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递的信息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2月19日00:09  马丁·瓦尔泽

  文学传递的信息

  ——在“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9)”颁奖仪式上的演讲

  我从经验中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不被当作当信息发布的信息是最可靠的信息,也就是不由自主的信息。说到这儿,我已进入文学。我们都知道,当文学想传递信息的时候,我们所获悉的是文学想要成为的样子而非其本来的样子。这至少是我的人生体会。

  譬如,我以前一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这里,所有涉及俄国的时事新闻都有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体验的俄罗斯氛围做背景。同样,我通过威廉·福克纳来体验美国。我相信我也通过易卜生和汉姆生了解挪威,通过斯威登堡和斯特林堡了解瑞典,通过莎士比亚、斯特恩和狄更斯了解英国,通过福楼拜了解法国,等等。我还可以说,我通过荷马、柏拉图和维吉尔了解欧洲。如果今天的政治终于幡然醒悟,想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我们这些读者应该感到诧异,因为我们从未有异国的概念。就像塞万提斯让我们对西班牙感到亲切一样,梅尔维尔让我们对美国一见如故。由媒体信息主宰的社会比读者国际联盟更易受到煽动和唆使,进而相互仇恨。当民族主义向沙文主义转变的时候,一位法国作家给自己取名司汤达,原因是在司汤达城诞生了一位让他崇拜的德国作家,但后来他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

  写小说的人借助其笔下人物讲述自己的感受。我们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了解作家本人。当他看到自己塑造的人物有何本事的时候,他也会了解自己。他发表小说,是因为他想知道别人是否有同样的生活感受,想知道他是否孤单。读者读他的书的时候,读的是自己的生活。读者来信让作家反复察觉到一个真理:读者以为自己在写信谈论作家的书,但其实他们写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他们读书之后的心情。我总是说:读者读的不是我的书,而是自己的书。作家由此感觉自己并不孤单。对于作家而言,读者来信是最提神的读物。我心中燃起希望:读者把我的书变为他的书,他由此可以得到关于自己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文学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我们可以看重文学的这一功能。

  作为信息传递者的文学把自己视为政治和媒体的高贵竞争对手。政治和媒体使得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观点——关于一切的观点。洞悉一切事物的克尔凯郭尔给我们的表达实践中引入一种区别。他把直接传达和间接传达区分开来。他说,涉及我们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传达。就是说,我们有两种语言,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的语言。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政治和媒体让我们成为知识的占有者,文学让我们逐渐明白如何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譬如说爱情,直接的语言从方方面面对爱情进行阐释,从荷尔蒙到人口统计;文学则让我们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体验封建社会的爱情,福楼拜则在《包法利夫人》中讲述如果情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到社会习俗、礼仪以及法律束缚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

  所有值得一提的小说都在讲述人们的情感冲突。当人们发现情感、发现整个存在都必须屈从现行的习俗、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时候,冲突就会出现。所以小说是在为当代撰写历史。小说与现行事物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常常证明小说的感觉是正确的。

