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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绞痛》
 | 张鸣  2010年08月15日09:30


作者:张鸣

出版社:南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7

书号:9787807607144

定价:29.80元
  【內容简介】
  《中国心绞痛》为张鸣先生近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文化、政治、民风、民族、教育、自由、学风等社会诸多让人不忍目视的林林种种,作者身后的历史学功力和思想见地,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使得人读之如醍醐灌顶,在快感与痛感之间,催人省思,给人启示。
  《中国心绞痛》集合了张鸣教授近来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天下有心人自当体会张鸣先生的良苦用心!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省导师,个性鲜明。社会责任感使然,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并以文人悲悯的情怀为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其独立特行的观点为蒙蒙大众指点万千丑态,真相豁然,真知毕然。张鸣教授的主要著作还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以及历史文化随笔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
  【短评】
  纠结于心,阵痛袭来,何以纾解?中国社会有病,张鸣老师称之为“心绞痛”,这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如今的中国,正从过去的营养不良渐渐地健壮丰满起来。然而,成长的太快,必会带来因内机与之无法协调而造成的病症。
  心脏,是一人之本,亦为一国之本。心绞痛,直击中心,怎能不治?然而,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庞大的体制,一个正在向前急冲的巨人,谁来为他医治?更何况,在这个国家、这种体制内,更多的细胞是在试图遮掩病态,试图以狂奔的健壮形象湮没阵痛发出的警示。
  无法求助于外,外面的人似乎都在盼着他倒下,因此,这位巨人只能反求诸己。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其体内的一个细胞,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切身遭受着这种阵痛,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结束阵痛。
  但,谁是疗愈伤口的白细胞?谁是净化机体的免疫分子?中国文人无疑该担负起这个责任。我国五千年,自古便是以文载道,文昌则国治,如果文人没有这份责任心,如果文人没有这种品德,则中国之病,无药可治。同时,立志做于国有利的文人,还必须有足够的理智,不可似愤青躁进,不可似“专家”趋炎,唯有理智,唯有深刻,唯有直指病患,才能起到警醒国民,治病救国的作用。
  张鸣,无疑算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他针砭时弊,发人深省,“口诛笔伐”之下而又不乏人文关怀。他敢为大众喉舌,敢为国痛呼,他是真正有文化脊梁的中国文人,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文人。但愿中国再少一些愤青,少一些“专家”,多一些文人!
  【文摘】
  不是序的序言
  现在的中国社会有病。
  一些食品生产厂家,本来是生产食品的,但是却为了钱,往里加添加剂,让人吃了不死也病。
  教师原本是教书育人的,但是现在有一些教师却变着法地坑学生。
  医生本来是治病救人的,但眼下有一些医生看人的眼神都不对,不看病,看人腰包。看病无非是怎么把人腰包里的钱都掏出来。
  社会乱相种种,某些官员也是乱上添乱。
  我们的官员,身处一个压力体制。他们的官帽子,都是上级所赐。眼睛向上,是大势所趋。眼下,中国不幸,又有了媒体。从平面纸媒到电视再到网络,一应俱全。凡是有媒体的地方,无论官员的乌纱帽是从哪儿来的,都要学会作秀。有的作秀是真作,表演完了,多少要兑现一点。有的作秀是假作,表演完了,也就完了。平面纸媒和电视好控制,不该说的话,及时地不让他们说就是。但是网络不好办,一个不留神,总有人喜欢把“皇帝没穿衣服”这种大实话捅出来,让官员难堪。
  社会乱事多,官员不思改进,不去治乱,反而总在掩饰上面下功夫。有了网络,加上手机这么普及,手机上录音摄像功能一应俱全。官员的手虽然比咱们平头百姓的大,也难以一手遮下所有的丑事。遮不了也得遮,强遮,硬遮,捉襟见肘也得遮。于是,事情就更乱。有的时候,乱源来自于官员本身,为了自家的利益,四面出击,到处拆迁。惹到天怒人怨,也不肯罢手。
  当然,这一切的乱,其实是乱了老百姓,也苦了老百姓。
  心绞痛,痛的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想少点乱子,就得出来喊一喊。喊一嗓子,是一嗓子。多少让制造混乱的人,感到有些胆惊。
  天下总是乱中治,中国心绞痛也是惊醒剂,让我们从盛世伊始的喧闹里看清自我看清差距,从而知道万里长征第二步的微妙与真切。
  东方复兴的路还远,我们在路上!
