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学的溯源、发展及其他
| 匡兴洪 2016年08月25日16:18
最先在全国推出“长征学”这一名称与概念的，应该首推红色之都、转折之城的名城遵义。2014年1月21日，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便正式宣告成立。该学会开宗明义、旗帜宣明的明确表示以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其实早在2006年9月，身为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曾祥铣就在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长征与工运”论坛上提供的论文《长征学：早成气候，仍待开拓》，他最早提出了“长征学”这一概念。
当然关于“长征学”能否长得枝繁叶茂，能否沿着良性的轨道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是需要一大批为她默默奉献，淡泊名利，以长征学研究为已任的矢志不渝的耕耘者和工作者。
长征学，顾名思议就是以研究长征的原因、准备及落脚点的选择、长征中经过的路线、长征中发生的重要战役、长征中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长征中执行的民族政策和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斗争，红军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作用与意义等等为主要对象的一门新学科。长征学研究的时间具体界定为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中央苏区向陕甘宁苏区的撤退和转移这一时期召开的会议，发生的战役和开展的活动等，都是长征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长征学之所以在遵义率先提出并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是因为有着广泛的文化基础和理论研究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遵义川剧团创作出并演出的《红军坟》、《红妹》等一系列川剧经典剧目，失后进京演出，获得空前成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广泛好评，同时还荣获贵州省创作一等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为了编纂《红军文化在遵义》一书，遵义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组织大批人力，爬山涉水，走乡访寨，历经10余年艰辛努力，终于成书。该书有关红军长征在遵义的民歌、谚语、故事、歌谣等，均搜集整理其中，该书—出版，便立即受到中国文化部和贵州省文化厅的嘉奖和表彰。
革命老区遵义人民对党和红军有着一种割不断的浓浓情结。长征期间，许多老百姓甘愿冒着砍头的危险，收治和安置红军伤病员，据统计，截止1961年底，仍定居在原遵义县（现为播州区）的当年的红军伤病员尚有61位，其中，至1984年底健在的还有36位。对不幸牺牲的红军战士，革命老区遵义的老百姓千方百计收殓，挥泪掩埋，尽力保护。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经老百姓保护下来的红军坟墓就有330座。革命老区遵义的老百姓怀着对党和红军的深深思念之情，倍加珍惜和保护红军遗物，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收藏了数以百计的红军书写的标语、歌谣、漫画、文告、苏维埃币、红军亲笔证明、通行证、红军用过的各种军用物品等。这些保存下来的红军遗物，解放后老百姓都先后献给了人民政府，并陈列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革命老区遵义的老百姓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红军，怀念红军，盼望红军能早日回来。至今还在黔北流传着的花灯词《红军灯》、《红军送我一把壶》、《数五更》等民间演唱歌谣。革命老区遵义的老百姓为支援红军长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重大的牺牲和应有的历史贡献。
在历史名城遵义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潜心传播红色文化，研究长征文化的著作等身的专家和学者，他们治学严谨，虚怀若谷，一丝不苟，默默无闻，淡泊名利，乐于奉献。如以著名的红色文化与长征文化研究专家曾祥铣、费侃如、黄先荣他们为代表的，坚持不懈钻研与研究红色文化与长征文化，以传播红色文化和长征文化为已任，取得了让人仰慕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曾祥铣主编的《红星璀粲——十位红军长征故事》、费侃如的《遵义会议会址》、《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记》这些文章，在长征文化研究领域人们早就耳熟能详，世人公认。费侃如撰写的论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获贵州省优秀成果奖，专著《张闻天与遵义会议》获“贵州省第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学研成果三等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获“贵州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费侃如的多篇论文被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党史文摘年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编的《长征大事典》和《中国历史学年鉴》、《新华文摘》摘登或转载。费侃如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国内党史界率先论证了长期以来对遵义会议有争议的若干问题。黄先荣的《“长征与遵义”新探》（理论文集）、《“红军”与遵义故事集》等，一出版便在长征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更让人称道的是，黄先荣第一个把有关长征的故事搬进茶馆，让她走进普通老百姓虔诚而纯洁的心灵。他用不可更改的史实和有趣味性的故事来吸引眼球，打动听众，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良好宣传效果。为此，中国文联的机关报《中国艺术报》，就黄先荣同志把长征故事搬进荣馆的讲座，用了大半个版面进行专题报道，其标题为《把长征故事搬进茶馆的人》。黄先荣同志对长征学得贡献在于宣传和组织建设，他殚精竭虑，四处奔走，不辞辛劳。从此，黄先荣同志对红色文化和长征文化的深度研究便开始在全国闻名，历史名城遵义从此便家喻户晓。
如今在衣食无缺的环境中长大的新生代，对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极为陌生。谈及有关长征的熟语，如“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不想革命老前辈”这些人人皆知的顺口溜，他们似乎感到极为遥远。对他们进行红色文化教育和长征历史的普及，的确很有必要，且刻不容缓，任重而道远。
