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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12.作家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8月08日15:48 作者:韩东
  老陶写了一辈子的小说,只出过一本书,叫《陶培毅作品集》。这本黑色封面左上角上有一个火焰图案的书,甚至老陶本人也没有见过,是老陶死后,由组织上(作家协会)整理出版的。
  这本书,约三十来万字。后面的附录部分,收入了老陶亲友的一些回忆和悼念文章,占去了很大篇幅。另有一篇老陶与别人合作的话剧剧本,篇幅也不小。刨去这两项(附录和剧本),剩下的才是老陶独立完成的小说。共十六篇,约二十五万字。
  老陶写作的年代,从解放初期开始,直到七七年病逝,约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老陶平均每年写一万来字的小说,属于非常少产的作家。老陶不仅少产,而且短寿,因而弥补这一不足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其二,这本书是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我阅读它时,大有阅读共和国编年史的感觉。如第一篇小说写土地改革,第二篇写互助组,第三篇写农村基层普选,接着是粮食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社。之后有两三年的中断,是因为老陶与另外几个写小说的办了个同仁刊物《探索者》。此刊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刊物。“探索者”们自然也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或被流放回乡,或戴上了右派帽子。比较而言,老陶所受处罚算是轻的,不过留党察看而已。为此他不免惴惴不安,歇几年不写也是正常的。
  这次中断只是小中断。大的中断是文革以后,也就是老陶率领全家下放三余期间,他差不多有十年没有摸过笔杆子。当然,这只是形象的说法。下放期间,老陶仍笔耕不已,但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总之不是小说。即使是小说,写了之后也不曾发表。
  这样算起来,老陶写小说的时间不过十年。十年写了二十五万字,平均每年两万字还多。但老陶仍然少产,这是改变不了的了。
  直到老陶重新执笔,他一连写了三篇小说。一篇写洪泽湖渔民栽草养鱼的故事,一篇写某科学工作者遭受“四人帮”的迫害,最后一篇写遭迫害的民主人士最终得以平反昭雪。虽然只有三篇,但篇幅几乎是前十三篇之和。可见多年的压抑使老陶的创作热情高涨。眼看着那产量不足的遗憾就要得到弥补,可老陶却得了癌症。
  还是回到老陶的这本书。我读它,犹如读共和国的编年史。为政治服务是老陶这代作家的信条,同时也是这一行当(文艺创作)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原则。既是行规式的原则,在特定的领域里就是法律,是法律本身。只有在其规定的范围内工作才谈得上自由。在其之外的乱说乱动、乱写乱画,自然是违法行为了。
  这里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从事写作,如果从事,就必须遵纪守法。可怜那些酷爱文学写作的人们,岂能不信奉为政治服务?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把来自外部的律令变成、尽量变成自己内心的渴求。一旦这一转变完成,自由,或者自由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了。因此,“为政治服务”这五字要诀,在内或在外并无意义。有意义的、重大意义的只是:它是惟一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读者朋友可能厌烦了,我为何要在这一问题上喋喋不休呢?是在为老陶的写作辩护吗?或者,目的是为了抹杀老陶的那些同辈沾沾自喜的文学成就?是的,我承认。但倒过来说也一样。我在为老陶的同代人辩护,我不想让老陶沾沾自喜。作为一个死人,他就更没有这样的权利了。
  还是让我回到老陶的书。通读之下,我发现老陶是一个农村题材的作家,只写农村(那篇科学工作者遭迫害的小说是惟一的例外)。还有老陶的语言特点,即所谓的“群众语言”,也是极为鲜明的。
  在他的小说中充满了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以及民间谚语。比如,“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狗咬烫芋头,甩不掉,舍不得”、“人冷披袄,鱼冷钻草”等等(我是随意摘录的)。不仅他笔下的人物这么说话,作为作者的老陶也这么说话。考虑到老陶出身于城市,这么做,显然是费了一番工夫的。这便是所谓的“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作为流行一时的创作前提,虽不具有为政治服务那样的法规意义,但却是老陶和他的同代人追求的目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农业人口。因而一提到深入生活就意味着深入农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些出身于乡村的作家自然得天独厚,因而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反倒不那么积极。因为他们已经先于“深入”而在“生活”中了。他们更大的热情在于为政治服务。那些出身于城市的作家则情况不同。虽然,他们活着,但没有生活。他们的生活不能算是生活,或者说,那是不算数的。
