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与“刘震云现象”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7月16日10:33  郭宝亮

  一

  近一段时间以来,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已成为各大媒体热议的焦点,新浪网还专门为其开设了官方网站。文坛各路英豪纷纷撰文,齐声喝彩,认为该书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深刻表现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云云。与此同时,另一类声音也尖锐刺耳,朱白直言不讳地认为:“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再加上语录式的语言,教唆犯般地对人生指手画脚,仅凭这些就容易让人想起台湾作家刘墉。刘震云代表的那一代小说家,现在看来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不再拥有年轻时的嚣张形式和真切内容,留下来的野心倒显得越来越明晃晃和不靠谱。不停尝试,不断经历,以求年富力强显示出一副在路上劲头的中年作家,在我们的华语世界里,有吗?”(《东方早报》电子版)甚至还有人把韩寒与刘震云等知名中年作家在网上销售中出现2000:0的巨大反差进行比对,反讽性地证明刘震云等人被韩寒打败了,刘震云等知名的中年作家“过时了”。

  当然,一部作品面世之后,众说纷纭,观点各异,实属正常现象,但观点如此反差,甚至到了南辕北辙的地步则令人惊诧。想起去年余华的《兄弟》出版,引发的也是这样的观点反差,其中蕴涵的深度文化矛盾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思考吗?实际上,对于刘震云而言,争议并非始自《一句顶一万句》。几年前小说《手机》与同名电影引发的争议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再往前的《一腔废话》,还有他的200万字耗时八年著就的四卷本长篇《故乡面和花朵》,评论界反应普遍谨慎,读者更是褒贬不一。《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处在争议的涡流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震云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这种争议,已经超溢出作家作品本身的涵义,而是涵载了我们这个奇特时代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我把它叫做“刘震云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深思呢?

  二

  刘震云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道以来,始终处在一种对艺术永不停歇的执著的探索之中。迄今为止,刘震云的小说创作已经经历了四次转向:

  第一次为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转向,这次转向的代表作品是《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一批“办公室”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彻底刷新了《塔铺》及此前小说的“温情叙事”的痕迹,把都市“小人物”的琐碎的生存现实以及沉沦无奈的存在状态深刻而又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这些作品为刘震云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大家都普遍认可了他,把他看作是“新写实”的扛旗手。

  然而,刘震云却没有在掌声与鲜花中陶醉,他一猛子扎入“故乡”,写起了“故乡系列”小说,连续出版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头人》《温故一九四二》等中篇小说,从而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转向:“新历史”转向。这次转向正处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都市小说似乎已成为文坛新宠,但刘震云仿佛没有顾及这些,他义无反顾地进入故乡,楔进历史,开始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从而奠定了刘震云作为当代文坛少有的思想型作家的地位。不过,刘震云的探索也付出了代价,这些具有深奥思想的小说,加上张扬繁复的寓言化、狂欢化的文体形态,不仅失去了许多大众读者,甚至也拉开了他与许多资深评论家的距离,正如雷达所说的:“我熟悉的刘震云,是《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时的刘震云,作为新写实的扛旗手的刘震云。那时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写过文章。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的刘震云,我觉得我们相距远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说话语。而《手机》《我叫刘跃进》与影视又贴得太近。我看,到《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回归了,丰富了,发展了。”(《〈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天津日报》2009年6月10日)

  新世纪之初,刘震云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一腔废话》,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转向:新媒体批判转向。这次转向是刘震云由历史反思向现实批判的又一次迁徙,正像刘震云所说的:“我觉得《一地鸡毛》并不是‘新写实主义’,而是‘新理想主义’,《一腔废话》才是真正的写实。”(李瑛:《刘震云:年过四十玩〈手机〉》http://www.csonline.com.cn)这里的“真正的写实”说明刘震云对新媒体时代现实文化堕落的敏锐批判精神的增强,但由于小说仍沿袭了《故乡面和花朵》时期的文体探索风格,从而使《一腔废话》依然走在一条荆棘丛生的历险之途上。这是思想与叙事的双重历险。一方面,思想的历险,使他的小说由于承担过分深邃的哲理与思辨性而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另一方面,叙事的历险,又使他的文体创新因不合“常规”而同大众的阅读习惯形成悖论。因此,当《一腔废话》出版伊始,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争议的风口浪尖,有人激愤地认为《一腔废话》就是“一腔废话”,“从此不再读刘震云”云云。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刘震云《一腔废话》的写作,仍然是一次失败的努力。透过‘废话’的空隙,我们看不到‘想像的美妙’,看不到独特的‘经验’,看不到有深度的主题。在沉闷的阅读之旅结束后,我们得到的,除了疲劳,便是失望:这是一次没有收获的阅读。”(《一次没有收获的阅读》,《文汇报》2003年3月16日)

