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哪得清如许》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4
书号：978-7-5399-9102-3
定价：32.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的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历史散文随笔集，书稿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轶事钩沉，如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陈寅 恪、胡适等人的留学生活等；二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比如民国饭局、上海滩的社交活动等；三是侧重于在游记中畅想历史，如在南通想张謇，在无锡想 荣德生等。
【作品看点】
★活的历史和活的人物：傅国涌在写胡适时写到他的“活的文学”的观点，他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活的历史”。他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书信、日记、电文、回忆录、教科书——袒露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揭开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神秘面纱的一角，然我们窥见细节的、鲜活的历史和民国 人物。
★ 历史学者的智性散文：傅国涌的散文有着学者散文特有的智性之美。作为一个主要研究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的学者，他最关注的就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 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的思想，“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他的 文字有学者特有的严肃冷峻深刻，在对史料扎实考证的基础上，他的观点和发现往往发人深省；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有 文学性的温度。
★对共和、民主、自由等大问题的思考：作者从民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正如作者所言，这些问题时隔一百年还能感受到它的分量。这些问题，既 是袁世凯之问，也是民国时期几代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是他们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探索和实践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同样重要，从历史的角 度切入，有助于我们“找到更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命脉，找到通往现代社会的路径”。
【作者简介】
傅国涌
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当代知名学者，独立撰稿人。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
著有《金庸传》《叶公超传》《百年寻梦》《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百年辛亥：亲历者 的私人记录》《帝国尽头是民国》《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无语江山有人物》等。
【名家推荐】
★傅国涌的历史随笔，是严谨的工笔画，细节上见功夫，他为此付出的功夫，无人能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我生于1917年，傅国涌生于1967年，年龄正好相差半个世纪。社会上有“代沟”的说法，但读了他的著作，我感到心灵是相通的，对理想的追求并不因岁月而隔膜。他以充满激情的笔墨，讲述了许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的人和事，让我蓦然回首，也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慨。
——《庐山会议实录》作者 李锐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作家、学者 章诒和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
——评论家 李静
【目录】
第一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1912年秋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向身边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
这一百多年来，在历史的上空，这个问号若隐若现，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许多的分歧都会随着时间而过去，他们寻求一个新的现代中国或在现代文明基础上重建中国的用心则不会随风掩埋。他们都是低调理想主义者，只是属于不同的侧面，虽然很长的时间内，他们的声音都曾被高调理想主义的声音淹没。
纸上的县治理想
他们不知道将来如何，但他们渴望自己的祖国变得更文明，他们是古老中国一小部分先文明起来的人。如果用成败标准去衡量，他们追求的理想迄今还停留在纸上。但当时他们确实真诚追求这一理想，并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了实践。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那些关于各处乡村求生的记录，一不小心就成了1934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如同黑白的默片，只有画面，没有声音，但历史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正是他们的命运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未来的轨迹，影响着相斫相杀的历史方向。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他给雷震的信中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
第二辑
时局 饭局
