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赫金认为歌德“善于在世界的空间整体中看到时间、读出时间，另一方面又能不把充实的空间视作静止的背景和一劳永逸地定型的实体，而是看作成长着的整体，看作事件——这就意味着在一切事物之中，从自然界到人的道德和思想（直至抽象概念），都善于看出时间前进的征兆。”①阿来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从小说到散文，阿来都表现出歌德式的时空体艺术，阿来也善于在空间中看到时间，从时间中看到空间的成长。不同的是，巴赫金强调了歌德的时间意识或历史观念，认为歌德是“世界文学中审视历史时间而到达顶峰的作家之一”②，相比较而言，阿来的空间意识更为明显，阿来更善于审视空间，他在作品中创造了多样的空间叙述形式，尤其是以村庄、住宅和身体等为代表的空间叙述，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发展了新时期文学的空间诗学。

一、村庄、历史与现代化

村庄书写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道亮丽风景，阿来为村庄书写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阿来塑造了一个名叫“机村”的村庄，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从《格拉长大》到《空山》三部曲，“机村”都是故事发生的空间场所。阿来的“机村”与文学作品中的“鲁镇”“高密东北乡”“威塞克斯”“马孔多”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可以归入福柯所说的“虚构地点乌托邦”。福柯说：“有一类是虚构地点‘乌托邦’（upopia）。虚构地点是那些没有真实地点的基地。它们是那些与社会的真实空间，有一个直接或倒转类比的普遍关系的基地。它们或以一个完美的形式呈现社会本身，或将社会倒转，但无论如何，虚构地点是一个非真实空间。”③阿来的“机村”空间通过“呈现社会本身”，体现了重要的社会内涵和价值，蕴涵了一定的乌托邦追求，它不仅表现了“空间的生产”内涵，也表现了“空间的反思”价值。

首先，阿来小说中的“机村”通过呈现社会本身体现了“空间的生产”内涵。“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提出的重要观点，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是改变社会、改变生活方式的重要条件，“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To change life，however，we must first change space）。④阿来在小说中把空间当作社会改变和生活方式变化的重要条件，通过机村的空间变化表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劳动人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马车》中讲述机村以前没有车，只是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才出现了第一辆马车，体现了劳动人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又如《马车夫》不仅表现了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表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在《马车夫》中，阿来首先强调了“机村”与其它乡村图景的差异，突出了“机村”的独特性；接着，阿来讲述了“机村”浓厚的宗教氛围和特征。阿来强调“机村”不同于中国传统乡村，“机村”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山区村落，机村村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然而机村村民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机村的生产力也获得了解放。阿来指出了机村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改变，其目的是为了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给机村带来了巨大变化，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呈现社会本身”，《马车》《马车夫》以及《水电站》《脱粒机》《报纸》等小说都是如此。在阿来小说中，“机村”作为一个藏族村落，它既保存了藏族人民的历史，也蕴含了藏族同胞的未来，众所周知，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延续了上千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成千上万的农奴，使西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机村”作为藏族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村”的空间生产也就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阿来正是在这种予以正确理解的、客观可见的空间生产中，揭示了“明显的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即一定历史过程、历史事件的内在必然性）。”⑤从方法论角度来说，阿来小说运用了空间叙述的常用方法，即通过标志性的景观对比实现空间的历史化，“机村”作为中国农村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机村”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深刻变革，从生产工具（脱粒机）到生产关系（合作化）都发生了重要改变，从文化水平（报纸）到生产力水平（机械化）都取得了显著提高，“机村”也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重要样本，“机村”的空间变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重要案例，正如列斐伏尔指出，“一个‘不同’的社会，发明、创造、产生了新的空间形式……可是生产力已经有了大幅的改变，由空间中事物的产生转为空间的产生。因此，必须先进到这个质的跳跃的最终结果。这包括持续量的成长，不是打破它，而是释放其全部潜力。”⑥显然，阿来的小说创作也印证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巨大能量，由于“机村”空间的独特性，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在民族地区、宗教地区、边远山区的解放力量，更加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紧密结合，集中表现了以阿来为代表的藏族同胞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和歌颂。

