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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姨们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12月02日15:06 作者:王安忆
《七人集》里的七位作家,我是要称阿姨的,她们与我母亲同辈,又在不同阶段同事,有的直长达大半生。在我自小到大的记忆中,她们不同深浅地留下印象,是相当亲切的。     
    幼小的时候,由于贪吃,经常犯积食的毛病,很令大人头痛。有一日,母亲从欧阳翠阿姨处取来一味偏方,将一种不知如何调配而成的药剂,敷在肚子上,用纱布缠起来,一夜过去,早晨醒来,硬鼓鼓的肚子真的软和了。在三四岁的年龄,照理是记不了事的,可我偏偏就记得,大约是这偏方实在太神奇了,对小孩子来说,几乎是仙术一般。当我读这本书稿之前,我并不很了解欧阳翠阿姨,原来她经历过相当不平凡的人和事,那都是和中国新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章节有关。而我向来以为这只是一位富有育儿知识的阿姨,不止是持有各种偏方,更记得有一回,母亲怀我弟弟的时候,她到我家来,对我母亲说,她很喜欢听婴儿的哭声。至今还记得母亲与她相视的表情,带了惊喜,仿佛忽然间领受了一件馈赠——婴儿的哭声。这件馈赠大约只与母亲有关系,对其他人来说,婴儿的啼泣往往要嫌吵闹的。两个母亲就这么微笑地相对着,感受唯她们独有的喜悦。     
    罗洪先生给予的印象,永远和一件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冰。那时候,一般市民家中多没有冰箱,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五十年代从军队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家庭,连桌椅板凳都还是从公家租赁,上面钉着编号的铜牌,更谈不上冰箱了。夏天到冷饮店买了棒冰雪糕,返回途中便匆忙吞食,不及到家坐定后专心消受,实是一大憾事。一个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轮车停在我家后门,走下罗洪先生,穿一件蓝布旗袍,夹一卷毛巾毯,径直走入我家房间,将毛巾毯在桌上摊开,里面裹着一匣冰块。她常听母亲说起两个贪嘴的女儿,吃冷饮无可餍足,于是,便给我们送冰来了。冰块哗啷啷倾在大海碗里,罗洪先生坐都不坐,卷起毛巾毯就走,三轮车还停在后门,好让我们及早享用冰,在这大暑天里,冰很快就会溶化。可是,这冰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么迅速融化,而是相当坚硬。我和姐姐忙活了一晚上:用冰块拌西瓜,镇绿豆汤、橘子汁,或者纯吃冰块。这才知道,平日里冷饮店里出售的棒冰是机制冰,经过加工,横剖面可见丝丝纹理,原生冰块就是这样密实的一块。在我眼里,这些阿姨们都是与母亲同样的年纪,事实上,如罗洪先生,可算是母亲的前辈,直接从“五四”走来。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气的奶奶一样,家里有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穿行着。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不出自家门,便知天下事,与你通报着邻家失窃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个知识者,得科学与启蒙正传,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近年来,她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务,一个知识分子,要说有什么遗赠,无非是书籍,却是伴她一生的挚友,我竟也获得一份,一套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书中夹一信,字迹端正娟秀,嘱我“读一首二首诗”,如何清逸远致,就又流露出旧学的背景,是新学的发轫之渊源。     
    在1959年的《上海文学》上,欧阳文彬先生就对我母亲的小说写作了评介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我从母亲的遗物中,看见一份发黄的校样,“《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和茹志鹃的对话”,校样上有文彬先生写给我母亲的几行字,内容关于这份对话。对话发表在翌日,1962年3月7日《新民晚报》,署名为“黄碧”,想来是欧阳文彬先生的笔名。那时候,母亲和文彬先生,一个作者,一个评者,正当风华年代,前途远大,却戛然止于1966年。在那黯然的日子里,母亲对文字这样东西感到了茫然不解,她卖掉了家中的书籍,懊恼自己走入写作的行业,倘若她掌有更为实用的技艺,比如缝纫——有一阵子,她迷上了缝纫,忙着将旧衣服拆开,重新剪裁,然后埋头在缝纫机上,嚓嚓嚓地踩着踏板,看着机针走下一行行线路,人生的虚无感便抵消了一些似的。