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他们搞组织，发通电，做演讲，大量的公共交往，利用各种饭局来讨论公共事务，那些组织、演讲、交往都是因应时局的需要，在许多时候他们都通过饭局来讨论时局，呈现出的是史量才和那一代人或者说一代精英的公共生活格局。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鲁迅年轻时曾在杭州工作过，1933年，郁达夫要移家杭州时，他却要写诗劝阻。他为什么不喜欢杭州？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故乡浙江既有恨他的人，也有爱他、护他的人。但是，已经改变不了鲁迅不喜欢杭州的事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鲁迅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尖锐，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有着清醒、彻底的认识，他内心多么渴望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变得更健全一些。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中国历史一直有两种力量在拉锯，一种就是破坏力，始终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力量。从古到今，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破坏力在推动的。另一种力量不 指向政治，它只是在个体或社会的层面，致力于建设性的事情，包括乡村建设、教书育人、法律、实业等。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和风细雨的，并不是雷霆霹雳，跟那 些农民暴动有巨大的差异。
“九〇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他们只是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得寸进寸，但是时过境迁，时间过去得越久你就越觉得他们身上有光，他们走的是一条阳光的路，不是闪电的路，他们的遗产是不流血的遗产。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低调理想主义强调的并不是一个人要有多么耀眼、多么显赫，而是脚踏实地，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耕耘。在我们栖身的这个时代，似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各个角落从事看上去不起眼的事情，但是这些不起眼的事情，放在整个历史当中，恰恰可能是最长久的，是经得起检验的。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钱穆问荣氏，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意复如何？荣氏回答，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钱穆说荣氏的人生观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荣氏身上他体会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一面。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文化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是潜移默化的，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文化的作用是长远的，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一个张謇能为故乡带来什么乃是不可估量的。我看到了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地方，影响历史的进程。有了张謇，南通就有了灵魂。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码头上彻夜映照着灯光，工人的号子声、汽笛声、起重机的声音、江水拍岸的声音……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刻，融会成了一曲最最动人的交响曲，七十年后，我来到宜昌，在长江边上，试图寻找当年的痕迹，感受那场惊心动魄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对于农业文明中浸染成长起来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海盗文化无疑是陌生而神奇的。“盗亦有道”，海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到底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海盗文化中包含了哪些有可能走向新文明的因子，都值得思考。
到成都寻找历史
中国文化在根本上重视的是世俗的功利，是自己的身后名，包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头上不朽。或者借助先贤的光环，来凸现自己。从这一意义上，这个后人建造的“杜甫草堂”并不是为杜甫而存在的。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精彩选摘】
问史哪得清如许
王鼎钧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曾有人问一位史家，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说明人类全部的历史。结果他拈出了四句话：
上帝教谁灭亡，先要教谁疯狂；
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
蜜蜂采了花粉，却使花更鲜美；
当你看见星星时，太阳就快出来了。
这四句谚语，第三句是中国的，其他三句是西方的。第二句尤其让我心动，许多的失望，许多难以释怀、愤愤不平的历史，都可以在这句话中得到安息， 慢慢地平静下来，重新获得耐心和信心，重新找回久远的根本的盼望。我们不过处在历史的过程中，磨还在转动，虽然转得很慢，但着急不来，毕竟我们能看见的常 常只是现实的表象，我们并不明白历史何以如此。王鼎钧就这句话也有很好的点评：“历史上每一件事情，都有远因、近因、内因、外因，历史永远在进行，只是你 不觉得。这也正是中国人常常说的天道在冥冥之中。历史上重大的改变虽然来得慢，但是常常变得很彻底，冥冥之中进行的，是一件一件慢工细活。”[1]难怪德 国大诗人歌德充满敬畏地将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台湾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对来访的美国众议员的周以德吟诵的就是这四句 谚语，只是将第三句放在了最前面。周以德曾在中国传教和行医，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2]
一
看看近世以来中国的转型，帝制瓦解，共和诞生，袁世凯这个新权威看上去已稳如磐石，就连解散国民党、取消民选国会，都无人可以质疑。因此，他一转念就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也正是这一转念，他的权威就如同纸糊一般被戳穿了。这一切的发生都在短短几年之间，让人眼花缭乱。
