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
作者：席慕蓉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7
书号：978-7-5063-7744-7
定价：39.80元
作者简介：
席慕蓉，女，祖籍内蒙古，出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深造。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1968年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及1987年台湾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 曾在国内外举行十余次个人画展。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等五十余种。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油画及素描专任教授。现为专业画家，并为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南通工学院、呼伦贝尔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六校的名誉(或客座)教授。亦是内蒙古博物院荣誉馆员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 诗作被译成多国文字，在蒙古国、美国及日本都已有单行本出版发行。
内容介绍：
《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是席慕蓉的最新作品集。
海日汗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人物，是预先给自己设定的诉说对象，他是一个生长在内蒙古的蒙古少年，她给这个孩子取名海日汗。在《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里，席慕蓉“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来，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在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往各个方向都去探寻过之后，她在这本书里又转过身来，重新面对自己家族在此生长繁衍的山河大地，开始娓娓诉说起来。
这本书所谈的内容很丰富，涵盖蒙古及蒙古高原其他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诸多问题。这些书信里探讨的是至今仍有必要澄清的许多历史真相以及游牧文化本质的深层意义及思考。一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学术著作中探讨的内容，都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然而席慕蓉却把这些枯燥的历史文化话题从只有极少数人阅读的学术著作中解放出来，以散文语言和书信形式、以故事化、情绪化的叙述方式呈献给读者。深入浅出，又亲切感人。
目录：
序 席慕蓉的乡愁 贺希格陶克陶 1
1 阙特勤碑 19
2 刻痕 29
3 泉眼 41
4 时与光 51
5 回音之地 ( 一 ) 61
6 回音之地 ( 二 ) 73
7 京肯苏力德 83
8 我的困惑 93
9 伊赫奥仁 101
10 疼痛的灵魂 111
11 我的位置 125
12 两则短讯 137
13 查干苏力德 145
14 夏日塔拉 157
15 察哈尔部 167
16 回顾初心 177
17一首歌的辗转流传 187
18 生命的盛宴 197
19 聆听大地 207
20 嘎达梅林 217
21 草原的价值 229
附录 乡关何处 241
后记 前篇与后续 249
正文开篇5000字左右：
1 阙特勤碑
如果他们的心声依然屹立在旷野，
那么，谁能说历史只是已经湮灭了的昨日？
海日汗：
终于提笔给你写信了。
这是我想了很久很久的事。
我可以叫你海日汗吗？
我可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你吗？我们可能见过，也可能从不相识，但是我很想写信给你，说些我心里的想法。所以，请容许我以海日汗这个从蒙文的字音到字义都极为美好的名字来称呼你，你，一位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里的蒙古少年，不管你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在我心中，你终必会长成为高大坚定的海日汗！这是我衷心的期盼。
十多年了，在蒙古高原上行走，遇见过许多蒙古孩子，但是，最让我心怀疼痛的，就是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里的你。
是的，海日汗，你居住在自己的家乡，却不能认识自己的土地与文化的真貌，甚至包括你的价值观也已经受到他人强烈的影响。
你居住在原乡大地之上，却在庞大的移民群中失去了使用母语的能力，也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 我想，你恐怕连“海日汗”这个名字的蒙文字义也不清楚了吧？
)
海日汗，我不是在讥笑你，因为，你的困境，也正是我的。
只是，我的年龄比你大了几十岁，因此多了几十年慢慢反省的时光。同时，在最近的十几年间，我又有机会多次在蒙古高原上行走，遇见了许多人许多事物，有了一些感触和领会，就很想告诉你，这样，也许，也许可以对你有些用处。让你能在百万、千万，甚至万万的人群之中，安静又平和地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想与你分享的，是我在这条长路上的一次又一次的“遇见”。
今天，让我先来说“阙特勤碑”。
最早见到它是一张印刷在教科书上的黑白相片，( 应该是初中或高中的历史课本？ )
图片很小，不过看得出来是一块石碑的上半部，碑上刻着汉字，但是，内容是什么以及究竟是哪个朝代的事，我早就忘记了。奇怪的却是一直记得那张小小的黑白图片，还有说明文字里的“阙特勤碑”那四个字。
岁月飞驰，就这样过了几十年。
真正见到了这座石碑，是在二○○六年的七月二十二日午后，在蒙古国后杭爱省茫茫无边的旷野之上，就在原立碑之地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地方。
真正见到了这座石碑，才知道一直存在我记忆中的汉字碑文只是石碑的背面而已，阙特勤碑碑石朝东的正面，刻的是古突厥文！
海日汗，我想你会说，当然应该是这样才对啊！
阙特勤 ( Kül Tegin，公元六八四 — 七三一年 ) 是后突厥汗国颉跌利施可汗的次子，为他立碑的是他的兄长毗伽可汗，这样的一座纪念碑，正面当然是应该以突厥汗国的文字来书写才对。
可是，我却要隔了几十年之后才能知道。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海日汗，你明白我在那瞬间所领会到的现实吗？原来，这么多年，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即使远如一座一千两百多年前的突厥石碑，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它的“背面”而已。
教育系统里供应给我的，只有经过挑选后的“背面”。
当然，我无权去指责这个教育系统。第一，当时是以汉民族为本位的教育系统，当然会选择与汉文化有关的资料放进教科书里。
( 而这个背面的碑文，也大有来历，据说是由唐玄宗所亲自书写的。
) 第二，我自己读书不多，没有能够更早知道这些对学者来说是极为普通的常识，因此更不能怨怪他人。
不过，如果要从这里开始反省，那么，我就不得不去担忧，从小到大，在我的教科书上，关于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还有多少被排除了的原本应该是属于“正面”的资讯了。
见到阙特勤碑的那一天，是个时阴时晴的天气，高高的穹苍之上浓云密布，而旷野无垠，在天与地之间，只有这一座巨大的石碑独自屹立，巨大而且厚重。
立碑之年是公元七三二年，离现在已经有一千两百七十多年的时光了，可是，石碑上刻着的文字还清晰可辨。
但是，我一个字都不认得！
心里掠过一些隐约的悲伤，不过，很快就被兴奋之情所掩盖了。
想一想，能够在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来到这座石碑之前，看天苍苍，看野茫茫，石碑上方所刻的简洁的山羊图像偶尔被云隙中射出的阳光映照得光影分明，好像刚刚才刻上去一样，好像渺小的我竟然置身在千年之前的历史现场。海日汗，在那一刻，我真是手足无措，兴奋得不知道要如何是好啊！
只能不断地换着角度重新拍摄，而同时，在我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与亲切混杂在一起的感觉。
由于敬畏，使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敢轻慢去触摸碑石；由于亲切，我又不舍地一直环绕着它，甚至到最后只是默默地伫立观望，停留了很久很久，就是不想离开。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
这个问题在心里放了一年，第二年夏天 ( 二○○七 )，在内蒙古大学的一次聚会上，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几位坐在我身边的蒙古学者，突厥和蒙古到底有多近？他们说：
“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突厥与蒙古之间的关联紧密，最少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相同。”