那一年,我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离家远行,劳作的辛苦,收成的薄瘠,景色与心情都是荒凉的,十七岁生日在苦闷中来临。母亲就想,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可以鼓舞我呢?思来想去,她还是想到了书。母亲决定送我一本高尔基的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人间》,它含有着告别“童年”,走进人生的意味。1971年,书店一片萧条,哪里能搞到一本《在人间》呢?母亲想到的是欧阳文彬先生的书橱。文彬先生没有《在人间》,但是她向母亲敞开书橱,尽母亲挑选,答应给她任何一本书送给女儿我。最后,母亲选中了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玲斯卡亚的长篇小说《勇敢》,写的是苏维埃政府召集青年去往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无论是题材还是精神都与我的处境有对应之处,区别在于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就只这一点,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而我却想象母亲翻检欧阳文彬先生书橱的情景,经过困惑怀疑的日子,又一次与文字、书籍亲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要说,这也是母亲和欧阳文彬先生交往的所在,在她们双方,都有着安身立命的意思。     
    紧接着,黄宗英阿姨就要出现于我的生活了。就是在同一年里,我从插队的村庄回家度农闲假,一住下就不思返乡。那时节,满街的男女孩子,至少有一半是从插队地方回城,赖着不走的,晒黑的皮肤转白了,熬干的油水补充了,甚至比安居乐业的人们更要丰肥一些,因为无所事事,脸上均挂着落寞的表情,这边溜溜,那边逛逛。夏天的黄昏很漫长,晚饭以后有一段了,天色还明亮着,母亲带我走出家门,去赴一个约,是黄宗英阿姨为我介绍了一位音乐老师。当我们从弄口向西走了半条街,便看见对面的黄宗英。在细致薄透的光里,她颀长的身形陡地跃入眼帘,周围的景色变得模糊,唯有她是鲜明活泼的。小时候,我们最热衷在电影院前厅里,欣赏影星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在照相馆刻意布置的灯光下拍摄,面容华美,统是璧人。此时,灿烂的明星落在尘间,我并不以为逊色,相反,洗尽铅华,显得格外清新。现在回想,那正是《但愿长睡不愿醒》一文中写到的那个时期。在作家协会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是这一家的惨淡日子,可她一点不见落拓,神色悦然。这一代人有一种气质,我真说不上来叫什么。达观?不全是;通透,也不是;纯真,有点接近了,可还不够;比较贴切的,或者是热情吧。这一种热情,历经世事折磨却不见损耗,应当如何解释呢?四人帮倒台以后,大约是1977年光景,母亲嘱我去黄宗英阿姨家,是为送去一些女孩子的照片,请赵丹推荐拍电影。这时节,百废待兴,许多希望生起来了。去的时候,黄宗英阿姨不在家,是阿佐引我进门,赵丹午觉已醒,还懒在被窝里,双手抱拳作揖说:对不起,对不起!伸出手接过照片,回进去继续作揖,继续“对不起”。我与阿佐直笑,他也笑,我觉得他就像孩子,一个大孩子。后来,又有许多日子过去,作协资料室老魏请吃饭,老魏——魏绍昌先生,在黄屏阿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心中不知藏了多少典故,就像一本活索引。老魏经常组织饭局,以各种名义,有时候依属相定,有时候是姓氏名字,比如姓“王”和名“绍昌”者。我曾被老魏编进过多种组成的饭局,因而得以邂逅许多人物。老魏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充满了奇思的聚会了。这一回是姓王的女作家,上海话里,“王”与“黄”不分,更重要的是,为黄宗英贺新婚。席上,黄宗英阿姨说:其实我与冯亦代是不必办理任何结婚手续的,因为我,赵丹,冯亦代,安娜,四个人从来是在一起的。这话也是孩子气的,浪漫的孩子气,不由让人愕然。他们是永远的男孩和女孩,不是说长不大,而是始终持自然的天籁,这天籁足够超越人世的污浊。     
