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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庇隆传》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9月17日14:52 作者:爱娃·庇隆传
作者:爱娃·庇隆传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5月
书号:978-7-5063-6419-5
定价:22.00元

  作者简介:

  若娜·斯彭塞   记者,原籍爱尔兰,现居伦敦。创作的多部传记广获好评,主要作品有《格雷丝,一位看破红尘的王妃》《奥德莱·赫伯恩》。

  内容介绍:

  爱娃·庇隆只活了三十三岁——以精疲力竭的节奏。爱娃·杜阿特·德·庇隆步入阿根廷的历史,只用了短暂的七年时间,即1945年至1952年。其中包括她迅速的、势不可挡的上升,她的顶峰,她荣耀而短暂的辉煌以及瞬间消失的败落。爱娃·庇隆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是演员、传媒人、人民的王后、圣母还是颠世盗名的女人?书中通过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展示了爱娃·庇隆的神话,她在一个寻求认同的国家里,找到了自己最美的角色……

  目录:

  序幕

  主宰的结束 / 1

  第一章苦难与报复 / 1

  第二章艺术家 / 14

  第三章庇隆登场 / 29

  第四章光芒四射 / 45

  第五章夫人 / 59

  第六章征服欧洲 / 72

  第七章醉心于权力 / 84

  第八章生活方式 / 97

  第九章女革命家 / 105

  第十章庇隆主义还是爱娃主义? / 117

  第十一章流产的副总统职位 / 131

  第十二章火焰熄灭 / 145

  第十三章临终 / 154

  附录

  参照年表 / 170

  爱娃·庇隆神话 / 173

  参考书目 / 181

  第一章

  苦难与报复

  爱娃·玛丽亚·杜阿特于1919年5月7日早晨5点钟出生在洛斯·托尔多斯。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位于首都西边两百多公里的一个小村镇。为母亲助产的是一位印第安接生婆。两天之后,胡安娜·伊巴尔古伦在镇政府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宣布她的女儿出生。两个证人是当铺职员约瑟·罗扎诺和高乔人胡安·卡博。

  一个世纪前,曼克尔和马普切印第安人便在阿根廷未开垦的平原上搭起了帐篷。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南欧各国遇到农业危机,迫使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纷纷移民。从1870年到1914年,阿根廷接受了大约四百万移民。他们散居在潘帕斯草原上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使这座城市成为南美洲最大的都会。

  在移民之中,有一个赶大车的西班牙巴斯克人,名叫若青·伊巴尔古伦。他爱上了一个叫做佩特罗娜·努内兹的女流动商贩。他们的爱情生下了两个女儿:1894年生下胡安娜(爱娃的母亲),1895年生下莉贝拉塔。他们的家安置在一个乱糟糟的地方。那里集中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边缘的建筑物——干打垒的棚屋、铁皮窝棚,里面拥挤地居住着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移不定的许多人。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很难找,这个家庭最终流落到了洛斯-托尔多斯,一个看上去很荒凉的村镇。

  在阿根廷平原上的这些村镇里,到处尘土飞扬。尘土钻进小房子里,把玫瑰色或黄色的门面弄得黑乎乎。它滞留在闷热的空中,然后才慢慢地落到地面上。每到雷雨季节,暴雨横扫潘帕斯草原,道路便变得泥泞不堪。

  爱娃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在这里,风车的金属叶片在风中嘎吱嘎吱地响,苍蝇整日里嗡嗡地叫,富人从火车站搭乘的汽车,像灵车似的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庄园。这是潘帕斯草原最凄凉的村镇之一,建在一个印第安人营地的遗址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面二百五十公里的地方。这村镇给人一种平坦的感觉,在高高的天空下显得异常低矮。这些低矮、积满尘土的房屋,都是用红色或白色砖头砌成的,门面平淡无奇,屋顶也是平的,不时看见一个阳台。树木的树干都刷了石灰,树顶都是认真摘掉的。由于远离中心城市,这里的道路都没铺柏油。

