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近年来，“80后”写作常被认为“欠缺历史感”。随着批评声音的增多，他们纷纷开启写作的转向，以提供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观。丁东亚的创作也在这股“转向的洪流”之中：他早先迷醉于“弃绝者”题材，如今则开始贴着历史的地面，走向时间的纵深，在历史的时空背景中，重提对生命存在的种种理解和见识。他的中篇小说《云落凡尘》（载《钟山》2017年第1期）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二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我们所能拥有、阐释的历史到底是什么？在“80后”一代写作者纷纷转向历史题材写作的时候，这个尖锐的问题是他们不能避免的。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历史似乎就意味着“重返过去的时光”。但“重回历史”是否就意味着简单的题材皈依呢？在克罗齐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不管走到多么“遥远的过去”，如果写作者“历史的观念”仍旧停留在当下，或者停留在一个较为浅薄的层次，则还是无法让阅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历史感”。通过梳理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存在着两种历史书写的方法：其一，以当下写历史，把历史的厚重感和盘托出；其二，以往昔为题材，将事件作古，以时间追述的方式来提供当下对历史的理解。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采用的往往是前一种，目前“80后”写作中常见的，则是后一种。于是，历史便成了“想象的历史”，带着浓重的“想象的历史的乡愁”味道——书写过往的种种，带着当下人的感伤和年华易逝的苍凉，试图在历史的矿藏中挖掘出属于时代的财宝，以提升作品的历史感、厚重感。

有没有第三种历史书写的方法存在？把历史作为一个对象，借助书写历史来反观当下，用了古老的历史态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述现代人对历史祭奠式的虔诚，以资对当下发言，并且以诗意写心中执念？这在丁东亚的《云落凡尘》中被证实是可行的，且更具历史感。

这部小说的故事显得庞杂而略具后现代的意味——它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故事，是“反故事的故事”，是对故事的拆解和挪移。第一章写的是一个因被强奸而发疯了的女人度琼；接下来的四章，围绕着美丽的梅、从略带戾气转变为洞明世事而安于生活的代珊，以及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开锁匠芃，编织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故事；最后一章写的则是度琼的闺蜜素，年轻时离家出走，多年后，在省城卖淫的她用重金拉拢了一群故乡的女人。整个故事呈现为一个散乱松弛的网络，互相勾连又关系不大。度琼和素是闺蜜，两人一头一尾，一个被强奸，一个卖淫，种种的荒淫无度与悲惨凄恻于焉可见。中间部分的历史故事则是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与土匪传奇。

梅的父亲喜欢喝酒，但经济拮据。梅怀着对父亲的爱和怜悯，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能够换来不菲的收入，便以此换取钱财。她勾引上街道上开锁匠的儿子芃，又无法承受自己的痛苦，投河自杀时被芃救起，野合而怀孕。代珊是芃的表妹，为了拯救芃的名声，站出来证明自己当时和芃在一起。二人结婚后，代珊总是怀疑芃偷偷幽会梅，愤恨不已。芃凭借着自己非凡的开锁本领，干起了偷窃的行当，最终去山上加入土匪的行伍。山上的土匪竟是一帮仁义的土匪，他们下山烧杀抢劫，“原来被杀掉的那些财主，不是霸占了人家的田地，就是奸污别人妻女的坏人”。芃加入土匪，因胆怯而无法真正融入，终于向官府告密，被土匪处决。拿起枪枪毙芃的，恰恰是他和梅的私生子蛮娃。最终，一幕大戏在儿子枪毙父亲的一瞬间，显示出了它的荒诞与残忍。

丁东亚不凡的地方便在于，整个中间部分的历史故事，全然没有刻意的历史意向，反倒把那落满了灰尘的时间痕迹擦得锃明瓦亮，仿如当下的时代，熠熠生辉。一旦把历史当作一种情怀与寄托，则历史便会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量，将时间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缝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推动力，主宰着作品的思想高度朝着更为宽广的方向发展。丁东亚不刻意经营故事，反倒是在散漫的书写中，加入了浓厚的历史情怀——那并非是惦念、怀恋与向往的“想象的乡愁”，写来更像是借历史之名而指向一个未来的处所。因此，《云落凡尘》中的历史观念更像是期待与盼望，是发端于当下的不满而来的对于未来的希冀。然而淹没在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却如此琐碎而又带着南方的诗意：古屋里落下的雨滴，池塘边感伤的少女，采茶的山歌和男女间的对歌——实际上，毋宁说这种诗意恰好是一种别样的“乡愁”，仍旧归于历史的一途，却淡化了历史本身的时间性质，而径直指向人的内心，与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自然而然，各安了一份自我的生命存在样式。为了通达这样一种历史，丁东亚另辟蹊径，以女性作为抓手，用了诗意的话语，描摹着“看似历史而实则未来”的图景。

