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百年。100年来，中国新诗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深刻艺术地表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历程，作为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旅诗歌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都以其刚健、崇高、壮美的审美品格挺立在时代前沿，激励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尤其在锤炼军人的爱国情怀、英雄壮志以及战斗意志、血性品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当我们重新谈论军旅诗歌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精神的回顾，展望未来的发展，面对现实军旅生活，进一步弄清楚军旅诗歌的来路与前路，是一次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是对过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重新肯定。通过这个肯定来重新认识现实，认识当前历史阶段，对军旅诗歌创作提出的新的要求，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军旅诗人的使命与担当。

在文化自信中发扬诗歌传统

军旅诗歌的创作一直都有传统，这个传统时断时续、时强时弱、时主时辅，但它一直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客观自然的发展规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不断地回顾和总结，通过重温军旅诗歌佳作所表达出来的精神，来感悟新的历史时期那不变的军魂。军旅诗歌的所指是明确的，其精神是贯穿古今的。在过去的100年中，军旅诗歌一直都是中华民族新诗创造的主旋律，而且一直都是在场的，有担当的，也是有强大力量的。如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虽然后来经过谱曲传唱影响更大了，但这些作品首先是军旅诗，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军旅诗歌，还有蔡其矫的《肉搏》与田间的“枪杆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等，鼓舞并唤起了亿万国民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当然，也包括当时对军人英雄气概、爱国精神的激发。事实上，军旅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回顾军旅诗歌的创作，如果从第一次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算起，那么，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全国到处流传的《北伐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后来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得到再现与表演，说明这首后来被改编成歌曲的军旅诗歌，正是军旅诗歌与史同在、为史而生的发轫之作。这首诗歌的作者就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邝鄘烈士。他不仅写了这首诗歌，而且用生命践行了这首诗歌的精神。可以说中国新诗的百年历史，一直都有军旅诗歌的创作相伴。从已经被历史淘洗出来的经典作品来看，无论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若干个历史时期，军旅诗歌一直伴随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发展。事实上，现当代耳熟能详的经典诗人，可以说有一半以上首先是写军旅诗的。灵魂与血性、担当与天职，在军旅诗人的创作中，一直贯穿始终，至今澎湃不息。可以说军旅诗歌是中国新诗百年以来雄浑壮丽、感人至深的主旋律。无论是对历史的表达，还是对现实的抒写，其思想艺术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旅诗的最大特征，我认为是军旅生活本身一直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命运的旋律，才使军旅诗歌的创作与发展，有了刚健硬朗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才有了人性的深度和精神价值。事实上，从上世纪初以来，军旅诗歌始终是以人类先进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成果来指导创作的，是与中国的思想进步并驾齐驱、甚至是具有人类思想文化先锋性的一种文学创作。

在文体自觉中创新艺术表达

考察当下的军旅诗歌创作的现状便能发现：一是部分作品语言粗糙、激情泛滥、空喊口号、诗味寡淡的问题较为突出，二是不追求意境的营造，缺少艺术提炼、表达过于直白，使得军旅诗歌数量虽多，但精品佳作匮乏。诗歌创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按照诗歌创作的规律来写作。什么是诗歌创作的规律？一是要按照形象思维和情感思维的的逻辑，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尤其是主动将自己心灵中的美，放进诗歌创作的规律中去。诗歌创作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个难度就表现在语言的心灵化的表达上，是人的心灵感受世界后对语言的选择、运用与自由的表达。这个表达要求形象新奇、角度刁钻、语言精准，要求精神的高度与艺术的难度和语言的精准度的“三度合一”。

