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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情景

 | 瞿可丁  2016年10月25日09:23

  一

  这个题目取自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的同名钢琴套曲。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曾经有过一个名叫罗伯特·舒曼的人,这当然是多年以后当我“附庸风雅”地迷恋于古典音乐的时候。故事发生在多年以前,那时的我可以说是狗屁不懂、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有。这也难怪,因为那一年我才七岁。

  那一年也就是1970年,正月十五刚过不久,小小年纪的我马上就要迈入七岁的门槛了。没错,那一年我七岁。开春一开学,我就要上学了。

  我上学的地方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校舍都是新建的,甚至还能闻到砖墙里新制的土坯砖所散发出的泥土气息和房樑上的松树节里渗透出的松香味。我的学校有个还算浪漫的名字:花山学校。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就叫做花山大队。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汪,一位正好比我大一轮也就是十二岁的漂亮女老师,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汪义君——一个在那时候多少带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她应该是1969年从县城的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来到我们花山大队“插队落户”的。起初被下放到一个最偏远的生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整整一年,地地道道、正儿八经地当了一年农民。翌年,由于她劳动期间表现突出,加之大队的学校班级增加,着实也需要老师,所以大队决定把她抽调到学校来当一名民办教师。就这样,我和我的同学们便成为了她的第一批弟子。除了班主任,她还教我们算术和音乐两门课程。由于我上课时表现“乖巧”,加上接受能力一流,所以被她指定为班上的学习委员,也算是她的“得意门生”吧。特别是我上学前就跟随父亲学习了两年二胡,对她的音乐课既喜爱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久而久之,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她在音乐课上的一个得力帮手。

  二

  一年级一晃就过去了。一年下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综合表现也是无话可说的。二年级开学后不久,我们班上就开始推荐学生作为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组织的候选人,我们班上一共推荐六名。在全班同学的民主推荐基础上,汪老师最终确定了六人上报到学校,其中自然有我。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思想纯真、头脑简单自不必说。我们都以为班主任汪老师上报的名单,就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因为她就报了六个人吗,又没有多报。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这样想的。

  转眼就快到“六一”了。学区决定要在公社所在地的中学举行一个庆祝仪式。所以公社所辖的各个大队的学校都派出了上百人的师生队伍去参加。那天,我们各个班选派的学生跟在班主任的屁股后面,由校长亲自率领,浩浩荡荡地步行好几里路,去公社参加庆祝大会。

  大会期间,就有一项程序,举行新入队同学的宣誓仪式。当大会主持人开始念新少先队员名单时,我就竖起了耳朵认真地听着,生怕听漏了我的名字。然而,名单都念完了,也没有听到我的名字。这时我的心里开始慌了起来。我无助地转过头,在人群中找寻着汪老师。当我与她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时,我看到了她同情的内心和她示意我坐好的手势。接下来的宣誓仪式以及大会后面的程序,我都是在一种悲伤的内心活动中度过的。至于大会后面都干了些啥,已经完全与我无关了。回来的路上,汪老师一直用手牵着我走,像是担心我会出现什么意外。

  我们回到学校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汪老师让与我同村的学生给我的家里带话,说是我晚上就在她这里住,就把我留在了她那儿。

  学校里有几个单身的老师,就住在学校里位于老师们的办公室旁边的一排小平房里。汪老师的寝室在平房的最西头。紧挨着的是我们大队里唯一的一个小商店。再过来是另外几个单身老师的寝室。所以她的寝室相对独立。想来这是我第一次去她的寝室。房子虽说简陋不堪,但被她收拾和布置得还是别有洞天的。

  吃完夜饭,在烛光一样的煤油灯下,汪老师告诉了我少先队员事件的原委。原来是因了我那个从未谋过面的爷爷——他是个“富农”,在我出世前他就去逝了,用当时权威的说法他应该是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所以当她把名单报到校长——一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那里时,立刻就被校长训斥了一顿!接下来的事,就都由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一手操持了,她十分老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在我们隔壁班的大队支部书记的幺儿子。

  说完这些,我看到汪老师白晰的脸上胀得通红,眼泪顺着她红彤彤的脸颊滴落下来。此时此刻,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委屈,顺手拿过了她的洗脸毛巾走到她的跟前给她擦拭眼泪,那情形倒像是受委屈的人是她。她一把把我抱在怀里小声地哭泣着。我被这一情形惊吓住了,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一会,她才从悲伤的情绪中缓过劲来。

