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周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书号：978-7-5063-5823-1

定价：45元
　　作者简介：
　　作家，编审。陕西周至县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常务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职。现为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社长。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先后出版散文、报告文学集《在莽莽的绿色世界》、《泉水淙淙》、《又是一年春草绿》、《记冰心》、《远山红叶》、《五月的夜晚》、《那年冬天没有雪》、《为霞满天》、《雪落黄河》、《山河永恋》等。主编多部散文报告文学选集及反映“文革”中某些知名人士遭遇和重大事件的六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获国家图书金钥匙奖。
　　内容介绍：
　　周明同志在我国当代文坛，可称是一位特殊的作家，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本书涉及他与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夏衍、臧克家、艾青、等诗人、作家和若干位画家、音乐家的交谊，还涉及诸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与文艺界相关的盛事。周明以十分朴素、真挚的笔墨，通过亲身感受，描绘几代作家的性情、道德品质和人格境界。他的这类散文，往往是通过普通的生活情景和自然平易的交谈中，表达某些作家的精神世界，因而显得真切可信、亲切感人。他的这类作品，不仅具有特殊的文体性质，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目录：
　　目录
　　序  郭风
　　茅盾与《人民文学》
　　我的心向着你们
　　想起了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二三事
　　茅盾题写“登攀”
　　难以忘却的记忆
　　乌镇的风采
　　生命从八十岁开始
　　正当月季盛开时
　　为霞尚满天
　　冰心的幽默
　　隔海相望的友情
　　境界
　　冰心的晚年世界
　　加冕
　　被五四运动“震”上文坛的冰心
　　九十五朵玫瑰
　　说美
　　冰心签名
　　冰心与她的教师之家
　　冰心与五个孩子
　　奇迹的冰心
　　春的问候
　　远行的冰心
　　冰心还在我们中间
　　她留下无尽的爱心
　　绚烂的晚霞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我们心中永远的一盏明灯
　　思念到永远
　　——写在冰心逝世十周年之际
　　三访张秉贵的冰心老人
　　最初的访问
　　又见巴金
　　夏日江南
　　巴金、冰心与现代文学馆
　　巴金的梦
　　巴金“一生最后一件工作”
　　一座大山倒了
　　泪洒山川难慰心
　　看望艾青
　　艾青：越过了时间的坚壁
　　丁玲在桑干河畔
　　桑干河畔的记忆
　　举着生命的火把
　　历尽坎坷无媚骨
　　水流云在百年情
　　雨中忆
　　生命之树长青
　　杨沫的境界
　　“三家村”里尽痴迷
　　夜访赵树理
　　泥土的芬芳
　　终南山下的怀念
　　毛泽东与《人民文学》
　　想起了三月飞雪天
　　隐隐青山见故乡
　　望我故乡，望我大陆
　　百年柔石
　　纪念王鲁彦先生
　　一任风和雨
　　不落的星
　　张光年与《人民文学》
　　雪落黄河
　　黄河的歌者
　　伏枥想千里
　　不懈耕耘笔
　　夙愿
　　五月的夜晚
　　风定犹闻碧玉香
　　那是十月的一个秋夜
　　想起了诗人郭小川
　　干校小记
　　人有尽时曲未终
　　钟情
　　一帧未寄出的照片
　　哲人虽去，著作永存
　　阳光伉俪的浪漫诗情
　　驰骋文苑业绩在
　　他从中原大地走来
　　远行的冯牧
　　季羡林：若是批评，正是鞭策
　　严文井：没有讲完的童话
　　漫游在科学王国里
　　难忘徐迟
　　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
　　“不要让人家失望”
　　在台北看望柏杨
　　沙飞，让照片告诉后人
　　犁青，友谊之桥
　　黄宗英和《星》
　　宗英卓玛
　　黄宗英：不落征帆
　　插柳不叫春知道
　　前年我见王洛宾
　　那个秋天的夜晚
　　南充回眸
　　在水一方
　　新加坡的一个夜晚
　　豪饮依旧
　　以石为友
　　柯岩与《船长》
　　美的追求者
　　魏巍远行
　　草原奇葩
　　感念曾妈妈
　　夜“闯”中南海
　　欲哭无泪
　　编辑部的老师们
　　胡同的岁月
　　山河永恋
　　花香弥漫
　　生的追问
　　岸在北京
　　秋天的悲凉
　　在台北，看望罗兰
　　后记
　　正文开篇5000字左右：
　　　　茅盾与《人民文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下，《人民文学》得以复刊。我记得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也就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号，是一月二十日正式出版的。
　　当日，我带了新印的五本刊物兴高采烈地给茅盾先生送去。那时，茅盾先生接待客人一般都在他家前院的会客室。而我因长期在《人民文学》工作，常常去看望他，是他所熟悉的一个晚辈，他因此破例让我每次来都到后院他的书房兼卧室见他，有时就随意聊天，有时我向他请教问题。这天，他接过刊物，立即仔细翻阅，边翻边兴奋地说：“喏，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他见复刊号的封面《人民文学》四个字用的是毛泽东的手迹，问我这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的，这次经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写封面字。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茅盾先生说全国刚刚解放的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当时他和一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文化界、教育界知名人士大都住在北京饭店，中央决定要他筹办一个刊物《人民文学》。创刊号编就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封面字。结果毛泽东只是题了词——即后来被文化界广为运用的“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茅盾自己写，茅盾便请郭沫若写了。他说，为此毛泽东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呢。