其次，与短篇小说突出“空间的生产”内涵不同，阿来在长篇小说《空山》中突出了“空间的反思”价值。《空山》第二卷《天火》讲述“机村”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使“机村”的森林遭受巨大破坏，但大火对“机村”并非致命威胁，接着，阿来在《空山》第四卷《荒芜》中讲述了文革期间的伐木运动给“机村”带来了致命灾难。在阿来看来，自然灾害并没有给人类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反而是人类活动毁灭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阿来空间叙事具有明显的反思意识。阿来的反思意识与新世纪以来的生态主义潮流密切相关，卢梭主义和梭罗《瓦尔登湖》在中国的流行，表明了中国学者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生态哲学和生态美学的兴起，也表明了中国学者的生态意识的高涨。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获得了空前发展，但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近些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环境的破坏也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这个处境，中国知识分子就提出了各种各样保护生态环境的策略与措施，“基于此，自然环境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议题”。⑦可以看出，阿来的空间叙事与新世纪以来的生态主义潮流紧密结合，对人类破坏自然的活动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来把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还追溯到了“大跃进”时期，阿来认为正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伐木运动，造成了中国森林的大规模破坏。显然，阿来把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看作是“历史”的代价，因此，阿来的空间叙事也就包含了反思历史的内涵。20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在中国社会表现了巨大的优越性，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社会地位，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阿来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又对“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对环境的破坏进行了批判，表现了阿来对历史的辩证看法。从自然环境角度来反思20世纪中国下半叶的历史，并非阿来的独创，但在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在乡村叙事中，阿来与莫言、贾平凹等作家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莫言擅长以人的命运变迁揭示历史辩证法，贾平凹喜欢以文化的变迁体现历史辩证法，阿来以生态环境的变化表现历史辩证法。

阿来的“机村”空间叙述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也加强了藏族人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感，甚至还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部分问题。但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环境问题“引出的不仅是一个种简单技术上、知识论上、哲学上的议题，它也引出左翼和保守派的批判。”⑧阿来对生态环境的反思也有可能招致批评，“这种对过去的浓烈乡愁，这种对失去自然环境的抱怨将把我们带往何处？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⑨阿来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空山》中表明，“沉溺于地景美感与自然环境之纯净”⑩将招致发展主义的不满，因为我们所处就是一个强调发展的时代，“今天要谈的是发展，是大事！”11在发展主义的阻挠下，任何关于环境保护的主张都显得脆弱不堪。在《空山》第六卷中，由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村”有了柏油公路、汽车、通信电缆，“机村”设立了风景区，甚至还出现了酒吧和KTV。20世纪末期，在修建水电站的工地上，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村庄遗址，但依然改变不了“机村”即将被淹没的命运，阿来认为，“机村”的发展与进步，与“机村”的保护与淹没一样，并非是由“机村”决定，“机村”只不过是一个村庄，它无法抵抗“发展”带来的巨大诱惑，也无力抗拒现代化的滚滚洪流。众所周知，在乡村叙事中，贾平凹以文化挽歌表达对现代化的反思，李佩甫以人性哀歌表达对现代化的批判，而阿来为现代化反思提供了新的视角。现代化是人类不可逃避的命运，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从自然环境角度来说，现代化又可能涉及了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因为既然现代化可以毁灭古人类遗址，那么现代化也可能毁灭当今人类的生活家园。因此，阿来提出的现代化问题或许更加尖锐，也更加紧迫。

可以看出，阿来描述了“机村”的空间景观，“机村”不仅是历史的村庄，也是现实的村庄，空间与时间浑然一体，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阿来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穿梭，在“历史”与“发展”之间探寻，他赞扬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巨大解放力量，批判了现代化空间生产的严重后果。阿来把现代化建设的后果归咎于“时代”，在他看来，空间停留与时代前进相互冲突，最终结果是，时间把空间推入了不可避免的消逝局面，这就是阿来独特的空间意识。