  胡安娜七岁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客胡安·杜阿特,虽因贿选而臭名昭著,却是一个乐天派,在奇维尔科伊娶了艾斯特拉·格利索丽亚,为他生了三个女儿。他因为有收入,1908年在洛斯-托尔多斯租了两个庄园。胡安娜十五岁时,就进了其中一个叫“联盟”的庄园当炊事员,为高乔雇工们做饭。像洛斯-托尔多斯这样一个村镇,能为一个女孩子提供什么呢?如果她拥有一块土地和体面的婚姻,又受过一点教育,那么她可以谋求到一个小学教员或邮政所职员的职业。可是她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只好到富有的主人家当佣人,勉强保持一点体面。

  但是胡安娜·伊巴尔古伦颇有抱负,尤其又讨人喜欢。那时一个女孩子直到十四岁还是处女已属罕见,她1910年就成了东家的情妇和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对在奇维尔科伊结过婚的胡安·杜阿特而言,这种双重的夫妻生活丝毫不损害他的名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有他那些最讲究清规戒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诧异,他的合法家庭会感到气愤。一个男人忠于配偶的确比较优秀。然而胡安·杜阿特天生遵守习俗,他与堂娜(即夫人)胡安娜——正如人们出于礼貌称呼的——的关系持续了十二年以上。杜阿特在奇维尔科伊和洛斯-托尔多斯之间的旅行,1910年生下了布兰卡,1913年生下了艾丽莎,1914年生下了胡安·拉蒙,1917年生下了艾尔曼达,最后在1919年生下了爱娃。

  胡安·杜阿特似乎没有忘记他对自己这个不合法家庭的责任。他虽然不与这个家庭一起生活,但经常去看望,而且不否认他的父亲身份,因为他允许他的子女们自由地姓他的姓,还选择了一位朋友做爱娃的教父。但是他的合法妻子施加的压力终于起了作用。在爱娃·玛丽亚出生后不久,他便决定永远地抛弃他的姘妇及五个孩子。

  幸好胡安娜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她租了一间简陋的柴泥小屋(地面夯实后,她安了几块隔板,把卧室与厨房隔开)。她有一台旧缝纫机,为了养活这个小家庭,她什么活儿都接。她从早到晚不停歇地蹬着那台新日牌缝纫机,腿上的静脉受不了,破裂了,发生了溃疡。

  在这个保守的、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胡安娜的几个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私生子身份使他们遭到嘲笑和侮辱。人家不愿意和他们打招呼,见到他们就露出轻蔑的笑容,恣意欺负他们。胡安娜认为,她一家人要尊严地面对逆境。况且一次事故显示出小爱娃很有勇气。她五岁时,不小心把一锅热油打翻在自己脸上,造成二度烫伤。面对疼痛爱娃表现得挺勇敢,基本上没有哭。家里人按照一个印第安女人的建议,每天往她脸上敷一种野草制成的香膏。这香膏使她的皮肤变得又白又细,几乎透明。

  一种严重得多的灼伤,1926年1月8日在阿根廷的盛夏等待着她。当时胡安·杜阿特因车祸去世。在父亲安葬之日,小爱娃头一回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在奇维尔科伊,胡安·杜安特的合法家人令人可以理解地缺乏慈悲心肠,不准胡安娜带着她的孩子们去送葬。在阿根廷,葬礼对于一个家庭具有重要意义。胡安娜如果参加葬礼,她与死者的关系就会正式化。这当然是她想争取的,同样也正是杜阿特的合法妻子想避免的。于是胡安娜求助于爱娃的教父(埃斯特拉·格里索利亚的兄弟)。爱娃的教父争取到一种妥协的安排:胡安娜的孩子们参加送葬,但母亲不能参加。

  当时最大的孩子布兰卡十六岁,艾丽莎十三岁,唯一的男孩胡安·拉蒙十二岁,艾尔曼达九岁,小爱娃六岁。她还太小,所以由她的教父抱着,但已经够大了,看到父亲另一个家庭的人个个一副敌视的样子,心里就生气,因为那个家庭比自己的家庭富有。她尽管只有六岁,但知道另一个家庭和她共享一个爸爸,这对她是一个打击。