  天色已晚,我们就上床就寝。平心而论,这是我首次亲密无间地接触到一个成年的异性。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躺在她身边,看到她只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个小背心,她那白得有些刺眼的皮肤和小背心里两个微微颤动着的乳房被我尽收眼底。但那时的我并无任何邪念,对于只有几岁的我来说,真心把她当成了一个大姐——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大,确实很希望有个大姐。仅此而已。最重要的是我也不具备心生邪念的能力。所以我只是下意识地把一只小手轻轻地放在她裸露着的腹部上。她则把我搂在怀里,用手慢慢地拍打着我的屁股,像是搂着她自己的孩子或是弟弟。不一会儿,我就在她轻慢的拍打中睡着了……

  三

  二年级下学期,在汪老师的推荐下,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组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那时,汪老师相当于是宣传队的艺术指导。因为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乡村小学,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对音乐、舞蹈乃至表演都懂一点的人了。

  由于我学过几年二胡,所以在宣传队也还是以拉二胡为主,偶尔也会参加小合唱或表演小话剧什么的。

  可以说我对二胡的痴迷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如果说刚开始学琴只是凭了一种小孩子的好奇,那么,自此我便对二胡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迷恋。由于我们农村学校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除了学校宣传队有排练外,我都是搬一张竹椅放在几家人共用的穿堂过道中,坐在上面一拉就是半天。这期间,我学会了《二泉映月》、《江河水》、《光明行》、《赛马》等一大批著名的经典二胡名曲以及诸如民族歌剧《白毛女》等红色经典和《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里的一些精彩唱段。

  那时县里每年都要举办学生文艺汇演。就在二年级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幸代表全公社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带队的就是汪老师和另外一名老师。对于我们大部分学生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县城见世面,自然对一切都倍感新鲜。不过我们都很听话,没有乱跑,当然也不敢乱跑,而是在住地进行着最后的排练。

  第二天上午,汇演在县文化礼堂开始举行。我们学校的节目打头,参加汇演的节目中,有我的二胡独奏。那次我拉的是难度较大的《江河水》。这是一首根据东北民歌的曲调改编的著名二胡独奏曲。乐曲表现了在旧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和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与深情控诉!拉完之后,我的自我感觉不错。演出结束后,带队的汪老师说要领我去见一个人,并让我带上那把二胡。见到那个人后,他先问了我一些学琴的经历等方面的问题。然后,他让我把《江河水》再拉一遍(看样子他看过我们的演出)。之后,他又叫我拉了《二泉映月》和《赛马》。拉完之后,那人把汪老师叫到一边说了几句什么,我们就回到了住地。汪老师说我们还得在县城多待两天。她就让学校另外一个老师带着参加演出的其他同学先回去了。两天后,那人送来了两张表格。汪老师帮我填好后,那人就把表格又带走了。回家的路上,汪老师才告诉我,原来那人是县文工团的张团长。听了我的演奏后,他感觉我的功底不错,很有培养前途。汪老师还说,现在团里已经决定录取我了,叫我回去等通知呢。

  回家后,我把这一喜讯告诉了父母,他们也都高兴得不能自已。那段日子,我自个儿更是兴高采烈,一天到晚就巴望着送信的邮递员来。一个多月过去了,录取通知还没有来,我便有些不耐烦了。于是,父亲便托人到县上去打听了一下。结果是最后一关政审没通过——就因为我的爷爷是“富农”成份。又是因为他!我万万也想不到,为什么一个我都从未曾谋过面的已入土多年的爷爷,竟然会对我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这无异于当头一闷棍,打得我象霜打了的茄子一样。那段时间,我甚至暗下决心再也不摸二胡了。有时一瞧见它,我就会生出莫名的仇恨来。

  这便导致了在一个阴冷的中午,我拿起那把二胡恨恨的摔在了家门前的天井里。父亲回来一看到这番情景,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两耳光。打得我是两眼直冒金星,倒在了门边。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从未打过我。过了一会儿,母亲从菜园子里回来了。得知原委后,她也陪着我哭了起来。稍后,她把我拉到跟前,大概讲了一些父亲的坎坷经历。那一天,我才知道,原来父亲以前本也是“城里人”、“吃公粮”的,他是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在城里的学校教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裁减公务人员那阵,也是因了我爷爷的“成份”偏高,父亲就一夜之间由教师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从母亲那里,我还知道了,在父亲回到农村后的十几年里,由于受我爷爷的牵连,他也吃了不少苦头。可是,他却从未向生活低过头。