海日汗，你看，无知的我必须要经由学者的证实才能肯定我自己的感觉，才知道这种亲切感正是一种孺慕之情，是北方游牧民族子孙心中与生俱来的很自然也很正常的反应。
海日汗哪！海日汗！我要怎么感谢这些学者呢？因为，还有更快乐的事情在后面。
刚才我已经对你说了，那天，站在阙特勤碑前面的我，对碑上的古突厥文一字不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含义。回到台北之后，从我书架上现有的书中去寻找，也只能找到一鳞半爪，原来以为这辈子都无法解答这个谜题了。想不到，二○○七年的五月，和好友兆鸿去了大兴安岭之后，又相约再去新疆，也是由于对自古居住在新疆的许多民族想要更深入了解，兆鸿在回到北京之后，找到耿世民教授所著的
《 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
》① ，就多买一册送我。书内有三章叙述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解读等等研究，我已经大喜若狂，加之更在书后看到耿世民教授有一本
《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 ②
的专著，急忙求兆鸿再寄这本书给我。前几天，终于收到书了，海日汗哪！海日汗！我要怎么感谢这位学者呢？
耿世民教授，深研古突厥文有五十多年，出版了许多部论著，而在这本
《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 里，他是直接从古突厥文译成汉文。书中详细列举了九座石碑的碑文内容，“阙特勤碑”，以及我后来陆续在二○○六年夏天的行程中所见到的：“毗伽可汗碑”与“暾欲谷碑”都包含在内。③
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去年刚刚才见到了这三座石碑，今年就得到了耿世民教授的这本专著。而由于耿教授翻译的时候，非常尊重原文的排列格式，许多地方是直译，不加任何多余的修饰，因而也就更让我感受到了原文中的美好气势，譬如在“阙特勤碑”东面所刻碑文的第一段：
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 ( 也 )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
多么简洁有力的开端！撰文者是以阙特勤的兄长毗伽可汗的口气来书写的，除了描述他弟弟阙特勤的英勇事迹以及弟弟死后可汗的悲痛之外，还有很长的篇幅是在叙述突厥汗国的沧桑历史。突厥汗国建立于公元五五二年，而在五八○年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先后都被唐朝所灭，要隔了五十多年之后才再得以复国，就是史称的第二突厥汗国或后突厥汗国。
所以，其中有段碑文很有意思，可以说是千年之前在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心声：
……唐人的话语甜蜜，宝物华丽 ( 原文：柔软 )。他们用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诱惑，使得远处的人民靠近( 他们 )。当住近了以后，他们就心怀恶意。他们不让真正英明的人、真正勇敢的人有所作为。一人有错，连其族人、人民、后辈都不饶恕。由于受到他们甜蜜的话语、华丽的宝物的诱惑，突厥人民，你们死了许多人。
海日汗，这样直白的文字，却真是惊我心、动我魄啊！
因此，毗伽可汗在回溯复国的经历中，认为在他父亲颉跌利施可汗之后继位的自己，率领的第二突厥汗国的国力在起初是极为薄弱的。他说：“我统治的完全不是昌盛繁荣的人民，我统治的是内无食、外无衣、贫困可怜的人民。”又再说：“当我继位为可汗时，流散各处的人民，筋疲力尽地、无马无衣地归来了。”
而靠着弟弟阙特勤以及毗伽可汗自己的努力， ( 还有三朝老臣暾欲谷的辅佐
) 率领大军四处征战，终于又重新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后突厥汗国。
海日汗，说到这里，我又必须提一提自己年少时所读到的历史课本了。在这些教科书里，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而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代代相传承，有着属于自己的悠久绵延的血脉、语言、文化和历史的。
而且，这些血脉、语言和文化，现在仍然是生活里极为重要的组成分子，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远去。
这些也都要感谢世界各国学者的用心钻研和证实。
破译古突厥碑文的研究，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有英、德、法、俄、土耳其等语言的译本。而此刻，借着耿世民教授的这本汉文翻译的专书，我才能轻易地读懂突厥先民一千两百多年前慎重刻下的心声，明白了他们曾经承受过的流离伤亡，也分享了他们重新奋起之后的兴旺荣光。
海日汗，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分享”，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即使是如我这般的后知后觉，也不能说是太迟。
你看，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我不就把当年记忆中的“背面”，和此刻寻找到的“正面”，两者叠合在一起了吗？
海日汗，在这叠合的一刻，我要感谢的，还不只是百年来默默钻研的各国学者而已；我还要感谢那一座又一座，历经千年风霜，却始终不肯倒下的突厥碑石，只因为上面深深刻画着先民真挚的话语。
如果他们的心声依然屹立在旷野，那么，谁能说历史只是已经湮灭了的昨日？
信写长了，先在此暂停。
祝福
慕蓉 2007年11月17日
2 刻痕
可是，“侵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不也是一种逐日的完成？
海日汗：
好久没提笔了，最近过得很忙乱，不过，心里还是常常惦念着要给你写信这件事。说是给你写信，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
好像在向你诉说的同时，另外一个我也在慢慢醒来……
海日汗，我们的身体和心魂，不是只有这短短几十年的记忆而已，有些细微的刻痕，来自更长久的时间，只是因为长年的掩盖和埋藏，以致终于被遗忘了而已。我们需要彼此互相唤醒。
在这封信里有几张相片，其中有两张，是上封信提到的纪念第二突厥汗国三朝老臣暾欲谷的碑石。
有一张是在极近处所摄到的碑文，海日汗，请你看一看，这碑石上的文字刻得有多深！
这些至今依然清晰的碑文，当然令我着迷，可是，更令我着迷的，还是石碑本身在一千多年无情风霜的侵蚀之下，所呈现出来的面貌。
海日汗，请你细看，原应是打磨得很光滑的平面已成斑驳，原来切割得很锐利的直角已成圆钝，可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才更显石碑的厚重与深沉？
我们可以说，“侵蚀”是一种逐日的削减。可是，一千多年里每一次的风雪雨露，构成难以数计的细小和微弱的碰触，“侵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一种逐日的完成？
海日汗，如果我们每日所触及的细节都是人格形成的一部分，那么请你试想一下，在蒙古高原之上，在一整个又一整个的世代里，在众多的游牧族群的心魂之中，那不可见的刻痕又会有多深？
而也就是这些刻痕，让我们能长成为今天的蒙古人。
所以我们才会彼此靠近，觉得亲切，甚至熟悉，好像有些话，不必说出来就已经明白了……
所谓“族人”，应该就是这种关系了吧。
去年 ( 二○○七 ) 秋天，有个傍晚，黄昏的霞光异常的光明灿烂，站在金紫灰红的霞光里，站在一大片茫无边际的芨芨草滩上，我新认识的朋友查嘎黎对我说了一句话：
“蒙古文化的载体是人，只要人在，文化就在。”
我相信这句话。
去年八月，参加在伊克昭盟 ( 今称鄂尔多斯市 ) 乌审旗举行的“第二届查干苏力德文化节”。中间有一天，朋友带我们去看萨拉乌素河。
海日汗，你应该知道，这是在人类考古史上赫赫有名的河流，在这里，考古学者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遗址，离今天有五万到三万五千年了。( 最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是在十四万年到七万年以前，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
对这片流域的考古发掘，最早是由一位蒙古牧民旺楚克的引导开始。他是带领法国神父桑志华走向萨拉乌素河岸的领路人，因为在那片河岸上，旺楚克曾经发现一些奇异的化石。
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桑志华神父和随后前来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这里采集到了一些人类和脊椎动物的化石，还有石器和用火的遗迹。
其中有一颗小小的牙齿化石，经过测认后，确定是属于一个幼童的左上方的门牙，已经石化很深了，这个孩子应该只有八九岁。
当时，这是很轰动的发现。经时任北京协和医院解剖室主任、加拿大的解剖学家步达生研究与测认之后，把这颗门牙定名为“Ordos Tooth”( 鄂尔多斯齿 )。不过，后来中国的考古学者斐文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时，却很不够专业地把这个名字转译成“河套人”，又把这个地区的文化命名为“河套文化”，因此，多年来都使得社会大众 ( 包括我在内 )，对这个珍贵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确切地点，有了混淆和偏差。
幸好，在后来的多次发掘中，又有了许多难得的发现，是属于这个地区所独有的特质。最后，考古界终于把这一处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在汉文里定名为“萨拉乌素文化”。今日有学者也极力主张，认为“河套人”应该重新正名为“鄂尔多斯人”。