二、 住宅、文化与权力

村庄和住宅作为空间景观，都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而住宅与人类的关系更为亲密，正如福柯所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12在阿来小说中，村庄是联系历史和现实的桥梁，住宅则是文化与权力的象征。阿来对空间景观的描述都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建构了西藏独特的“地方知识”宝库。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对嘉木莫尔多的描述，从地名释义到神话传说，详细地介绍了它的文化内涵。嘉木莫尔多其实是一种文化象征，因为它表现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山神崇拜。然而，在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描述中，嘉木莫尔多展现的不仅是独特的地方风情，更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这正与《老人与海》对大海的描述一样，无论是海明威的大海，还是阿来的大山，展现的都是一种令人惊叹的战斗精神。其实，在阿来的众多作品中，都不能简单地将空间景观认为是对地方的介绍或描述，而应该看到阿来对地方的创造，这也许就是《大地的阶梯》的重要价值。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提出了关于空间叙述的辩证论，他认为：“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的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做了阐释。”13这种观点为阿来的创作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论支持，阿来在书写西藏，其实也是在创造西藏。

阿来空间叙述的文化意义，在住宅空间的叙述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阿来特别喜欢描述住宅。一般认为，住宅是人类最常见的空间，也是人类最亲密的空间，然而，不能因为住宅常见，就认为它没有意义。无论是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说，还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住宅不仅体现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宇宙观念，而且还体现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首先，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描绘住宅的例子，比如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格非《人面桃花》中的阁楼，张浩文《绝秦书》对周克文家的描述，都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阿来作品中的住宅也表现了西藏独特的地域特征。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描述了一个叫岳扎的小村寨的房子的演变历史，从部落战争时代到土匪横行年代，这些寨房的墙都很厚实，窗户都很小，和平年代带给村落的最大变化就是使窗户越来越宽敞。在阿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寨房的文化地理特征，寨房深受高原地理和藏族文化的影响，在以前的寨房结构中，窗子狭小体现了寨房的堡垒性质，在寨房的演变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汉藏文化的融合迹象。在《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官寨就是一栋典型的住宅，从整体空间环境来看，麦琪土司官寨靠西北朝东南，背靠群山，面朝豁口，三面环水，这是藏族建筑中典型的“壶天模式”围合结构，也就是“盆地-豁口-走廊”的结构组合，这种建筑模式是川康藏地区藏族聚居区的典型村落模式。藏族的“壶天模式”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统一，并充分考虑了青藏高原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因此这种模式被称为理想的“桃花源模式”14。阿来对麦琪土司官寨的描绘应该是借鉴了嘉绒藏族的村落建筑模式，现在嘉绒藏族聚居区常见的建筑主要有住宅、官寨和寺庙三种形式，阿来在小说中对土司官寨的描述与现实中的官寨几乎相同。其次，阿来作品中的住宅表现了传统的风水文化内涵。从风水文化角度来说，麦琪土司官寨位于两条小河交汇处一道龙脉的顶端，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中的“龙脉说”。麦琪土司官寨位于盆地的高处且正对着豁口，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中的“藏风聚气说”。