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人评价说陈忠实是好老汉。他就像蒸馍一样，靠着一股正气，走完人生路。”

每年的7月31日，我都会发短信给陈忠实祝贺他生日快乐，而老陈就会把电话打过来表示感谢。可是今年，我再也听不到老陈的声音了。

陈忠实不会写手机短信，每次我给他发短信，他都会打电话过来。就在去年的7月，他打来电话跟我说：“给你儿子结婚写的字，耽搁了，只好写一幅大的。”让我感动的是，求老陈书法的事，是一次聚会我顺口说的，老陈却记下了。不久，我真的收到一幅老陈的大幅书法作品。

“人生如蒸馍：馍蒸到一半，最怕啥？最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生了。” 这句话是陈忠实对我说的。他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说出了人生的哲学道理。

我认识陈忠实，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年了。《白鹿原》出版“火”了的时候，我正在《文艺争鸣》当编辑，曾组织文章批评《白鹿原》。一部作品，总会有表扬和批评，对于学者的评论文章，陈忠实都会认真读，有些观点虽然他不太同意，却真诚细读并思考。从此，我与老陈成为了朋友。大家都管陈忠实叫“老陈”，其实当年《白鹿原》出版时，他只五十岁出头。

可以说，陈忠实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火”的时间较长的人。二十多年前陈忠实曾经发誓要写一部垫棺作枕的作品，《白鹿原》让他实现了愿望。《白鹿原》自出版后就一直没消停过，老陈也因此一直被各界“折腾”。一部《白鹿原》相继拍成了秦腔、话剧、电影、电视剧等。他希望这部小说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都表现出色。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白鹿原》是近三十年来书写“乡土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本，这是个宏大叙事的文本，关于它的话题是说不尽的。这个作品的文化内涵很深邃，人物塑造也非常成功，在写作的方式上也是一种探索，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同时吸收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东西。

我最难忘的是2002年7月31日，那天是老陈六十岁生日。我专程飞到西安，为老陈祝寿。记得那天来了各界人士几百人，老陈也显得格外精神。当他走进会场时，不知是谁突然上前给他戴上一个用鲜花扎成的五彩大花环，一时间掌声响起。陈忠实首先讲述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说到最后，他很伤感也很现实地说：“……直到我走进朋友们为我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年龄阶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悟道、是忆旧事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段上更加强烈更加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颤动的地方。我唯一恳求上帝的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

这期间我们还多次见过面。最有趣的是2008年夏天的时候，陕西的好朋友打来电话说：“陈忠实当上陕西段的奥运传递火炬手了！”我的反应是：老陈平时走路都是慢慢的，手里还总要拿支雪茄烟，他竟然能手持火炬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在无数个摄像机的拍摄中，在数不清的镁光灯的闪烁中跑下200米吗？陕西的朋友听我这么说老陈，大笑不止。

忽然我意识到，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作为陈忠实的朋友，我绝对不应该在这么庄严的事情上怀疑老陈的意志和信心。于是，我马上到网上看新闻。陈忠实说这200米，他想要自由自在地跑，并将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奥运添上精彩的一笔。我非常理解陈忠实这朴素话语的意义。这与他当年小说《白鹿原》出版时的心情一样：复杂、自信、激动、感慨，以及多年来自己内心世界与现实空间的抗衡和对峙、自己在文学创作中高峰和低谷期的痛苦、思想的波动等，一时间同时涌现。

在中国，陈忠实作为文学符号的存在大家已不陌生。而文学创作之外的老陈，是非常性情的人。

有一次在北京遇到陈忠实，他请我们几位朋友吃饭，想了好半天，还是决定到秦唐府去吃。秦唐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附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纯正的陕西风味的小饭店，但是人很多，噪声极大，相互间说话几乎是在喊着说。那饭店里的桌子和凳子都非常矮小，坐在那里如同蹲在地上一样。感觉来这里吃饭的人都是陕西人，他们也都说着陕西话。陈忠实到了这里，如同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熟悉，不用菜谱就开始点菜。一大碗面，加上一碟小菜，他吃得汗水直流。他就像陕西的农民一样蹲在路边，手捧一个大碗，幸福地吃着。很难想象，这位就是名震海内外的大作家陈忠实。

老陈穿衣戴帽实在不讲究，每当有人问起他那个像出土文物似的破包时，他都会津津乐道地讲出一大堆这包十几年不离身的好处。可是他抽烟却十分讲究，多年来，他只抽雪茄烟，而且配着特制的方形盒子。我发现，在他烟盒的开口处，总是记着一些电话号码或是零星话语，他说：“随手记上，回家再整理，这是我的笔记本。”

可是就在前年，我再次见老陈时，他已不抽巴山牌雪茄烟了，而是换成没有牌子稍细一点的雪茄，我曾从老陈手中拿过好几支他的烟，都在我书架上放着。

还有一次，陈忠实来京，打电话请作协的胡应红和我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吃饭时，他讲起他的书和“陈忠实”的名字屡屡遭受盗版盗名之苦。他讲到，曾有一位陕西农村的文学爱好者，他用自己署名的作品寄到任何报刊从未被采用过，便想到以“陈忠实”的名字投稿，结果连续被采用。我开玩笑说，这说明那农民兄弟的作品已达到您的水平。老陈说：确实写得不错！此事过去一段时间之后，陈忠实说他收到一封信，是那位化名“陈忠实”的人悄悄放到陕西作协收发室的。陈忠实说，看了这封信我又难过又感慨。这位农民兄弟告诉我，他家境不好，自幼喜爱文学写作，想靠写稿的收益补贴家用，自己的名字发不出去，就想出这个办法。陈忠实读了这封信后，很想见见他，可这位农民，他没有留下地址。陈忠实说，很长时间他常常会想起这位农民，惦记他。看陈忠实谈及此事的神态，好像是他又欠了一笔难以偿还的人情债似的。

有人评价说陈忠实是好老汉。他就像蒸馍一样，靠着一股正气，走完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