“萨拉乌素”，汉文的直译是“黄水”。不过，这条河在蒙文里还有一个外号，是鄂尔多斯当地人给她起的，叫“嘎拉珠萨拉乌素”。这“嘎拉珠”就是“疯狂”的意思，所以，直译成汉文，就是“疯子黄河”，或者“疯狂的黄水河”。我猜想，大概是因为这条河流有道很大的河弯，那几乎一百八十度回转的大河湾，弯曲度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了吧？
这个外号，是查嘎黎告诉我的。
那天，一车人兴高采烈地直往萨拉乌素河的大沟湾而去，那里就是旺楚克与桑志华发现“萨拉乌素文化”的第一现场！
我坐在驾驶座右边，查嘎黎刚好坐在我身后，我们原本不熟，才刚刚认识了两三天而已。但是，他在说了“嘎拉珠萨拉乌素”这个外号之后，紧接着，又给我讲了一段民间传说，他说：
关于这条河，还有个很老的故事。
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征战多年的武士，终于可以回家了，就跨上骏马，沿着蒙古高原的边界直奔故乡而来。奇怪的是，走了很多很多天，明明觉得应该早就到家了，眼前旷野无垠，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有天夜里，疲惫的武士还在东寻西探，摸索前行。走着走着，却总是觉得身后有响动，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样的声音紧跟在身后。好像他走，那声音也跟着走，他停，那声音也跟着停。武士虽然是个有胆量的人，可是，月夜里，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一座又高又黑的大山梁之前，也不禁有些迟疑。
于是，猛然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紧跟在身后的响动，竟然是一条河的水流。月光下，那条河好像也找不到路，跟在武士的身后，也像他一样的东张西望，犹疑难决。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衬得高大的山梁更深更暗，那条河的水流倒是很清澈，刚才不能分辨究竟是什么的响动，原来是水声，叮叮咚咚的，还挺好听。
武士心想，如果放心地流动起来，应该是条很漂亮的小河吧，眼前却只能畏畏缩缩地紧跟在陌生人的身后，怎么也不敢超前一步。
原来，迷了路的河，也跟迷了路的自己一样可怜啊！
武士心里忽然觉得很悲伤，不禁抬头望向天空，高声呼求：
“苍天啊！请让迷路的人找到自己的家乡，让迷路的河找到自己的河道吧！”
这边话声刚落，忽然间，那边黑色的山梁就自动往左右分开了。前面再无障碍，那条原本是犹疑观望的河流，顿时就直直往前冲去，并且身躯暴涨，变成一条水流汹涌、水势凶猛、河面极为宽阔的大河，转瞬间就把武士推开，把他远远地拦在北边的河岸上了。
武士迷惘惊诧的眼光终于从河面收回之后，一转身，他和他的坐骑就看见了回家的路，沿着河岸再往北走，没有多久，就找到自己的家了。
那天，在行驶的车中聆听查嘎黎的讲述，对我来说，是一段很奇妙的经验。认识这位身材高大壮硕、神情严肃的蒙古朋友，不过只有两三天而已，没听他说过几句话，在宴席上总是沉默不言。
但是，在萨拉乌素河边，他忽然变得喜笑颜开，滔滔不绝。在他讲述这段传说的时候，好像生命内在的活泼和热情如泉涌般呈现，还带着一种质朴与天真的诗人特质，让我这个听者惊喜万分……
海日汗，与其说我是受了这段传说的感动，不如说我是受了查嘎黎讲述这段传说时，他内在的生命力强烈喷涌迸发的状态而感动。
这想必就是一个蒙古人在与他珍爱的文化共处时的生命状态了。
海日汗，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真正认识了这位朋友的，是多么欢喜的感觉啊！
那一天，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萨拉乌素河。
原来，我从书册的文字里得到的印象，这应该已是一条濒临干涸枯竭的河流了。在文字里，关于萨拉乌素河的介绍，除了“遗址”“化石”“骨骸”等等以外，就是什么“放射性碳素”“铀系法”等等作为断代依据的科学名词，总让我以为，这里和许多书本上呈现的考古现场的图片一样，在河岸和河床上都遍布着碎裂的岩块、无止无尽的黄沙，景象荒凉已极。
但是，二○○七年的八月十六日，我所见到的萨拉乌素河却和自己的想象完全相反。
当然，最初从大沟湾的上方俯瞰之时，是有些荒凉的感觉。虽然也有绿色植被，但是岩块与沙土也占了很大的面积。不过，再往峡谷下方行去，走到一条拥有许多泉眼的源流之时，我所见到的萨拉乌素河就是一条生意盎然、绿意盎然的河流了。
海日汗，这是从多少年前流到现在还没有枯竭的泉眼，从多少年前活到现在还没有老去的河流，水声如传说里一般的琤悦耳，河岸上芳草鲜美，林木苍翠。海日汗，这是神话仙境在我眼前显现的真实版本啊！
可惜在此只能给你看一两张相片而已，不能完整传达那种让我万分惊喜的美丽和亲切。
是的，海日汗，我说的是“亲切”。
我终于来到在书册里翻寻过无数次的萨拉乌素河的河边了，惊喜过后，心中涌出的却是一种无边的安静与满足，好像在我周遭的景物，包括河面上每一寸细碎的波光，河岸上每一株小草的柔嫩多汁，林间每一阵微风穿过之后叶片的颤动，所有的光影、色面与线条的变幻，都在同时缓慢而又锐利地进入了我的身心，仿佛是轻轻的触动，却又留下了极为繁复与细微的刻痕……一切似曾相识。
海日汗，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刻痕，一日复一日地让我逐渐长成为一个我所希望能成为的人──
一个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
夜已深了，今天就写到这里。
祝福。
慕蓉 2008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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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台湾作家席慕蓉最新作品
如果这场实验有个名字，海日汗，
我想称它为——生命的盛宴
海日汗，是一个存在于诗人想象中的少年，也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懵懂的自我。21封写给海日汗的信，是席慕蓉发掘自我的轨迹与告白，字字沁人心肺，值得珍藏。
诗人及画家席慕蓉，以六年的时光、绵密的笔触，写下她想对心中那个生活在内蒙古的少年族人的期许，分享她在这条“原乡寻觅”的长路上，与最陌生又最熟悉的事物一次次的邂逅。
前言、序、后记
序
席慕蓉的乡愁
贺希格陶克陶
新世纪伊始，诗人萧萧对席慕蓉 《 世纪诗选 》 的评语是：“似水柔情，精金意志”。
是的，柔情与意志是席慕蓉作品具有极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她的很多诗歌和散文作品，尤其是自一九八九年以来的作品所饱含的柔情与意志主要是通过乡愁表现出来的。
这乡愁并且在这十二年中不断地变化与扩展，以下我将其大略划分为三个时期，并举例说明。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这是席慕蓉于一九七八年写的直呼其名为 《 乡愁 》 的一首诗。在作者的心灵深处，“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然而“却是一种模糊的恨惘”，既模糊又抽象。
这可称之为第一时期，是属于一种“暗自的追索”。自幼生长在中国的南方，虽然有外祖母及双亲的家庭与民族文化熏陶，席慕蓉对蒙古高原的原乡情结，却始终无法在汉文的教育体系里得到满意与精确的解答。
因而，在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社会中，席慕蓉一离开了家庭的庇护，就会直接面对种种矛盾与歧异的观念，作为心中依仗的原乡，就只能成为一种难以估量的时间 ( 没有年轮的树 )，以及难以清晰言说的空间 ( 月下的笛声和雾中的手姿 ) 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席慕蓉第一次回到家乡——现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宝勒根道海苏木。白天她让堂哥带去看了从前的老家即尼总管府邸的废墟。
到了夜里，当所有的人因为一天的兴奋与劳力，都已经沉入梦乡之后，我忍不住又轻轻打开了门，再往白天的那个方向走去。
在夜里，草原显得更是无边无际，渺小的我，无论往前走了多少步，好像总是仍然被团团地围在中央。天空确似穹庐，笼罩四野，四野无声而星耀闪烁，丰饶的银河在天际中分而过。
我何其幸运！能够独享这样美丽的夜晚！
当我停了下来，微笑向天空仰望的时候，有个念头忽然出现：
“这里，这里不就是我少年的父亲曾经仰望过的同样的星空吗？”
猝不及防，这念头如利箭一般直射进我的心中，使我终于一个人在旷野里失声痛哭了起来。
今夕何夕！星空灿烂！ ( 《 今夕何夕 》 )
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草原”之后的一段乡愁描写。接着她又去追寻“母亲的河”——希喇穆伦河源头。乘坐吉普车，在草原上寻找了一整天，到很晚的时候才找到。那是九月初的温暖天气，但泉水冰冽无比。她赤足走进浅浅的溪流之中，就像站在冰块上。然而她此时此刻的感触是：
只觉得有种强烈到无法抵御的归属感将我整个人紧紧包裹了起来，那样巨大的幸福足以使我泪流满面而不能自觉，一如在巨大的悲痛里所感受到的一样。
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血脉里呼唤着我的声音，一直在遥远的高原上呼唤着我的声音，此刻都在潺潺的水流声中合而为一，我终于在母亲的土地上寻回了一个完整的自己。
生命至此再无缺憾，我俯首掬饮源头水，感谢上苍的厚赐。 ( 《 源——写给哈斯 》 )
触景生情，在这里再也看不到“模糊”的景和情，其景清晰可见，其情悲喜交集。此时席慕蓉的乡愁已进入第二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可称之为“乡愁的迸发与泉涌”。从一九八九年夏天开始，席慕蓉尽情抒发她个人及家族的流离漂泊，向蒙古高原的山河与族人娓娓道来，诗与散文的创作量都很丰盛。
