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平时看到关于批评的专题讨论，每每围绕着理想的文艺批评展开。理想的文学批评固然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但我却有些关心不理想的文学批评，或者说，有局限的文学批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追求，而是在朝着理想的文学批评行进的过程中，我更多地体会到了批评本身的限度。所以，这个话题也未尝不值得关注，因为它跟具体的批评实践息息相关。

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自然应该是义理、考据、词章并重。义理主要是指文章本身的学理，是批评家的思想观念，是批评家对文学、对世界、对各种事物的看法。考据，则主要指文章所写的是否符合事实，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或者相对完整的论证过程，起承转合能否经得起推敲。词章，指的是文章在修辞层面的特点或风格。能够在上述三个层面都做得完美、协调，可以说是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我也心向往之。但如果不能兼得，非要做一些取舍，我会把考据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因为批评文章跟学术文章不一样，直陈其事在批评当中不是大罪，很多文学奖的授奖词，比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不会有很多论证，一般是直接讲作家的写作特点和意义，也可以视为很好的批评文章。这样的文章，我个人是爱读的，刘硕良先生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演说》一书，我有一段时间曾放在案头，不时翻阅。

在义理与词章之间再做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把词章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在我个人看来，义理跟词章相当于真与美的关系，能够做到以美启真，以完美的修辞来传达义理，这是好的，不能兼得的话，则求真比求美更重要。

我有不少青年同行，都很强调批评文字的重要性，有的更向往美文批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注意到，这当中大多数的文章美则美矣，在观念方面却是平淡的，甚至是贫乏的。这种文章，并不能开启人思，读之，虽有愉悦，但也只是浅层的、短暂的。法国哲学家当中有很多人，比如说萨特、巴特、波德里亚、德勒兹等等，文章也都写得特别漂亮，可是在学理层面，又经常经不起推敲。他们的写作有很浓的策略成分，在讨论某个问题时，一旦学理层面遭遇困难，往往会选择用含混的、诗意的语言来掩盖言说中的漏洞。波德里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第一次接触波德里亚的著作。那时候，哲学课堂上常见的讨论对象除了他，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等人。把他们的著作放在一起阅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波德里亚的文章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是这两年，我对波德里亚的态度有些改变。我开始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一种经验的断裂，身边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光靠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经典哲学家的著作是无法完全解释的，用德波、波德里亚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来解读，则会显得较为顺当。对于新涌现的现象，波德里亚的确显示出一种非常强大的洞察力。比如说，他对消费社会，对现代生活的景观化与拟像化的分析，都非常有洞见。然而，读他的文章和著作，我依然觉得水分很多，他的洞见总是伴随着巨大的盲见。巴什拉的写作也有这个特点。他的《空间的诗学》与《梦想的诗学》等著作，语言特别美，写得特别诗意，读时会觉得很愉悦，但读完以后，整个人感觉又是空洞的。

在义理、考据与词章中，我把考据和词章放在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但它们真的是不重要的吗？并不是。义理、考据与词章，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批评文章都很难称得上理想。做出这样的取舍，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我所想要强调的无非是，在任何情况下，对批评文章而言，学理都是不可或缺的，求真意识最为重要——如果不把这个放在首位，那么所写的文章不会对所涉及的问题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

如果是文学作品呢？我会做一些调整。我依然认为，义理、考据与词章并重，是文章的理想状态。不得不进行取舍的话，我同样会先放弃考据。但在义理和词章之间，我认为词章比义理还要重要。由此，我又想起在对一个喜欢法国哲学的批评界前辈谈起我个人读法国哲学所产生的困惑时，他说，对于巴特、波德里亚等人的著作，其实不应该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把它们看过是文学作品就够了。是啊，这么一想，我的不少困惑也变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