　　我一听这意外的信息，喜出望外，便冒昧向茅盾先生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茅盾先生温厚地笑了笑说：“在，在。我珍藏在身边呢。”
　　说毕，他转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是一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这当然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信中所说的“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读着，我感到格外亲切，因为它是关于《人民文学》的。
　　当时我便萌生一个念头，要是这封信我的同事们都能看到该多好！于是我向茅盾先生提出可否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
　　茅盾先生表示理解我的心情。他说：“本来我是珍藏着的，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可以，可以。”
　　先生慨然应允。但却提出：“只不过，三天后你一定拿回来。”我一口答应了。带回编辑部后，大家高兴地争相传看，还有人抄写下来留作纪念。当时还不曾有复印机，我便将原稿拿到王府井最好的一家“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下来，留下底片，原件三天后按时送还茅盾先生。我眼见先生又小心翼翼地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这一切，我自然也永远珍藏在心中。
　　1981年11月冬雪夜，追记
　　我的心向着你们
　　初夏，一个轻风习习的夜晚，我到北京东城童大林同志家里去看望刚刚访美归来的黄宗英同志。一见面，她就兴致勃勃地谈起美国见闻。谈话中，她说在美国的华人十分关心祖国的情况。由于她是赵丹的夫人，人们常常向她念叨起并表示深切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由于她又是一位作家，人们也就向她询问起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茅盾先生的情况，并表示深深悼念这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杰出的作家。
　　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地转到茅盾先生身上。谈到他一生的辉煌业绩，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杰出贡献……同时也谈到他最后的那两封宝贵的遗书。大家都为他没能在生前得悉中央决定恢复他党籍一事而惋惜。
　　我由于稍稍知道一点情况，便向他们做了解释。不料，在场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些情况外面都不知道呀！你怎么不写出来呢？
　　是啊，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呢？我自己不是也曾经因此而激动得夜不能寐吗！
　　深夜，回到家里，我着实睡不着觉了。于是我便在这夜深人静时，铺开了稿纸……
　　那是茅公逝世不几天的当儿，我因工作关系先后数次又到了先生的家里。在同韦韬和小曼同志交谈中，对于先生生前没能知悉中央关于恢复先生党籍的决定，我深深表示惋惜。这时，韦韬和小曼深沉地说：是这样。然而沈老在病榻上却一再交代我们，他的这两桩心愿，也就是那两封信，一定要在他死后上报中央和交给作家协会。他不允许在他生前交出。这是意味深长的。
　　大家都还记得茅盾先生是3月27日清晨辞世的。这两份遗书则是在3月14日，在他头一天较严重的昏迷之后，又清醒过来时笔录的。他说：我还有两桩心事呢！他要求守护在病床前的儿子将他扶起身，他要执笔写出来。儿子婉言告诉他说：您已经不能动了，不便起身了。您心里有什么话要说，您说，我记下好啦。
　　他老人家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他用极其微弱的、平静的然而又是极为坚定的声音，倾吐出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愿望。当韦韬笔录完毕，念给他听时，他点点头，执意要求儿子扶他起身。这时，他勉强握起用了一辈子的笔，郑重地分别在两封信上签署了沈雁冰、茅盾五个大字。这是先生最后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两个签名啊！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满怀深情地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另一封信是致中国作家协会的，他宣布捐献25万元稿费，愿为发展和奖励长篇小说创作助力。
　　这是多么诚挚的感情，多么感人肺腑的心声！
　　不论是谁，读到这两封遗书，对于先生的为人，都会更加崇敬、更加热爱。
　　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不许在他生前交出这两封信呢？
　　据韦韬和小曼同志介绍，去年夏天，当先生病重住在医院时，曾有几位老人来看望他，向他提及希望他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他呢，极为严肃而郑重地说：我是在党的早期困难时入党，并同党一起度过了困难的，现在我们的党胜利了，就不必再提这个问题，去和党分享荣誉了。后来，韦韬同志和他谈心时，曾提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许多年轻人争取入党的观念淡漠了，没有这个追求了，产生了信仰危机。他听了，疑虑地问：唔，有这么回事？韦韬答道：是的。他陷入了沉思。而后，突然郑重地告诉韦韬：如是这样，那我现在倒是要考虑申请入党的事。从此，他多年的心愿又萌发在心头。