袁氏当国，遇上了开创新局的大好机会，不幸他只有旧手段、旧眼光、旧见识，要他往共和的新路上走，真是难为他了。他与留美博士顾维钧关于共和要 多久的问答，确乎生动、真实。袁氏是中国的官场里历练出来，见过世面、经过风浪的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与古老帝国的纠缠极深，也是古老帝国一步步造就 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史中人。
张东荪在盛年思考中国的过去与将来，苦思冥想，为中国求出路。在那个阶级论思潮勃兴的时代，他也以阶级来分析两千年来之中国，认为中国有三个阶 级：官是一个阶级(商也好，士也好，都可归在这个阶级)，农民是一个阶级，军和匪是一个阶级。士和官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有矛盾。农民通 过读书考试可以成为士，也可以成为军或匪。他很看重士这个阶级，长远地看，这算是承担责任的一个阶级，也是造就中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支撑力。
清末废科举，改学校，学生中的一部分成为革命党，保留了一些士的气味。辛亥革命却主要由新军起事造成，如果没有新军，光凭革命党，清帝国不可能 被撼动。袁世凯何许人？他是官，他更是新军的主要缔造者，在新军打造的新局势中他登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乃是顺理成章的。他是兵的代表，也是官的代表，几乎 无人可以替代他。曾几何时，“非袁莫属”不是一句空话。
帝国的落日中，士的光荣毕竟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晚清咨议局选举中胜出的各省议员们，或在民初国会选举中胜出的参议员、众议员，多数可以算是旧式 的士或新式的士，他们或是有旧的科举功名，乃至状元(如张謇)，或是留学归来，或是出身国内新式学堂(如京师大学堂)。他们的政治倾向虽各不相同，或是立 宪派，或是革命党，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有责任感的，那是古老文化赋予他们的士的底气。可惜，短暂的议会问政岁月，尚来不及淘洗出一批拥有民主精神的士来支 撑新生的共和制度。在长期的帝制生活下，国民性格中不可能养成民主精神，来适应和支撑新的共和制度。这样的精神也是需要在时间中商量培养的，在适当的土壤 中才能慢慢成长起来的。清帝国开设的咨议局、资政院，民初的国会原本是最好的练习场。但是，他们需要时间。就连维系了二千年帝制循环的士和他们所代表的以 儒家为主体的价值观，也是在长久的时间中转化为民族的政治文化，以至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也难以改变。
像年轻的“八〇后”宋教仁这样对共和、民主有明晰见解、并有着付诸实行的热忱与能力的新人，毕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还不足以与袁氏这样的旧人竞 争。袁氏不愿走一条前途不明朗的新路，而要回到熟悉的老路，背后却不乏强大的文化上、思想上的推力，这不仅仅是私人的具体的因素。整个中国还在新旧交替或 新陈代谢的路上，上帝的磨还在慢慢地转，庄稼不会一夜就熟了。
袁氏之后，北洋军人主导北方政局十多年，最后被黄埔军人代表的力量取代，骨子里还是军阶级代替了军阶级。
二十几年过去后，到1946年，亲历过辛亥以来中国波澜起伏的变化，以哲学为业的“八〇后”张东荪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其时他的《道德哲学》《科 学与哲学》《思想与社会》《知识与文化》等著作已陆续问世。大半生对国事的奔走和思索使他明白，“如果中国仍走历史上的老路，则不仅中国永远不能变为现代 国家，并且中国人亦永久得不着人生幸福。中国要变为民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因为这样的文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十分可靠的根基。……所以中国今后要实行 民主政治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制度之问题，乃确是涉及全部文化的一个问题。亦不仅是在历史上另划一个新纪元的事情，乃必是把中国从历史的旧轨道中搬出而另外 摆在一个新的轨道上。一班人只知高呼一二声民主以为就可了事；我则以为民主二字愈成滥调，则必致离真正的民主愈远。于是我们的问题便为：要实现民主必须先 有一班人而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倘使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们，则纵有数千百万的高呼民主者亦必无济于事。非图无益，反而有害。”[3]
二
袁氏当国时，“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太少了。即便彼时，民国已进入三十五年，又有多少人“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 一班人已产生了，张东荪自己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之是，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是，民盟中的罗隆基这些人是，正在办《观察》周刊的储安平是，《观 察》特约撰稿人名单上的许多人可以算是，吸纳到了国民党体制内的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也是……
即使商人当中也有陈光甫、卢作孚这样的人。目睹国民党主动吸纳其他党派改组国民政府，陈光甫一度感到振奋，1947年4月23日晚上对王世杰 说：“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4]他是一位有见识的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始人，对国族深怀期待，抗战期间曾与 胡适到美国游说借款。
他们的政见容或有异，在大的方向却是有共识的。他们中大多数大约都可以算是美国人所期待的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蒋介石想要拉拢，一起共渡 难关的政治力量。然而，他们心里未必准备好了去做“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时势也没有让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何况在汪洋大海般的民众当中，他们不过是少 数中的少数。
时局急转直下，人们看到一切都在往另一个方向演变。历史错过了又一次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制度更新层面走上了一条和平 的宽阔之路。蒋介石苦心焦虑的筹划和努力都成了泥潭中的挣扎，他部下的国民党干部并非可以承担转轨易辙重任的士。那些有一点士之气息的知识分子，放在张东 荪的三阶级结构中，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脆弱与无奈，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两大阶级来势汹涌的挤压。二十年前，蒋氏之所以在国民党内胜出，让胡汉民、汪精卫 这些人屈居他之下，就因为他来自军这个阶级，在日本是学军事的，黄埔军校类似于当年袁氏的小站，在激荡的革命和战争当中，唯有军才能掌握局面。(毛泽东可 以说是新学生，上井冈山，又结合农民，将两个阶级连接起来了，其力量也来自于此。)
