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我与诗人田间的交往经历

　　我印象中的田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常人，一位老人，是一位有个性的、值得尊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够称得上“大师”的人中更多具有诗人的品质和性格的一位老人。

　　70年代中后期，我调到河北省文联，那时我刚刚20岁，和田间先生住邻居(田间先生家在北京，所以在石家庄也是“单身”)。当时他住在北马路19号省文联的一间15平米的平房里，办公室兼宿舍。他对诗歌的激情，他的执着，他的敏锐，他的创造力，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有减退，那几年，他几乎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出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他裁一些白纸条，用小楷毛笔在上面题上字署上名字，用糨糊粘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同事和诗人们，记得当时我为他贴过许多这样的纸条。

　　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世俗的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创作。他生活的很有规律，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好像也从没有到外边有过什么应酬。他的生活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晨到食堂买一盆粥，早晨喝一半，留到晚上再把另一半热一热，买点食堂的菜和馒头，就算是一顿饭了，中午饭也是，食堂有什么，他就吃点什么，除了参加会议，我甚至不记得他出去和别人到饭店里吃过一次饭。对于俗常的事情，诸如人际关系之类，他处理起来很不顺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弱智”，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读书、写诗、写字。

　　有人问过我“在写诗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回答的首先就是田间。不是说在艺术上，我是说在做人上。田间先生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田间刚毅内涵，特立独行，即使在70年代那样的环境下，他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当时他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艺》主编，但他不善于处理琐细的事物，经常听到其他人在党组会上与他大声吵闹，我见到他在这方面唯一的一次表示苦恼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问他下午是不是又开会了，他茫然而天真的问我：“小李，他们怎么总是和我吵？”

　　田间先生生活中有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习惯，比如，他每天喝的茶叶要留下，第二天早晨他在炉子上煮一煮，然后把剩茶叶吃掉；有一次我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粥，给田间先生喝了一碗，他说好喝，一定要我去给他买来玉米面自己熬粥。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田间先生就在门外喊：小李，快起来。我赶紧开门跑到他的屋里，原来他把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了煮开的沸水里，怎么也搅不开了。后来我还问他，您在解放区是怎么待的，就没有看到过老乡们怎么熬粥？田间先生当时仅仅是笑了笑，摇了摇头。我的启蒙老师王洪涛(当时的《河北文艺》诗歌组组长)也对我讲过，他到田间先生北京的家中去看望，临走田间拿出一个橘子，硬要洪涛先生带给他的孩子莉莉。洪涛回来拿出那个橘子给我看，我说：“对田间来说(当时的省文联，无论职务多高，无论名气多大，无论年龄有多少差异，都是直呼其名)，这已经很不简单了，他还拿出来了一只橘子，而且他还记得您的孩子叫莉莉。”

　　田间先生回北京或者去外地时，总是把他房间的钥匙留给我，好替他接收报刊、信函和稿费，替他打扫卫生。而且出去时，他爱给我留一些便条(都是用小楷毛笔写的)，我记得的有：“小李，窗台上的饼干要坏了，你把它吃掉。”“刊物不要少了，放好。”“小李，去给我买一个腌100个鸡蛋的小缸，买100个鸡蛋腌上，我回来吃。”等等。有一次铁凝提醒我：“郁葱，那些小条你可该留着，都是文物。”我听了以后心痛不已，后悔怎么当时就没有把它们保存下来。诸如此类的故事有很多，现在省文联和省作协流传着许多关于我和田间先生的逸事，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演绎的，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田间先生独特的性格。那位老人，真是单纯、稚气而善良。

　　老人平日里话不多，基本上就是没话，但我也见到过他激动的时候。有一次我故意与他谈起“街头诗”运动，老人聊得很兴奋，他对我说，他的诗歌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那个时期，那时候他们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先生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闻一多的话是这样的：“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查资料，一个字不差。

　　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可能有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被忽略了：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只有田间创作的诗歌。和田间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家，应该还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了的摄影家沙飞，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每天晚上，田间先生都写诗到很晚，有时他半夜叫我：“小李，来看看我的诗。”那时我写了诗也给他看，就像隔代人的交往，很自然，很自如。田间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他做邻居几年，经常请他看我当时写的诗，认为还可以的，他就把那一页折一下，不满意的，他就直接说：“这些不行”。从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应该怎样写诗、不应该怎样写诗，这对我后来的影响极大，使我悟出了四个字：诗不可说。

　　我现在不开自己的作品讨论会，不愿喧嚣和吵闹，少去交际和应酬，尽量不去讲课尤其不去“讲诗”等等，大概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总想，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悟”而不可“教”；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异”而不“同”。所以，他对我说过许多其他的话，唯独没有对我说过最应该说的诗歌。在与编辑部的李寒聊天时我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的性情和诗情，好像，也从他的身上获得了某种才情。

　　其实，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

　　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郁 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