大语种，其他为小语 种；而是“英、法、俄、西、阿”五种语言最重要。6但是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迈向“四个现代化”以来，西方成为我们世界视野的中心。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奖、文学评论、文学史写作成为中国接受外国文学的先在视野。凡事必得经过西方的筛选，在西方获得承认，才能在中国引起热烈的反响。1980年代以来对拉美文学的翻译与接受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巨大的中介作用，一如韩毓海所说“我们……是从诺贝尔等西方的河里接受的他们影子的反光”[5]。在这种折射与“反光”中，拉美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被“变形”。进入1990年代以来，拉美文学不再备受西方关注，在中国也丧失热度。不仅拉美文学，拉美的社会图景也不再能唤起中国的关注热情;而且不仅拉美，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现实都从中国的世界视野中渐渐淡去。

霍尔曾指出，文化身份“像一切历史性事物一样，它们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远非永远固定于某个本质化了的过去，它们服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游戏’。远非建立在对过去的单纯‘恢复’上，认为过去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而且如果发现了，就能确保我们的自我感觉永远不变，相反，身份是我们对我们被定位的不同方式的称呼，我们通过对过去的叙述来使自己定位并定位于其中。”[6：220—221]换言之，文化身份不是本质主义的、单一的，而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因此，翻译对异域文化身份(他者）以及本土主体（自我）的建构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可能参与统治，也可能成为抵抗的力量。

当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时，第三世界是处于冷战格局中的中国自身的生存空间，是中国的自我之所依;而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只有在冷战气息突然浓厚的时候，中国才会返回到第三世界寻找认同，更多时候却是在不断将第三世界他者化，不断向西方发达世界投射自我想像。拉美文学汉译的历史清晰地呈现了第三世界在中国世界视野中的在场与缺席，它成为对中国的国族身份认同、未来想像的重要考察点。由于关于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的讨论会牵出西方启蒙主义、工具理性以及他者建构等众多宏大的理论命题及脉络，而要讨论第三世界，又必须面对“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实践和以美国学者杰姆逊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批评”的文化政治实践以及后者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所引发的误读与论争等极端复杂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境，这些纠缠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虽然势必会为研究带来重重困难，但也让人从另一角度看到不断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