麦琪土司官寨追求“理想风水模式”，“强调一种基本的整体环境模式”。15麦琪土司官寨不仅体现了藏族“萨满”文化，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麦琪土司官寨是汉藏文化融合的重要案例。众所周知，大昭寺是藏族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地，据档案记载，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根据中原风水文化进行选址和布局，而阿来作品再次证明了中原风水文化在藏族建筑中的深刻影响。总之，无论是从地域文化还是从风水文化来看，阿来作品中的住宅都可以说是汉藏文化融合的重要表现，这种文化融合对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在阿来作品中，住宅不仅是文化的象征，更是政治权力的表现。众所周知，从福柯到哈维，从列斐伏尔到布尔迪厄，都强调了空间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尘埃落定》中，阿来也把空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融入对土司官寨的描绘中，尤其是对麦琪土司官寨的描绘，鲜明体现了阿来的空间意识。首先，从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土司官寨代表着权力结构和身份政治。在水平空间序列上，麦琪土司官寨位于村落的上方，地势较高，可以俯视整个村落，它象征着土司对周围寨子的统治，官寨周围的“科巴”人家随时都得听从土司的召唤，这种水平空间结构体现了土司在藏族部落中的权力。在垂直空间序列上，土司官寨的骑楼高三层，上面一层是家丁住房，下面两层是家奴住房，这种住房安排集中体现土司部落的等级制度，住房也就成为身份政治的象征。其实，土司官寨也是土司身份的象征，土司官寨骑楼高三层，其它三面高七层，形成一座碉堡式的格局，体现了土司巨大的权威和自我保护意识。这种碉堡式的格局也隐含了土司思想的封闭性，土司在接受外来信息方面显得自我封闭。其次，从地理位置角度来看，土司官寨更接近汉族地区，表明了麦琪土司与汉族地区有着更为紧密的政治关系，在作品中，阿来也明确认为地理因素决定政治关系，也决定了土司官寨的未来。正如福柯所说，“空间位置，特别是某些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6换个角度来说，麦琪土司官寨的地理位置的选择，充分地证明了藏族土司制度与汉族权力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也就是说汉藏融合不仅表现在文化层面，也表现在政治层面，总之，在阿来小说中，汉藏融合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阿来的住宅书写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对空间叙述的静止分析中，可以看出空间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土司官寨其实就是土司制度的象征。然而，空间对时间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在空间中可以看到时间的发展，即使空间是静止固定的。《尘埃落定》中的麦琪土司官寨在这方面显示了它的独特内涵和价值，麦琪土司官寨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麦琪土司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决定了情节的发展。阿来在小说中讲述麦琪土司的故事时，总是把麦琪土司与汉人结合起来，麦琪土司正是在汉人的帮助下（如母亲和黄特派员），由弱小走向强大，最后也是被汉人消灭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阿来在小说开头部分描述麦琪土司官寨的地理位置，其实是为小说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甚至是为小说的结局做了隐喻。此外，麦琪土司官寨形似碉堡，也具有时间内涵和情节意义，从碉堡似的官寨中可以看出麦琪土司处于险恶的生存环境，麦琪土司统辖数万人，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麦琪土司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处于危险之中，他有可能受到其它土司的攻击，也有可能遭到刺杀，因此他必须把官寨建成牢固的碉堡，并且还得安排众多家丁家奴以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小说后面讲述麦琪土司与其它土司的战争，以及麦琪土司和他儿子所遭遇的刺杀，都与这个碉堡式的官寨紧密相关，官寨表面安全，实为凶杀之所。小说结尾写麦琪土司官寨变成了一堆石头，土司官寨的消失，意味着麦琪土司统治的终结，也意味着小说情节的结束。《尘埃落定》也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土司官寨的小说，空间与时间在土司官寨中结合得如此紧密，空间隐喻了时间和情节的发展，时间凝结了空间的内涵与意义。

