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在发表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优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的女作家钟雨对女儿说道。一时间，随着小说的广受争议，“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也传遍文坛，成为作者张洁本人重要的自我形象，成为那一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称谓特指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上中国社会舞台的知识分子。“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一形象究竟呼应着一个怎样的主体？“只能是”三个字所流露出来的无奈与固执，暗示了这一“时代典型主体”形成过程中的被动性与主动性。对于理解张洁及其一代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这一形象、主体与时代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许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角度。

“张洁式的50年代的理想主义”

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王蒙提醒读者注意，在张洁那些“不无发泄报复意味的恶言恶语”后面，其实仍然可以发现“张洁式的50年代的理想主义”“张洁式的‘森林的孩子’式的乌托邦”，以及“不能忘记却又无法不忘记”的“爱情乌托邦”。王蒙实际上指出了张洁精神内核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气质，以及其中的层次。

这种理想主义首先带有“公共”的性质，并且与时代紧密相连——“50年代的”。也许王蒙本人的《青春万岁》是对此最好的注解：“所有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那些解放之初的北京的中学生们，以一种未来主人翁的姿态热情地拥抱生活，在英雄主义的崇高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的光照下，以一种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编织着集体的七彩幻梦。这是时代情绪的投射，是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欣欣向荣的气象，与青年学生火红的青春交相辉映。

与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与乌托邦激情相关联而被推崇提倡的，还有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部分。一方面通过毛泽东本人卡丽斯玛式的个人魅力而形成的道德感召力，一方面通过在阿尔都塞统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家庭、学校、文化传媒领域所展开的正面宣传和反面教育，一种50年代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开始深入人心。

在后来者的追述中，“50年代单纯”“50年代干净”“50年代祥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对我说：那时工作多，但人们不觉得累，那时困难多，但人们不气馁。那时人们都有理想，相信有党的领导，美好生活一定会在自己手里出现。”对50年代的诗意描述，我们还可以举出王安忆的小说《富萍》为例。书中写到一位乡下的女孩子在50年代来到上海，足迹遍及上海的大街小巷：从淮海路的上层社会的弄堂，到苏州河的船队棚户区，并最终落户于梅家桥的底层人家。此时的上海朴素沉闷，却跃动着底层人物活泼的生命形态，淳朴而坚定过日子的心。在谈到小说《富萍》的创作动机时，作者表明了她对于50、6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肯定：

那时社会有一种秩序，旧的秩序还没断，新的因素又进来了……在平民的生活中，确实利益增进了。我认为，他们当时过着一种很单纯很朴素的生活，劳动所得养活了自己，这种健康的生活滋生出正直的道德，这种道德充实了精神，我称之为自给自足，我写这篇小说是有对今天生活的反抗，我对今天的生活确实不喜欢，是在挥霍，大把大把地挥霍，挥霍时间、物质、生命，挥霍感情、精神。

王安忆生于1954年，50年代的中国生活对于她可能更多地需要借助于想象，而对于张洁，则是储存于记忆中的切身体验。1956年张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学习，1960年大学毕业，50年代刚好是张洁从初中到大学的时光，是她个人生命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在一篇散文中，张洁曾经以一个独特的角度书写了她对于1950年代的记忆：

由于总走陇海铁路那条路线，又因时间的合适，常乘某次列车，便和那次列车上的列车员熟络起来。他们对我这个独自旅行的少年很是关照，和蔼可亲，笑脸常开。而且是那种由衷的、给人以温情的笑脸，而不是算在五星饭店成本里的、也不是高薪应聘出来的笑脸。每逢上车看到他们的身影，年少的我就感到平安。还有车上的饭菜，货真价实，物美价廉，照比我们家的伙食，那样的饭菜就是改善生活了。所以每到寒暑假，我不但为即将见到母亲兴高采烈地登上火车，也怀着一份与他们重逢的愉悦登上火车。但那一代列车员后来可能都当上了教练或领导，慢慢地少见、以至完全不见了。