  合法的孩子们和篡位的孩子们,杜阿特氏的继承者们和伊巴尔古伦氏的私生子们之间的目光是骗不了人的。每个人都想争取在死者面颊上轻轻亲一下的权利。这个时刻与现实不相符,因为胡安娜的孩子都身着盛装。小姑娘们,甚至年龄最小的,都匆忙地穿上了孝服——黑色连衣裙,黑色袜子,黑色鞋子;胡安·拉蒙衣袖上佩着黑纱。这种礼仪,两个家庭之中不合法的家庭贫穷的家长是不能忽视的。所以爱娃显得像一个文静的孩子,有着浓密的头发。她由教父抱着,比她的哥哥和姐姐们能更好地越过贵宾们和她的同父异母姐妹们的肩头,看到她父亲的棺材。她怀着孩子难以克制的敌意看待她同父异母的姐妹们。

  这个有着褐色头发、鹰钩鼻子、黑溜溜的大眼睛的瘦瘦的小姑娘,领略了她一生中的头一次屈辱。她明白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使她没有社会地位。人家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排除在主人的葬礼盛大的纪念活动之外。法律剥夺了她的权利,天主教的合法性不容忍罪孽的孩子。发生了一件非常短促的小事,在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但在小爱娃的记忆里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正当人们在讨论是否让她的家人参加为她父亲守灵时,主持祭礼的神甫不引人注目地轻轻抚摩了一下她的脸蛋,对她表示鼓励。爱娃永远忘不掉这一天受到的侮辱和神甫的这个安慰动作。后来她成年后的许多行动的根源,也许就存在于奇维尔科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之中吧?爱娃后来写道:  “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每一次不公对我的心灵的伤害,就像有人往我的心灵里钉进了一个什么东西。每一岁都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公的回忆,使我无法平静,使我心灵深处痛苦不堪。”

  奇维尔科伊是世界的尽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尽头。那里的土路难以通行,从那里真正开始了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奇维尔科伊作为一个村镇,像是为渴求拍真实电影的导演设的一个布景。这里有普尔佩丽亚小酒店,这一隅之地的几个大庄园主经常在里面喝得酩酊大醉。这些庄园主并不是阿根廷图片上那种饲养牲畜的巨富,而是一些只比放牧牲口的雇工富裕一点、权势多一点的庄园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感受到不公平,怎能不感受到贫困呢?爱娃认识的第一个穿西服的人是住在用晒干的土砖砌成的茅房里。

  葬礼一结束,胡安娜便带着她的孩子们默默地、屈辱地踏上了归途,明白他们从此要面对新的问题——因为胡安·杜阿特突然去世,留给他们的只有名誉扫地和耻辱。胡安娜一家要搬到一片荒地上一间更小的房子里去住,周围尽是灌木丛和豆角树丛。  “我们的生存问题成了不同形式的日常斗争。”艾尔曼达后来说。这个由女人组成的家庭陷入了极度贫困,如果不说绝对贫困的话,只有靠胡安娜做缝纫和艾丽莎在热内拉尔-维亚蒙特邮局当职员辛辛苦苦获得的一点微薄收入,才得以维持。

  胡安·杜阿特之死造成的经济困难,使爱娃推迟了一年才上小学。她的童年是严酷的、孤独的。根本记不得与其他男孩子和女孩子一块玩过或分享过玩具。后来她提到自己的童年时,只记得在厨房里夯实的地面上大摇大摆地漫步的几只母鸡、院子里的几只山羊和狗,还有碧绿、平坦的牧场上的牲口群。

  1927年爱娃·玛丽亚·杜阿特读小学一年级时,不是一个勤奋、优秀的学生。一百八十四天课她缺了四十八天。她给女教师尼迪娅·德·拉托尔·德·迪拉戈斯托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我忘记了这个女学生的模样,大概因为她没有在这个村镇上读完小学吧。她多半沉默寡言,没有多少伙伴。我似乎记得母亲们要她们的孩子排斥爱娃和她的几个姐姐。”爱娃只取得刚好及格的成绩,第二年她留了级,不过成绩变得优秀了。