  我所亲历的这两件事,使我像是一下子长大了好几岁,成熟了许多。我似乎隐约开始懂得了人生的艰辛与不易。打那以后,我慢慢地又开始操起了二胡(所幸的是那次它并未摔坏),继续练琴了。

  四

  那个冬天似乎比往年要短的多,很快就过去了。1972年的春节过后,我们又迎来了新的学年,我要上三年级了。走在上学的路上,早春的气息随处可见。我拼命地呼吸着这些新鲜的气息,沿途的景致犹如在脑海里过电影一般。

  在新学年的第一堂课上,汪老师给我们通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们学校参加全县学生文艺汇演获得了一等奖!她还告诉我们说,校长决定给参加演出的同学每人奖励一支“英雄牌”包尖钢笔。这对于我们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件值得炫耀的、奢侈的奖品了。当然,最为高兴的理应是我们的汪老师了。因为整个学校的宣传队都是她独挑大樑的。那几天,我们看到,她穿着一身新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耀眼的红色围巾,上完课都是一路哼着歌走出教室的。

  而且一件更大的好事已经在向汪老师招手。听说县里给了我们大队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大队经研究决定把这个机会给汪老师。据说汪老师已填好了推荐表,只差盖上大队的公章就完事了。

  春天已经是实实在在地来了,在我上学经过的那个小水塘边的一棵古老的杨柳树上,长出了新一茬的嫩叶,路边水田里生长的草籽也开出了星星点点紫色的小花。我们在那个春季,每天招摇过市般走在这样的景色包裹着的乡间小路上,满脑子的诗意竟然不知如何表达。而对于美丽的大自然来说,我们就像是一群不速之客,肆无忌惮地惊扰着天地的静谧。

  就在那个多情的春天,在接踵而来的“好事”面前,我观察到汪老师只有过短暂的高兴。在她等待大队盖章的日子里,她的心情已经由高兴变为复杂了,外表上已然看不出她的高兴来。细心的我很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但我又不敢去问她到底怎么了。

  我们都在这种煎熬中度日如年。那个多情的春天似乎又与我们无关了。就这样,我们熬到了周末。

  那天下午学校的宣传队排练完了以后,汪老师又叫我留了下来。吃完夜饭,她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跟我说这说那,而是自顾自地把她的寝室特别是那张单人床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则一直坐在她的书桌前看着一本故事集。末了,她吹灭了房间里唯一的煤油灯,点亮了一支腊烛。在她干净整洁的寝室里,在昏暗的腊烛光影映照下,我这才注意到我们的汪老师竟然是那么的美!以至当她吩咐我说洗完睡觉时,我竟有点胆怯起来。当我被她抱上床躺在她的身边时,我的胆怯依旧。因此,我微闭着眼睛,只是用鼻子贪婪地嗅着从她脸上和身上散发出的雪花膏的淡淡香味。

  约莫过了有半个小时,我似乎隐约听见了女人的轻轻啜泣声。我想我一定是睡着了,在梦境里听到了女人的哭声。为了验证我是否睡着了,我试着睁开眼睛。我看见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惊人一幕,汪老师一丝不挂地躺在我的身边,眼神呆滞地望着天花板,发出轻微的哭声,泪珠顺着她的眼角缓慢地落下。看到这一幕,本来就有些胆怯的我更不知如何是好。为了显得我还能做些什么,我于是下意识地拿过来一条小手绢帮汪老师擦拭眼泪,嘴里语无伦次地重复说着几句像是安慰的话。

  就在这时,汪老师一把抱住了我,迅速地脱掉了我的内衣,然后把我抱着放在她的身上。这一切来的是如此突然,以致于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赤条条地爬在了汪老师的身上。

  这时,我才有机会、实际上是不得已地看到她的“全貌”。她的桃形的脸盘泛着桃花一样粉红色的晕圈,两只乳房坚挺地矗立在胸前、剧烈地颤抖着,刚刚被我擦干的双眼充盈着期待与彷徨。另一方面,我的身体与她的肌体相互接触,使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但平心而论,那时的我跟第一次看到她的身体时一样,也没有产生任何冲动。实际上我还是缺乏冲动的能力。

