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朵没有眼睑》
作者：[瑞士]莫妮卡·施维特 译者：范捷平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5月
书号：ISBN: 978-7-5327-5070-2/I.2866
定价：24.00元
作者简介：
莫尼卡·斯维特1974年生于瑞士苏黎世，现为德国汉堡大剧院女演员、女作家。斯维特1997年毕业于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艺术大学后曾在苏黎世话剧院、法兰克福话剧院及奥地利格拉茨话剧院担任演员。2005年发表短篇小说集《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6年获得罗伯特·瓦尔泽文学奖，2008年她的剧作《仙后座》在汉堡大剧院首演，同年发表长篇小说《耳朵没有眼睑》。
倾听心灵的声音，一部为耳朵撰写的小说(译本序)
莫妮卡·施维特(1972- )的小说《耳朵没有眼睑》是近年来瑞士德语文学中颇有特色的一部作品。小说较为明确地呼应了欧洲当代文学中大多数中青年作家关注和反思个人经验，关注集体记忆、文化感知，关注日常话语以及个人命运的基本特征。施维特以女性作家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腻的叙述手法，倾诉了少女成熟过程中的个人情感困惑；她的这部作品是现代欧洲青年寻找生活意义的成长小说，表现了瑞士当代德语文学强烈的非政治话语化倾向；在叙述手法上，小说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所有的叙述元素，其中包括人物、情节、结构、视角、意象、隐喻、符号等，似乎都承担着一个共同的元叙事任务，那就是为了演绎和阐明叙述本身。此外，小说还在叙述视角、面谱变换以及与叙述时间、叙述场域的交互作用等方面做了许多尝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
“生活之路在何方”是施维特这部小说的主旨。小说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称匿名叙述者的视角，讲述了她与男友法比昂(小说中的“我老公”)的9个月无所事事的蜗居生活，“我老公”属于西欧典型的“继承遗产的一代”，他用祖母那里继承来的一笔数目不明的遗产，衣食无忧地虚度年华，生活中扮演着反叛功名和成就的小资角色。第一人的称叙述者“我”，则与所有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高中毕业生相反，她的职业目标是当一名咖啡馆的服务员，以此来获得她所梦寐以求的“自由和喘息”。他俩在苏黎世一座带有公共花园的出租公寓里找到了一套住房。公寓里面住着的其他5家住户，他们是从来不练琴的美国大提琴手杰夫、三位合租的大学生、极为严肃的教师鲍姆嘉特纳、儿科医生考妮和另一对同居者：自由职业者盖尔特以及他的女友阿格娜丝。小说反映了当代苏黎世普通市民的生存状态和交往方式，具体地说，也就是反映了上世纪90年初西方普通人群所习惯的现代文明斑驳陆离、五光十色的多元生活方式：生态和绿色、艺术与品质、派对、反叛、摩托、孤独、重金属音乐、酒精和软毒品消费、性取向变异和多元价值观等等。
小说的第一部着重叙述了“我”与邻居阿格娜丝的关系。阿格娜丝与“我”的蜗居生活几乎成镜像重叠，她也是与一个几乎无所事事的男友同居，处在一种“城堡”式的与世隔绝状态中。她们俩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暧昧关系，而这一关系又因阿格娜丝与其他邻居的关系而变得扑朔迷离。“我”与邻居似是而非的交往关系构筑了小说大量的想象空间，“我”在浴缸中的虚幻意象和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细节互为依衬，勾心斗角，显现出作家的独到匠心。阿格娜丝凶杀案成为小说第一部的悬念，似乎有意给读者埋伏下了期待和想象。