　　至于捐献稿费，那也是在去年秋天先生又一次病倒时，他经过考虑，征询了儿子和儿媳的意见后决定的。为什么偏偏要作为长篇小说的奖励基金呢？先生目睹文艺界现状，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近几年来，中短篇小说出现了不少好作品，长篇小说相比之下，就不免还有一些距离。”他认为要深刻反映一个时代，没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不行的。先生对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寄予了多么大的热情和期望啊！这对于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也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的心向着你们！”——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心声哪！的确，先生自从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在1928年后他失去了同党的组织关系，然而他此后几十年却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1931年他曾向瞿秋白同志提出过恢复组织生活的事。而由于当时多种的原因未能如愿，但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他的心也飞向了延安！1940年5月底他曾携带全家老小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他是准备长住下去的。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考虑到他如是在“蒋管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可以更好地为党做工作，才又动员他离开延安，回到“蒋管区”去。他坚决服从了党的安排，却把两个孩子留在了延安(女儿沈霞后来不幸在延安病逝)。他曾先后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陪都”重庆和香港、上海等地，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党曾考虑安排他领导职务和行政工作。他恳切地向周总理提出：我是个作家，希望不要担任行政职务。总理认为他的意见对，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中央还是决定任命他担任文化部长。当毛主席和周总理找他谈话并向他商量时，他服从大局，听从党的安排，牺牲自己的创作，欣然出任了文化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许多繁重的职务，为党的文化艺术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终生坚定不移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奋斗的精神，将在中华大地永存，将在亿万人民心中永存，并将随着岁月的推移，发扬光大。
　　“我的心向着你们！”呵，我仿佛又见到了面容慈祥、亲切的先生，又听到了先生那言辞委婉、恳切的谈话。令人热爱，令人崇敬的茅盾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81年仲夏夜，北京
　　想起了茅盾先生
　　1981年3月27日清晨5时5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崇高的灵魂去了，中国文坛陨落了一颗巨星。
　　啊，一代大师、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茅盾先生逝世了！
　　当日上午，我立即赶到北京医院，先生已经合上眼，静静地、静静地躺在那儿，像是疲倦了在作片刻的小憩。我轻轻地走近他的身旁，像平日见到先生一样，唤声“沈老”。可先生却默默地、默默地躺在那儿，无声无语。我这才意识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他再也不会回答我们什么并且给我们以教诲了。我的心呵多么悲痛！我痛苦得几乎要哭出声来。此时，我强打起精神，想再多看先生几眼，无奈，来和先生告别的人愈来愈多，我只好含泪跨出医院……我们的车子行进在宽阔平坦的长安街上，我看见街道两旁林阴道上的杨树、柳树、丁香花树都发芽吐绿；残冬已过，春回大地，人们将又在这播种的季节，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年中辛勤的劳动。然而我们的茅盾先生，一个文学园地辛勤的耕耘者，却不料竟在这个时刻辞世了。而留在他书桌上的，是一部他多年来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所撰写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路》的未能完成的手稿——他原本计划从童年写到1949年解放前夕，估计60万字左右。可如今只是写到了1934年的阶段，30来万字，终未完稿。
　　这是多么大的憾事！这是多么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汽车仍然在长安街上疾速地行驶着。车窗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然而我的眼睛却不知为什么，渐渐模糊起来。此时闪现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清瘦的、正直的、我所尊敬的老翁的影像，这就是茅盾先生！
　　于是，记忆，写进往事的海洋……
　　我认识茅盾先生虽是在60年代初，然而接触较多、逐渐熟悉起来却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以来，我屡因工作关系，常常求教于先生。当然，我是作为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一个后生晚辈，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接触先生的。而先生所给予我的教益，将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我记得，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后，由于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和提出，后经毛主席批准，《人民文学》几经波折，才得以复刊。当1976年1月20日，复刊号出版后，当天我即奉编辑部之命，带了五本刊物，给沈老送去。他一见高兴极啦！立即仔细翻阅着刊物，兴奋地说：唔，我还是《人民文学》第一任主编呢。