  我不认为如此一来我们就应该刻板地期待小说做社会批判。小说的功能大于社会批判,小说中出现的不由自主的现实批判往往会变成某种不同于社会批判的东西。小说关心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改良,小说的诉求更大、更高、更激进。乌托邦是小说的命根子:它想让读者理解所有在小说中行动和遭受痛苦的人,即所有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到了这点。说一个离大家更近的中国作家:莫言也做到了。小说的叙述者热爱他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存在,即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极端可怕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即便是最邪恶的人也没有被抛弃,只要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不得不如此邪恶、不得不如此行事。小说里的人物形象绝不可能一言蔽之。每当我们自以为了解某个小说人物的时候,小说里就会出现一句话或者一个情节,而我们压根儿就想不到这个人物会说这样的话,会做这样的事。小说无意于控诉什么,也无意于辩解什么,它只是在表达一种生命体验。表达才是最要紧的事,表达才是可靠的信息。谈到小说,如果不讲“如何写”,“写什么”也无从谈起。政治和媒体在向我们展示彼此之间是多么地陌生;而一部具有地道中国特色情节的小说,却能够通过独特的写作方式让我得到如下体验: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窥私狂,而是参与到小说讲述的故事中,鹦鹉学舌般的语言根本无法描述莫言小说的冲击力与丰富性。看看《红高粱》里面“我奶奶”这一形象:她那双缠裹的小脚具有命运攸关的诱人魅力,因为“在我们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女人的脚已经具有第二性器官的意义……”当“我”描绘到缠足意味着怎样的痛苦时,却不由自主地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在这里,这样的口号来得及时,它也顺便对某些政治口号进行了戏仿。这个后来成为“我奶奶”的姑娘被一乘轿子抬往一个患麻风病的小老头家,她不得不嫁给这个小老头,因为她的父母有自己的算盘。她在轿子里又一次注视着自己“穿着大红绣花鞋的脚,它尖尖瘦瘦,带着凄艳的表情”。在这里,历史化为感性细节。最重要的是,历史没有化为一则告示,而是一种表达。大红绣花鞋现在变得“尖尖瘦瘦”,但也透出“凄艳的表情”。这种写法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一个古老中国风俗的知识,“凄艳的表情”更是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复杂情感或强烈情感。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怀有身孕的金菊自缢身亡。自杀的时候她的产前阵痛已经开始。如此残酷的命运安排我在别的文学作品中从未见过。金菊在与一切强权进行抗争。她的家庭想要用她来为她腿脚残废的哥哥换取个媳妇——这也是当地的风俗,这种交易是婚姻法所禁止的。然而,金菊爱着高马。在历经私奔和种种折磨之后,金菊最终在即将分娩的时刻自缢于横梁。而她的爱人最后背部中枪,死在了雪地里,死在警察的枪口之下。伴随这一切的诗意和滑稽丝毫未能减弱事件的无情和残酷,每一个细节都同等的美丽和残酷,但也正因为小说写得很美,我们才能读下去。读者常常扪心自问:你为何如此喜欢、你为何如饥似渴地阅读这部作品?小说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同样被捕,同样用警车押送县城:“一种自豪感在高羊胸膛里爬动着,他问自己:‘你坐过这么快的车吗?没有,你从来没有坐过这么快的车!’”这样的描述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没有一件可怕的事情不带有滑稽色彩。比起执意要描写纯粹可怕场面的叙述方式,这种滑稽笔调使得小说所描绘的事件显得更加可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形象一样,莫言笔下人物的一举一动莫不牵动着读者的心。

  我认为,一部好的小说,它所描写的一切都会投下白色的阴影,即便最黑暗的事件也会投下白色的阴影。如果没有这白色的阴影,小说叙述的事情就只是一条旨在制造观点的告示。如果只是为了让世界上的各种体系正常运转,生产各种观点可能就够了。我们每天都看到各种信息系统发布的相互矛盾的告示如何相互碰撞,这类发布告示的实践全都与一时一地的新闻报道共存亡。这些新闻报道全都缺乏历史,今天如此,永远如此。这几乎可以视为概括媒体工作的一个公式。但是莫言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是一部史书,一部故事集。我还没见过哪位作家描述当下情节的时候同时讲述这么多历史。这就是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学。我不想妄下断言,但是我敢说:今天谁想写中国的事情,谁就最好先读读莫言。

  莫言的小说是一场不散的盛宴,在这里,各种生理现象、各种事物的成长与消亡令人眼花缭乱。相比之下,拉伯雷不过是给节食病人准备的单薄读物。看着莫言笔下的人物如何吃吃喝喝或者忍受饥渴,看着他们如何爱、如何杀人、如何讲话,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可能头晕目眩。为了恢复平静,我赶紧拿生于公元前369年的庄子来再读一遍。庄子描写了一个厨子为主人解牛的情景。他是这样说的: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之所以解数千牛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是因为庖丁感牛之所感。主体与客体的距离已不复存在,哲学家由此成为诗人。这就是中国。当我们面对有关中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应该联想到这一传统。倘若意识是一个器官,涉及中国的时候,它会膨胀,会因为膨胀而疼痛。庄子曰:“为善无近名”。道德教条对此有何评论?这句话体现了高贵的谦虚精神。但是庄子接着说:“为恶无近刑。”这话听着可别扭了,道学家咬紧了牙关。

  中国历史令我惊叹不已。现在我有机会在中华大地上发出更多的惊叹,对此我充满感激。是文学、是中国文学让我的惊叹与日俱增。

  (此文由北京大学德语系09级硕士研究生集体翻译,黄燎宇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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