    在这些阿姨中,彭新琪是与我们家最亲近的一个,当我看了“七人集”方才知道,她只比我母亲年轻三四岁,令我十分惊讶。在我们姐弟眼睛里,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姨,温柔迷人,所以,直到如今,都称她作“小彭阿姨”。《闪烁的记忆》一文中,所记叙的1959年作家协会的辞旧迎新联欢会上,“贵妃醉酒”那一出,我也记得。就像鲁迅《社戏》里写的,一听开唱便厌烦,可小彭阿姨的那套行头,却把我们镇住了,还有她下腰饮酒的动作,不由地艳羡小彭阿姨的腰好软啊!闲来无事,母亲与我们议论一些身边的人事,谈到小彭阿姨,母亲用了两个字:善良。“文革”中,我和姐姐插队落户,家中经济甚为窘迫,实在不得已要动用些许存款,需作协的造反派领导签名盖章,银行方才认可。这类事大人总是遣我们小孩子去,即便碰钉子问题也不大似的,在此我又要提到一个人,也就是欧阳文彬先生写到的戴厚英,她从没有让我难堪过。有一次,因是在院子里,需走去办公室取图章,一路上,她的手一直搭在我肩上,令我感到温暖。就是这样周折取来的钱,却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窃走,这才叫作“屋漏偏逢连天雨”。其时,小彭阿姨便是母亲告贷的人家之一。常听母亲诉说我们姐妹在乡下的苦状,小彭阿姨心中十分不忍,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换得五斤全国粮票送给母亲。当时,粮油实行配给制,地方粮票换全国粮票不仅需要特许证明,还要搭进油票,油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半斤,仅供城镇人口。这五斤全国粮票得来不易,却于事无补,母亲笑小彭阿姨天真,心中则十分感动。长年来,小彭阿姨一直与我们家密切往来,我们家无论大小巨细,荣辱沉浮,她都了解。现在,每年春节临近,她就召我们一些缺爹少妈的孤儿们集合,吃一顿年饭。     
    黄屏是我较为陌生的一位阿姨,原因可能是与母亲共事时间不长,但是从文章中看,恰是在“文革”结束,方兴未艾的日子里,与母亲同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致力于复刊,让我了解了母亲这一阶段的工作。在萧瑟的十年之后,终于迎来生机勃发的季节,万物复苏,多么让人兴奋啊!文章所写到的人物,于我都是敬仰的前辈,有一些还引我走出困境,比如,洪泽伯伯,是他帮助将我从徐州调入上海,并且进《儿童时代》杂志社工作。元化伯伯,他晚年居住的庆余宾馆,以及度过最后时刻的端金医院八楼,常是我辈聚会的地点,他毫不嫌我们轻薄浮躁,与之平等相谈;还有文中所写元化伯伯的“三姐”,亦有数面之缘。施蛰存先生,我与他做过多年街坊,他家就在我经常光顾的邮局楼上,于是就会路遇先生的徒子徒孙,我却从未见过他,于我来说,是文学史上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动荡人世中的遭际,原本只是抽象的概念,如今在黄屏笔下,有了具体的细节,其间的悲凉扑面而来,变成可感的了。     
    姚芳藻老师所记载的人与事,延伸进更早远的时间,亦更为严酷,大约是由新闻记者职业决定的。如她父亲说:“新闻记者要杀头的”,这是世事洞察的明鉴,又像谶语一般,虽然不至真的“杀头”,可不也是尝尽艰辛。文中所写,尤其《失踪在莫斯科》,那一位陨落于国际共运冤案中的朱穰丞烈士,读来就像是传奇,却是腥风血雨的传奇。在母亲家中,我常遇见姚芳藻这位座上客,母亲总是要郑重的介绍,有几次提起,像是要话说从头,可看我兴致淡然,又欲语还休。人就是这样,对身边的生活激不起太多的好奇,因为太过日常,不相信会有意外之笔,岂不知,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着。不久前还遇见,是在我居住的街道上,姚芳藻老师带着孙儿在花园里玩耍,谁能知道呢?这位含饴弄孙的老太太,曾经有过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涯。这一幕挺让人安慰呢!有一种动后余生的温馨气息。生在命运多舛的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免受蹂躏,尤其是女性,不仅要担负起自己的遭际,还要饶上丈夫的一份,再扛起重闸,护佑弱小的儿女。终于风雨晴定,云霁开处,是漫天的霞光。     
    从小跟母亲出入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院子,这些阿姨们可说看我长大。记得有一个暑日,母亲将我安置在大楼廊前的荫地里,供给我一堆图画书,嘱我不许乱动,然后就兀自进楼办事。母亲去了很久,日头渐移,荫地就成了太阳地,有阿姨走过,让我移到荫地里。因有事前母亲的告诫,我不肯移动一寸,对前来劝说的阿姨们,都抱警觉的态度,等母亲闻讯跑出楼来,我差不多要被太阳烤化了。后来,长大了一些,学会了顽劣,便和小伙伴们在院里践踏花草,然后在花师傅愤怒的追赶下四散奔跑。许多时间过去,我已成为作协的会员,有一次在传达室领取邮件,一位阿姨忽从光线暗淡的屋角里,拽出一个老人,说:看啊,一直想看茹志鹃的囡,这就是啊!是花师傅,他从来都是这样,瘦小、缄默,穿一件干净的中式对襟布衫,手提一柄偌大的花剪,此时,他神情腼腆,我也极不好意思。就是这样,无论我长成什么样,花师傅,阿姨们都知道我是从哪里走来。我的幼小、愚顽、淘气、霉运、不顺遂,那些不堪的岁月,他们都是见证。而我则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们,她们经过的时代,我不可望其项背。这就是我和阿姨们的关系。 
    2008年11月14日上海     
    (本文为《七人集》序)(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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