  2003年底出版的小说《手机》,仍然是《一腔废话》新媒体批判主题的继续,但由于同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摽在了一起,它显得通俗了许多。与《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相比,《手机》的确好读多了,有趣得多了。这也许是刘震云的一次有意识的调整。调整意味着刘震云在寻求读者的支持,他有条件地放弃了先前作品的寓言化的形式探求,而追求一种更本色化的叙述,这很有可能是由于电影改编的需要。但同时,刘震云的一贯的对深度的追求、对形而上的思考却丝毫没有减少。可以说,《手机》是刘震云把有趣的形式与有深度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的一次新的实验。然而,遗憾的是,大众所接受的只是男欢女爱的肤表层面,而深层次的有关“新媒体时代”对“说话”进行深度哲思的主题却被遮蔽了。另一方面,由于它与影视的亲密关系,也使天生清高的圈内人士忽视了它的思想深度,而把它等同于影视的“跟班”(李建军语)。也许是电影这种传播方式的巨大影响,《手机》的销路也一路攀升,但刘震云对电影《手机》的不满足也是明显的,他在与笔者的一次电话交谈中,几次强调了电影《手机》与小说《手机》的不同。2007年刘震云终于在电影《我叫刘跃进》中既做了编剧又做制片人,媒体称之为“作者电影”,但由于电影与小说的极大吻合,这部小说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也许电影只是一个副产品。刘震云潜心三年之后,带给我们的是沉甸甸的《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庶几可以看作是刘震云的第四次转向。这次转向我姑且称之为“日常叙事”的转向。它标志着刘震云基本完成了对此前叙事的由繁到简、由张扬到内敛、由奢侈到朴实的转变。实际上,刘震云一直在寻找着对思想的最完美的表达方式,早在《故乡面和花朵》这部四卷本的洋洋大作中,刘震云在最后一章即“第十章插页,四部总附录”中就以“日常生活的魅力”为题,模仿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这说明,即便在如此飞扬繁复的叙事时期,刘震云对“水浒”、“三国”这种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叙事作品也情有独钟。终于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找到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本土的叙事方式。

  在该作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水浒传》等传统叙事的影子,甚至也有赵树理的口吻:“沁源县有个牛家庄。牛家庄有个卖盐的叫老丁,有个种地的叫老韩。”如此返璞归真的叙述语言,洗尽铅华,饱经沧桑,筋道耐嚼,它是知天命的刘震云长期摸索的结晶。这部小说我曾仔细地读过两遍,读完之后,心中百感交集,可又不知从何说起。它就像这土地本身,你抓一把它是土,扔下去还是土,泥土般的叙述,泥土般的人物,没有时代风云际会,也没有百年历史传奇,波澜不惊、从容淡定、老老实实、细细道来,把最底层、最本色、最民间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叙写得有声有色、魅力无穷。如果说,《水浒传》主要叙写的是江湖的英雄传奇,赵树理叙写的是解放区农民的翻身道情,那么,刘震云则主要叙写的是底层百姓日常生活的琐碎庸常状态。把这种日常琐碎庸常的状态如实地、细致地叙写出来,语言的功力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语言是刘震云继赵树理、孙犁、汪曾祺之后,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又一贡献。

  与这种本色、素朴、凝练的叙事相对应的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繁复的思想。小说继续了刘震云一贯的对“说话”的哲思。“说话”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其中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和人沟通的困难,知心话难说,知心朋友难找,这是人的孤独的处境。然而刘震云所写的孤独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孤独,而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孤独。正如雷达所说的:“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写孤独、写人的隔膜,是刘震云一贯的主题,所谓的“面和心不合”,人与人的不可沟通,早在“新写实”阶段就开始写了。到了《手机》,刘震云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一句顶一万句》把这种孤独、隔膜推广到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写百姓日常生活的孤独,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本源性孤独。这种孤独与生俱来,是人的生存的一部分,是不可克服、不可更易的。传教士老詹40年传教,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信徒,第九个“信徒”杨百顺,其实也不是真信主,“话同意不同”,杨百顺稀里糊涂地变成杨摩西,进而又成为吴摩西,但他并没有如老詹希望的,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而是在孤独的苦海中自我挣扎,这种挣扎没有任何自觉的理性意识,完全出自一种生存的本能。对女儿巧玲的寻找,使他走出延津。“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句充满玄机的话语,在吴摩西那里,具有了实实在在的生存论意义。多年以后,巧玲(曹青娥)的儿子牛爱国,遇到的仍是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孤独、同样的生存困境、同样的人生遭遇。为克服这孤独,他东奔西走,最终踏上回延津的道路,一出一回,恰恰是一种“轮回”。刘震云在此要揭示的,正是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的洞透与了悟。孤独只是这根本处境的伴生物而已。