　　接着他便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了1949年七、八月间他在北京筹办《人民文学》的情况。他见复刊号的《人民文学》封面上用了毛主席的题字，问我这是主席什么时候写的？我回答他：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他说创刊时他就请过毛主席题词和题写封面字，结果主席只是题了词——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封面字，主席提议由郭沫若或沈老写，他便请郭老写了。他说，为此主席还有一封信给他哩。
　　我一听，就不禁冒昧地向他提出：那封信，还在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他笑了，慈祥地说：在。说着，他便起身走进卧室，不大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我接过一看，一封主席的亲笔信。
　　信的内容是：
　　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即“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题词——周注)，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我看过后，他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这封信写于1949年建国前夕。我看时很有感触。那时作为领袖和作家的关系是何等亲密，何等融洽！领袖又是多么关怀文艺工作。
　　此后，因为工作我常常去拜望沈老。说实在的，每次去，我总是见他伏案写作，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令人感动。因而我也不忍心过多打搅他，剥夺他的宝贵光阴，所以总是谈完事很快离开。可是，遇到他精神好时，他却总是要我多留一会儿，向他说说刊物工作的情况，近来出现了哪些好作品，有些什么新作者，创作中有什么问题，等等。他十分关心创作，关心文学事业，关心青年作者的培养和成长。常常是有许多初学写作者写信或投稿给他，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前几年在他身体情况较好时，他大体上都翻看的。我发现，他在交我帮助处理的一些信、稿上，有的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的，可见他是仔细看了，注意到了作者所提的问题。有的他亲笔批示：请处理。请参考。只是到了后来，近一两年由于体力不支。读者来信和来稿，他才交由儿媳陈小曼和儿子韦韬处理。而他们两人，又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沈老搜集和查阅有关资料，供沈老撰写长篇回忆录用。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辛的。他们却完成得很好。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茅盾先生和全国人民一样，喜气洋洋，精神焕发。当时他已是80高龄的老人了！可是当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他出席讲话时，他欣然应允了，并做了认真准备。当时编辑部派我去同他商量，他详细询问了座谈会讨论的情况，以及哪些作家参加，这些作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情况，等等。他于10月22日下午，来到东城礼士胡同五十四号，会见了与会作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的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躬与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曾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我们怎能不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相信今后一定会逐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讲话中，先生还语重心长地提出希望评论工作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短篇小说要短而精。还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发表了宝贵的意见。他最后谦逊地说，我所讲的，算是作为一个老兵的希望吧。
　　到了年底，12月31日的上午，他又不辞辛劳地来到东城海运仓总参一所的礼堂，出席了《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这时他已是81岁高龄的老翁了，虽然看上去身体尚健康，但步履艰难多了。总参第一招待所的礼堂是在二楼上，又没有电梯。我去家里邀请他时，他询问了上楼不上楼？他说，他腿脚不听指挥了，怕上楼梯。我说我们可以多几个人搀扶您上楼。事后也是这么办的。可当我们扶他到达二楼礼堂门口时，他已是气喘吁吁了。我后悔今天的会不该在楼上开，可已晚了。而沈老呢，他站了会儿，定了定心，却微笑着说：还好。
　　当他走进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欢迎他，一位前辈革命文学大师；欢迎他，一位毅力坚强的老战士。他即席讲了话，说：今天我很兴奋，也很愉快。我完全同意郭沫若同志的书面发言和几位同志的讲话。刚才主持会议的张光年同志要我以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作家协会主席是曾经担任过，中央也没有命令撤销过。“四人帮”却不承认我们，连文联也不承认。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所以今天，我还是要以作家协会的主席的身份来讲几句话。他激动地说：