从一九八九年之后，席慕蓉每年回蒙古一到两次，“可说是越走越远，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天山山麓，又穿过贺兰山去到阿拉善沙漠西北边的额济纳绿洲，南到鄂尔多斯，北到一碧万顷的贝加尔湖；走着走着，见到了许多美丽丰饶的大自然原貌，也见到了许多被愚笨的政策所毁损的人间恶地，越来越觉得长路迢遥。”随着席慕蓉在蒙古土地上走过的路途的延伸，她的乡愁也拓宽了。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今回头省视，才发现在这条通往原乡的长路上，我的所思所感，好像已经逐渐从起初那种个人的乡愁里走了出来，而慢慢转为对整个游牧文化的兴趣与关注了。” ( 《 金色的马鞍 》 代序 )
她不仅把兴趣与关注扩大到家乡内蒙古之外的中国境内新疆卫拉特蒙古，青海、甘肃、吉林、辽宁等省蒙古，达斡尔蒙古，蒙古国，俄罗斯境内喀尔玛克蒙古，布里雅特蒙古，图瓦蒙古，阿尔泰蒙古以及它们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扩大到包括蒙古文化在内的整个游牧文化领域。在十三世纪成书的历史和文学名著 《 蒙古秘史 》、自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 《 江格尔 》、蒙古语言文字，乃至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都极大地吸引了她。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有关蒙古高原的考古文集，称这些书册中所记录的一切“是一场又一场的飨宴啊！” ( 《 盛宴 》 )。 在 《 解谜人 》 一文中，作者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 ( 今呼伦贝尔市 ) 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尊敬与爱戴，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了鲜卑石室——嘎仙洞。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展”中看到红山黄玉龙时她的心情异常激动，“第一次站在黄玉龙的前面，用铅笔顺着玉器优美的弧形外缘勾勒的时候，眼泪竟然不听话地涌了出来。幸好身边没有人，早上九点半，才刚开馆不久，观众还不算多。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一面画，一面腾出手来擦拭，泪水却依然悄悄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 《 真理使尔自由 》 )。
至此，席慕蓉的乡愁已进入第三时期，是对于“游牧文化的回归与关注”。从个人的悲喜扩展到对文化发展与生态平衡的执着和焦虑。这时期的作品如 《 发菜——无知的祸害 》 《 沙起额济纳 》 《 失去的居延海 》 《 送别 》 《 河流的荒谬剧 》 《 开荒？ 开“荒”！ 》 《 封山育林 · 退耕还草 》 等等，这些散文都以环境保护为主题，其景也都清晰可见，其情却悲天悯人。
席慕蓉的乡愁，经历了从模糊、抽象，发展到清晰、细腻，再发展到宽阔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经历了从个人的乡愁发展到民族的和整个游牧文化的乡愁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作家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深化乃至神化的进程。
总之，席慕蓉诗歌散文作品中的柔情与意志的主要表现形式或曰核心内容是乡愁。她对蒙古高原如痴如醉，无时无刻不在为家乡愁肠。我们清楚地看到，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她的所思、所言、所写和所做，似乎全都围绕着家乡这个主题展开的。爱国爱民族的诗人作家自古有之，但像席慕蓉这样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家乡爱到全神贯注和如痴如醉地步的诗人作家究竟出现过多少？
席慕蓉的乡愁如此之深，是什么原因呢？对此评论家们作过种种解释，但在我看来，作者自己的分析最为深刻。作者在《 源——写给哈斯 》 一文中指出：
“血源”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她是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埋伏在最初最初的生命基因里面的呼唤。当你处在整个族群之中，当你与周遭的同伴并没有丝毫差别，当你这个族群的生存并没有受到显著威胁的时候，她是安静无声并且无影无形的，你可以安静地活一辈子，从来不会感受到她的存在，当然更可以不受她的影响。
她的影响只有在远离族群，或者整个族群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那个时候，她就会从你自己的生命里走出来呼唤你。
无论是从心理学角度还是从遗传学角度，这个解释都是极为深刻的。
席慕蓉热爱蒙古民族，热爱家乡人民，那么族人和乡亲们对她如何呢？我作为她的族人和老乡之一，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更热爱席慕蓉！
她曾在诗中写过一句：“在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的旁听生”。又说：“是的，对于故乡而言，我来何迟！既不能出生在高原，又不通蒙古的语言和文字，在稽延了大半生之后，才开始战战兢兢地来做一个迟到的旁听生。” ( 《 金色的马鞍 》 代序 )。这是极为谦虚的自我审视之言。然而广大蒙古族同胞和她家乡的人们却把席慕蓉看做是在故乡这座课堂里的最值得骄傲的高材生！
她的乡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众人的乡愁，这使得她的诗和散文不仅在汉文读者群中受到重视，译成蒙古文之后也在蒙古文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不仅是族人，就是读到她近十年来作品的其他民族兄弟，也都惊叹于她刻肌镂心的历史的审视目光和力透纸背的匠心的悲歌绝唱。” ( 哈达奇 · 刚 《 野马滩——蒙古语汉译文学选集 》 序言 )
总之，席慕蓉的乡愁历经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演变，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是创作者个人的追求与努力有以致之；但是，另一方面，也让人不得不以为天地间另有更为深沉的柔情和更为执着的意志藉着席慕蓉的一支笔来向我们展现真相。
在此，我们期待她的新作，也祝福她的创作前程更为宽广与光明。
以上是我于二○○二年写的评论文章，当时将文章压了一些日子 ( 这是本人多年来的习惯 ) 后再阅读时又觉得还不够深入与全面，所以虽然寄给席慕蓉了，但自己只发表了蒙古文译文 ( 内蒙古 《 花的原野 》 二○○二年第十二期 )，就再没有发表汉文文稿。
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席慕蓉竟然还保存着这篇拙作。并且，前不久还寄来她的新书书稿与一封信，信中要求我同意以这篇 《 席慕蓉的乡愁 》 作为她新书的序言。
此刻是二○一三年，离二○○二年已有十一年之久。而席慕蓉在一九八九年夏天，返乡旅程的第一站、第一处落脚的蒙古家庭就在寒舍，所以，我们相识更已是超过两个十一年了！
在这长久的时间里，在蒙古高原之上，越来越多的蒙古家庭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席慕蓉对蒙古民族和蒙古土地的热爱之情，我们这些蒙古人因此也非常敬爱她。如今能以拙文为她的新书作序，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很高兴的事。
可是，在答应了她的同时，自己又深感不安，只怕我的所见或许太过肤浅，只好勉力为之。
多方考虑之后，我决定保留二○○二年的原文不动，只针对她的新书书稿，再来续写这篇序文，使其更趋完整。
主要原因就在于她的新作 《 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 》 所谈的内容很丰富，涵盖蒙古族及蒙古高原其他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诸多问题。这些书信里探讨的是至今仍有必要澄清的许多历史真相以及游牧文化本质的深层意义及思考。一般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学术著作中探讨的内容，都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然而席慕蓉却把这些枯燥的历史文化话题从只有极少数学人阅读的学术著作中解放出来，以散文语言和书信形式，以故事化、情绪化的叙述方式呈献给读者。深入浅出，又亲切感人。
我在前文中说过：“席慕蓉的乡愁，经历了从模糊、抽象，发展到清晰、细腻，再发展到宽阔的演变过程。也可以说，经历了从个人的乡愁发展到民族的和整个游牧文化的乡愁的演变过程。这是一个作家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深化乃至神化的进程。”现在我必须说，在 《 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 》 中席慕蓉的思想境界和情感世界更加深化乃至神化。
