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拙著《批评的现代性维度》与读者见面了。为什么要把“现代性”纳入我的文学批评呢？有必要向读者朋友做一简单交代。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长，至少比文学创作时间短得多。文学批评仅仅作为哲学思考的一个途径，透过文学表征，看取万千世界，我以为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论。说实在的，这些年搞文学批评，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批评究竟是什么，要发挥怎样的作用，批评为什么越来越没人信了，广受质疑和诟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也是我与批评界的朋友们每每论及都躲不开的话题。其实，说透了作家们的创作问题和文学批评存在的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现代性”问题。创作是这样，批评更是这样。

黑格尔曾经说过，概念构成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网结。说起“现代性”这个概念，话题就长了。这个词本身就是指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同时也是指理性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西方在16世纪以前也是没有现代性的。直至16世纪初到17世纪伴随着法国启蒙运动，出现了影响世界进程的“三大发现”，即“地理大发现”、“知识科学大发现”和“人的发现”。特别是“人的发现”，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我们从西方美术史就能直观地看出，那个时期西方绘画雕塑的主题就是“人”。如果要问什么是现代社会，我认为“人的现代性”就是最为主要的一个指标。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人的现代性，其他所谓的现代性都是伪命题。回到我们国家，在学者李欧梵看来，中国的现代性始于20世纪初期，“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对于都市文化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其实，中国的现代性正式登场，我以为发轫于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是一个标志。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启蒙的话题再次被提及，开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话题本身被遮蔽了几十年，这就使“现代性”成为当代中国稀缺的品质。

文学研究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走向深入。纵观中国的文学，其根本问题还是现代性问题。我们根植于传统太久了，我们在古典的陈酿里浸淫得太久了，如缠绵难愈的老病，一遇异常的天气就会反复发作，而自己已经无法确证了。康德说：启蒙就是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真正人类的启蒙。理性的自由，那是人觉醒的必要条件。海明威说，写作就是写人的觉醒，或者说人的不觉醒。小说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他要观察人在走向觉醒的路上在做什么。他有多么觉醒或者有多么不觉醒。中国的现代文学，同样是肇始于五四时期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实就是写人的不觉醒状态。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深刻的，那就是“吃人的社会和吃人的文化”，并为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鲁迅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后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作出的振聋发聩的批判，虽然现在来看也有偏颇之处，但不可否认，《狂人日记》在开启民智、运用理性方面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的启蒙价值，其意义是深远的。后来，随着时移世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学回到了那种伪道德、伪善、伪君子的一套，严重影响到文学的健康生态。哲学家邓晓芒说过：中国作家老是想着“回归”，凡是想借助于回复到人的自然本性、回复到植物和婴儿或天然的赤诚本心来沟通人与他人的人，都必将消灭可能性，即消灭人，都必将导致不可解的悖论。

曾记得季羡林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看，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经历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傲视全球的勇气和能力，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世纪。而另一层意思是，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看，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联系在一起，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必须以整体性的全面改革予以应对。这也正如邓晓芒所说的：“这是一个人类和人性的全部矛盾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最突出地由14亿中国人展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世纪。”它表现的最大特点就是“东西方两大文明最为剧烈的‘化合反应’”。谈这个背景，就是说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与以前的传统农耕文明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尽管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中国目前处在几种社会形态共存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这个社会里。”有存在主义，有现代、后现代，有消费主义，有封建主义，有传统主义等等。但主流的社会样态，还是以民主、平等、自由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虽然我们的现代性还不充分（有些学者以为我们的现代性已经过头了、需要回归，其实我们的现代性还远未完成）。这是我们的国情，同样也是我们从事文学活动的语境。不论是文学创作或者文学批评，离开了这个语境，一切问题都是伪命题。

我之所以要把“现代性维度”纳入我的批评视野，原因就在于此。虽然我知道面对一些作家，有时对话本身就不太对称，但我还是愿意去发现他们作品中的“现代性”因子。我以为批评家的功能和作用就在于此。作家们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没有自觉到的，就是要通过批评功能让他们意识到、自觉到。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秉承和践行的批评观。

这本集子大致应该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当前文学思潮的看法和观点。这一部分量不多，但谈及的面比较广，涉及到当前的文化精神现象，这也是我多年习学哲学所得，可作为对当前文学语境的探察和解析。重点部分则为后一类，是我对作家创作个案展开的研究。我知道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了，特别是就文学谈文学、从传统的审美谈文学、在学科规定性之内谈文学，大多数高校文学学科的教师做的基本都是这些工作。从近年来对社会的观察和自身阅读积累出发，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资源已无力支撑对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现实文本的阐释。现代社会需要与之相应的现代理论。就文学而言，同样现代文学也需要现代文学理论的引导和分析。如果两相不对称，势必会错位，驴头不对马嘴。文学是人学，文学反映的是人的“此在”状态。现代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前现代文学，主要在于其价值标准不一样。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这几年不遗余力开展的一些文学批评，纳入我批评视野的作家，我都是在用“现代性”这一标准来衡测他们的创作。对每一位论评者，我都力求真诚对待，认真研究，发现他们创作的异质，鼓励和引导他们的创作。究竟作用有没有、有多大，不是我所考虑之事。悟道有先后，修行靠自己，在我，做了就行了。

（《批评的现代性维度》，赵炳鑫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