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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鸡汤真顶不了一万句

2016年11月11日08:11 来源:北京青年报 詹庆生

倘若不跟原著比,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也许还能打个60分,但要以原著为参照,原著长篇小说若能打95分,电影版大概只能得50分了。这个看起来有点触目惊心的落差验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面对古老的文学艺术,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浩大、复杂与深沉,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电影艺术时常会遭遇挫败和无力感。虽然长篇小说改编电影并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显然本片并不位列其中。

刘震云是极少的保持频频“触电”的作家,其作品的影视改编,由电视剧《一地鸡毛》(1995)开始,到后来的《手机》(2003)、《一九四二》(2012),今年更是迎来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的集中爆发。可以说,刘震云作为一个作家的大众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影视的助推。不仅如此,从《甲方乙方》(1997)开始,他甚至还经常在各种影片中以一个刻板木讷、不合时宜的银幕角色出现,包括在这部《一句顶一万句》中,他也一以贯之地以这种形象“本色客串”,这在作家群体中几乎是唯一的。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09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分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大致以民国为背景,讲述后来更名吴摩西的河南农民杨百顺的故事。他在各种营生之间辗转,在家乡延津及周边漂泊,最后被迫带着继女巧玲外出寻找跟人私奔的老婆,在遗失了继女之后,离开家乡从此再未回来。下部《回延津记》以当代为背景,讲述被拐卖到山西的巧玲,多年后其子牛爱国的故事。他在经历一系列情感挫折之后,同样被迫外出寻找私奔的老婆,阴差阳错地回到了故乡延津,历史完成了一个循环。

刘震云的小说,不论是从叙事方式还是主题角度看,其实并不适合影视改编,《一句顶一万句》同样如此。就像《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等作品那样,刘震云的小说虽然看似有一个主人公,但他往往被镶嵌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当中,网络中的每一个主要节点人物都各有其前史和当下故事,像《一句顶一万句》中有名有姓的角色便超过百人,他们所有的故事,与主人公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这种不断旁逸斜出、枝蔓丛生,人物、时间、情景频繁变更,细密琐碎的叙事方式,对于以场景为基本单位的影视艺术可以说是灾难,却是文学艺术中独特的个人风格。

而刘震云真正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成就,是他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对于新写实小说来说,“诗和远方”是靠不住的,“眼前的苟且”才是生活的本质,出走后的娜拉要面临的是真正严峻的考验。刘震云小说所写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蝇营狗苟、琐屑不堪的现实存在,是对于利益、权力的精细算计,对于面子、虚荣的细心揣摸。刘震云是通过形而下来写形而上的大师,所有那些细碎甚至苟且的生活,最终折射出来的却是普世性的作为人类的共同困境,身处文明时代的人类,仍不能摆脱其生物本能和作为社会动物的脆弱性。不论何种阶级或社会位置,不论是机关公务员(《一地鸡毛》)、知识分子(《单位》)、官员(《官场》),还是市井、乡土社会中的底层(《一句顶一万句》、《故乡天下黄花》),不论是在历史还是在当下,喜怒哀乐,世故人情,人人如此,古今皆然,没有不同。

刘震云用简洁的白描,写出了那些被掩盖的幽暗面,以及幽暗之下掩盖不了的温情和温暖。这种对于人性、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洞察,使他的小说在其形而下的外表之下,藏着悲天悯人的形而上情怀。而这种在道德与价值判断上的含混与模糊,对于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善恶分明的叙事法则来说,同样是一个大忌。

《一句顶一万句》的主题同样掩藏在一以贯之的形而下外表之下,它讲述的是人类的孤独感。为了彰显它的普世性和寓言性,小说甚至有意将所有时代性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抽离,显得人物和故事似乎发生在时代的真空当中。除了那些生存的利害与个体的尊严,小说故事与人物的焦点是“说”——健谈,口拙,说人,被人说,有权说,没权说,说得上,说不上,说得来,说不来。朋友、婚姻、亲人,都在这个范围里打转。小说的两个主人公,杨百顺/吴摩西,牛爱国都不善说,都渴望找到能够跟自己“说得上”的交流倾诉对象,然而兜兜转转到最后仍不可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生指南,而人类注定是孤独的。

按刘震云的说法,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将原著中的“100头骆驼”减少到了两头,集中讲述下部中牛爱国与庞丽娜的情感故事,同时以牛爱香和老宋的故事为副线,作为改编电影来说做减法是必需的。然而吊诡的是,当这几个人物从那“100头骆驼”的庞大故事背景中脱离出来之后,却显得极其单薄而无趣。刘震云作品最擅长的是将人物放在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从人性、利益、权力、面子/尊严的角度去细腻剖析背后的关系和心理的变化,他的作品绝非言情小说,倒更像是社会政治小说。所以,当影片故事完全简化为牛爱国戴绿帽及其抗争的心路历程之后,原著中那些丰富的寓意与意味便都消失殆尽,显得无力甚至做作。就表现婚姻情感的复杂性、生动性和内在张力而言,别说导演期待追赶的《一次别离》,本片离冯小刚的同类作品《一声叹息》都还差得很远。

影片虽尽力保持了“说得着说不着”这个原著中关于沟通的主题,但在片中它的表现是无力而生硬的,难以引发观众感同身受的触动。原著中牛爱国与章楚红的一段婚外情其实最具反讽性,他自己也成了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经历懦弱和逃离,这才验证了人的脆弱性,以及小说中关于沟通之难这一主题的普适性。然而在影片中,牛爱国只是彻头彻尾无辜的受害者,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审判者,这无疑极大地弱化了影片的批判与反思的力度。

事实上,刘震云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不少,但真正成功且有影响力的,全都是冯小刚导演的,这显示了冯小刚对刘震云作品的深刻理解,以及将之电影化的改造和二次创造力度,《一九四二》的改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我不是潘金莲》也同样如此。从此意义上说,冯小刚与刘震云之间是相互成就的。

作为一部文艺小片,这部聚焦小人物情感,人物还算扎实的影片,较之那些徒有靓丽外表的IP电影或许还是更胜一筹的。作为一个新人导演的大电影处女作而言,结果或许并不算太坏。它的不好,是以小说为参照而言的,磅礴的大海变成了温吞的小溪,小说有多好,电影就有多不尽如人意。

本片结尾,在火车站撞到出逃的妻子,在接受了一番声泪俱下的告白之后,牛爱国收起了杀人的心思,给她留下了最后的一句话:“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这句他从章楚红那儿听来的话,似乎成了本片最终揭示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至理名言。然而,这样一句心灵鸡汤的台词,在那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情感电视剧里可是一抓一大把。相比于原著揭示出来的关于交流与隔膜的人类困境,这句鸡汤真顶不了一万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