席慕蓉从个人的悲喜扩展到对整个民族、整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执着和焦虑。就像诗人自己所说：“最初那段年月，我只能是个婴儿。我哭、我笑、我索求母亲大地的拥抱，那种获得接纳、获得认可的满足感，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但是，又过了几年，我的好奇心开始茁长，单单只是‘认识家园’这样的行为已经不够了，我开始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 ( 《 回音之地 ( 一 ) 》 )
“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这一点在 《 阙特勤碑 》 里叙述得淋漓尽致。对于“阙特勤碑”，她在初中或高中时从历史课本中见到过刻有汉字的黑白相片；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在蒙古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流域和硕柴达木地方，真正见到了这座石碑，才知其汉字碑文只是背面，而正面刻的是古突厥文。二○○七年五月获得耿世民先生 《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 》 一书，借着耿世民先生汉文翻译读懂了公元七三二年建立的阙特勤碑及其它古突厥文碑铭的真正内容。在见到阙特勤碑的那一刻，席慕蓉用了许多惊叹的字句来形容自己的感动：“好像渺小的我竟然置身在千年之前的历史现场。”“我真是手足无措，兴奋得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在我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敬畏与亲切混杂在一起的感觉。”“由于敬畏，使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不敢轻慢地去触摸石碑；由于亲切，我又不舍地一直环绕着它，甚至到最后只是默默地停立观望，停留了很久很久，就是不想离开。”“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
“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跟它很亲”这个问题，席慕蓉等了一年之后，才有机会请教学者，得到以下的回答：“无论是血缘还是文化，突厥与蒙古之间的关联紧密，最少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的确，就血缘而论，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通语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根据语言学家们的一种观点，这同属一个语系的民族应该是同源。就文化渊源而论，蒙古文化与突厥文化更是一脉相承。关于古突厥文的起源，有的学者提出一些字母来自古代突厥人实用的tamgha符号 ( 即表示氏族或部族的印记或标志 ) 或表意符号。耿世民先生也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其实那些表意符号从匈奴流传到突厥、流传到蒙古，成为他们部落、氏族的标志。由于是同属一个语系，古突厥文碑铭中对于英雄人物的歌颂方式甚至很多用词都与蒙古英雄史诗及 《 蒙古秘史 》等相似。就说用词方面的相似性吧，例如可汗 ( hagan )、 天( tengri )、 人民 ( bodun )、 海 ( taluy )、 狩猎 ( aw )、 部或族 ( aymag )、 杀人石 ( balbal ) 等等，数不胜数。甚至一些谚语和惯用语都很一致，例如“使有头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这样的句子在 《 蒙古秘史 》 中就有 ( tolugaitan-i b?觟huilgejutoigtan-i s?觟gudgeju )。“居住在东方日出方向的人民和居住在西方日落方向的人民”，这样的语句在蒙古英雄史诗 《 江格尔 》 中常出现。
但是，这些数据和史实，从来不会在一般高等教育的教科书和非专业的杂志中出现。席慕蓉因此在她的受教育过程里( 包括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 ) 完全无法知悉自己民族的悠久渊源与血脉传承。
在中学的教科书里牢牢记住的一张黑白图片，到了立碑现场才知道这相片拍的只是阙特勤碑的背面。席慕蓉无限感慨地发现：
“这么多年，在我所接受的教育里，即使远如一座一千两百多年前的突厥碑，我所能知道的，也只是它的背面而已。教育系统里供应给我的，只有经过挑选后的背面”。
因此，她也开始明白“在这些教科书里，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而其实，在真实世界里，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代代相传承，有着属于自己的悠久绵延的血脉、语言、文化和历史的”。
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怨怪任何教育系统，在这封信中，她写下了自己深刻的领会：
海日汗，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分享”，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即使是如我这般的后知后觉，也不能说是太迟。
你看，在我写给你的这封信里，我不就把当年记忆中的“背面”和此刻寻找到的“正面”，两者叠合在一起了吗？
有意思的是，席慕蓉“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来，往周边更大的范围里去观望去体会”，然而她乡愁情结的交汇点却是她父母的故乡——内蒙古。在以二十多年的时间，往各个方向都去探寻过之后，她在这本书里又转过身来，重新面对自己家族在此生长繁衍的山河大地，开始娓娓诉说起来。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本新书里，她预先设定了自己的诉说对象。是一个生长在内蒙古的蒙古少年，她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海日汗”。
“海日汗”这个蒙古语人名的本意为山神所居之高山、岳。因此，这种海日汗山自古被蒙古人所祭祀。蒙古人往往给男孩起“海日汗”这个名字，同时给女孩子也有起这个名字的。这里举个典型例子：据蒙古国C.Dolma教授 《 达尔哈特部萨满传统 》 ( 蒙古国立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 137-138页 ) 一书记载， 蒙古国达尔哈特部将从事萨满达三十五年以上的老萨满尊称为“海日汗”，在他们那里具有“海日汗”称号的老萨满共有九位，其中七位是男萨满即boo，两位是女萨满即udugan。
在席慕蓉这本书里的“海日汗”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孩子们的代名词。为什么专门给内蒙古的蒙古族孩子们写信呢？席慕蓉说，因为他们在逐渐丢失自己民族传统的土地、文化、价值观、母语，他们在迷失方向。这是“最让我心怀疼痛的”，而“我的年龄比你大了几十岁，因此多了几十年慢慢反省的时光。同时，在最近的十几年间，我又有机会多次在蒙古高原上行走，遇见了许多人许多事物，有了一些感触和领会，就很想告诉你。这样，也许，也许可以对你有些用处，让你能在百万、千万，甚至万万的人群之中，安静而又平和地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席慕蓉在电话中对我说，一个民族最最不能失去的，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自信。而采用书信体的形式来写作，使她更能畅所欲言。
我也发现，在这本新书中，为了年轻的海日汗，席慕蓉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是颇费苦心的。虽然并没有完全依照时间顺序，而是以穿插的方式进行，但是远如宇宙洪荒，近到最新的科学对DNA的检测，都在她的关切范围里。如 《 时与光 》 《 刻痕 》 《 泉眼 》 以及 《 两则短讯 》 中的第二则等等，都可以从初民的古老符号、神话传说以及考古的发现之中引申出蒙古高原的悠远身世。
而谈及游牧文化历史的则有 《 阙特勤碑 》 《 回音之地 》 《 京肯苏力德 》 《 查干苏力德 》 等篇， 一直延伸到 《 夏日塔拉 》 《 察哈尔部 》 《 一首歌的辗转流传 》 与 《 我的位置 》，从突厥碑铭写到大蒙古帝国开国初期的英雄，写到北元最后的败亡，再写到准噶尔汗国的命运；每一处历史的转折都如在眼前。
关于 《 夏日塔拉 》，我在这里补充说几句，席慕蓉引用尧熬尔作家铁穆尔的话说“此处古称锡拉伟古尔大草滩，也就是黄畏兀儿大草滩之意”。这种解释有其文献记载依据，清代档案天聪八年 ( 一六三四年 ) 十月二十七日条目记载：“汗 ( 指清太宗皇太极 ) 以太祖英明汗升遐后，八年征讨克捷之事，为文以告太祖之灵。汗率诸贝勒大臣诣太祖灵前，跪读祝文，焚楮钱。祝文云：甲戌年 ( 一六三四年 ) 十月二十七日，即位四孝子敢昭告于父汗日，……察哈尔汗亲携其余众，避我西奔唐古特部落，未至其地，死于西喇卫古尔部住所西喇之野地，其部执政诸大臣，各率所部，尽来归附。” ( 《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 上，天聪朝，崇德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118页 )其中说的“西喇卫古尔”与“尧熬尔 ( yogur )” “锡拉伟古尔”“黄畏兀儿”都是一个词，即今大陆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的裕固族，蒙古语称xira yogur。蒙古文 《 阿勒坦汗传 》 中写做xirayigur。“西喇之野地”指的就是夏日塔拉。