三

如果带着另类眼光来追问“文学的历史镜像”，那么完全可以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的性别是什么？历史是阳刚勇猛的男人，还是阴柔温纯的女人？或者再表层化一些，历史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披阅相关历史著作和著名的传记、历史小说，阅读者不难看出，其中充满着“历史的性别歧视”。就书写的常规现象而言，历史无疑是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是男人们争权夺势、马革裹尸、爱恨情仇的演武场，女人们只能够拥挤在“后妃传”“烈女传”“贞烈传”等简短文字中。偶有文学书写涉及历史中的女性，也只是轻飘而过，作为唐明皇的杨贵妃，或者作为钱谦益的柳如是出现。再要么就是以野史、逸闻趣事的形式给历史增加一些佐料。然而，丁东亚的《云落凡尘》反其道而行之，给历史以明确的性别标识——历史是女性的，是女人们琐碎的日常和姐妹的情感，也是她们肉体的苦难和愉悦。

在对历史进行想象的过程中，丁东亚牢牢抓住的是几个女性以及她们的命运。度琼第一个出场，却是最惨淡的结局——开首处那个充满了诗意想象的女人，最终发疯而死亡。于是，度琼悲惨的结局与对她进行的诗意描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度琼的闺蜜素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勇于反抗男性附庸的命运，在母亲守寡的岁月里，手持大刀吓走了一批批闻着情色气味、预备前来进攻的男人们。然而她反抗得越是激烈，就堕落得越是彻底。在和度琼几乎类似的强烈反差中，素的命运与其说是迫不得已，不如说是自我选择——历史强大的规训力量，恰恰体现在自愿的行为上，它几乎是在无声息的岁月流逝中，磨平了任何一个反抗者的意志。最终，被历史驯服了的反抗者素，竟然带着重金返回家乡，带了更多女人走上同样的道路。结尾处的诗意化语言，再一次显示了丁东亚的匠心：“多年后，当人们再次回想起那片被一只金盆托起的光彩四射的银花，那群与素一起离开的姑娘就成了一个谜。仿佛她们不是去了何地，而是银花绽放时节在云中没了消息。”在历史的深处勘察女性的命运，那谜一样的困惑是历史对女性的漠视与匮乏所造成的。不管以如何的诗意装点日常和历史，她们终归要在人生中遭受侮辱、欺凌与糟蹋。那一群阔别了家乡的女人不会被记住。她们死去，也终将成为“在云中没了消息”的一群。历史的悲哀与苍凉，便在这一群女人身上显现。丁东亚用诗意的话语点染了一幅惨淡却带着凄美的“女性历史命运图”。

跌落凡尘的女性，她们的存在方式丰富而复杂。度琼和素，大概是历史中最为极端的例子。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美到让人窒息的梅，以及她美丽的身体和堕落的灵魂。她以她的美丽来获得父亲的酒钱，最终也在酒和醉里葬送了父亲的性命。女人是一副良药，医治了男人们的贫穷和贪婪；女人也是一剂毒药，谋杀了男人的身体和命运。丁东亚在梅的身上可谓用力太深。风流浪荡如此，梅却活在自己纯美的世界中——哪怕这纯美只是想象。梅最终爱上了开锁匠芃，生下蛮娃之后开始吸食鸦片，并早早消耗了自己的生命。

代珊在小说中所处的位置极为独特，她几乎成了串联故事的一个核心点，其他人与事都从她这里发散开去。从少女时期的“性别洁癖”开始，再到与表哥芃结婚后发现男人的懦弱与卑微，最终对男人失望而绝望，反而与她曾经憎恨的梅成了沉默的好姐妹——这个没有共同追求目标的“姐妹共同体”，只是在命运的撮合下，以怜悯与凄凉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代珊还是与生活和解了，末了，她也与历史和解了。她不急不躁，镇定自如，哪怕丈夫芃偷走了家里的财产，哪怕她培养的后代蛮娃兴冲冲地参加了土匪，她似乎都淡漠如一枚落叶，任眼前云卷雨舒，她只守着自己的一份孤独和淡漠，却不是耗费生命，而是保有生命并在历史的一隅过活。丁东亚用了这样一个人物，似乎是在宣示他的生命哲学：自然而然，大化流行，把历史、时代、性别等全部抛弃，还原生命为生命，从而在命运的安排中择取了存在的和谐与淡然，从容地活下去。

《云落凡尘》的整个文本是由浓浓的诗意语言所环绕的编织物，打破了的故事散落在诗意的片段间，阅读者从中捡起一枚枚诗意的珍珠，串联起来便构成了精美的项链。只不过这精美的项链上写满的并非是富贵与雍容，而是苍凉的时日与凄美的历史。温柔如女性者，是诗意最高处的明亮钻石，飘逸而充满诗情的语言文字从她们的发梢滴落，散碎了一地。丁东亚俯首捡拾起这些破碎的红尘往事，用了小说的样式编织成《云落凡尘》的文本，不经意间却在对历史的涂抹中，哀叹了美人的悲歌，历史的凄楚——红颜薄命的唱词不绝，历史无情的故事不断，活在时代中的人们必将在时代的洪流中如她们一样，成为多少年之后其他书写者笔下的往事，等待阅读者的凭吊与惦念。历史的本质只在你我平淡而凡俗的生命中，从云端跌落，再归于虚无。这苍凉的诗意，与其说是营造生命存在的氛围，不如说是状摹从云端跌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