解放初始，母亲和周围的铁路员工还穿上了苏式毛呢铁路制服，式样做工很入档次，缀着模压了人民铁路符号的黄铜扣子，更加一顶大盖然而小檐的帽子，正中缀有红白两色人民铁路符号的帽正。

抗战后期，父亲将我们母女遗弃在陕西，贫穷和在山沟窑洞里的生活，使我们和外部文明世界长期隔绝。从我记事起，我们总是一身老百姓染缸里出来的靛蓝，不知何为亮丽。此时母亲却摇身一变，大盖然而小檐的帽子压在修长的眉毛上，真是神气活现。对我来说，那套制服无疑于现在的意大利名牌。那时她不过三十八岁，苗条清丽，挺拔俊秀，双目闪动着免除失业恐惧后的风发意气。

所以，那时我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当一名铁道员工，这一志向不能说和那套苏式毛呢铁路制服、以及闪动在母亲双目里那种免除失业恐惧后的意气风发无关。

也许是受苏联文化，尤其是苏联电影的影响，那时的铁路员工似乎很注意自己的修养，手脸洁净、服务优良、举止文明，一派有文化的新式工人模样。有一段时间，我设计未来的白马王子，竟以火车司机为是。

20世纪50年代被作者以抒情的笔触呈现出优雅朴素、温情友爱的明亮底色，与之参照的是作者对解放前度过的苦涩童年的酸楚记忆。由此不难理解张洁对于新中国的认同，这种“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观念并非是被教育出来的，而是从作者的亲身经验中得来，“穷人翻了身”，或者如王安忆所言，“在平民的生活中，确实利益增进了”，但是张洁所看重的确实又不是，或者不只是这种简单的“利益增进”，靛蓝粗布换成了苏式的毛呢大衣，这种物质性的转变被张洁富含诗意地感受为一种精神性的解放：母亲旧貌换新颜，“双目闪动着免除失业恐惧后的风发意气”；车上的列车员给与一个独自旅行的陌生少年的充满温情的关照，那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真情，是社会主义“同志”间的友爱和阶级情谊，也印证着无产阶级地位的上升；而对张洁可能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那种“修养”，“手脸洁净、服务优良、举止文明，一派有文化的新式工人模样”。而这种修养“也许是受苏联文化，尤其是苏联电影的影响”，正如苏联文化对于张洁这一代的人滋养一样，“苏联文学表现的是真正的人，是人的理想，尊严、道德、情操，是最美丽的人生。苏联电影也是这样无与伦比地健康、清纯、欣欣向荣。”苏联文化，连同在它的影响下形成的“50年代文化”左右了张洁对50年代的个人感受，这种理想化的50年代：独立、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一种真善美的合一，便形成了“张洁式的5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构成了“张洁的固执的与洁癖的、颇富形而上意味的乌托邦”。

同时，这些朴素的平等观念，对人性美好的期待，对未来世界的向往，内在地呼应着党的教诲，因此，与彼时的许许多多青年一样，张洁毫不奇怪地成为了“一个炽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一个不可动摇的未来乐观主义者”。而且，由于童年的不幸遭遇和内敛的性情，这理想与信仰尤为深刻地内化，根深蒂固。直到成为一名知名作家，张洁仍曾在国内外各种公开场合豪迈地宣称：“我信仰马克思主义”：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国际歌》是最壮丽的歌曲。我仍然记得我当学生的时候，每当“十·一”站在天安门广场，军乐团的铜管乐奏《国际歌》的那种撼动我整个身心的激扬感。那旋律仿佛充溢着整个宇宙，从我头上的天空，从我脚下的大地，从我周围猎猎作响的红旗，从每一个人的心上发出强烈的回声。我热血沸腾，意识到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部庄严和神圣，理解到人们为什么可以唱着这支歌去战斗、去赴汤蹈火。我清楚在我短暂而匆忙的一生中应该做些什么。

集体中的“个人”