此外还有几封信，谈的是席慕蓉自己身边的遭遇，以及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反应，属于比较个人的生活经验，但依然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况有着关联。如以一首诗的形式呈现的 《 伊赫奥仁 》， 还有 《 我的困惑 》 《 疼痛的灵魂 》 《 嘎达梅林 》， 以及 《 回顾初心 》 《 生命的盛宴 》 等篇。
至于 《 聆听大地 》，则是一篇为游牧文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辩解的文章。
到了第二十一封信 《 草原的价值 》，以及附录中的 《 乡关何处 》 之时，我们才终于领会出诗人的苦心与真意了。
原来，虽然席慕蓉一开始就预设了这些书信的收受者是“海日汗”。是一个蒙古孩子，也可说是所有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里的蒙古族少年的“代名词”，但是，事实上这二十一封信也是写给全世界的读者的。
在 《 乡关何处 》 里，她点出：“关于‘远离乡关’与‘追寻母土’这两个主题，是生命里最基本的主题，并无东方与西方之分。”因此，她可以与一个萍水相逢的波兰犹太裔的瑞士女子交心，并且虽然并未再有更多联系，却坚信彼此将终生不忘。“只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面对过自己的命运，在那辆车上，在死海之滨”。
由于这场真实而又难得的相遇，使得席慕蓉这大半生“远离乡关”与“追寻母土”的经历，就有了远远超乎一个个体本身的命运所能代表的意义了。
而在 《 草原的价值 》 一文中，一如诗人所言：“草原本身，是属于全人类的。是属于整个地球生命体系里缺一不可的重要环节。我们绝对不能坐视她在今日的急速消失而不去作任何一种方式的努力！”
所以，一个微小的个人其实与整个世界的明日都有所牵系。
“海日汗”，或许只是一个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任何角落里的蒙古族少年，但是这个单独的生命个体在今日必须面对的困境，如果任由它继续扩大而不加以任何努力去制止、去改善的话，则也必将是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青少年在明日即刻会面临的困境！
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也不管是哪一处草原、大地、森林或者湖泊，都是属于一个祸福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啊！
在我二○○二年所写的评论中，最后曾有这样的期盼：“在此，我们期待她的新作，也祝福她的创作前程更为宽广与光明。”
今日展读新书书稿，果真如我所期盼，眼界更为宽广，心怀更为热烈与光明，真是可喜可贺。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席慕蓉围绕着蒙古高原这个主题所写成的散文合集，早期有 《 我的家在高原上 》 ( 后改版易名为 《 追寻梦土 》， 中期有 《 蒙文课 》， 今日则有这本 《 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 》。这三本书，是席慕蓉送给原乡蒙古最珍贵的礼物。
至于我这篇前后相隔十一年的评论文章 《 席慕蓉的乡愁 》，到此终于也算努力写出了一篇“完整版”吧。不过心中很是惶恐，只好当作是抛砖引玉之举，还期盼方家多多指正了。
本文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古学文献大系总主编
附录
乡关何处
那天早上，由于我刚好坐在车门口第一排的位置，所以，当中途停车，把等候在路边的一位女子接上巴士来的时候，我自然向窗边挪过去，她就坐到我的旁边来。
先是匆匆颔首向我打个招呼，然后就直视前方，不再言语了。
我却不太习惯。好歹都是同车旅游。礼貌上试着交谈一下，应该比较自然些吧。
想不到，我刚侧过身去，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转过头来对我说：
“我不是你们一团的，只是刚好有位波兰诗人邀我来参加今天的活动而已。”
面部没什么表情，讲话的速度很快，说完就又把头转回去，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我几乎是被噎住了。只好也转过头来面对右边的车窗，笑脸一时还收不回去，心中却有了怒意，莫明其妙，谁怕谁啊？你这西方人不想寒暄，我这东方人也不见得非要理你不可。
是的，我们之间最初的分野，就在于此。从外表来分，只是西方与东方的差异而已。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应邀参加以色列的国际诗歌节，这天是会后旅游，一车子的诗人从特拉维夫出发，直奔死海而去。
越走景色越显荒凉，都是寸草不生的山丘，后座有些人在高声谈笑，我与她依旧互不干扰，保持沉默。
走着走着，窗外是不断下降的路面，路旁灰白的岩石层层堆栈，队伍里有位导游，忽然出声提醒我们，说前面就快要经过那处发现了“死海经卷”的洞穴了。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屏息等待，再顺着他的手势往车子右边的山上望去，果真遥遥看到，在山坡高处的岩石之下，似乎是有处略显低矮的洞口。
珍贵的经卷就藏身于如此荒凉的山野之间吗？
我听到邻座的女子就在我身侧轻声吁叹，想她也正和我一样，还伸长着脖子往那已经逐渐远去的山坡上方眺望着吧。
其实，这时候的我已经不生她的气了。近几年，在旅途中遇到不少类型的怪人，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说话，像她这样开门见山地先宣示了，也没什么不好。
我静静地继续观看窗外景色。不过，这些色彩灰白干涩的石头山丘，实在不能称之为“风景”。不禁在心中自问，这就是离散了千年又千年的犹太人念念不忘的故土吗？
“我母亲生前最后一次的旅行就是到以色列来的。”
有声音从我左侧传来，用的是英语，是在对着我说话吗？
转过头来，果然，是我的邻座，她浅褐色的双眸正对着我。
还继续说下去：
“我母亲在那次旅行所拍的最后一张相片，就是在死海附近拍的。”
我心已经变得非常柔软，开始仔细地端详起她来，是个三十多岁、装扮朴素的女子，微胖的脸颊，一头蓬松的棕色短发，她还在继续对我说话：
“那张相片上的她是微笑着的，很愉快的样子。所以，母亲过世之后，我一直也想来看一看以色列，重走一次我母亲走过的路。”
见我对她微笑，她略显羞涩。但是，我相信自己凝视着她的目光一定鼓励了她，所以，就再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家虽然是波兰的犹太人，但是，我生在瑞士，长在瑞士，对父母谈话中的波兰虽然也不是不感兴趣，却从来没有想回波兰去看一看的念头。我念的是化工，现在也在学校教书，我在瑞士过得很好。我觉得父母的前半生好像只是一页应该早已经翻过去的历史一样……”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好像要想一想再如何解释。然后，低垂了双目，她说：
“在我父亲逝世之后，日子好像还可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但是，等到母亲也过世之后，我就没办法了。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我心里捣乱，逼得我非采取行动不可。所以，我终于去了一次波兰，去好好看了一次我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一定是他们的家乡，而是那整个地方的感觉。好像非要这样走一趟，才能重新回到瑞士，重新生活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语气如此急切，想是心中贮存已久的思绪都在此刻争先恐后地要找人倾诉吧？所以不得不抓住眼前这个东方女子作为对象，可是，又怕她不能了解自己的苦楚。毕竟，东方与西方，相隔那样遥远，除了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应该还有心理上很难跨越的距离吧？
在当时，我们两个人谁也没体会到，关于“远离乡关”以及“追寻母土”这两个主题，是生命里最基本的主题，并无东方与西方之分。所以，我只是很自然地回答她：
“我想，我应该是可以明白的。”
然后，我就用很简短的几句话，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世：与她相同之处，是我也是个生长在他方，远离了族群的蒙古人，并且一直到中年之后，才见到了父母的故乡。
而与她不同之处，则是母亲虽然早已过世，但在我还乡之时，父亲却仍然健在，并且很高兴有一个孩子终于可以与他分享关于蒙古高原的一切。今与昔，明与暗，所有的沧桑变幻，在整整九年的时光里，我们父女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可是……
可是，我告诉她：
“去年冬天，父亲走了之后，我才忽然发现，有许多非常重要，甚至非常基本的问题，我都忘了问他。我怎么这么大意呢？如今的我，心中充满了懊恼与悔恨，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竟然没有问过他一次，这么多年的远离乡关，他是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和勇气才能熬过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心中累积的疼痛使我不得不流下泪来，坐在我身侧的她，用着更急切的语气向我说：
“是啊！是啊！我也是后悔得很，怎么没有想到去问一问我的母亲，问一问她心里的感受？原本朝夕相处的亲人，随时都可以提问，可以得到回答，却被我轻易地错过了。现在的我，只能带着她最后一次旅程的最后一张相片来到以色列，来到死海，猜想着母亲在这里留下来的微笑，是不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一丝线索？”
