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耀邦同志的安康

　　对社教运动的解读

　　耀邦同志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49年了，其时，他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的陕西安康早春行，是耀邦同志在我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做的一次农村调研。

　　耀邦同志这次陕南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后来当上面严肃批评耀邦同志时，安康地区的多数干部也跟着批判。其实这不奇怪，当时绝大多数干部被“左”的思想所震慑，跟着大势走。而群众则不同，认为耀邦同志讲的话，对文件的解释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就自觉行动起来。少数干部嘴上虽是批判，但在实际问题上仍然支持耀邦同志的意见，并据此精神开展工作。

　　耀邦同志1965年早春的陕南行和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纪要。纪要是以毛泽东主要意见为依据而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该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俗称“二十三条”，社教运动统称“四清”。“二十三条”虽然只是重申了“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的提法，但文件又有警人的新意，那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耀邦同志给安康干部们这样解释走资派：“这一句话有四点。一叫重点，一叫党内，一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叫当权派。”但他更多的解释却集中在如何发展生产上，社教运动“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要把生产搞好”。

　　耀邦同志根据对社教运动的这些指导思想，在2月14日凌晨二时给陕西省委发了一份《电话通讯》，该件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电话通讯》中，他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经意间和“二十三条”发生了深刻的冲突。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未对耀邦同志背离“二十三条”精神的工作给予批评，也未给予什么肯定。他是否对党内斗争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是否因为这些复杂原因，耀邦同志才躲过一劫？10月6日，总书记邓小平对耀邦同志讲：“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中央没给你做结论。”实属保护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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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9月1日《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