作为《青春万岁》中杨蔷云、郑波的兄弟姐妹，作者王蒙，也包括张洁，属于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这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怎样的精神特质，是一个值得分析探讨的问题。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活动期主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前十七年，故而许纪霖把他们称为“十七年一代”，“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联共（布）党史》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裴毅然在其《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一书中，延用了许纪霖的划分，强调他们是“少共知识分子”。作者称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最糟糕的一代”，给出了相当低的评价，“就整体而言，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期，知识结构封闭单一，既是‘最纯洁的一代’，也是‘最幼稚的一代’‘最偏激的一代’”。这代知识分子因为追求整齐化、集体化而放弃了个性差异，作者从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的思想立场与价值追求的角度对他们提出了批评。刘小枫以知识社会学的分类方法，将这代知识分子归为“解放的一代”，虽然他也认为这代人“首要的特点是知识类型及其价值意向的意识形态同一、整合化”，但同时指出这种“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而非被动采纳”。刘小枫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触及意识形态运作的秘密。一如葛兰西在其富有创造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表明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的某种积极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

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理论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有机知识分子”，我们或许可以借以来描述“十七年一代”或“解放的一代”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区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能够自治并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自认为是“独立的”、自治的并且具有自我特性等等。”而有机知识分子则与特定的历史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这些有机知识分子直接为该阶级服务，他不应该皓首穷经地埋头于经院哲学，而应该具备积极的行动能力，并力争成为“领导者”：“成为新的知识分子的方式不再取决于侃侃而谈，那只是情感和激情外在和暂时的动力，要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做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同时超越抽象的‘数理精神’）；我们的观念从作为工作的技术提高到作为科学的技术，又上升到人道主义的历史观，没有这种历史观，我们就只是停留在‘专家’水平上，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和政治家）。”既然知识分子在整个上层建筑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一个统治集团自然不应忽视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一方面也要积极地改造传统知识分子，使其“有机化”：“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就越便捷、越有效。”

“十七年一代”知识分子是作为有机知识分子来培养的（虽然这种培养未必成功），“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理论家的队伍”，因此，在评价这一代知识分子时，“传统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并不适用。通常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本质特征的独立的个体精神，在此被视为灵魂中的小资产阶级胎记，被放大为“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遭到批判。他们被要求无条件地投入集体，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

1949年之后，政府在教育上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显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培养方向，一个突出的倾向便是仿造苏联模式，把通才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改造成现代式的专家。然而，正如苏珊娜·佩珀所指出的，“苏联模式要需要容纳中国人口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制度还不准备这样做。”替而代之的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口号“又红又专”。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培养，甚至受到了比专业技能教育更多的重视。这意味着，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具备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高度的集体主义观念，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并拥有先进的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由此形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政治关怀。

阿尔都塞在关于“主体”的论述中，曾提出一种所谓的“质询”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个体被询唤成为主体，主体能够认同埋藏在特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话语。“个体作为一个（自由的）主体被质询，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服从于主体的训诫，也就是，以便它能够（自由地）接受它的屈从地位”。迈克尔·贝肖感到有必要发展这一论点，从而可以使主体有能力抵抗那些传送意识形态立场的话语形成。在《语言、语义学和意识形态》（1975）中，贝肖将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主体”区分为“好主体”和“坏主体”，前者可以“自由地”接受在“身份认同”的总体行动中由特定话语投射出的自我形象，而后者拒绝接受在“反身份认同”行动中由话语提供的身份。贝肖给与我们一种提示，在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层次，既可以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臣服，也可以表现为对于它的程度不一的反抗。进而言之，在所谓“好主体”与“坏主体”之间也应该存在着诸多的过渡形态，所依据的是其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契合/背离程度。