要变难为易，就要借他山之石，即要向国外优秀的诗歌学习。学就要学懂弄通，千万不能一知半解，一定要“化”开，就是要把人家的前世今生与前因后果搞清楚，如果没有搞清楚前后左右的联系，没有弄明白上下周边的根源，又怎么可能不“隔”呢？我们要吸取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精华，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也要极其重视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引领作用。没有理论自信，研究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不可能深入下去，更不可能持久地坚持下去。没有理论根据的诗歌，就好像一个流浪汉，变成了盲目的写作。理论建设非常重要，近年来军旅诗歌理论明显弱化，事实上与军旅诗歌创作的弱化有很大的关系。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创作的实践，创作实践没有产生富有建设性的成果，理论不可能建立在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诗歌创作的成果不多，是影响理论建构热情的一个客观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目前的军队院校里并没有军旅诗歌理论方面的课程设计，也就说不上诗歌理论教学人才的储备。加强军旅诗歌理论建设，最重要的是人才建设，我非常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的军旅诗歌评论家也是明星的阵容，如：周良沛、周政保、张志忠、朱向前、叶鹏、刘方炜等，他们都是军旅评论家，而且都是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及时对当时的军旅诗歌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真诚的批评，加上地方上的诗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吕进、张同吾、吴开晋、耿建华、章亚昕、毛翰、王珂、蒋登科、熊辉、厚夫、祁鸿升、洪芳、颜培杰、姚洪伟、钱韧韧等理论批评家们的加入，给予了军旅诗歌的创作以强劲的理论支持和及时的鼓励批评的指引。于今想来，真是功不可没。加强军队的文学，特别是诗歌理论人才队伍的建设，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在直面现实中迈向艺术高峰

当下，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无疑赋予军旅诗人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丰沛的诗意灵感。但是，也有人认为：“离现实越近，离审美愈远。”这种所谓的“观点”，显然是对审美创造理论一知半解的结果。事实上，审美需要距离，但指的是心灵的距离，而不是生活的距离。很多经典诗歌，就是当下的在场的写作，如光未然当年在抗战烽火中写出的《黄河大合唱》以及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蔡其矫的《肉搏》、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麻扶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等，都是作者当时即刻进入了审美的境界，瞬间就有了灵感。比如《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田汉同志在狱中写在香烟包装纸背面的瞬间式的创作。但是，无论是当下在场的创作，还是时隔久远的以历史事件与人物为写作对象的创作，其实都有距离，即心灵的距离，艺术上叫做“间离”，也就是心灵上的重新条理化。在场的、当下的、要进入心灵，历史的、久远的、更需要心灵化。这是创作的规律。

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已经成为军旅诗人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无论如何都必须迎难而上。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先解决生活的问题。我认为对生活的认识与对艺术表达方式的掌握，是同等重要的大事情。首先要解决认识的不足，其次要解决生活的不足，第三是解决艺术创作的准备不足的问题。由于当下军旅诗歌是以部队官兵自发创作为主，专业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极少，从生活到艺术的过程，并不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下意识的过程，要写出优秀的诗歌，对生活的认识就不能停留在表面。对于生活，一定要实现心灵化浸透，才可能实现心灵化的表达。对强军兴军伟大征程的反映和书写，也同样如此，一定要对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有真正的投入与心灵的体验，才有希望写出深刻的震撼人心的充满活力的诗歌。

毫无疑问，振兴与繁荣军旅诗，是推动军事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工程。时代在变化，但是千变万变军魂不会变。中国军旅诗的军魂永远是不变的。变与不变只在于形式与内容的不断转换，核心思想及魂魄——永远都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守住这个根本利益，追求形式的多样化和表现的丰富多彩，就是军旅诗歌发展的自然走向。至于终极的目的，仍然是对军魂不朽的表达——这也许就是军旅诗歌的终极走向、终极向度、终极目的。

军旅诗歌有高潮也有低谷，不会永远在高潮上也不会永远跌入低谷。目前的军旅诗歌似乎处于低谷的状态，但是随着部队官兵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对军旅诗歌内心的需求越来越大，需要表达的奔放的、潮涌般的激情也越来越多，一定会有势不可挡的诗歌杰作诞生。我相信，这些作品一定会承继过去的优良传统，学习当今世界最优秀的诗歌精华，成为21世纪中国当代诗歌的脊梁。光荣源于梦想，有梦想一定会有作为，有作为一定会有结果。我相信，军旅诗人会有一个丰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