蒋试图通过还政于民、兑现宪政的承诺，获得美国的支持，时机不巧，反而加速了崩溃。但他也不是没有任何机会，只是他手下大多数人理解不了他的苦 心，包括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在国民党内就一边倒地通不过。罗家伦、雷震等人的日记都记着，1948年4月4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临时全会上痛言，如果 大家不听他的主张，不出两年，国民党有崩溃的可能。这番沉痛之语决非戏言。与他同样来自军这个阶级的李宗仁等人，对于时局的判断就与他不同，派系之间的狭 隘之见令他深感无奈。
他们诚然缺乏张东荪那样的认识，也不可能安静地坐下来思考更深刻的问题，只能随着时代剧变的风浪颠簸。此前，王世杰在1947年5月4日的感慨 是有针对性的：“凡在政治上或社会方面负重责之人，往往因日常事务之繁重，不及腾出时间，从容思考，或阅读有哲学性之古今著作。其实最需要细密思考，而且 最需要不时从哲理方面，研讨自己之过去与将来之行动者，恰是这些忙而负责之人。”
是年7月9日，他为国民党的无办法而深感悲观，因为“无真正具有公心而且具有现代民主思想之人主持党务”。他也确实意识到国民党这架机器中少了 “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像他这样有见识、有才能、有操守的读书人，在蒋介石圈中的作用已越来越小，抗战胜利的欢欣转眼化作了忧愁和焦灼，失败的阴影 笼罩在石头城上。7月16日，“近来极消极”的王世杰想到了自己何去何从，想到了总崩溃：“盖予今日之选择，一为引退，一为继续尽其力之所能为，以阻止国 民政府与本党之总崩溃，不计成败与毁誉。今日之问题诚然是一个防止总崩溃的问题。”[5]这要比蒋介石的上述痛言早了八九个月。
三
国民党在应对时代的变局时多有失策，王世杰、雷震、陈克文等人私下在日记里多有议及，蒋介石也并非没有洞悉。对于1947年匆忙取消中国民主同 盟，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1948年1月25日，雷震读到《大公报》上一篇批评政府对付自由分子失策的文章，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
去年宣布民盟为不法时，余再三说明不可，并谓可候岳军回来再说，不料次晨见报已由内政部发言人宣布其非法，此事处置大错。今日民盟完全由共产分子掌握，在香港大肆活动，沈钧儒为主席，章伯钧副之，如不解散，由张澜、黄炎培等主持，则比较稳健也。[6]
不仅处置自由知识分子的决策失当，他们对于乡村问题的严重性向来也不够放在心上。甚至可以说，国民党上层不大留意乡村的困苦。其实，早在 1932年茅盾的《春蚕》系列和1934年沈从文的《边城》问世时，中国乡村从北到南就已陷入饥饿、动荡的危机中，只是日本入侵的危机太深重了，压倒了乡 村的危机，但是乡村危机的后遗症终究要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的，那就是国民党政权的出局。只是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上层的许多人未能及时明白罢了。我再次 想起“上帝的磨子转得很慢，但是磨得很细”这句话，生活还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
“老通宝”们的命运看上去似乎渺不足道，无关大局，他们病死，还是饿死，不会上报纸新闻，除了他们的亲人，甚至无人为他们的死而哀伤。然而，人 命关天，任何一个时代在土地上讨生活的人，他们的生死绝不可以忽视，尤其对掌握了政权的人而言。1930年代中国乡村的苦痛字字如血，潜伏着十几年后局势 演变的信号。书斋中的张东荪也许未曾留意到这些线索，但他在思考中国的将来时，曾经设想过士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实行职业自治的社会主 义，就是组织同业公会来自治；二是与农打成一片。即将在他面前展开的历史是，那在战场上锐不可当取代国民党的力量，走的似乎正好是后面一途。当然，他想象 中的“与农打成一片”并不是这样的。老实说，他对乡村的苦难了解甚少，怎样“与农打成一片”他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思路和方案。曾与他同在民盟的梁漱溟在乡村 建设上有十年以上的实践，而且有系统的理论表述，这些静悄悄的努力不幸被日本入侵中断。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这些知识分子迈出的脚步， 已超越“书斋中的革命”，直接通往乡间地头，无疑他们也是“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只是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李宗仁宣誓就任总统、副总统，当天在场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着：“天气异常隐晦，细雨濛濛，使人对于时局的前途更 加感觉沉郁。老河口、临汾都在这两天失落于共产党之手，市场物价又极度的波动混乱，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也发生许多幼稚和冲动的言论。”不过，他依然认为， “民主是要学习的，更是要代价的，我们自然不必因此灰心。”当月23日，因行政院院长人选问题，许多人私下非难蒋介石，以为他不够民主，陈克文却不以为 然，认为造成僵局的原因更复杂，不能归咎于他一人，国民党和立法院都有责任：“我总觉得民主政治的养成，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不是一二人的意见和努力所 能奏效的。我们现在才上第一课，只要大家认定方向，耐心向前走，一定可以慢慢走到目标的。”这些思考没有影响过那个时代，却是认真的，也是切实的。
从这一天，到次年南京易手，只剩下十一个月的时间。对于陈克文他们来说，心情之悲凉是可以想见的。1949年4月23日上午，他怀着无限的凄怆悲伤告别南京，留下一声深长的叹息：“呜呼！国民党的政府竟这样的垮台！”[7]
但，历史不会在这里戛然而止，历史是一个过程。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也许成败就是一切，时间、空间是最大的限制，机会失去了就不再回来。而一个思 想者能给予时代的最大贡献则是思想。思想的种子一旦落在地上，即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思想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 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张东荪早已过去，他提出的“足为这样的文明之托命者”一说，却是不会被时间长久淹没的，时间只会让他 的思想更显出生命的力量来。从袁氏称帝到今天正好一百年，一百年很长，大多数人活不到这个岁数，这是每个个体的“小时间”。一百年也很短，在横穿古今的 “大时间”中，真的不算长，上帝的磨子还在转。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不该过去的不会过去。
2015年4月14—15日初稿5月7日、6月16日修改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