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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心事》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16年12月28日07:00

书名:《小说中的心事》

作者:谢有顺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02月

页 数:368页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6384223

【编辑推荐】

• 一次对以小说为天地立心的探讨

• 重申对文学价值的信仰

• 重申对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理解

• 批评家的立场 思想家的判断 文学家的情感

【内容推荐】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有关中国当代小说的一本主题论述集,他从金庸、莫言、贾平凹、孙皓晖、张悦然等不同作家及作品入手,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人文领域的系列相关话题,如小说的常道、内在的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等等,言下所涉及,不仅是小说创作、欣赏的艺术之道,也有当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普遍性困境与解决之道。小说中的心事,是为小说忧心忡忡之事,也是希望能由小说而为天地立心之事。

【作者简介】

谢有顺 男,1972年8月生于福建省长汀县。文学博士。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出版有《文学如何立心》《散文的常道》等著作十几部,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曾获冯牧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目录】

小说的常道1

内在的人37

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59

乡土资源的叙事前景77

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87

“七○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95

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鲤 》、“八○后” 及其话语限度119

莫言的国

——关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次演讲130

海风山骨的话语分析

——关于《带灯》163

乡土的哀歌180

权力镜像中的人心201

人心即史心

——《大秦帝国·点评本 》 序210

想起了几个青年小说家222

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246

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285

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332

如何批评,怎样说话?

——谈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346

后 记362

【在线试读】

小说的常道

文| 谢有顺

很多人可能都同意,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前者使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和自然、故土、行走有关的作品,后者则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中国,历史即人生,人生即历史,甚至文学也常常被当作历史来读,这一点,钱穆先生多有论述。

事实上,中国的小说也的确贯注着传统的历史精神。比如,《三国演义》把曹操塑造成奸雄之前,史书对曹操多有正面的评价,连朱熹也自称,他的书法曾学曹操,可见,那时朱子至少还把曹操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对曹操人格判断的改变最后由一个小说家作出,并非作者无视曹操在政治、军事、文学上的成就,而是他洞明了曹操的居心——以心论人,固然出自一种文学想象,但也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精神。好的小说本是观心之作,而心史亦为历史之一种,这种内心的真实,其实是对历史真实的有益补充。

古人推崇通人,所谓通物、通史、通天地,这是大境界。小说则要通心。因为有心这个维度,它对事实、人物的描绘,更多的就遵循想象、情理的逻辑,它所呈现的生活,其实也参与对历史记忆的塑造,只不过,小说写的是活着的历史。这种历史,可能是野史、稗史,但它有细节,有温度,有血有肉,有了它的存在,历史叙事才变得如此饱满、丰盈。

中国是一个重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早就有历史感的国度。如果从《尚书》《春秋》开始算起,也就是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写史的意识。这比西方要早得多,西方是几百年前才开始有比较明晰的历史意识的。但按正统的历史观念,小说家言是不可信的,小说家所创造的历史景观是一种虚构,它和重事实、物证、考据的历史观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很多人都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比读同一时期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更能了解法国社会。恩格斯就认为,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包括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法朗士干脆称巴尔扎克是他那个时代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在认识社会、了解时代这点上,文学的意义居然超过了历史。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也由此可知,中国过去一直否认小说的地位,把小说视为小道、小技,显然是一个文学错误。假若奏折、碑铭、笔记都算文学,小说、戏曲却不算文学,以致连《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不配称为文学,这种文学观肯定出了大问题。

进入二十世纪,为小说正名也就自然而然的了。

这涉及到一个对史的认识问题。中国人重史,其实也就是重人世。很多人迷信历史,把史家的笔墨看得无比神圣,但对历史的真实却缺乏基本的怀疑精神,所以就有了正史与野史、正说与戏说的争议。直到现在,很多人看电影、电视剧,还为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争论不休。可是,真的存在一个可靠的正史吗?假若《戏说乾隆》是稗史,那《雍正王朝》就一定是正史吗?电视剧里写的那些人和事,他们的对话、斗争、谋略,难道不也是作家想象的产物?一个历史人物想什么、说什么,当时有谁在场?又有谁作了记录?没有。由于中国人对文字过于迷信,对圣人、史家过于盲从,许多时候把虚构也看作是信史,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把《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当作是历史书来读。甚至中国文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用的表述也是“春秋笔法”“史记传统”之类的话——《春秋》《史记》都是历史著作,这表明,在中国文人眼中,把文学写成了历史,才算到达文学的最高境界。

把历史的真实看作是最高的真实,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写作。中国小说一直不发达,也和束缚于这种观念大有关系。只有从这种观念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虚构这种真实的意义,小说写作才能进入一个自由王国。其实从哲学意义上说,虚构的真实有时比现实的真实更可靠。那些现实中的材料、物证,都是速朽的,经由虚构所达到的心理、精神的真实,却可以持续地影响后世。曹雪芹生活的痕迹早已经不在了,他的尸骨也已无处可寻,但他所创造的人物,以及这些人物所经历的幸福和痛苦,今日读起来还如在眼前,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因此,在史学家写就的历史以外,还要有小说家所书写的历史——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历史关乎世运的兴衰,而小说呢,写的更多的是小民的生活史——这种生活,还多是俗世的生活。俗世生活是世界的肉身状态,它保存世界的气息,记录它变化、生长的模样。所以,以生活为旨归的小说,是对枯燥历史的有效补充。事实上,那些好的历史著作,也多采用文学的手法来增添历史叙事的魅力。包括《史记》,里面也有很多是文学笔法,有一些,明显就是小说叙事了。比如《史记·项羽本纪》里写到“霸王别姬”时项羽唱歌的情形,“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项羽本纪》里很著名的一段。项王哭了,怎么个哭法?眼泪是“数行下”,不是一行,是好几行往下流,旁边的将士也跟着哭,哭到什么程度呢?连脸都仰不起了。画面感多强啊,但这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是写作者对当时情景的合理想象。

就此而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历史的真实有时需要借助文学的真实来强化。

读历史著作,可以认识很多历史人物;读文学著作,也可以结识很多文学人物。但是,到底历史人物真实还是文学人物真实?这就很难说。有一些历史人物,当时很重要,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写,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相反,一些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无关历史大势的人物,因为成了文学人物,一代代相传,他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陶渊明,一个小官,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毫无影响,但因为文学,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了。又如伯夷、叔齐这两人,不食周粟而饿死,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对当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太具文学性了,所以,即便《史记》,也都为之作传,他们的故事,几千年后还被传颂,知道他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还多。

这可以说是人生即文学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