　　第一次文代大会，是1949年开的，在那个会上毛主席讲了话，周总理也讲了话。我记得在这个会上选出了文联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郭老，两个副主席，一个是周扬同志，一个就是我。后来我们就一直没动过，直到“四人帮”上台那个时候……“四人帮”把我们当敌人，一棍子打死，这种对我们的法西斯暴行，也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现在各方面都在关心文联和各个协会是不是应该恢复了，这件事情，不光是恢复一些机构的问题，而是标志着党的文艺事业重新向前迈进；这对文艺工作的发展，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有利的，对于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互相交流经验，也是有利的；对于我们如何辅导广大的业余文艺工作者也是有利的。
　　……还有，要恢复刊物。《人民文学》很早就恢复了，那是“四人帮”出于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一垮，这个刊物的领导权又被我们夺回来了。《文艺报》还没有恢复，应该恢复……
　　这些话，现在我们看来，也许并不感觉到它的意义和分量，可在当时，这是在放“炮”呵！在场的同志无不敬佩茅盾同志的勇气和力量。他的讲话不断被掌声打断，顿时会场的气氛活跃和热烈起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啊！
　　从茅盾先生的讲话以及我平素接触他的言谈中，我深感到，他旗帜鲜明，爱憎分明，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憎恨万恶的“四人帮”！因此，当1978年元旦，我去向他祝贺新年，顺便表示希望他能为我题写一幅字时，他欣然答应了。过了不几天，有天他亲自在电话中通知我下午三点去取字。我高兴地去了，他把已经写好卷好的条幅展开来，让我看。他说：这是一首七七年的旧作，现在写出来。条幅内容是：
　　卒子过河来对方，一横一纵亦猖狂。非缘勇敢不回步，本性难移是老娘。潜伏内庭窥帅座，跳窜外地煽风忙。春雷粉碎春婆梦，叛逆曾无好下场。江青自称过河卒子，打油一首，揭其阴私。七七年二月旧作。
茅盾
一九七八年五月于北京
　　推荐语：
　　周明长期以来做的是文学刊物的散文和报告文学的编辑工作，他热爱这种工作，也热爱散文和报告文学这一文学形式。因着工作关系，他熟悉了许多作家、艺术家，他情发于中，便忙里偷闲写出了有关这些人物的散文。
　　——摘自冰心1982年为周明散文集所作序言
　　前言、序、后记
　　序
　　郭风
　　周明同志在我国当代文坛，可称是一位特殊的作家，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三十余载；离开这个编辑部后，先后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也有若干年了。粗略算了一下，可以说，这是他在很长的时间内与全国范围内各“色”(如不同经历、性格，不同成就)的作家交往(包括心灵相会)的工作。我读过他的《毛泽东与〈人民文学〉》一文，是文开篇的一段文字，颇有意思，不妨引录如下：
　　我万万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30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风雨中，有泥泞、有坎坷，自然也有成就事业的欢乐。更有难忘的经历，那便是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文学》的关怀与支持……
　　周明同志作为作家和他所写的大部分作品，均颇为特殊，这种景象的出现，与他一直和众多的作家交往，与他身处《人民文学》编辑部“所经历的文坛风风雨雨”有关。
　　一九八八年间，我曾作《关于作家写作家的散文》一文。这篇拙作提及姜德明、吴泰昌、丁宁和周明等所作“作家写作家的散文”，不乏佳作，甚至“断言”这类作品“可能成为当代散文的一个新颖的样式”。我至今仍持此等看法。近来又读了周明同志的《雪落黄河》(散文集)，更明确自己的此等看法是合适的。他的这类散文涉及他与茅盾、巴金、冰心、叶圣陶、夏衍、曹靖华、萧三、臧克家、艾青、光未然、刘白羽、柳青、赵树理、郭小川、秦牧、徐迟、犁青、黄宗英、王洛宾等诗人、作家和若干位画家、音乐家的交谊，还涉及诸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与文艺界相关的盛事。在这篇所谓序文中，我无力分析他所作这类散文的艺术成就。但我可以明确地说，周明同志以十分朴素、真挚的笔墨，通过亲身感受，描绘几代作家的性情、道德品质和人格境界。应该指出他的这类散文，往往是通过普通的生活情景和自然平易的交谈中，表达某些作家的精神世界，因而显得真切可信、亲切感人。他所写的有关领袖的这类作品，文字也极易，无浮夸之词，文中的领袖形象反而见得高大。他的这类作品，不仅具有特殊的文体性质，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最近，周明同志又编就一册散文集《山河永恋》。主要收入描绘、记述他对故乡陕西的人文景观，及和陕西作家、艺术家的来往和感受，还收入一批散文、随笔和序文等。记得冰心大师生前曾说：周明的散文特点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内容具体生动，思想情感丰富，文字流利可诵。顺便把冰心大师的批语写入本文之末，请读者玩味。
　　2000年正月初五于福州
　　★序言系郭风先生生前为我散文《山河永恋》所作，我仍愿把它作为本书的序，以飨读者，忆念先生。
　　周明
　　2011年8月
　　后记
　　我没有料到，今生做编辑工作竟至30多年，而且是在《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正是我走过的道路。长期以来，《人民文学》和广大作家有着深厚的情谊，这也使得作为编辑和刊物负责人的我，能够有机会密切地接触他们，熟悉他们，了解他们，从而从他们身上汲取许多营养，学习许多东西。
　　这本是以记叙作家、艺术家生活与创作的散文，正是多年来我同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朋友交往的一些亲身感受，一些片断记忆，希望读者朋友不吝指教，我当十分感谢。
周明
2011年中秋节，北京
(2011年9月2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