  于是乎,这些人纷纷来到农村,与贫下中农们摸爬滚打在一起,一面,在小本子上记个不停。深入生活的结果,就是写出了那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那些出身于农村的作家看了也会自愧弗如,也会脸红的。老陶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老陶之所以少产,与他自觉深入生活得不够有关。他的一生,都在积极地深入生活。青年时代,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并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回城后,仍然你来我往。老陶到郊区农村去,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文革开始后,老陶去了五七干校。虽然是被迫的,但毕竟是来到农村务农。再后来,他率领全家下放三余,具体情形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尽管如此,老陶至死都觉得生活深入得不够,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自卑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如果说老陶的少产,与这方面的认识有关,那么他的手勤,就更说明问题了。老陶总是写个不停,在生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笔记。他虽然最终也没能著作等身,但那些笔记本,如果叠摞起来,肯定会超过老陶的身高。只是,老陶做笔记的本子有的是布面的,有的是纸面的,有的套着塑料皮,规格大小都十分的不统一,将它们叠放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老陶已经把自己放平了,笔记本经过简单的排列,与他的身长做个比较还是可行的。
  这些笔记,还只是笔记中的一部分,仅仅包括下放三余后做的那些。老陶以前的笔记,通通在文革抄家时被没收了。那些笔记本如果集中起来,也相当于老陶的一两个身高。因此说,老陶不仅是笔记等身,而且是等两个身、三个身。
  我仿佛看见,在田边地头、煤油灯下,老陶总是不停地写着。但他到底在写了些什么呢?翻开老陶遗留的笔记本,我发现,无非是些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以及三余一队的农业大事、田亩和人口状况。此外,老陶的笔记中还有一些会议记录、上级传达的文件精神及其概要。当然最多的还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老陶不厌其烦地整理编目。比如,以拼音A开头的歇后语和谚语,以拼音B开头的谚语和歇后语,等等。也就是将平时记录的零星材料加以归纳编辑,把一个笔记本中的内容抄到另一个笔记本上。考虑到老陶的职业和所处地位(城市出身的农村题材作家),他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可有一点,却让我十分的迷惑。
  在老陶的所有笔记中,没有丝毫的个人感受,既无情绪宣泄,也无冷静的思考。总之,没有一点一滴的“主观”色彩。老陶一家在三余的生活竟也没有一点踪迹。因此,翻看这些笔记,对我目前写作的这本《扎根》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在老陶空缺的地方任意驰骋。如果老陶在他的笔记中记录了个人的信息和他一家的生活,我写《扎根》就纯属多余。老陶从没打算以那些材料写出一本鸿篇巨制。如果他那样做了(积累素材),我的小说也仅仅是剽窃而已。在我的理解中,剽窃素材是比剽窃原著更可耻的事。因为剽窃素材就是剽窃别人的生活本身。
  总之,我得了个便宜。老陶若地下有知,对我的做法肯定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是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钱不值。反过来也一样,我所以为的珍宝他也觉得完全无用。这也许就是两代写书人的不同吧?
  老陶的一生都在深入生活,到死都觉得深入得不够。他哪里知道,他的生活和遭遇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一本寓意深刻的好书了。所以说,我们并不存在矛盾。就算老陶现在仍然活着,也是一样的。
  老陶重新执笔后,写了一篇渔民栽草养鱼的小说。这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的成果。这篇小说两万字不到,但草稿加上笔记竟然有二十万字之多。按照惯例,老陶每完成一篇小说,便会将草稿销毁。但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老陶心血来潮,在二十万字的草稿之上另加了一页,作为封面。上面用毛笔写下如下两行字:
  留给那些倚马千言的“才子”们参考,文学创作是一项多么艰苦的劳动!