可以看出，阿来不仅表现了住宅空间的文化和权力政治学内涵，也表现了住宅空间的时间与情节意义。住宅是空间与时间的集合体，空间蕴含了时间的内涵与意义，在《老房子》中，从一栋老房子能看出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演变。在《尘埃落定》中，从土司官寨中不仅能看到麦琪土司由弱小到强大再到死亡的人生历程，而且能看到土司制度下的权力政治关系以及具有浓郁风情的高原文化。因此可以说，阿来作品中的住宅空间是文化和权力政治学的重要表征。

三、身体、性别与伦理

村庄和住宅都是人类生存的外部空间，相比较而言，没有任何空间比身体更接近人类。身体作为一种空间形式，从列斐伏尔到大卫·哈维都提出了相关论述。列斐伏尔指出，“每个活的身体都是空间并且拥有空间：身体在空间中生产，同时也生产空间”（each living body is space and has its space: it produces itself in space and it also produces that space）。17大卫·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也把身体当作空间形式进行论述，并明确指出：“成为‘万物尺度’的身体本身就是创造它的各种力量进行争夺的场所”。18阿来在作品中表现了身体空间与性别、伦理之间的抵抗与压迫关系，充分地展示了身体空间的性别政治和叙事伦理。

阿来对女人身体的叙述不无例外地落入了性别政治的强大磁场。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名为“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的经典故事，刘小枫把它看作是西方身体叙事伦理产生的重要起源。刘小枫揭示了人类历史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认为人类的男权文化始终包含着“对女人身体的伦理想象”，无论是“美好”还是“邪恶”都来自于“道德规范”，然而“世界上所有古老的道德规范都是男人按自身的意愿编织出来的”。19由此不难理解，女性身体形象其实也可以说是男权文化的重要表征，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言语就像这空间的季候，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季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20在男作家的叙事作品中，女人的身体永远都是被动的客体，都是为了满足男人对女人身体的想象。在新启蒙运动中，女性身体形象一直与“乌托邦”纠缠在一起，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新启蒙作家在物质贫困和精神饥渴之后的自我满足。张贤亮可以说是新时期塑造乌托邦女性身体的重要代表，他笔下的黄香久和马缨花无不是以身体照亮和拯救了空虚堕落的灵魂，章永璘的命运其实也就寄托在女人的身体上，至此，女性身体空间在新时期文学中彰显了突出的意义。阿来与张贤亮有着明显区别，张贤亮把女性身体看作是男人的救命之本，而阿来把女性身体看作是男人的纵欲对象。阿来的《尘埃落定》对女人身体的叙事也体现了男权思想的投射，小说中的母亲、央宗、卓玛、塔娜无一不是绝色美女，而且都是那种美得让男人无法抗拒的女人。毫无疑问，这些美丽的女人都是“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中的“卡吉娅”。正如赫拉克勒斯所意识到的那样，不同的女人意味着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了“卡吉娅”，就是选择了性感和享乐。阿来把这些女人都描写成“卡吉娅”，也许是骄奢淫逸的土司生活的真实再现，也许是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的隐隐作祟，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女性人物表现了阿来对女人身体的想象，也表现了男权文化对女人身体的想象。女性人物在阿来作品中大都只是性对象，阿来借傻子的话道出了男权社会的真正追求，“我只知道对一个人有欲望或没有欲望。”21也许从《自愿被拐卖的卓玛》对女人身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女人在阿来小说中的地位与作用，小说中的卓玛是一个典型的“卡吉娅”形象，她对于男人的价值只是引起性幻想。从《尘埃落定》可以看出，阿来塑造的“卡吉娅”形象虽然身体性感、生活轻逸，但其实“卡吉娅”也夺去了男人的精力和时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阿来把傻子的出生描述成麦琪土司纵情酒色的直接产物，但纵情于“卡吉娅”还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麦琪土司为了得到美丽的央宗，设计杀害了查查头人，致使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于查查头人儿子的复仇。毫无疑问，麦琪土司的两个儿子虽不是死于央宗之手，但都可以说是因为央宗而死。如果把“红颜祸水”的责任全都归咎于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阿来也没有这样做，他把部分责任归咎于麦琪土司的贪欲。然而，阿来又把央宗描述成一个愚蠢的女人，在如此惨痛的悲剧面前，她居然无动于衷，完全是一个“性机器”。茸贡土司的女儿塔娜为了挽救茸贡土司部落的命运，最终成为傻子的妻子，也许从塔娜的故事中，很容易想到人类历史上的无数塔娜式的女人，在男权文化中，女人天生就是政治的牺牲品，这是她们无法逃避的宿命。然而，阿来也把塔娜塑造成一个荡妇形象，甚至塑造成“性机器”。总体来说，阿来关于卓玛、央宗、塔娜的叙事都表现了男权文化的叙事伦理：“卡吉娅”是“邪恶、淫荡”的代名词。在阿来小说中，女性形象大多是“卡吉娅”，她们都可以说是男权制度的牺牲品，但她们的命运很难产生悲剧感，反而让人觉得她们罪有应得。令人困惑的是，阿来为什么喜欢塑造“卡吉娅”？为什么没有塑造“阿蕾特”？在“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故事中，阿蕾特说：

“神明赐予人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不需要辛苦努力就可以获得的；要是你想身体强健，就得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与我在一起，你可以听到生活中最美好的声音，领略到人生中最美好的景致。卡吉娅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灵没有智慧。她带给你的生活虽然轻逸，但只是享乐，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质地完全不同。”22

正如“阿蕾特”所说，央宗与塔娜确实只给麦琪土司和傻子带来了短暂的享乐，并让他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张贤亮小说中，“阿蕾特”拯救了男人；在阿来小说中，“卡吉娅”毁灭了男人，这种差异并非“时代环境”就能解释清楚。单向度地描述“卡吉娅”或“阿蕾特”，体现的是对女人的片面认识，以及对历史的单向度理解。