张鸣
2010年2月
这样的五四
  不消说, “五四”运动,是一场在国际上声誉不错的文明抗争。虽然是排日爱国,但学生们有意识地避免暴力,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直接伤害日本人,而且面对警察时也不采取对抗手段。凡是爆发运动的城市,军警的态度也大多暧昧,学生火烧赵家楼的时候,几十上百的警察,大体上在旁观。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镇压学生一向不积极,后来上任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虽然名声不好,但抓捕学生,大体上属于守势。猫捉老鼠,其实军警才是鼠,过街老鼠。第一次被抓的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的监狱,条件不好,舆论一致声讨,后来再抓,就临时关在北大法科,其实根本就没打算真正把学生怎么样。各地的军警,就更加姿态低,万一伤了一个学生,就像惹下塌天大祸,全国声讨,国会议员都跟你没完没了。抵制日货,军警虽说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的地方还暗中相助。
  其实,运动中的暴力还是有的,只是对内不对外而已。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儿子)出来挡驾,学生们就不打了。……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一言难尽的五四”
  欺上瞒下的官僚体制
  美国学者孔飞力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叫魂》,里面说到一个道理,说是在帝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控制的关系,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则尽力不让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担心下面欺瞒,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点不合规矩的事让上面知道,后果不堪。这样的信息控制战争,未必在今天就没有。对于一个唯有上级才可能福之祸之的行政体系,无论自己干了些什么,只要能把上级瞒住,一切就等于没发生。官僚机构,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瞒住上级,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消息,只要控制及时,局面就不至于失控。……内部人的这种“反叛”行为,是行政官僚最担心的,因为,人人都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内部,一旦所有人都有这种“异动”,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暴露在阳光下,上级自然什么都知道了,自己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体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说法,是没有市场的,凡是强力控制内部舆论的人,都意味着个中的猫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个范围内,几乎是公开的,所要瞒的,只是他们的上级。真正要实现政务公开,首先要改革这种只对上负责的体制,落实体制、社会和舆论的三种监督,从体制改革入手,让人权行动计划落到实处。否则,王帅和吴保全的故事,就还可能重演。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古今文字狱的异同”
 折腾
  虽然眼下不折腾已经成为国家的共识,但是,我们的某些政府机构,还是喜欢折腾。不折腾,似乎就浑身难受;不折腾,似乎就显不出来我这个机构的重要性。机构分管哪块,就折腾哪块,即使被人讥为吃饱了撑的,也要折腾。这些机构的人,似乎神经非常坚强,不在乎博得骂名。老百姓越是不满意,自己似乎就越是得意。似乎不给百姓添堵,自己就堵得慌,没事找事,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人们制造麻烦。这样的行政决策,固然背后有某些专家的支持,从本质上讲,依然是一种折腾。这么多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折腾。从前是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折腾,现在是以改革的名义,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折腾。总是无端生事,折腾老百姓,都是权力惹的祸。什么时候能不折腾了,百姓和国家就有福了。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没事儿折腾汉字为哪般”
余秋雨“大师”
  中国现在的工艺美术界,大师是种职称。评上了,手里的玩意,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和尚那里,大师是我们这些俗人送给某些脑门锃亮,脑袋大脖子粗,身为主持(也许是买来的)者的尊称。一般来说,这种时候,都是俗人们有求于大和尚之际,不是求财,就是求官。恰好,这两种道场,大和尚都能做。呜呜呀呀地念将起来,挺唬人的。在文化界,大师的头衔挺金贵的,至少在官方那里挺宝贝。迄今为止,真正由官方挂牌的,只有余秋雨大师一个。