  这倚马千言的才子,自然是指小陶了。此时,他正在洪泽县中学读初中二年级,作文在学校里写得颇有些名气。小陶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
  有一篇作文的题目叫《记一件难忘的事》,小陶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夏忙季节,生产队的一头水牛拉着石磙在晒场上轧麦子,中途休息时忘了卸下石磙。水牛卧在晒场上,突然站起来,向河边走去。它大概想去水里凉快凉快。水牛的前腿已经走进了河里,眼看身后的石磙就要从岸上落下。如果砸在水牛后腿上,后果不堪设想(水牛受伤后势必要耽误队上的生产)。说时迟,那时快,余队长一个箭步冲上去,用一只脚挡住了石磙。牛腿没有受伤,余队长的腿却被砸坏了。
  我们知道,余队长确有其人。大热天,水牛去河沟里的树荫下泡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还有它拖着石磙轧麦子也是常见的劳动景象。但把这些事儿凑到一块儿,却是小陶的独创。
  这篇作文被当作范文,被老师在班上当众朗读。事后,小陶把作文本带回三余,交给老陶看了。后者批评了小陶的胡编乱造,同时也发现了儿子讲故事的才华。
  对于这件事,老陶的感受是比较复杂的。最终还是忍不住,用一支红笔在小陶的作文本上批改起来。老陶的批语写得密密麻麻的,占据了作文本上几乎所有的空白。他的字又很小(做笔记养成的习惯),因而那些批语加起来比小陶的作文本身字还要多。这以后,小陶的作文老陶每篇必批。在这些批语里,老陶首先是挑小陶的毛病,意在打击他的骄傲自满和浮夸的习惯,当然,也包含了某种期望。
  现在,老陶除了一如既往地记着他的那些笔记,还多了一件事,就是批改小陶的作文。他甚至也要求小陶做笔记。这些笔记,一如小陶的作文,老陶都要过目、批改。批改的字数自然也多于小陶做的笔记。夏天的时候,老陶赤膊搭一块毛巾,冬天则手捧一杯热茶,用以暖手。他不停地写着记着,工作量空前增大。然而这一时期,老陶却没有一篇小说问世。
  这时,下放干部的子女都在练就一技之长。有的在画素描,有的学拉二胡,有的拆装自行车和半导体不止。也有的在练毛笔字。对孩子将来能回南京,家长们已不抱指望。但在洪泽县城里就业,也许还是可能的。洪泽不行,那就去汪集镇上,好歹也是城镇户口,总比在下面的生产队里务农要强啊。一时间,大家都瞄准了洪泽县城(和汪集相比,自然是首选)。那里有文化馆、淮剧团、机械厂以及车轮滚滚(自行车轮)的大街。那练二胡的可以去淮剧团,画素描的可以进文化馆,捣鼓半导体和自行车的没准能进机械厂,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上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
  但练习这些技艺,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家长以前是干这行的,或者多少能沾点边。这样才能有效地指导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才。并且由于自己与这一行当的关系,多少能有一些熟人,到时候兴许能走个后门什么的。有这两项条件(技术和熟人关系)的保证,家长们不禁信心倍增。
  再说老陶,除了写作,便一无所长了。在风气的影响下,他不免有些想入非非。加上小陶的作文在学校里连获好评,老陶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也许,小陶也能子承父业,靠写作吃饭。那样的话就不必在三余扎根,娶亲生子、终身务农了。但老陶深知,写作这一行当非比寻常。弄不好的话,饭吃不成,还会家破人亡。风险的确太大了。是让小陶做一个本分的农民,度过安贫乐道的一生?还是培养他当一个声名远播的作家,但有可能身遭不测?老陶一时举棋不定。
  他不禁想起那个拎着剃头箱子,站在他们家门前的剃头匠的儿子,也算是子承父业。老陶恨不得自己也是一个剃头匠,那样的话就无须多想了。他还想起帮队上购买手扶拖拉机的计划,如果能如愿以偿,小陶就可以当一名拖拉机手了。可惜老陶被开除了党籍,再不能过问生产队的事。还有小陶学医,跟着苏群在一块猪肉皮上练习针刺。要知道苏群也是半路出家,何况三余大队的赤脚医生现在已经有人。还有当兵、进汪集农具厂、去三余小学教书,等等等等。一时间,关于小陶前途的种种设想纷至沓来,不禁让老陶思绪万千。最后他得出结论:自己能帮上忙的,用得上力的,也只有写文章了。
  难道写作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吗?此时此地,老陶的思虑未免低俗。但我却以为,这是他关于写作的思考最为真实的一次。在老陶的时代里,只有降至生存和吃饭的水平,文学才是切实可行的。在此之外,并无任何自由的余地。剩下的,只是在“行规”之内技艺的磨练及其比较,也就是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和民间谚语的相互较量。我觉得,实在不用为小陶的未来担忧或感到悲哀。真正悲哀的是老陶自己。
  老陶一面批改小陶的作文,一面,对其他的下放干部说:“将来,我是不会让陶陶写东西的。”
  后来,小陶正式开始写一篇小说,老陶忍不住提出了一大堆修改意见。但在外人面前,老陶仍不肯松口。他说:“我们家的陶陶将来绝对不会去写作,走我这条路。”
 
  直到这篇题为《小莲放鸭记》的小说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下放干部们前往老陶家道喜,说:“子承父业,可喜可贺,小陶这孩子前途无量!”