“十七年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是在一种集体主义的观念下成长起来的，但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张力，当这种张力形成冲突，得以彰显时，在权力所有者看来，他们便是“坏主体”，或至少是不够好的主体，需要接受“再教育”加以思想改造。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7）中塑造了一个对革命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青年林震形象，他来到中共北京某区委会工作，对机关的种种现象感到困惑，理想主义的热情遭受了打击，他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使他与主导的意识形态之间产生了缝隙。“这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国的‘疏离者’的命运的故事。主人公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结果却发现他不被接纳，他无法融合在这一环境中。”洪子诚以老到的文学史眼光将这篇小说与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联系在一起，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原型结构”，“这是‘五四’以后小说中‘孤独者与大众’的主题的延续。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决断的个体，他们对创建理想世界的革命越是热情，忠诚，对现状的观察越是具有某种洞察力，就越是走向他们的命运的悲剧，走向被他们所忠诚的力量所抛弃的结局，并转而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无法确定的困惑。”这里所评述的既是小说中的“象征世界”，也是小说之外的现实世界。不久，王蒙因写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获罪，他被从一个人民的集体中剥离出来，送到另一个人民的集体中接受再教育。“十七年一代”知识分子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数不少，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虽然这一代知识分子生长在红旗下，被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培养，但在他们的主体构成中，个人/集体之间的二元结构依然存在。

作为“重放的鲜花”“右派作家”的同路人，张洁在“文革”前虽然没有创作，但是在“新时期”登上文坛之后，却表现出了与“右派作家”，如王蒙、刘宾雁、丛维熙、李国文等人相类似的思想倾向与文学追求，在与“左倾”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冲锋陷阵，写下了《场》《沉重的翅膀》《尾灯》等作品，仿佛延续了在“百花文学”“干预生活”的潮流中未竟的事业。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上亲密的血缘关系。虽然，张洁并没有过“右派”经历，但是她一再说起她从小到大不是一个好学生，“在大学念书时，必修马列主义，我学得一塌糊涂。但我吸取了它的精髓，比如，‘怀疑一切’，我认为马克思所有的理论，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怀疑是一种理智，比盲从好”。刘小枫曾说，“从整体上看，‘四五’代群与‘解放的一代’有一形式上的相近似之处，这就是与‘相信’的意义相结合的理想主义心性品性”。当这种单纯的“相信”走向复杂的“怀疑”，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好主体”便开始变质。

在为数不多的零星自传和自述体散文中我们知道，张洁有一个“寂寞的童年”，“由于过分的认真，也过分地珍惜，反而变得傻气”，“以致那认真的，没有竭止的感情会使伙伴们害怕而逃走——为了逃避由于不能同样地给予而带来良心上的歉疚。”这些必然使得她过早地意识到寂寞，而一个女孩在寂寞中是敏感尤甚的，“她独自一人，在大自然里，野生野长地摸索着长大了”。自小被遗弃的孤独感，也可能助长了个人对于社会的疏离。

“资产阶级文学”与“共产主义小说”

在谈论“十七年一代”作家/知识分子的主体构型时候，苏俄文学/文化的影响是无法绕开的话题。“苏联是我少年、青年时代向往的天堂。”这是那一代人的心声。从精神文化上来说，20世纪50年代堪称“苏联的时代”，苏联的精神文化产品在中国大行其道，风靡一时。一如王蒙的夫子自道：“苏联文学给我的影响也说不尽。我不仅是从政治上而且是从艺术上曾经被苏联文学所彻底征服。”而彼时具有中国特色的“红色经典”尚未具规模，《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经典都是迟至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才陆续出版。此时，这一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已基本形成，因此，可以说，苏俄文学/文化为他们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精神食粮。我们还记得，王安忆笔下的落难作家“叔叔”，在那个遭放逐的风雪暗夜，被一个俄罗斯童话点燃了理想之光，那只宁可饿死也只喝鲜血不吃腐肉的雄鹰，成为他不无自恋的主体镜像。如王蒙所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丛维熙、茹志娟、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而发展成为一种“苏联文学情结”，这种难以消解的情结无疑是“十七年一代”作家主体构成的重要方面，它包含了“从帝俄文学时代延伸至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等等人类所应具备的优秀品质”。

苏联文化在50年代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方向”是由彼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在1949年至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照搬苏联模式，是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政策决定“一边倒”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同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切的使命感也促使中共领导人这样做，就像毛泽东所说的：“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全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除了对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外，苏联的影响还起着广泛的作用。“尊苏联为‘老大哥’的宣传手法以及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口号难以鼓励批判性的模仿，结果在许多领域中出现了盲目照搬的情况。”以高等教育界为例，学习苏联的一系列的举措包括：院系调整、细化专业、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教材和教科书，成立高等教育部等等，也包括更直接地排出留苏学生、翻译苏联教材，以及广泛地学习和仿效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方法：

