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现实主义题材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瓶颈问题。比如有的所谓屏幕作品，虽炒作厉害，但还是未突破“摆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低估生活的问题———生活远比想象要鲜活、生动，耐人寻味。

于是，颇赞赏在场主义的先见之明。在场主义作家预言：一，自由写作的高度和介入现实的难度；二，任何题材或文本的翻新远不如生活更有生机。但即使是在场写作，也正在面临分化，步入“后在场写作时代”。

应该说周闻道的写作，一直“在场”，这与他致力于日常生活的问题关注有关。非虚构文本《国企变法录》、《暂住中国》，关注的是国有企业转型和城市暂住人口问题。两本作品的问世，不仅对当下现实题材散文写作是贡献，也引发了一些社会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与这两本著作不同，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 《红尘距离》，虽未深度解剖某一具体的现实问题，却因为其“碎片化”、“镜像化”、“符号化”，更能呈现日常写作的基本面貌———后在场主义写作的常态。

周闻道的“红尘”，给予了我们不一样的发现———在封面呈现中，它是凝重的色块，又触及生活的细微，人性的根部，现实的距离。这种若即若离，更像是某种暗示———那忧郁的底色，宣示作家坚守良知的“存在感”，以在场写作的名义———问题导向、底线意识、非理思维和文本品质。我们可以把这几种状态，视为在场主义写作的存在底线和艺术视线。这或是《红尘距离》于华语散文写作多种可能性的启示。

从问题介入现实，不是文学的发明，却是在场的出发和立足点，关于这一点，周闻道是清醒的。一味地回避问题，何谈丰富、力度和厚重?若连这都认识不到，散文可以不需要了，文学也可以不需要了。关于底线意识：在场写作是有底线的。散文的底线则是良知。在场提倡散文写作的良知，并非简单地考量“真实性”问题，而有着更为形而上的意义：作家的良知和社会的良知，在散文写作中始终存在，最后于文本中形成一致。这真诚贯彻在周闻道的日常写作中。他的笔下有许多“怀疑”“镜像”“梦幻”，它们构成虚拟的、不确定的“周闻道的生活”。

一直以为，优秀的散文与诗歌一样，也应“不可理喻”的———跳跃、闪烁、漫无边际、置逻辑于不顾。如果僵化理解“形散而神不散”，不仅禁锢散文的文本，还扼杀感受生活的渠道和趣味，这是我理解的非理思维。而在文本品质上，不管是“十七年”散文中的“模式化”，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散文的“庸俗化”，都是在场写作所拒绝的。那么，在场文本究竟坚持什么样的品质?以《城市幻像》 一辑为例：《一只麻雀飞到电线杆上》的柔软和忧伤；《街头》的冷峻、局促和压抑；《巷尾》的小心谨慎，步步为营，密不透风；《车站》 的时空穿梭和自由开合；《大门》的推波助澜，此起彼伏……表面上随手拈来，散漫轻松，观其细部，你会发现那些散点，在清晰地聚焦，在缓慢地流淌，仿佛春天的植株，耕于大地深处，咯嘣咯嘣地走根，朝着四下里分蘖、拔节、突围……这便是在场叙事的“生长性”，它塑造了周闻道散文文本的品质，低调，内敛，摇曳多姿，以及不可捉摸的多种可能。

感谢周闻道 《红尘距离》，他所奉献的不仅是在场写作的多种可能性，也是现实题材散文文本的多种可能性。虽然周闻道一个人在场写作的忧郁色彩，加剧了现实题材写作的悲剧意义，但他又不是“一个人”在坚守。周伦佑的生命体验和命运暗示的诗意栖居，张生全波澜壮阔的历史旁证，雨余天的时代人情风物审美体验，虽与现实有些时空上的“间离感”，但从写作者的初衷、过程和指向看，此“间离感”已被在场精神勾连和模糊。可以说在场作家团队关于现实题材的写作实践，是以更弯曲的姿态、更隐忍的笔势，并朝着多个角度拓展和突围。

(《红尘距离》周闻道/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