  九岁时的爱娃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小女孩。她神态忧郁,长大成了一个有着深黄色长发的女孩,人瘦瘦的,与黧黑的阿根廷人比较起来,脸色格外苍白。她很不像她的几个姐姐,人非常聪明,凭直觉办事,性格粗暴。她常常作出带情绪的反应,会为一点小事发火。1931年2月6日,她的家搬到胡宁去住,因为她姐姐艾丽莎被调到了那里是洛斯-托尔多斯的总务官帕斯卡尔·勒蒂埃里作出了有利于艾丽莎的干预,使她得以迁升胡宁邮局。——原注。胡安娜一家人住在莫瓦泽-勒文松街(当时叫瓦斯凯兹街)的一所破旧的房子里。她重新开了缝纫间,每天忙活儿到夜里,俯在她那台新日牌缝纫机上。爱娃永远把妈妈的这个形象藏在心底。

  那个时期并非一切都是阴暗的。布兰卡在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获得了成功,艾尔曼达完成了学业,胡安在街上卖玫瑰牌蜡和根牌香皂。爱娃则表现出了艺术天赋,在《学生们前进》这出戏里扮演了角色。这出戏是她学校里一些学生演出的。她有一双很美的眼睛,但目光忧伤,而且终生如此。

  1932年中,靠着胡安和艾丽莎的收入,他们家搬到了一个比较富裕的小区阿尔封索-阿尔西纳街和拉瓦勒街交叉的地方,后来又搬到文特街90号。罕见的奢华:这个新住所包括三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兼餐厅。胡安利用客厅开了一间小小的膳宿公寓和一间餐馆,接待用餐者或给外面的顾客送餐。据他们的女邻居勒纳塔·科洛纳多·德·努奥西讲:“杜阿特一家很穷,只有靠给人提供餐食才能维持生计。”

  他们的房屋与阿根廷所有城市的住宅一样,都是F形状,正面有两个带阳台的窗户和一道直接朝向便道的窄门。客厅后面那排卧室都没有窗户。院子以邻居的墙壁为限,中间被比其他房间大的一个房间分开。这个房间充当餐厅,把厨房和前面的几个房间隔开。院子里有几棵箱栽的绿色植物。屋后是一个小花园,有一棵柠檬树和一台给屋内供水的金属风车。胡宁和所有西班牙殖民地城市一样,都是按这种平面图建设的,由一百平方米的住宅群组成。阿根廷人的所有住宅都不得不效仿,建得奇形怪状。这些住宅都不方便,因为从一个房间去另一个房间都得穿过卧室或院子,而且外观很难看,住在里面一点也不舒适。

  爱娃上街买东西、摆餐桌……她情绪多变,时而快乐活泼,时而神秘兮兮、闷闷不乐。她不停地阅读电影杂志和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浪漫、狂热的姑娘。可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暂时嘛,还是学校。她学东西学得很快,却始终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就像她的小学老师找出来的她的分数(十分制)所表明的那样:操行十分,阅读四分,写作六分,语法三分,算术五分,历史四分,地理五分,公民义务教育五分,几何和图画五分,物理和化学五分,植物学和农业五分,动物学和代养牲畜(潘帕斯草原的女孩子的必修课)五分,矿物学和考古学五分,解剖学和生理卫生学五分,劳作七分,体育九分,唱歌和音乐十分。她表现得出类拔萃的唯一活动是体操和所谓的娱乐活动。她的学习马马虎虎,而像圣母一样丰满、有一头金色头发的布兰卡已经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纤弱、阴郁的艾丽莎也已经是邮局职员。将近十三岁时,爱娃甚至厌倦了学习。

  孩子们相继结婚,使胡安娜在获得资产者尊严方面有所进展。金发姑娘布兰卡嫁给了胡斯托·路卡斯·阿尔瓦勒斯·罗德里格兹,他是律师和胡宁国立学校的老师。从此布兰卡支配好几个佣人。当杜阿特夫人来到女儿家时,佣人们都向她鞠躬,使她高兴得流下了幸福的热泪。艾丽莎与第七军事区长官赫尔米诺·阿里埃塔结了婚。这两桩婚事是社会地位的一种上升,但并不一定向他们敞开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大门。杜阿特的儿女们仍然承受着私生子的耻辱。

  正如杜阿特大妈所想的,在婚姻这条暧昧而严肃的道路上,爱娃是唯一停止不前的学生。她不力求引起显要人士对自己的注意,吸引他们与她结婚。她不听话,也不是很有教养,不温柔、亲切,也不像两个姐姐一样丰满。她干脆而固执地拒绝理解一个女孩子天生就是要结婚的说法。这使她母亲感到绝望。