阿来对男性身体空间的塑造表现了他对男人自我的深刻认识。阿来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大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典型形象，尤其是《尘埃落定》中的麦琪土司，作为土司部落的首领，他在家庭中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把女人看作只是泄欲的工具。麦琪土司的二儿子本是傻子，但也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典型形象，傻子与侍女塔娜的故事最能表现他的的男权思想，傻子与侍女塔娜没有任何感情，他以占有塔娜的身体而自豪，其实，女人对于傻子来说，都只是泄欲的工具而已。阿来小说中的男人都是性欲亢奋的人物，无论是麦琪土司，还是傻子，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纵情女色，情欲在《尘埃落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阿来塑造的男性形象大都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是畸形人，也可以说是一种残缺的男性形象，麦琪土司虽然身材高大，但心智却极其平庸；他的大儿子表面聪慧，实为愚蠢；他的二儿子表面愚蠢，却做了许多明智的事情，但总体来说是一个残疾。傻子在《尘埃落定》中具有重要的隐喻意义，阿来以这种残缺的男性身体空间表达了对男权文化的有意味象征。

可以看出，阿来无论是对女性身体的塑造，还是对男性人物的描绘，都是放置在男权文化的伦理系统中，突出男权对女人身体的想象，也突出了男权对男人身体的构造。女人身体和男人身体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同一主题：情欲。在阿来小说中，情欲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幸福，身体感觉是人生幸福最重要的标尺。在阿来的叙事中，身体欲望有了平等的权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有性欲的平等愿望，并共同努力付诸实践。男人与女人的身体感觉获得了平等，拆解了男权文化建构的叙事伦理。对于生命而言，身体感觉不存在男女差异，也不存在价值的不平等，侍女塔娜的性爱感觉和母亲的离奇身世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许刘小枫的观点更具有启示意义，“在现代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身体沉重的含义没有变，改变了的是对轻逸的评价：什么叫轻逸？与萨宾娜一起（说与卡吉娅一起也一样），生命显得轻逸，有什么不可以？”在当今时代，尤其是在后启蒙时代，人类的“身体感觉已经没有邪恶与美好、淫荡与轻逸的价值不平等”。23这难道不是在颠覆男权文化建构的淫荡与美德的对立吗？因此可以说，阿来既落入了男权文化的强大磁场，又拆解了男权文化的叙事伦理，这就是阿来小说的身体叙事的重要内涵，也是当今时代的生命政治学的重要表现。

小 结

20世纪下半期以来，关于空间的研究向着社会科学的中心转移，空间的内涵逐渐被纳入到美学、政治、哲学理论等领域进行探索，因此，空间不仅是一个叙述问题，也还是一个诗学问题，空间作为想象的诗学在新世纪中国学术转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时间与空间在诗学中交融，地理、文化、政治、哲学在诗学中碰撞，阿来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激发了想象诗学的全部能量。空间是在社会历史中建构起来的一个抽象概念，但它只有与客观的物质因素共同运作，才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作用。阿来小说中的村庄、住宅和身体是作为空间概念的物质载体，充分展现了空间叙述的丰富内涵。阿来小说的空间叙述还充分表现了空间与时间的密切关系，无论是对过去历史的表现，或者对现代化的思考，甚或是对未来的想象，阿来都把时间融入空间进行叙述，空间与时间的统一是阿来空间叙述的重要特征。

 

注释:

①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

②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③ [法]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④ H. Lefebvre: The Prof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ress,1991,P190.

⑤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⑥ [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⑦ [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⑧ [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⑨ [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⑩ [法]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⑪ 阿来：《空山.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

⑫ [法]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⑬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⑭ 史利莎，等：《基于景观格局理论和理想风水模式的藏族乡土聚落景观空间解析》，《生态学报》，2011年第21期。

⑮ 史利莎等：《基于景观格局理论和理想风水模式的藏族乡土聚落景观空间解析》，《生态学报》，2011年第21期。

⑯ 莱特，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⑰ H. Lefebvre:The Profuction of Space ,Oxford:Blackwell Press,1991,P170.

⑱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⑲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78页。

⑳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21 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页。

2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76-77页。

2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84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小说研究》（14XJA751001）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5M580904）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