  我就这样很享受地爬在她的身上,没能有“其它”作为。这大约不是汪老师想要的结果。因为接下来她又开始啜泣起来,嘴里还在喃喃低语,大意是说:我今天要把自己的身体给你。不然,明天晚上就要被大队支书强拿去了。

  听到这里,我联想到汪老师被推荐上大学的材料还差最后一关就是要大队盖上公章,我还联想到她最近一段时间的反常情绪,这一切的一切终于使我明白了:原来大队支书是在以盖章为条件,逼汪老师就范!

  我可怜的汪老师啊,原来你的心里埋藏着这么不为人知的苦楚!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给汪老师出气!决不能让大队支书的邪念得逞!那晚剩下的时间,我只是不知所云地安慰了汪老师几句,就自己睡着了。

  第二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星期天。我在想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阻止支书去欺负汪老师。思来想去了一个上午,我是一筹莫展、徒劳无功。中午时分,隔壁家的漂亮小女孩突然兴冲冲地跑到我家来,说是在她家院子里的一棵杨槐树上有一只五颜六色的锦鸡,央求我用弹弓帮她打下来。对呀,弹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邻家的小女孩无意中帮了我一个大忙!

  于是,整个下午,我就开始精心准备着我的方案。我先是把那把自制的弹弓全面检查了一遍,对橡皮筋进行了加强,以确保有足够的威力。然后,我来到后山上,摘了几十颗坚硬的橡树籽作为“子弹”。一切准备妥当,我就静待天黑了。

  天色渐渐黯淡下来,我拿着弹弓和“子弹”独自一人悄悄出了门——这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爬到上学路上的那个小水塘边那棵杨柳树的树杈间隐藏起来,那种情景充满了画面感,它使我联想到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类似的“埋伏”的情节。那一刻我脑海里充盈着自豪与幻想,因此,所有的恐惧与害怕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从我“埋伏”的地方直视过去,就是那条通向学校的小路,而且是必经之路。我所隐藏的那棵杨柳树距离小路也就十米左右,正好是可以发挥弹弓的最佳威力的距离。我就这样半躺在树杈间,静候大队支书的到来。

  天刚擦黑,在微弱的月光下,一个人影出现在远处的小路上,由远及近地朝我这里走来。从不高的个头、稍胖的体态和走路的姿势,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大队支书。离我约莫二百米的时候,他那在我们大队范围内尽人皆知的特征——一头瘌痢头,已经明晃晃地展现在月光底下。从他急匆匆的步履来看,可以想见他是多么急迫地想要占有汪老师。我甚至都能听到他得意地哼着“样板戏”的曲调,手舞足蹈地边走边唱。看着这些,就好像他已经在汪老师那里得手而归了,那种兴奋劲儿溢于言表。这也难怪,因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汪老师在那时候绝对是我们大队的“队花”,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洋气”(现在叫高雅、有气质)。这是当时那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大姑娘们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她成了我们大队很多成年男人的“梦中情人”。甚至有的农村老光棍就为了看她一眼,没事找事地跑到学校商店去买一盒火柴。但他们又都很知趣地明白,汪老师跟他们绝不是一个层次的人,那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已经容不得我多描述了,来人离我只有五十米了。我摒弃杂念、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地盯着人影移动的方向,手里的弹弓已经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待人影离我十米左右的时候,那是我射击的最佳位置,我必须“一招制敌”,否则就有可能丧失良机。四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我拉紧弹弓,用力一松,一颗饱满的椭圆形橡树籽“子弹”嗖地飞了出去。随即我先是听到一声惨叫,尔后看到支书一头栽倒到小水塘外边的水田里。

  看到这一幕,我才感觉有点害怕起来。于是我纵身跳下大树,慌不择路地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据说是我们可爱的校长——那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第一个发现倒栽葱般倒在水田里的大队支书的。据她描述,当时支书整个脑袋都倒插在淤泥里,水田被冲出了一个脸盆大的坑,支书的身子和双脚斜搭在水田的斜坡上,惨状不忍卒视。后来,每每说到这里,“老太太”都会伤心地哽咽起来。此乃后话,按下不表。却说“老太太”那天一大早本来是计划到学校准备新的一周的工作计划的,因为那天是星期一。没想到在半路上看到了这一幕。于是,她边跑边哭地跑到最近的一个村子去报信。很快地,召来了七八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有人去邻村叫来了大队唯一的赤脚医生。