中国工农红军举行的举世闻名、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首先是精神的长征，其次才是身体的长征。若比体能、比武器装备，红军不如“白军”；若比意志、比信仰，比战斗精神，“白军”不如“红军”。长征比拼的正是信仰和意志，最终信仰突破了“围追堵截”，意志战胜了艰难险阻，最终战胜自我，历尽艰险，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我们应该知道，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形之下所进行的被迫性战略大转移。中国自古以来，鲜有败军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成为当年所有预言家预测红军前途的参照系。但历史没有在这里重演，红军跳出了历史的覆撤。红军能败而不倒，溃而不散，上下同欲，众志成城，百折不挠，靠的就是坚贞不渝的信仰。
长征时的红军构成中，“老幼病妇”占了很大比重。长征途中岁数最大的当属“五老”林伯渠（48岁）、徐特立（57岁）、董必武（48岁）、谢党哉（50岁），再加上朱老总（48岁）。他们和年轻的红军战士一样长途跋涉在万里征途上。在长征的队伍里，还有一个独特的群体，那便是“红小鬼”。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谁也劝阻不住。这个年龄段正是需要父母呵护的时候，但他们已经尝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胡耀邦、萧华等都曾是当时有名的“红小鬼”。人们后来所熟知的蔡畅和警卫员“红桃”的故事、陈赓和“红小鬼”的故事等，在长征途中何止成百上千。有这样一则经典红色故事：一个地方的老乡，听说附近有一些老红军牺牲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去掩埋尸体，走近一看，哪里是什么“老红军”，分明是一伙“小红军”，稚气未脱，老乡们禁不住潸然泪下。红军中还有一批女战士，这是长征途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她们同男人一样，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写下了许多长征途中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诗篇。
信仰的确需要无畏的勇敢来开路，而绝对的忠诚不容置疑则要靠血性来表现。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为惨烈的一仗，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数倍之敌血战五昼夜，拼尽全力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事关中央红军生死攸关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安顺场涌现出了17勇士，红二师四团在泸定桥涌现出了22勇士。在强渡安顺场战斗发起前，聂荣臻问主攻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不假思索，掷地有声的回答：“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红二师四团，为了赶在敌人面前，昼夜兼程240里，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硬是“滚进”到了目的地，创造了步兵徒步行军的历史记录。随后，立即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廖大殊担任突击队长，22名突击队员均为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他们背挎弓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用他们的勇敢和忠城杀出了一条血路。
狭路相逢勇者胜，哪怕寡不敌众，哪怕九死一生，也要血溅七尺，前仆后继，揩干净烈士身上的鲜血，继续前进！这就是不屈不挠的长征精神，穿透人的灵魂，使人肃然起敬！
凭一个人的匹夫之勇是成就不了大事的，凭一个人的毅力是很难通过雪山草地的。长征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更是英雄群体的史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经常将自己的骡子让给体弱的红军战士和女同志代步。红军的领导干部与红军战士没有官兵之分，亲如一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搀扶走出谈虎色变的雪山草地。正是在集体主义精神的支撑之下，弱小的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险阻，最终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最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已的路，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令人神往的光明前途。
8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不仅具有民族主义，更具有世界意义，其史诗般的壮丽征程不仅让国内诸多人士感喟兴叹，也让众多中外专家学者和国际友人围绕此次远征著书立说，探索蕴含在长征深处的奥秘。真可谓：长征如此多娇，引无数学人竞折腰。
在世界上宣传长征并最早引起广泛影响的作品，当属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其中描写的长征英雄后，曾约斯诺夫妇到白宫中谈了一整天。罗斯福好奇地向斯诺夫妇询问“红军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随后罗斯福总统又开始尝试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在二十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美国，《红星照耀中国》是介绍中国已知中少见的畅销书，长征的故事也影响了那里的众多读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英国人杭尔德的《向自由的长征》、法国人迪皮伊的《毛泽东领导的长征》、日本人宾户宽的《中国红军——困难与险峻的二万五千里》。这些著作的大量出版，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长征所创造的“史诗般的革命业绩”。
成立长征学，并让长征学发展壮大，结出累累硕果，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低估。对生活在今天90后、00后的人们进行红色文化教育、长征历史知识的渗透与普及已显得势在必行。史云：“欲灭其国，失灭其史”。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解析和系统研究长征经过的历史，在于警示现实，赢得未来，永葆无数革命先烈创建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长征学不仅仅属于遵义和贵州的，而且更属于全国和世界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让长征学这门新兴的学科长得枝繁叶茂，根深叶壮。
长征学刚刚创立，稚气未脱，还处在萌芽阶段，需要呵护与培植，需要充沛的阳光和充足的水分，需要我们无私的奉献和付出。我们深信，要不了多长时间便会出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喜人局面。
从事长征学的研究，需要我们的自强不息，砥砺前行，实事求是，勇于担当，更需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专一精神，宁静致远，淡泊名利。要靠一代又一代的长征学耕耘者坚持不懈的奋斗下去。唯有如此，我们的长征学才会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做大做强，我们的长征学研究才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2016年8月24日完稿
（贵州省绥阳县文联：匡兴洪 邮编：563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