她的语音微颤，她的脸颊微红，浅褐色透明的双眸已贮满泪水，凝视着我，而我只能轻轻点头向她表示同意。
两个心中充满悔恨的女儿，在这一刻里只能互相对望，默默无语。
后座的导游忽然朗声宣布，我们的右前方已经可以观看到死海了！
于是，举着小扩音器，这位导游尽责地向我们提供有关死海的种种信息和数字，车里的游客们也此起彼落地提问。车停之后，与我在这几天会期里彼此谈得来的两位诗人过来邀我同行，纷乱中，我和这位女子只能互通姓名，再微笑着握了一下手就分开了。
而在回程的车上，她的波兰朋友又把她包围起来，欢欢喜喜地又唱又笑，车抵终点，在人群中，我们也只能遥遥挥手，就算是道别了。
本来也只是萍水相逢，这样的道别也没什么不可，当时，我在心里是这样想的。
没料到在第二天上午，在旅馆门口，各国的诗人们正互道珍重，提着行李准备动身之时，她竟然匆匆地赶来了。
依然是一头蓬松的棕色短发，依然是微红的脸颊，她，安妮，这位我刚刚才认识的朋友有些腼腆地对我说：
“我一定要再见你一面，要向你好好道别，更要向你道谢。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一直觉得我们之间的相遇对我有很深的意义。我想，你从几千哩之外飞过来，难道就是为了在昨天的旅途中和我说那几句话吗？可是，也分明就是那几句话让我看清楚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好像那困惑着自己多年的迷雾已经散开了，你说，这不就是我要找的答案吗？”
我也被触动了，不禁向前去拥抱她，向她道谢。她在我耳旁说：
“是的，我对自己说，今天早上一定要找到你，好好地拥抱你，感谢你与我的相遇。”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在拥抱的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样的友情会持续下去，所以还互相交换了地址。可是，在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她曾来过一信殷殷询问，我当时没马上回答，隔了几个月才写信过去，却始终没有回音，我也就没再试着写第二封。
现在，十几年都过去了，她的地址始终都还在我收藏以色列之行的资料袋里，当时怕自己以后或许会忘记，所以我在她手写的地址下面，用中文加注了几个字：“死海之滨的同车。”
有时在翻寻其他数据时偶尔瞥见，也想着哪天说不定再给她写封信试试看。
不过，现在的我已经有点明白，互通音讯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了。我相信，这友情还在持续，只是并不是以平常的方式。
我相信，在我们两个人的记忆里，谁也不曾把谁忘记，只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面对过自己的命运，在那辆车上，在死海之滨。
慕蓉 写于2013年春节过后
后记
前篇与后续
那时候，风依着草浪
微微掀动了先祖们 土地一般广袤的记忆
——摘自陈克华诗《 写给族人 》2004.3
之一 海马回
诗人的诗句究竟来自何方？竟然洞见那命运最幽微之处。
一九八九年八月下旬出发，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端的草原，也就是我父亲的故乡。
初见原乡的震撼，于我有如谜题，因此已经书写过好几次。此刻再来重述，是因为有幸添了新知，多年的困惑应该算是解开了。
那天，我们的吉普车攀爬到海拔大约有一千多公尺的高度时，草原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并且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
车子向前疾驰，很快我就被草原整个环绕起来了，周围的圆形大地宛如一片辽阔的海洋，起伏的丘陵像是海面上缓缓的波浪，在这终于抵达的兴奋时刻，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错愕感却也同时出现了；我整个人从心魂的最深处到身体最表面的发根与肌肤都在同时传过一阵战栗，仿佛是生命自己正在发出激烈的回响，让我在行驶的车中只会不断惊呼：“我好像来过！我来过啊！”
是的，明明应该是此生初见，为什么却如此熟悉如此亲切？眼前的一切似曾相识，那心底的痛楚与甘美，恍如是与魂牵梦系的故人重新相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我的经验还不止如此。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之后，我开始在原乡各地不断行走，每每在旷野深处，会遇见那些侥幸没有受到污染与毁坏，平日难得一见的美景。在那个时候，我总是万分贪婪地久久凝视，怎么也不舍得离开。觉得这些美景就是清澈的泉水，注入我等待已久濒临龟裂的灵魂，解我那焦灼的干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时光飞逝，在这二十多年的行走中，我给自己找过许多种解释，当然，都只是以一种猜测的方式。就像我在 《 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 》 这本书中， 在 《 生命的盛宴 》 这封信里，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处“近乎实质与记忆之间的故乡”在跟随着我们存活？
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是二○一三年九月。没想到，答案竟然很快就出现了！
二○一四年十月六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公布了这一届医学奖，由三位主攻脑神经科学的学者共同获得，他们因为“发现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而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早在一九七一年就发现了海马回中的位置细胞 ( Place Cells ) 的约翰·欧基夫教授。以及曾在一九九五年前往欧基夫教授实验室里做过博士后研究的一对夫妻，梅-布瑞特·穆瑟和她的夫婿爱德华·穆瑟，他们两人在二○○五年发现了海马回里的网格细胞 ( Grid Cells )。
我在此引用台湾联合报社在十月七日刊载的新闻资料，编译冯克芸的综合报导：“评审委员会说，三位科学家的发现解答了哲学家数百年来的疑惑，让世人了解哪些特定的细胞共同运作，执行复杂的认知工作，让我们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找到方位、为下一次重回旧地储存资讯。”
答案原来就在这里！
我很早就知道并且记住了“海马回”这个名字，因为这三个字又有画面又饱含诗意。更因为当年那位朋友很慎重地告诉我，它在大脑里主管记忆。
现在又知道了它也掌管空间认知。
多年的谜题应该算是解开了。
如果说人类的尾椎骨是演化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以此可确认我们是从什么样的动物逐渐演化而成的。那么，在我脑中的这个海马回，想必也还留存着那在久远的时光里，我的祖先们世代累积着的空间记忆。这些记忆如此古老，却又如此坚持，因而使得我在一九八九年的那个夏天不得不面对了一场认知的震撼。
第一次置身于草原之上，于我当然是初见原乡，可是，大脑深处的海马回却坚持这是生命本身的重临旧地。
在这里，我不是要附会什么“前世今生”的说法，我没有这种感悟。我的重点，反而是庆幸终于找到了在生理学上可以支持的证据，证明我们一直错认了“乡愁”。
是的，我们总以为乡愁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心理上的感性反应，其实不然。如今，终于有科学研究可以证明，或许，它与生理上的结构牵连更深。
果然，我是参与了一场连自己也不知晓的实验。作为实验品，我的入选资格，只是因为我的命运。一个自小出生在外地的蒙古人，远离族群，要到了大半生的岁月都已过去之后，才得到了来一探原乡的机会。这实验本身没有什么严格的规范，就像一粒小石头，被随意丢进大海里那样，在浮沉之间，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身体发肤上直觉的反应，凭着心魂里那没有料到的坚持，凭着自我不断地反省与诘问，竟然让我感知到了一些线索，让这一场长期的实验终于有了意义。
当然，若是没有科学家的加持，一切仍然只能是个人的“臆测”而已。
多么感谢这三位学者以及他们背后的研究团队所付出的努力，让我的臆测成真。原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真的有一处“近乎实质与记忆之间的故乡”在跟随着我们存活。
这生命深处的奥秘，如此古老，如此坚定，如此温暖，如此美好。
而超乎这一切之上，已经有诗句在远远地等待着我了。一九八九年的那个夏天，当我第一次站在父亲的草原中央，“那时候， 风依着草浪，微微掀动了先祖们，土地一般广袤的记忆……”
之二 辗转的陈述
一九九二年五月下旬，蒙藏委员会在台北的政治大学校区，举行了一场“蒙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中，哈勘楚伦教授以 《 蒙古马与马文化 》 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
在谈到蒙古马特别强烈的方向感，以及眷恋故土的优异性向之时，他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让我非常感动，会后不久就写了一篇散文 《 胡马依北风 》。四年之后，又在一篇范围比较大的散文里加进了这匹马的故事作为其中的一段。
现在，我想摘录上面两篇散文里的不同段落，重新组合成我今天要叙述的“前篇”：
这则真“马”真事，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的蒙古国 ( 那时还叫做 “蒙古人民共和国” )。当时的政府送了几匹马给南方的友邦越南政府作为礼物。