  吸引她的是演员的职业。她一直对戏剧表现出明显的兴趣。这不只是一种倾向,而是天性使然。她喜欢化装和戏装。用一块普通的布,她能把自己装扮成一副新奇的模样。她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明星。仗着自己年幼和所谓的天真纯朴,她什么过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在家里她合着想象的音乐节奏下楼梯,将大腿都露出来。她穿透明的短裙和轻佻的衬衣,挑逗围着她两个姐姐转来转去的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这一切都因为她年纪小而不会受到惩罚。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可以毫不害羞地撩拨男人,向他们抛媚眼,而不像姐姐们那样现出一副怯生生的少女的模样。不过这只是出于好玩。挑逗是爱娃最基本的武器之一。她出于好玩而模仿好莱坞的明星,用好莱坞明星的照片贴满了她卧室的墙壁,与她年幼的哥哥一块欣赏。晚上,她在那些照片面前摆出神气活现的姿势,用沙哑的、野兽般的声音宣布:  “胡安,我会当上演员……我会让全世界拜倒在我脚下。”她整个一生都让人想起她对乔装打扮的兴趣。

  好莱坞淡金色头发的吉恩·哈洛让她想入非非。像她这个年纪的所有女孩子一样,好莱坞明星们的传记没有任何细节她不知道。如果要分析促使爱娃喜欢演戏的心理方面的动机,人们无疑会提出她渴望摆脱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而一头扎进一个梦想中的世界。演戏意味着逃避。她可以让自己变成女主角或公主,暂时忘却她的贫穷和她的社会地位的局限。第二个是物质方面的动机,是由第一个动机产生出来的:她感觉到这种充满忧患和屈辱的生活,除了演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摆脱。通过阅读杂志、听广播,她熟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艺术界,熟悉走红的女演员和歌手们的成功之处。当时小爱娃·杜阿特不大可能把演戏的职业当成克服精神焦虑和生存不安的镇静剂,尽管后来她肯定地说:“我从年纪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想朗诵。就像我想向别人说一点什么,说点我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崇高的事情。”在《我活着的理由》里,爱娃确切的说法是:“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已经对朗诵感兴趣。我感到需要说出某种崇高的东西,说出某种我内心深处感受到的、我要献给所有人的东西。”——原注

  爱娃学习时间短,只读完了小学。这要么是因为家里经济状况不好,要么是因为她身体比较虚弱。在学习上,她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天分,但是学校里的一切文娱活动,她总是积极参加。她已经表现得特别喜欢参加国庆节的爱国游行。小姑娘们穿着上过浆的白色围裙,头发上结个白丝带大蝴蝶,胸前别一个白蓝两色玫瑰花结,用尖尖的、不一致的嗓音唱着赞美祖国的歌,参加游行。那时,当局向学生们灌输自我陶醉的民族主义,大概是为了抵消他们对世界的疏远。当局教育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像太阳在天上所占的位置一样重要。他们唱道:  “世界上各自由国家的人民相互应和:向伟大的阿根廷致敬。”胡宁这样一个小城能向爱娃这样雄心勃勃的女孩子提供什么呢?

  在学校里她学功课就像鹦鹉学舌,和大家一起跟着老师念。小城里没有一家图书馆,没有一家书店,没有郊游,也没有野餐。再说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常常看到被遗弃给蛆虫和蚂蚁的牛马尸体,实在不那么吸引人。只剩下火车站,在那里可以等待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车。还有就是夏天黄昏时分,与五六个女朋友手挽着手,去市场附近散步。所有女孩子,甚至包括杜阿特家这些没有受过严格教育的女孩子,都遵守在黄昏时分散步的习俗。好一幅无聊而乏味的遵守习俗图!

