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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荣均:在场写作之忧郁多色

2017年05月18日11:46 来源:文学报 沈荣均

当下,现实主义题材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瓶颈问题。比如有的所谓屏幕作品,虽炒作厉害,但还是未突破“摆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低估生活的问题———生活远比想象要鲜活、生动,耐人寻味。

于是,颇赞赏在场主义的先见之明。在场主义作家预言:一,自由写作的高度和介入现实的难度;二,任何题材或文本的翻新远不如生活更有生机。但即使是在场写作,也正在面临分化,步入“后在场写作时代”。

应该说周闻道的写作,一直“在场”,这与他致力于日常生活的问题关注有关。非虚构文本《国企变法录》、《暂住中国》,关注的是国有企业转型和城市暂住人口问题。两本作品的问世,不仅对当下现实题材散文写作是贡献,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与这两本著作不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 《红尘距离》,虽未深度解剖某一具体的现实问题,却因为其“碎片化”、“镜像化”、“符号化”,更能呈现日常写作的基本面貌———后在场主义写作的常态。

周闻道的“红尘”,给予了我们不一样的发现———在封面呈现中,它是凝重的色块,又触及生活的细微,人性的根部,现实的距离。这种若即若离,更像是某种暗示———那忧郁的底色,宣示作家坚守良知的“存在感”,以在场写作的名义———问题导向、底线意识、非理思维和文本品质。我们可以把这几种状态,视为在场主义写作的存在底线和艺术视线。这或是《红尘距离》于华语散文写作多种可能性的启示。

从问题介入现实,不是文学的发明,却是在场的出发和立足点,关于这一点,周闻道是清醒的。一味地回避问题,何谈丰富、力度和厚重?若连这都认识不到,散文可以不需要了,文学也可以不需要了。关于底线意识:在场写作是有底线的。散文的底线则是良知。在场提倡散文写作的良知,并非简单地考量“真实性”问题,而有着更为形而上的意义:作家的良知和社会的良知,在散文写作中始终存在,最后于文本中形成一致。这真诚贯彻在周闻道的日常写作中。他的笔下有许多“怀疑”“镜像”“梦幻”,它们构成虚拟的、不确定的“周闻道的生活”。

一直以为,优秀的散文与诗歌一样,也应“不可理喻”的———跳跃、闪烁、漫无边际、置逻辑于不顾。如果僵化理解“形散而神不散”,不仅禁锢散文的文本,还扼杀感受生活的渠道和趣味,这是我理解的非理思维。而在文本品质上,不管是“十七年”散文中的“模式化”,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的“庸俗化”,都是在场写作所拒绝的。那么,在场文本究竟坚持什么样的品质?以《城市幻像》 一辑为例:《一只麻雀飞到电线杆上》的柔软和忧伤;《街头》的冷峻、局促和压抑;《巷尾》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密不透风;《车站》 的时空穿梭和自由开合;《大门》的推波助澜,此起彼伏……表面上随手拈来,散漫轻松,观其细部,你会发现那些散点,在清晰地聚焦,在缓慢地流淌,仿佛春天的植株,耕于大地深处,咯嘣咯嘣地走根,朝着四下里分蘖、拔节、突围……这便是在场叙事的“生长性”,它塑造了周闻道散文文本的品质,低调,内敛,摇曳多姿,以及不可捉摸的多种可能。

感谢周闻道 《红尘距离》,他所奉献的不仅是在场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也是现实题材散文文本的多种可能性。虽然周闻道一个人在场写作的忧郁色彩,加剧了现实题材写作的悲剧意义,但他又不是“一个人”在坚守。周伦佑的生命体验和命运暗示的诗意栖居,张生全波澜壮阔的历史旁证,雨余天的时代人情风物审美体验,虽与现实有些时空上的“间离感”,但从写作者的初衷、过程和指向看,此“间离感”已被在场精神勾连和模糊。可以说在场作家团队关于现实题材的写作实践,是以更弯曲的姿态、更隐忍的笔势,并朝着多个角度拓展和突围。

(《红尘距离》周闻道/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