这几匹马是用专人专车护送到了目的地。可是，第二天早上，发现其中的一匹骟马不见了，在附近搜寻了一阵也毫无所获，只好向上级报告。幸好赠礼仪式已经举行完毕，也就没有再深加追究了。
半年之后，一匹又瘦又脏，蹄子上还带着许多旧伤新痕的野马，来到了乌兰巴托城郊之外的牧场上。牧场主人一早起来，就看到了它在远远的草地上站着，心想这到底是谁家走失了的马，在那里踟蹰流连……
想不到，靠近了之后，才发现这匹马竟然在对着他流泪，大滴大滴的热泪不断滚落下来。虽然是又瘦又脏，不过，一个蒙古牧马人是绝对会认出自己的马来的。
惊诧激动的主人，在想明白了之后，更是忍不住抱着它放声大哭了。
想一想，这是多么令人心疼的马儿啊！
想一想，它要走过多远的路？要经过多少道关卡？不但要渡过长江，渡过黄河，还有那大大小小许多数不清的河道支流；不但要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岭，还要在连绵起伏的丘陵间辨识方向；不但要经过江南阡陌纵横的水田，还要独自跋涉荒寒的戈壁；还有，最最不可思议的是，它要如何躲过人类的好奇与贪欲？
在它经过的这条不知有几千几万里的长路上，难道从来没遇到过任何的村镇和城市？难道从来没有人拦阻或是捕捉过它吗？
不可思议！它是怎么走回来的？半年的时间里，在这条长路上，这匹马受过多少磨难？它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惊喜稍定，主人开始大宴宾客，向众人展示这刚从天涯归来的游子。并且郑重宣布，从此以后，这匹马永远不会离开家园，离开主人的身边，再也不须工作，任何人都不可以骑乘它，更不可让它受一丁点儿的委屈。
据说，这匹马又活了许多年，才在家乡的草原上老病而逝，想它的灵魂一定能够快乐地安息了吧。
故事到了这里，算是有了个完美的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会常常想起另外的那几匹留在越南的马儿来。在会后，我再去追问了哈勘楚伦教授，到底是什么在引导着蒙古马往家乡的方向走去？他回答我说：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总觉得应该是一种北方的气息从风里带过来的吧？”
也许是这样。
就像古诗里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每个生命，都有他不同的选择与不同的向往，有连他自己也无从解释和抗拒的乡愁。
因此，我就会常常想起那几匹羁留在越南的蒙古马来，当它们年复一年在冬季迎着北风寻索着一种模糊的讯息时，心里会有怎样的怅惘和悲伤呢？
以上是我的“前篇”，从一九九二与一九九六两个年份里的两篇散文摘录而成的。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从小唤他叔叔，向他问过很多问题的哈勘楚伦教授也已经逝去。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他用“风中带来的气息”作为回答时那微带歉意的笑容好像还在我眼前。
是的，生命的奥秘是难以解释的。我想，他心中真正的回答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今天的我，要写的“后续”，也并非找到了答案，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
我是从一九九三年夏天就认识了恩和教授的，他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教授，这两年，我常常有机会向他请益。
去年 ( 二○一四 ) 秋天，我去呼和浩特的内蒙古博物院演讲，然后和两位朋友一起去拜访他。他给我们讲述游牧文化的历史以及他在草原生活里的亲身感受，我们三个听得都入迷了。
在这之间，他也谈及蒙古马的特殊禀赋，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我是从一本书里读到的。一九九八年出版的 《 蒙古的游牧人 》，作者是特木尔札布先生，他是蒙古国的畜牧学家，也是科学院的院士。
在这本书里，他引用了蒙古国一位颇负盛名，有着“人民画家”封号的艺术家，贡布苏荣先生的回忆录中的一段。
贡布苏荣在一九七一年，曾经应邀去越南参加了一次会议。那个时代，在共产国家里，常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艺术家召开的例会，每次轮流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举行，那年是在越南。
在会议之前，主办单位邀请各国的代表先去一处海港城市散心。在这个城市的郊区，艺术家们随意徜徉在空旷的草地上，有的就聚在一起闲聊，好增进彼此的认识。
远远看见一匹白马在吃草，贡布苏荣也没特别在意。
他和几位艺术家聚成一个小群体，其中有从俄罗斯来的，由于通俄语的缘故，聊得还很热闹。
但是，聊着聊着，有人就注意到了，那匹白马忽然直直地朝向他们这群人走来，而且，目标似乎是对着贡布苏荣。
再近前一些的时候，贡布苏荣也看清楚了，这是一匹蒙古马。毛色虽说是白，却已脏污，失去了光亮，马身可说是骨瘦如柴。
这样的一匹马正对着他落泪。
尽管已经有人过来拦阻，白马还是努力迈步往前，想要靠近贡布苏荣。画家那天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是以郑重的心情来参与盛会的。可是，这匹马好像也是下定了决心，非要来见贡布苏荣不可。它的力气超乎寻常的大，众人几次拦阻都挡不住，终于给它走到贡布苏荣面前的时候，白马的眼泪和鼻涕都沾到画家的衣服上了。
不过，这时候的贡布苏荣完全没有在意，他的心中只有满满的疼惜，对眼前这匹伤心涕泣的蒙古马，除了抚摸和轻拍它的颈背，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它才好。
“你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从蒙古来的人呢？”
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年之后，贡布苏荣在提笔写这一段回忆之时，也是流着热泪追想的。
是多么令人疼惜的一匹好马啊！
那天，恩和教授关于这个例子的讲述就到此为止。我急着向他说出多年前哈勘楚伦教授举出的那一个例子，他告诉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里，蒙古国友援共产主义的越南，“赠马”这样的行动，应该有过好几次。
所以，我并不能知道，这匹白马，是否就是哈勘楚伦教授所说的那几匹马中的一匹。可是，它的出现，却可以让我们明白，当年所有被送到越南，从此羁留在异乡的每一匹蒙古马儿的心情。
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匹蒙古马的大脑里，藏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与记忆，能把贡布苏荣从人群之中辨认出来。
而这匹白马如此奋力地向贡布苏荣靠近，是希望这个从故乡来的人，或许能带自己回家吗？
贡布苏荣心中的疼痛与歉疚，想是因为他已完全明白了这匹马的悲伤与冀望。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他是怎么也不可能把这匹马带回蒙古家乡的。
所以，这种疼痛与歉疚始终沉在心底，使他在多年之后也不得不拿起笔来写下这一次的相遇。是的，他没能把白马带回来，可是，他还是可以把这一匹以及其他许多匹流落在异乡的蒙古马的悲伤，传回到他们的故乡。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今天，已是整整的五十年了，无论是那匹回到家的马，还是那些回不了家的，都早已不在人间。可是，在蒙古高原上，它们的故事还一直在被众人辗转陈述，我想，转述者的动机应该只有一种吧，那就是对如此高贵和勇敢的生命怀着极深的疼惜。
此刻，我也以同样的心情和手中的这支笔，进入了这辗转陈述者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人了。
之三 感谢
《 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 》，初版于台湾，是在二○一三年九月，由合作多年的圆神出版社以精装本发行。现在很高兴能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愿意为这本书写序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我们相识是从一九八九年的夏天开始，这一路走来，他给我的启发与引导，是我衷心感激的。
还要感谢许多位好朋友，他们有人是悠游于学术天地之间，有人则是深居旷野，但他们和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一样，都是以无私的心，以宝贵的言教和身教在给我最好的教育。否则的话，以我这如此薄弱的文化基础，即使有再充沛的热情与能量，在这条重回原乡的长路上，想必也只能蹒跚前行。
二○一四年九月，带着圆神出版的这本书，我在呼和浩特求见义都合西格老师。九年不见，老师精神依旧健旺，记忆力更是超强，还记得上一次见面的许多细节。并且又送了我好几本新编的书，要我回去慢慢研读。
我试着问他，我应该往哪一个方向再写下去比较好？他笑而不答。开始，我以为或许是老人家听不清楚，就稍微提高了声音再问一次，他依然对着我，笑而不答。
忽然间，我好像明白这沉默所代表的含意了，不禁有点羞愧地也笑了起来。是的，是的，在创作上，只有自己心中的渴望才是那唯一的方向啊！
果然，临别之际，义都合西格老师送我出门，在我转身向他鞠躬致意的时候，站在家门前，他微笑着对我说了这句话：
“把心拿出来写就对了。”
谢谢老师，我会谨记着这句话。尤其是在面对这经过大半生的等待，得来何其不易的原乡之时。
谢谢上天的厚赐，谢谢这么多位朋友给我的爱护与开导，让我能重新寻回一处无穷无尽的空间，在原乡大地上，让我可以把长久被囚禁着的渴望一一释放。
真诚面对这些渴望，将是我唯一的方向，也唯有如此，我才能得到我那真实而又完整的原乡。
慕蓉写于2015年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