  胡里奥·奥特罗在爱娃还是少女时就认识她,断言爱娃“天生能揣测到人们心里感受到的东西”。毫无疑问,这样的品质使她能够事先应付在胡宁等待她的没有出路的未来。她如果谨守妇道,就会嫁给某个肥胖的饲养员;她如果不受妇道束缚,就会重新经历她母亲充满风险的命运。“我要嫁给一位王子或一位总统!”有一天她向艾尔曼达吐露。数年之后她忏悔道: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离家出走了。我母亲可能要让我与村镇的某个人结合,而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她的内心充满对自由难以遏抑的渴求。自己支配自己而不要任何形式的主人和束缚。本能地反习俗,这将是未来反叛的根源,也将决定她的命运。正如她所说的:  “我一直是自由地生活,我像鸟儿一样喜欢树林,我甚至无法忍受在父母家或在我出生的村镇里生活所代表的束缚。”

  为了充分理解爱娃·杜阿特的生活环境,重要的也许是要知道有一道鸿沟隔开了小镇的居民与周围的乡村,要知道这里是一个像洛斯-托尔多斯一样的村庄或一座像胡宁一样的小镇。这些村镇大部分像简陋的房屋组成的小岛,嵌在世界上某个最富裕的农业地区。富饶的金色田野,获奖的牛群,漂亮的驾车的马,古老的庄园有着大扇的玻璃观景窗,夏天放下护窗板抵御炎热,庄园的周围是一丛丛的含羞草、桉树和树龄超过三十年的金合欢。所有这一切都属于阿根廷乡村的贵族阶级!大地主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各个村镇却丝毫没有受益,因为庄园与村镇之间没有任何交流。连小庄园也形成独立的社群,至于往往占地一万二千公顷以上的大庄园,都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医院。一个家族可以拥有六个庄园。大地主们把他们的财富带到巴黎去挥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哈罗公学。他们有时回来住一段时间,下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豪华的公馆里。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们戴着手套、穿着笔挺的衣服,在帕勒莫公园里从容不迫地玩耍,旁边有一位英国保姆或一位法国家庭女教师小心地看护着。这叫人怎能不梦想首都,不梦想布宜诺斯艾利斯呢?

  嫁给胡宁的一个大地主,埋没在这座凄凉的乡间小城里;还是离开家,离开这个招赘丈夫的家,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碰运气?爱娃已经出落得很漂亮,个子不高,但人长得秀气,学会了把自己化妆成一位少妇。当时她还是处女吗?这说不准,不过关于男人她已经了解得很多。那么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她的一位女校友去了首都,成了电台的女明星。在城里不会缺钱花,男人们都有钱,女人们都穿金戴银。爱娃竭力博得每次巡回演出的男演员们的青睐。不是他们吹的牛皮,而是他们在首都的所谓“成功”欺骗了她,或者说他们代表了她在成功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不管怎样,当一位年轻的探戈舞歌手开始向她献殷勤并向她许诺种种她都不敢相信的事情——其中包括电台的聘用时,她就不止是认真地听了。

  爱娃后来说:  “在所有人的一生当中,都会出现一个似乎是决定性的时刻。这就是你以为永远踏上了一条单一的、一成不变、没有曲折、不会有新景致的道路的那一天。你以为从此你整个一生每一天都会重复同样的动作,可以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正是我一生当中那个时期所遇到的事情。我甘于受害者的处境,甚至甘于一种平庸、单调、在我看来毫无价值但不可抗拒的生存方式。我没有任何希望摆脱这种生存方式。而且,我当时的生活于单调之中又有相当多的烦躁不安,完全占据了我的身心。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并不真正甘心。我‘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一切都发生在1935年1月3日。一位探戈歌手阿古斯丁·马加尔迪路过胡宁,住在杜阿特膳宿公寓。爱娃为遇到一位“明星”而感到荣幸,给他朗诵了一首诗歌,并告诉他她希望当演员。这位艺人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她。可是要说服她母亲和她两个姐姐让她到首都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固执得到了报偿,条件是要由她哥哥胡安陪同前往。全家人凑足了买火车票的钱和一百比索的一笔小小的旅费。这位十五岁的贫穷的姑娘,来自一个落后的省份,竟勇敢地要去征服首都和每个人都嘲笑乡巴佬的艺术界。她的意志和勇气使她无视自己的疯狂梦想所冒的风险和危险。爱娃对戏剧一窍不通,却在想象中看到自己当上了演员。她满脑子尽是她浏览过的杂志里所刊登的形象。她到达雷蒂罗火车站时,她刚服完兵役的哥哥胡安在站台上等她。布宜诺斯艾利斯,让咱俩来较量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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