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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望子与周诚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8月28日15:11 作者:孙惠芬
罗望子,是2002年我在鲁院期间第一个记住名字的同学。其实在鲁院发给大家的学员登记表上,根本没有罗望子这个名字,只有周诚。周诚是谁,不知道。 
    知道罗望子,还是在刚开学时院方的一个征求意见会上,院方生怕大家生活上还有什么不方便,让大家对鲁院的生活和服务提些意见。这时,罗望子爆出了冷门,是在一个同学提出房间里缺一把椅子之后,他说,我们大家总不能在床上交流吧。这是一句实话,但这种说法,引起哄堂大笑是注定了的。这句话的效果,一定是罗望子自己期望的,因为作家班嘛,调侃和幽默都再正常不过。可是,罗望子这句话的效果,在那一届的鲁迅文学院开学伊始所产生的效果,却不一定是罗望子所期望的,几乎大多数同学,对他有了想法,包括我,觉得这个人太傲气,太痞子气,太玩世不恭。 
    但在后来并不算长的学习生活中,罗望子给了我与最初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印象。开学不久,学校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讨论关仁山和我的作品。会上,有评论家对我们的作品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主要针对语言。可是,让我意外的是,罗望子发言了,他发言的内容如今已记不大清,大意是,作家的写作有自己的语境,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是听凭内心的呼唤,听凭感觉的指引,并不是要理性地照搬语法。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罗望子,一个我印象中狂傲、痞子气十足的作家,居然如此认真,如此因为认真而辞不达意,他当时几乎是脸红脖子粗,仿佛不在这件事上说个清楚,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 
    当然,对于我,最让我感动的都不是这些,而是他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的一篇小说《伤痛故土》。至于他喜欢那篇小说是否就意味着我的语言不存在问题暂且不管,我想说的是,这篇曾在1996年《青年文学》上发表的作品,居然这么久了还有人记得,还有人喜欢。 
    那次之后,尽管很少和罗望子有私下的交流,但总觉得,在我的心里,存在着一个缝隙,通过那个缝隙,我跟他是能够沟通的,那缝隙是什么,说不清。说不清,也就没有蓄机寻找,也就只把所谓感觉上的沟通当作自己的肤浅,是听了几句夸奖自己的话而已。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声音,他几乎很少说话,不但如此,他也很少旷课,对于这帮自由散漫惯了的家伙,再好的课,也是有人爱来就来,爱走就走的,依我初始的印象,罗望子最该是这种人,可是完全不是,罗望子逢课必上,逢上课必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有一回,他还同我要来笔记,对照自己的笔记看有没有遗漏,这太让我感到意外,原来印象中的痞子气和玩世不恭丝毫不见了。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再后来,我们有机会小范围一起吃饭,是这一次,我看到了我和罗望子之间沟通的缝隙。忘了当时怎么提到乡村的,罗望子说他是乡下孩子,他的父母至今仍在乡下,与他居住的县城只有十八里路。他说,每年春节,他都骑自行车,载着儿子走十八里路,回乡下看父母。这句话,就像当初他说喜欢我的《伤痛故土》一样,让我久久不忘。一段通往乡间的路,只不过是路而已,谁的脚下没有路,可对我就不那么平常,这并不是说它让我想起了我的乡间路。不是。我是想,一个乡下青年,是不是在地理上走出来得越远,所面临的城乡之间的焦虑就越少呢?而如果你在心理上,已经走出很远了,你已经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练就了一身的功夫,具有了坚硬的外壳,在地理上,你与家乡却只有十八里路,这是否意味心里角色的转换要更困难一些呢?也就是说,一个已经做到专业作家的罗望子,一个以虚构和想像为业而生活在城市的罗望子,骑自行车行十八里路,一程程回到乡村的现实中,是不是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周诚呢?当他在短暂的时间里由罗望子回到周诚,他的痛苦是不是比一般人要更剧烈呢? 
    我一直觉得,在罗望子的灵魂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那个一说话就脸红的乡下青年周诚;一个,是那个狂傲的痞子气十足的罗望子。或者说,他原本就是周诚,憨厚纯朴,喜欢沉静,一说话就脸红,可是当他感受到内心里在他看来无比巨大的立场需要面对,需要声张,他就变成了那个狂傲的,痞子气十足的罗望子了。(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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