口试连同口试的摆设也是模仿苏联的。远在昆明那样的城市的大学生进行口试，坐在铺有桌布的桌子旁边，桌子上摆着鲜花——“因为苏联是这样做的”。广泛地组织起来的课外活动也是中国教育中的新事物。例如，课外活动之一是以苏联植物学家米丘林命名的米丘林小组。小学的班级组成这种小组，负责照看教室绿角里的植物。学生们被鼓励去学习苏联英雄的精神，他们生活与功绩在50年代一代青年中的知名度就象中国60年代的雷锋和其他模范人物一样。

同时启动的还有大规模的苏俄文学的翻译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工程，5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的苏俄文学作品数量惊人，其总量大大超过前半个世纪译介数的总和。1959年时，有人做过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等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各出版了三四百种苏俄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万册；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苏俄文学作品达3526种；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其翻译质量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其中，苏联文学译作占了全部苏俄文学译作的九成以上。这些以新时代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苏联文学作品，在中国读者尤其是在青年中激起强烈反响，广为流传。茅盾曾经称“这十年来我们翻译出版你的苏联文学作品”可谓“浩如烟海的书林”，“不知有多少青年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海鸥》《勇敢》等等作品中受到了教育”“这些作品中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力量和光辉的苏维埃人的艺术形象，深深地激动着青年人的心”。

文学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可以经常见到文学与现实之间的“互文”关系，在浪漫情绪的感染下，文学与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简直分不清到底是文学在模仿生活，还是生活在模仿文学。也许我们还记得，《青春万岁》中，杨蔷云为了把她的同学苏宁从腐朽没落的旧式家庭中解救出来，怎样用卓娅和刘胡兰的画像取代了原本挂在墙上的才子佳人。这便是榜样的力量，通过询唤起一种主体认同，意识形态的更新、新道德理想的建立便这样卓有成效地渗透到私人生活的空间。一如张洁自己所“招供”的：

我就是这么被造就出来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供给我们那一代人整个发育期所需要的养料、水分和阳光。非常的傻气。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幸亏还有成千上万的可爱的傻瓜，世界才会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方面显得那么单纯和透明，让人生出满腔的热爱，而没有让那些“聪明人”弄得那么复杂，让人人都失去生活的自信和勇气。

苏联这个制度的成败优劣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卓娅的献身精神，到现在也还在激动着我。从我会买书、能买书到现在，过手的书也不算少，几经淘汰，但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放着那本封面已经磨烂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我并不认为它有多大的文学价值，我也很久不去读它了，可是时不时地看看它还在我书橱里放着，心里是一种平实的感觉。对我是一个时代、一种理想、一个自我历程的见证。

我坚信，这样一种为国捐躯的精神，不论在任何制度下，恐怕都是万人景仰的精神。

主流意识形态所看重的是苏联小说中的“共产主义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这些因素也的确在新中国的青年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然而，与中国“当代文学”越来越极端化、革命化、纯粹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追求相比，苏联文学又具有它异质性。王蒙将苏联文学与中国同期的革命文学歌颂文学相比较，认为苏联文学的“显著的优点”表现为：第一，承认人道主义、承认人性、人情，乃至强调人的重要、人的价值；第二，承认爱情的美丽，乃至一定程度上承认婚外恋的可能；第三，喜欢表现人的内心；第四，喜欢大自然和风景描写；第五，强烈的抒情性，等等。这种异质性可以说主要就是从俄国文学及更广义的欧洲文学传统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它们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前史的“异己性元素”已然内在于这些被大力推广的“共产主义小说”，虽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地予以遮蔽。

作为“当代文学”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学资源，为这代人所广泛阅读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其人道主义的话语系统和个人主义的文化逻辑，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显赫。“可以说，从40年代‘当代文学’开始被建构时起，批判19世纪小说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便成了定论。”正如洪子诚在他有关契诃夫的“阅读史”中提到的，契诃夫的“不由规范评价所能完全包括的亲近”，彼时只能寄身于中国作家们心灵的某个角落，19世纪欧洲和俄罗斯小说经典，作为一种影响广泛但形迹可疑的当代文学资源，在暗暗滋养着作家们。

