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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将于14日公映,“二十二”是电影拍完时幸存者的人数,但至今年7月,“二十二”已变成了“九”

2017年08月11日09:08 来源:文汇报 王彦  张涵月

“活着”,是纪录片《三十二》到《二十二》自然流淌出的主题,却也是过往七八十年里大约20万受侵害妇女天大的难题。图为《二十二》剧照。

一名80后电影导演,花五年时间凝视一群人。她们都已风烛残年,枯瘦伶仃、佝偻孱弱,在时间的缝隙里一天天地过,冷暖自知。在安稳的现世,她们如同残酷岁月留在世间的深深泪痕,提醒后来者———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8月14日,一部关于慰安妇幸存者的纪录片《二十二》即将全国公映,这是首部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映许可证的相关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是电影拍完时内地公开慰安妇身份的幸存者在世人数。从2014年拍摄完成到如今上映,三年时间里,幸存者缩减到了九位。而在《二十二》之前,导演郭柯曾在2012年拍过一部相同题材短片《三十二》。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二十二”只剩下“九”,“九”终究会归零。生老病死是颠扑不破的规律,但历史永远无法磨灭。郭柯希望,影片上映后,至少能有2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看一看老人们如今的生活。20万,是公开历史资料里曾受摧残妇女的大致人数。

赶在“零”之前,再挨个看一眼她们

《二十二》 日前在北京安排了一场首映仪式。导演郭柯提及最多的是“赶在‘零’之前”。

2012年6月,郭柯偶然间看到微博上一篇名为 《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 的文章,叙述了一位名叫韦绍兰的老人和她儿子的经历:1944年,24岁的韦绍兰连同一岁的女儿被抓进魔窟,熬了三个月,她逃离了。回家后不久,女儿死于营养不良,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自杀未遂之后,1945年,日军投降时,韦绍兰生下了儿子,取名罗善学。罗善学如今年过古稀,终身未婚,跟母亲相依为命。

郭柯去广西找到了韦绍兰老人,以她的视角拍了些关于幸存者们后半生的生存概况,剪成纪录片。“慰安妇问题”领域的专家苏智良教授告诉他,当时中国内地仍在世的并且公开过自己慰安妇身份的老人,只有32个。短片即以此命名。郭柯把 《三十二》 放到网上,当那个有着日本血缘的古稀老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一生时,弹幕上铺天盖地的词条涌了出来:“你是无辜的中国人。”这一幕击中了郭柯,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做个记录者,把飘零在岁月里的苦难碎片打捞出来,让世人铭记,送给历史学者研究,或者只是出于一种使命。

2014年,苏智良告诉郭柯,数字已经变为“二十二”。郭柯立即奔波于广西、云南、山西、海南等地,和22位老人挨个见了面。有位老人叫林爱兰,海南人,1925年出生。她有双重身份,1939年,14岁的林爱兰参加了琼崖纵队,成为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员。她曾潜进日本驻地,偷出子弹,还用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并因此获得了两枚纪念章,她视之比生命更重要。仅仅是两年后的1941年,林爱兰16岁,被抓进了一个日本据点,在那里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腿也被打断了。被解救后,林爱兰一生未嫁,只在60多岁时收养了个女孩,取名林宝香。阿香后来嫁人生子,林爱兰进了养老院。

郭柯见到林爱兰老人时,她已在养老院住了三年多。一见面,老人就从衣服兜里掏出那两枚纪念章。2015年12月,林爱兰老人去世。2016年4月,老人的墓前立起了墓碑,上写“抗日女战士林爱兰女士之墓”。她生前最珍爱的两枚纪念章,一枚随她入土,一枚捐给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时间会掩去许多痕迹,郭柯想做的,就是擦拭记忆,证明一段历史。这部纪录片的片名定为《二十二》,但在拍完当年,广西和山西就各有一位老人故去。后来,每离开一位,片尾的名单里就多一个框。但最近两年,老人们走得太快了,一下子就缩减到了九人。郭柯说:“我有时候想,干脆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当初遇见她们时的那样,老人活着。”活着,是从《三十二》 到 《二十二》,画面里自然流淌出的不变的主题,却也是过去七八十年里20万受害者天大的难题。

把老人当亲人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无疑,这个题材是民族的伤怀旧事,任时间退潮,依然留下无法弥合的痛。所以,郭柯不止一次被问到:为什么要把镜头对准这些老人?“不是贩卖磨难和眼泪。”他说,“她们的生活早已归于平静,我们能做的就是远远地看,平视。”

可事实上,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远观且平视,连郭柯自己都很难说得清。

以五年前的缘起为例,读完微博上的文章,郭柯第一反应是“离奇”。他那会儿已在影视圈里工作了10多年,给不少导演当过副手,直觉告诉他“那是不错的影视剧素材”。在决定拍摄之前,年轻的郭柯并不确定自己该以何种方式与老人对话。在生而为人的善意与一名“影像记录者”的本能之间,他反复撕扯过。但见面后,老人身上超出预判的东西敲打了他,比如平静。

“正式拍摄前,我也只是通过网络和新闻报道了解她们。印象中,以泪洗面,生活里充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但真正接触下来才慢慢意识到,老人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郭柯发现一组对立,老人们对着长枪短炮,常常脱口而出“我不原谅日本人,我要他们认错”,但背过身去,她们要活下去,就不会常常舔舐伤口。这促使他反思,拍摄这群老人,难道唯一立场就是让她们揭开伤疤、痛陈日军暴行吗?

“处久了,老人就像自家奶奶。把她们当亲人看待,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郭柯的镜头下,平静甚至无聊占满了画面。比如有老人一见面就打招呼“吃了吗”;比如有老人把喂饱村里大大小小的猫当成大事,某一天会跟人说“这只腰粗了,怀孕了吧”;还有的倚靠在炕上沉默地看电视,几小时一晃而过……拍摄过程中,郭柯发现自己一直在变。原本具备的矛盾冲突,表达激情的导演本能,被老人的平静一点点磨去。他开始躲避眼泪,每当老人落泪时,他的镜头就切向大山、天空、白云。除了老人脸上的沟沟壑壑,片子平坦得完全没有节奏、戏剧性、起承转合。这导致了他的专业性遭到抨击,投资方撤了资,2014年的影片一直无法做发行。三年里,是网络众筹帮助《二十二》等到了公映的日子。

郭柯说,漫长的三年等待,他一点都不后悔,因为他的拍摄剔除了功利心和猎奇态度。“你为什么不给观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深情地看她们一眼呢?镜头全部放长了,我们就静静地看着她们。可能看15秒后,观众的内心,就有自己的思考。然后就会体会这些老人,她们的生活环境,她们的心情。”

该片的片花里,老人眺望远山,嘴里念叨:“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好像她们一生的写照。

《二十二》收尾,落幅画面定在俯拍的山野。山被雪覆盖着,白茫茫的,真干净。有些过去的就过去了,有些过去的永远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