  “说话”困难的另一层含义则是“言说的困境”,当我们试图言说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是很难说清楚的。一句话顶着一万句话,为了讲清这一句话,你必须用另一句话解释这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又需要解释,以此类推,以至于无穷,最终,人的言说只能是一腔废话。刘震云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枝杈蔓生,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个人物后面又套着几个人物的这种文体形态,正是言说困境的体现。世界的繁复和不可穷尽,不是语言能够说清楚的。然而,人类又有着强烈的言说世界的欲望,我们固执地相信肯定有一句可以揭示世界真相的“话”的存在,于是,寻找几乎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本能。“出延津记”的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要寻找的是这一句话,“回延津记”的牛爱国要寻找的也是这一句话,但最终,还得找——在路上,这是人类命定的渊薮。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的名字的变迁,是否象征性地预示了人类寻找的无望,最终只能给自己“喊丧”来结束这孤独的命运呢?至此,刘震云以最朴实的叙述言说了最形而上的命题,小说真正做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义现于言外”的审美境界,因此,我完全赞成把《一句顶一万句》看作是迄今为止“刘震云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的评判。

  三

  我觉得,刘震云是我们这个大众传媒时代纯文学的坚守者和探索者。他既不逃避也不媚俗,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审美主动性,他充分利用传媒与网络资源,把纯文学的地盘推向广大。大众传媒时代,迅速崛起的大众文化以超强的话语姿态把纯文学挤压到边缘境地,许多纯文学作家纷纷向大众文化暗送秋波,甚或公开投降,争先恐后地加入大众文化的大合唱中。大众文化一方面贪新骛奇,猎奇化、娱乐化是它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却浅俗保守,模式化、标准化是其内在本质。猎奇化、娱乐化是说它往往追求新鲜刺激,更新的周期愈来愈短,对刺激的强度要求愈来愈高,于是艺术成为一种时尚的更迭。然而,大众文化的猎奇化、娱乐化只是一种对外在的感官刺激的追求,它对真正的艺术创造不感兴趣,可以说,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创新的,因而,骨子里充满了保守性。不管它如何变化多端,骨子里就那么几套模式,因为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是偶像。阿多诺在谈到流行音乐时,就指出了它的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特征。大众文化是由各种标准化的配方勾兑而成的,它面对的是观众(读者)的口味,只要观众(读者)喜欢,它什么都可以给你。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充斥荧屏的各种肥皂剧,《可爱的你》(韩剧)、《银实》(韩剧)、《我的丑娘》《我是一棵小草》《笑着活下去》《金婚》《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等,还有如今在各个电视台热播的《潜伏》等。这些肥皂剧要么是好人受难,要么是家长里短,要么是侦探加凶杀加情爱。大众文化规约和驯化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大部分观众(读者)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了。难怪朱白把《一句顶一万句》也看成肥皂剧了。大众文化的伪个性化,指向的只是外在的新奇刺激,而基本不涉猎真正具有个性的创造,真正具有个性的创造,指向的是生命体验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一个不需要思想的时代,思想反倒成为奢侈品,它变得多余和不合时宜,因为思想指向的是沉重,它将妨碍大众文化的娱乐化品性。

  纯文学的尴尬还表现在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批评公信力的弱化甚至丧失。昔日作为引导大众阅读的审美权威的精英批评家,在大众传媒时代却变得面目可疑、行为暧昧。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批评家都是在应景,我不怀疑他们的真诚和对文学的执著,然而,他们的批评已经被纳入媒体批评的麾下,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了资本运作的帮手。统一的审美权威已经不存在,这是否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化多元的时代?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多元化历来都是一种美丽的想像。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是一种隐蔽的极权主义的控制——资本控制。资本不是以强权的方式,而是以满面笑容、貌似宽松的方式控制着我们。我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无根写作》一文中,曾说道:“资本借技术之手,为我们代理了一切,我们完全可以轻松地不加思想地沉入其中,浑浑噩噩地娱乐至死。”(《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由此看来,刘震云在这个时代所孜孜不断的探索与追求,就越发显得难能可贵。而“刘震云现象”所折射出的,恰恰是我们这个大众传媒时代的深层文化矛盾。

网友评论

留言板电话:010-6448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