苏联文学和欧洲小说（分别对应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都曾经作为张洁重要的文学营养，作为一个常常感到寂寞的、酷爱文学的女青年，张洁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史极具时代特色：

念小学时，我读克雷洛夫寓言，还有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

到了初中，可读的书就更多了。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马特洛索夫的一生》《古丽亚的道路》等等。我还记得初二暑假，买到《牛虻》的那个下午，一天一夜没有合眼……

那时候我还喜欢读恋爱故事，在那些故事里寻找、并设计未来的白马王子。事实上，白马王子只是小说家的构想，而不是你的构想。也许你还会因此而受伤，特别是女孩子。

大学时代，我爱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房东》《死囚日记》等等。至今，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我景仰的作家，我仍挚爱他的书，并越来越懂、越来越看重他的创作。当然我也越来越喜欢黑色幽默小说，再也不看爱情故事。

……

这些书现在的年轻人看不看，我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由这些书哺育成人的。所作所为，无不带着这种精神烙印，至今难改。

在别处，张洁所列出的喜欢的西方作家还包括：契诃夫、蒲宁、托尔斯泰、雨果等等。《爱，是不能忘记的》选择“那二十七本一套的，1950年到1955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作为男女主人公的定情物，显然并非偶然。“童话—共产主义小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便构成了张洁的阅读的路径，影响深远。这些文学中不同的话语成分相互交织，形成了张洁式的症候表达，诸如：“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向往革命的？既不是因为看了《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看了《资本论》，而恰恰是因为看了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它使我相信并去追求真、善、美。”“为革命献身的激情、反潮流的狂热与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的浪漫梦想之间”的“本质的冲突”、契诃夫式的忧郁和保尔·柯察金式的乐观之间的差距、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巨大张力深刻地内在于创作主体，或许这种二元合奏或二元变奏正是构成张洁创作内在矛盾，并促使其创作演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张洁作品的那些迥然不同的评价，可能正是对她作品中不同话语的执于一端的凸显放大。一方面，她被称作红色中国的一枚“红色的响箭”，另一方面则是不断遭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指责：

说来滑稽，过去每逢做思想改造小结，挖掘我那顽冥不化、难以改造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政治觉悟不高，自由散漫等等恶习之所以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时，我总是听到人们宽宏大量、无可奈何地说：“张洁的问题，主要是中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毒太深了。”

我却暗自庆幸，要是我身上还有那么一点儿人性，要是我没做什么投机取巧、伤天害理、卖友求荣、诬陷别人的事——这是我多少引以为豪的一小点——我以为那是和充满人情、人性、人道的古典文学的陶冶分不开的。

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引起极大争议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争论的焦点之一竟然有些奇怪地落到了小说所表现、所呼唤的究竟是无产阶级的爱情，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爱情的问题上，而小说的作者则一再强调它是以文艺的方式表达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后的体会。

事实上，伴随着“新时期”不断“告别革命”的政治诉求的，是革命文化/文学渐受冷落，是人道主义话语重新浮出水面。而在个人心灵层面，这一更替可能早就开始了，它也许始于一本具有不同于革命话语的异质性元素的书籍，于是，个人的理想和信仰悄然改变：

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的青春与共的枕边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这一代人为《带阁楼的房子》流泪、为索尼娅的苦难流泪、为了灵魂的复活流泪。从此我们的心开始与蒲宁、珀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斯塔菲耶夫、艾特玛托夫的心一起跳动。

然而，作为比刘小枫年长一代的张洁，两种话语共同参与了主体型构，它们更为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因而内在化的程度更高，要实现这种话语的分裂、转换也就艰难得多。当中国社会跨越革命-后革命的历程，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巨大更替，时代的理想轰然坠地，当年轻的“四五”一代“从真诚的相信走向了真诚的不信”时，张洁这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蜕变便显得更为激烈、更为尖锐，也多了些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