“出乎意料”和“重起炉灶”是小说第二部刻意给人的印象，第二部的篇幅只占第一部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一衍生性结构似乎给人一种“子小说”的感觉，其原因主要是施维特变换了叙述视角。叙述主体以全知型叙述者的身份反思了第一部中“我”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对叙述场域进行了大范围的腾挪，场景从苏黎世切换到法国马孔、喀麦隆、柏林和伦敦等地，就像施维特在接受《明星周报》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叙述主体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漫游的过程，生活之路在不断地变化着，结束意味着开始[1]。小说第二部以阿格娜丝凶杀案为线索，以年份为单位，构建了1996至2008年间主人公对阿格娜丝凶杀案的解读过程。这一情节安排实际上掩饰了施维特对阿格娜丝这个人物存在意义的否定，并隐喻了第一部中的“我”和第二部中的“她”对生活意义的困惑。施维特似乎在告诉读者一个道理，无所事事的蜗居只能导致类似“我老公”法比昂的那种危及生命的长期便秘。
二
施维特之所以采用“耳朵没有眼睑”的悖论，是有其特殊的意蕴的，它一方面意味着耳朵虽然与眼睛一样是人类的感知器官，但却无法像眼睛那样闭上，它总是处在倾听状态下，耳朵无法躲避外界带来的骚扰和因此而引起的恐惧。耳朵代表着后现代社会的主体间性：“我们在声学上与他们合住同在。”施维特在小说中已经做出了总结性的解释。当我们彼此陌生的时候，耳朵比眼睛的感知更加具有安全感。于是我们想到了罗伯特·瓦尔泽在小说《亚考伯·冯·贡腾》对仆人学校学生的耳朵描述：“可怜的耳朵们，它们不得不经受恐惧。耳朵也想睡会儿觉”[2]。另一方面，就像瓦尔泽笔下的耳朵一样，施维特笔下的“耳朵”也是心灵感知的器官，也是眼睛的隐喻，叙述主体始终“对无法说出来、听不见的东西都长着耳朵，都长着一个好奇的心眼，一双窥视的眼睛，一个探索的心灵”[3]。施维特的“耳朵”不仅在倾听着世界上的各种噪音，而且也在倾听着心灵的声音，小说主人公的浴缸便是叙述主体倾听心灵的场所，那里想象驰骋，虚幻成真，倾听自我和倾听他者相互交融，形成小说特有的叙述场域。
瑞士资深文学评论家伊莎贝尔·陶森曾经在瑞士画刊上评论过施维特的《耳朵没有眼睑》，她说，这部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音乐，这是一部为耳朵撰写的小说。的确，声音在这部小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交际作用和符号象征意义，声音常常取代了对话。这点也许源于施维特的舞台经验，她作为话剧演员一定深知不同的音响效果在舞台艺术表达时的作用，因此在她的这部小说中，盖尔特的重金属音乐、脚底隆隆驶过的地铁、卡拉OK歌厅传来的流行歌曲、街道上的汽车声和发电厂的噪音等，不仅是叙述主体感知世界的主要通道，而且也是小说采用的特殊艺术手段。声音在小说中不断以歌词和音乐的形式出现，同时，声音也成了叙述主体对邻居的主要感知方式，无论是鲍姆嘉特纳沙沙的笔尖声，还是楼上杰夫的脚步声、《零号交响曲》、CNN广播声、洗衣机甩干声、阿格娜丝的喀麦隆比库兹音乐声，以及隔壁大学生发出的电话声、刮锅子刷盘子声，直至凶杀案发那个除夕夜里的敲门声和恐怖的叫声等，都成了叙述主体的认知源泉。
三
施维特的《耳朵没有眼睑》具有某种实验小说的性质，它不仅是近年来瑞士当代德语文学中引人注目的小说作品，而且在写作技法上也有着自己鲜明的实验特色，它将现代文学、流行歌曲、诗歌、戏剧、成长小说、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电影等多种艺术元素融于一体，似乎有一种回归德国早期浪漫派理论大师施莱格尔提倡的“整合总体诗学”(progressiveUniversalpoesie)的意思，或者说有一种强烈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互文性。传统小说的叙事策略被大规模地解构，故事逻各斯中心被彻底否定，小说文本结构显示出鲜明的断裂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小说第二部的13个篇章，它们在叙述视角和各种叙述元素上被重新构建，并各自形成独立的、保持着距离和张力的叙事体系。这些篇章对第一部中出现的人物、时空和情节实施镜像相互折射，实现了小说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三个层次的对话，即：文本对话、主体对话和文化对话。