  物以稀为贵。大师把自己端起来,理所当然。古往今来,有人写文章不出错吗?没有。但人家余大师就没有错,一个错字都不能有。哪怕把自家胡乱认来的祖宗余玠写成了余珍,也是没错。要错,也是余玠他爹错了。费点心,把《宋史》连带余家的家谱改了就是。
  谁要敢出面指证,哪怕是战战兢兢的,人家连手民之误都不认账,劈头就是一棒子——你别有用心!天王圣明,臣罪当诛。做了大师的人,有圣人的感觉——圣上的圣。圣上一出生就红光满眼,异香满室,浑身上下,除了肚脐眼没疤瘌。他的第一声啼哭,如果不是一首歌,那也是歌的底稿,属于最有文化那种。如果写出来,得用钟鼎文。当然,用蝌蚪文,也行。
  余大师很清高,据说从不交结权贵,可惜权贵总喜欢交结他,争着抢着交结他。要不怎么那么多官方庆典,都有大师出席呢?上海往新加坡派文化使者,派了一次是余大师,两次还是余大师,三次四次据说依旧是余大师。人家大师领奖,都去钓鱼台。那地方,我辈鼠民,连站在门口往里望一望的可能都没有。大师的清高,在权贵的争相巴结下,也只好装下半截。人家一巴结,也就琵琶半抱,出来见客了。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大师别颂”
无法响应的号召
  一个我们学校曾经到边疆支教的大学生告诉我,他其实蛮有理想的,支教在内蒙一个县城,就打算毕业后在那里做一个中学老师。但是,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的中学老师早就超编了,不仅中学超编,县城里所有吃公粮的地方,统统人满为患。像他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人家公开说,根本不需要。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饭的地方,早就人满为患了。开公司创业,没有当地强有力的靠山根本没门。而且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学生在市场上基本没有多少空间。一个非常明白的事实是,无论什么人,要想在市场上找机会,还得在发达地区,不仅农民工打工如此,大学生打工也是如此。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蚁族的逃离北上广问题”
密切隔开群众
  80年代,我去中央党校,把门的人跟我们穿的一样,进门登记一下即可,不登记,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现在再去,把门的成了武警,进一道门,登记一次,盘查一次,到了要见的人楼门口,还要被检查一次,然后通报清楚,才能放行,而我们要见的,无非是个学者型的副校长而已。
  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共产党人曾经是打破等级界限的人,斯诺先生在《西行漫记》中感慨道,一系列被国民党政府悬赏十万大洋的中共领导人,从毛泽东到彭德怀,门口只随随便便地放了一个警卫,人们相互串门,推门就进。根据很多当事人回忆,延安时期的老百姓想要见到领袖,似乎很容易,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看那时候的老照片,领导人的合影,似乎并不按严格的等级,大家随便一站,位于中间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对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来,当年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悄然变成了密切隔开群众。官员但凡到了一定级别,衣食住行,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考虑的是跟老百姓的隔离,住是有人把门的大院,办公是有人站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开道的一路畅通,就算是下来走访群众,有关部门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随便见,路线不能随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见领导,即使领导有心见,也难过上青天。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密切隔开群众”
权利与生命
  当一个公民,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当她全身浇满了汽油,拿出打火机,马上就要点燃的时候,为什么还没有挡住拆迁的行动?哪怕仅仅是暂时停止一下?一个人的生命,跟拆迁背后的利益,哪怕是所谓的公共利益,比较起来,哪个更重一点呢?
  显然,唐福珍之死,是一个悲剧。一个似乎连成都金牛方面都不乐意见到的悲剧。但不幸的是,悲剧还是发生了。造成悲剧的逻辑,就算我们承认成都金牛官方的说法,是刁民抗法,唐福珍所维护的,只是不在法律保护下的违章建筑;而唐福珍又过于爱惜自己的财产,意图用做钉子户的方式,谋求更大的利益。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深层原因是,同样是财产和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依然觉得,公家的利益,公家的财产,还是要高于公民个人的利益和财产。因此,才在有人以命相搏的时候,拆迁的步伐依然不能停下。
  退一步说,即使唐福珍的家,的确如成都金牛区政府所说,属于违章建筑,但唐福珍家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政府到哪里去了?那时肯定有政府存在,不是真空状态。既然那时没有人管,任凭她把房子盖好了,今天再说人家违章,那么政府势必要负些责任。在政府方面也有责任的情况下,如此强硬地拆迁,是不是真的该如此理直气壮呢?