  待大家把支书从水田里抬出来,赤脚医生很专业地确认:支书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他还补充道:“估计是由于血压突然升高,导致的脑溢血而死”。因为支书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这一点他再清楚不过了。

  等到大队干部全部到齐了,人们开始清理支书的身体和物品。在他的中山装口袋里,发现了已经盖好大队公章的那份推荐汪老师上大学的材料。根据这一“重大发现”,大队文书兼团支部书记立刻建议把支书的死整理成“因公牺牲”的材料上报到公社和县里。因为支书确实是为了去学校送汪老师的推荐材料才出事的。所以,对于大队文书的这一创造性的提议,全体大队干部都一致赞同,并要求文书火速整理材料上报。果然,在支书出事的第三天,县里发来了确认大队支书“因公牺牲”的文件。

  五

  汪老师临走前,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音乐课。她教我们唱的是正在热映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插曲《卖花歌》。当我们在她的风琴(有点像现在的立式钢琴,但功能与音色要差很多)伴奏下齐声高唱这首歌时,我注意到了她眼角的泪花。不知是因为我们争气地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歌,她为此而感到高兴呢?还是她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去到遥远的省城上学,而对我们的恋恋不舍?拟或是这首歌本身凄婉哀苦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她?这些高深的情感,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得而知的了。

  这天放学后,汪老师把我叫去她的寝室。我注意到她的寝室还是那么干净、整洁,除了几件收拾好的行李放在床上以外,其它跟平素别无二致。稍后,她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两样东西塞进了我那当时流行的有些破旧的军绿色帆布书包里,一样是一个崭新的塑料文具盒,盒盖上印有一个大大的天安门城楼,四周闪着金光的那种;另一样是一包“大白兔”奶糖,应该有一斤多,地道的上海货,这在当时可是属于“奢侈品”的。她告诉我把这些偷偷拿回家去,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了,包括我的同学们。遵照汪老师的嘱咐,我果真是偷偷地把那两样东西带回家的,连父母我都没说。我怕我说了会给汪老师带来什么“灾难”。后来,那包“大白兔”奶糖我和弟妹们偷偷地分享了足有一个月时间;那个塑料文具盒我一直用到高中毕业。

  在那一周之内,我们大队相继办了两件大事:一悲一喜。悲的是就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为刚刚逝去的大队支书开了一个颇为隆重的追悼会,县里和公社都派领导来参加追悼会了。为了以示隆重,大队安排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喜的是热烈欢送汪老师上大学。

  农村人有个“冲喜”之说,意思是在“背时”的时运下,用喜事可以冲走酶运,从此或可时来运转。

  所以,在支书追悼会后的第三天,大队和学校为汪老师举行了热烈而简短的欢送仪式。作为她所在的班级的班干部代表,我也参加了。欢送仪式后,大队部派出了当时我们大队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唯一的一台手扶拖拉机,专程送汪老师去火车站。直到拖拉机开出了几十米远,我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奋力向前奔驰着!大概是有人喊了句什么,拖拉机突然停了下来。我追上前去,从书包里掏出了我那心爱的弹弓——就是那把打中支书脑袋的弹弓,递给了汪老师。那时的我天真地希望这把弹弓能够随时随地地保护她。我看到汪老师双手紧紧地把弹弓攥在胸前,在我的面前渐渐远去。直到手扶拖拉机沿着弯弯曲曲的坡路翻越过了远处的一个小山坡,我才回过神来,依依不舍地走了。

  这时,在手扶拖拉机消失的方向,我看到一轮耀眼的晚霞喷薄而出!如果是现在的我尽可以“无限上纲”地把那轮晚霞与汪老师做一番比较、发一番感慨,甚至可以诌诗一首也未可知。但那时的我胸无点墨、孤陋寡闻,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那晚霞与汪老师有何相干。

  多年以后,当我到已经是我老家那个市的市长的汪老师家去做客的时候,我在她家的墙壁上惊奇地发现了那把被精美地装饰后挂在墙上的弹弓。

  瞿可丁,男,东风汽车公司文协会员。1984年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科技日报》、《风神》、《东风文艺》、《右江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近1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