“我为我俩造一个快乐生活的小巢，阿妮塔，阿妮塔……”。小说中的卡拉OK吧里传来的这首流行歌曲和美国波普明星鲍勃·迪伦的歌词贯穿了整部小说，我们看到，不同歌词文本作为互文元素始终与小说文本构成某种互文和复调关系，它与其他的编织引用文本一样(如全书罗列的几十种植物学、医学、音乐等领域里的专业名词和文本)，不仅在叙事结构上起到启承转合的作用，而且起到多种文本镜像对话交互作用，歌词中的人物和思想折射了小说文本中人物的思想情感，鲍勃·迪伦歌词中的隐喻如“偏离航向的候鸟”揭示了作家刻意潜伏的小说情节，这种互文折射使小说文本中文化感知和主体间性有可能得到了多层面、多视角的阅读审视。
四
舞台戏剧性是《耳朵没有眼睑》的另一个特点。施维特是汉堡大剧院的签约演员，也许她的职业告诉了她，化妆和面具是舞台艺术表现的手段。因此，她的小说也像戏剧那样不仅具有鲜明的舞台性，也具有强烈的表演特征。小说的第一部就像一出独幕剧，时间、场景、角色都没有变化(如果有，那也是电影镜头推移式的局部特写)，各种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施维特让第一人称叙述主体在公寓里的6家住户里来回穿梭，呈现与不同人物的不同关系，如叙述者“我”与“我老公”、阿格娜丝、考妮、盖尔特、杰夫、鲍姆嘉特纳、大学生等的关系，我们犹如看到了罗伯特·瓦尔泽笔下班雅曼塔仆人学校里的那种封闭式的人物角色描述，或者我们眼前呈现出了一种《七十二家房客》般的舞台效果。
小说的第二部犹如多幕剧，13个章节就像一幕幕的戏剧，舞台上不断地变换着布景，时空发生着变化，有些人物重新出现，有些则不断地戴上新的面具，变换着身份。而《1996年——对一个睡者的观察(1)》中“西蒙”的出现在诗学上则具有戏仿意义，施维特将罗伯特·瓦尔泽的文学模式人物“西蒙”[4]植入了自己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坚定地将元叙述宗旨推至极端。在这里我们看到，叙述主体不断地提醒读者，小说的故事只是形式而已，结局没有意义(暗指阿格娜丝凶杀案的结局没有意义)，任何一个结局都是作家为了写作而做的安排，这就像西蒙的人生一样，都是“她”小说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元叙事手法有点像布莱希特戏剧中的间离效果，不断提醒读者以“疏离”和“清醒”的心态去读小说，就像西蒙高中毕业之后的生活道路那样，小说里假设了五种不同的情节，每一个情节都用一个“当然不是这样的！”而予以否定。就像小说中所言明的那样：“我们的作家问着自己，她要在西蒙睁开眼睛的时候重新改写这个故事”。施维特将这个宗旨保持到了最后，在小说最后的篇章《2008——新年好(13)》中，叙述主体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出现在柏林胜利柱前的大角星圆形广场上，通往城市的五条发散型大街象征着叙述主体面临着不同的生活道路，每条道路都沐浴在黎明的曙光之中，就像西方俗语所说的那样“条条大道通罗马”。
我们需要细读的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什么声音，我回过头去，但是我听到的脚步声是我自己的。”
耳朵没有眼睑，它在倾听自己的脚步。
(范捷平)
译者简介：
范捷平，浙江大学教授，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博士。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中国外文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理事，瑞士罗伯特·瓦尔泽协会会员，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长期从事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研究，获得成果《罗伯特·瓦尔泽小说中的主体话语批评》、《文学与世界的碰撞》等，主编《奥地利现代文学研究》等，译著《散步》收入瑞士罗伯特·瓦尔泽档案馆，并获得瑞士文化基金会奖金。
[1] 玛蒂娜·绍尔曼：《无所事事的失败——采访莫妮卡·斯维特》，载《明星》周刊，2008年4月14日。
[2] 罗伯特·瓦尔泽《散步》(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3] 同上，第110页。
[4] 参见同上第2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