  ……
  人之常情,生命是人最看重的。这一点,中国人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便唐福珍全无道理,属于典型的胡搅蛮缠,但是如果她真的以命相搏,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政府也应该慎重对待,总不至于真的让她死掉,毕竟,我们是在 21世纪。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在没有事关国家安全,其他民众生命财产遭遇危险的情况下,尊重个体的生命财产,理应是最高的原则。就算一个人犯了错,当她处于生命危险的时刻,政府也应该去救人,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一次一次把汽油浇遍全身,点燃起来,直到大火烧起来,待命的消防队才开始灭火?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在人的生命面前,权利需要自省”
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事实上,除了个别特别差的官员,一般来说,政府和政府官员其实也希望下情能够上达,上情能够下达,沟通并不是一个令他们特别讨厌或者害怕的事。很简单,任何一级政府,都需要有政绩,都不希望自己的辖区出乱子。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往往相反,随处可见上下不沟通的现象,上面下面想的问题根本不一样,双方南辕北辙,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官员说东,老百姓会往西去理解,有时候,明明是好事,都办不出效果,甚至出反效果。官员觉得自己很冤,好心办坏事,老百姓不理解,双方的隔膜,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老百姓有事就想通过媒体披露,曝曝光,而官员则觉得媒体总是给自己找麻烦,因此对媒体强烈抵触。
  说到底,之所以出现这种各说各的话,彼此不信任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完善,人民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代表也找不到自己的人民,或者根本不想找自己的人民。原本制度设计最合适表达民意的机构,在沟通中,起的作用不大,或者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有的地方人大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橡皮图章,这种橡皮图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大代表跟自己的选民脱节,在制度上,就没有组织措施保障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联系,时间一长,选民选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有事也不找他们,代表也乐得清闲,开会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好吃吃饭,拍拍手。
摘自张鸣 《中国心绞痛》“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法律面前,该人人平等
  事实上,天下的坏事,并不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做的,就是这些人做坏事,也有大量所谓弱势的人助纣为虐。弱势的人,从来就不见得个个都心地善良,心术坏的人,也是有的。这些人做了坏事,尤其是做了破坏人类道德底线的坏事,无论理由是什么,也一样该遭到责罚,不能因为他们是弱势,就原谅他们,甚至加以颂扬。没错,我们是应该坚持正义,对权贵的不义之行,对违法者的违法,以加倍的勇气和毅力追究到底,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就此把这个世界分成这样截然对立的两极,弱势者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而强势者无论如何都是错的,一边是绝对的善,一边是绝对的恶,如若这样,最终会导致我们丧失起码的善恶标准,走向残酷的阶级厮杀,这样的厮杀,中国人已经经历得太多了。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面对弱势群体违法,也需要理性判断”
我们的大学生病了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病入膏肓,癌症晚期,癌细胞严重扩散。其病,不仅仅是行政化,还是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现在的大学,不,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连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什么,课间操跳什么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正如何兵教授说的那样,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农村里村民至少还可以选村长,大学教授对于谁来当校长,连问都没有问起——教授算老几?连系主任你都没资格选。
  这样的大学,是个挣钱的机器,学官们谁不说扩招好哇,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大学,变成几万人,从前一年学费几百,变成几千,个别特殊专业,打个幌子说是跟国外联合办学,就是可以收到几万,谁说钱不好花呢?谁说教育部不提倡产业化?它提倡的是垄断性的产业化,全国上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育部大学。民营的大学,只限制在职高层次,外面的人想进来办学,进来连门都没有。全国的老百姓,想上学吗?只能上我们这里来,除非你有本事出国。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只消继续垄断下去,我们这天字第一号的教育部大学,不愁没有生意。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大学的病在哪儿?”
作者语录:
  1.
  我们的官员,一般来说,面皮都比较薄,听不得不同意见,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意见,无论如何都会脸红心跳,进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之初,也许还有点正面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已经成了危及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最大祸首。如果一个政府部门把纳税人赋予的公权力当成捞钱的凭据,公开公司化经营公共事务,怎么有利润就怎么办,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政府?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能卖的卖,不能卖的也卖”
  3.城市的和谐,是有钱有权人和平民百姓的和谐,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谐,也是四个轮子和两个轮子的和谐,和谐的关键,在于多给众多的弱势者一点空间。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平民百姓行路之难”
  4.城市拆迁的脚步,是越来越沉重,也越来越有力了,似乎任何人都无法挡住它。上海的燃烧瓶,挡不住;成都唐福珍女士自焚,也挡不住。
  摘自 张鸣 《中国心绞痛》“在人的生命面前,权利需要自省”
  5. 再好的制度,如果可以无端地被挂上许许多多的非制度的零碎,那么制度也就零碎了。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助理是个啥官?”
  6. 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媒体记者,更和纪检部门没什么关系,但每周都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问题、所遭遇的麻烦和“冤屈”通过各种形式反映给我,我只能挑一些看起来比较严重的,转给我认识的编辑记者。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最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底下的老百姓的确不知道该将问题反映给谁,因此,只好病急乱投医。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让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7. 巴东一共发生了两起案件,第一起是几个官员对邓玉姣的强奸,第二起则是巴东地方政府对全国人民的强奸。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我控诉:强奸仍在继续”
  8. 强烈而不正常的仇富心理,背后的焦点,是公平与公正。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仇富的背后”
  9. 在某些人眼里,一个地方的首长,注定要比一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大,比全国的老百姓也大。天大地大,不如官大。
  摘自 张鸣《中国心绞痛》“特权公开化的胆气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