  老陶就像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他拿起他们带来的那张《新华日报》,略略扫了一眼,就扔在一边了。老陶说:“是孩子瞎闹,写东西顶多算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我是绝对不会让他走这条路的!”
  下放干部们本以为,小陶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发表,是靠了老陶的关系。但看情形又不像,于是便觉得小陶这孩子是一个神童了。
  自然,小陶的小说能够发表,是老陶走了后门。他的一个老朋友,在《新华日报》担任副总编。不仅如此,《小莲放鸭记》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经过了父子俩的讨论。那段时间里,老陶家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父子俩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各不相让,看得苏群捏着一把汗。当然,老陶是写作方面的权威,他的意见最后总是占了上风。写成的稿子,老陶一一批改,字里行间写满了评语和修改方案。然后,让小陶拿回去重写。如此反复再三,小陶不胜其烦,最后都想放弃了。愤怒的老陶几乎要拳脚相加。
  《小莲放鸭记》一共写了七稿,最后终于通过了(在老陶那里)。誊清以后小陶带到洪泽县城的邮局里邮寄。在稿件里老陶附了一封给副总编的亲笔信。于是六一儿童节这天,《小莲放鸭记》终于见报了。
  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叫小莲的小姑娘与富裕中农作斗争的故事。
  暑假期间,小莲回到生产队,帮助一个富裕中农放鸭子。那富裕中农每天起得很早,天不亮就把队上的鸭子赶到了河里。小莲原以为富裕中农吃苦耐劳,劳动积极,自己不免有些惭愧。渐渐的,她发现有些不对劲。鸭子一般是天亮时分,将蛋下在鸭圈里,过早地把它们赶出来,蛋就来不及下了,只好下在河里。于是富裕中农下河摸鸭蛋,又是蹚水,有时扎猛子的,把衣服弄得精湿。开始的时候小莲很是纳闷。后来,她起了个大早,比富裕中农还要早,躲在河边的树丛后面偷偷观察,终于发现了富裕中农的秘密。小莲与富裕中农损害集体的行为展开了斗争。在社员群众的帮助下,她终于揭露了富裕中农。后者不仅退回了所有的鸭蛋,还做了检讨。小莲也因此受到了队上的表扬。
  不难看出,这篇小说取材于九月子放鸭子的事。不同的是,九月子放鸭子是一个人放,而在《小莲放鸭记》中是两个人放。九月子放的鸭子属于村上的各家各户,乃私人所有。小莲放的鸭子则是生产队的,属集体财产(包括鸭蛋)。九月子从河里摸鸭蛋送到老陶家换钱,富裕中农摸了鸭蛋便偷偷地拿到集上去卖。
  老陶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九月子这个生活中的原型。下放干部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
  这一创作原则但凡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哪怕他们根本不写小说,哪怕他们的专业只是画画、拉琴、机械制造或者在机关里当干部(下放以前)。
  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目的和标准自然是为政治服务了。这下可好,整个体系便可以首尾相接、圆满无隙了。一条狗,终于咬着了自己的尾巴。
  一九七六年,老陶一家终于离开了三余,进了城。当然,不是回南京,而是进了洪泽县城。老陶去洪泽县文化馆工作。苏群去了洪泽县商业局。老陶家搬进了县食品公司(商业局下属单位)的院子里。
  下来时,老陶家是五口人,如今进城,只余四口。陶文江被埋在三余村西的坟地里。关于是否将他的骨灰盒起出来带走,老陶家人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还是不带。小陶中学毕业后,没准还得来三余扎根。即使他发表了《小莲放鸭记》,有望成为一个作家,那也得深入生活。甚至比以前更需要了。按老陶的话说,就是要为小陶保留一块生活基地。我认为,说坟地恐怕更确切一些。总之,陶文江(准确地说是他的骨灰盒)没有跟回去。他的坟头已经长出了令人欣慰的寸把长的青草。
  老陶家人临走以前,开始疏远小黑。没有了陶文江的保护,这事儿很容易做到。他们特地请九月子过来,培养与小黑之间的感情。老陶家人准备把小黑托付给九月子,惟一的要求是不要剥皮吃肉,让它老死三余。
  那些从南京带下乡的家具,又被绑上了草帘子、箍上草绳,由队上的人抬到小墩口,从那儿抬上卡车,一路向洪泽县城而去。此次搬迁路途较短,半个多小时就到了。老陶家人是乘坐班车前往洪泽的,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事。
  后来,九月子将小黑带来过食品公司一次,给老陶家人看看。小黑摇头摆尾,但从眼神看,已经不认识老陶家人了。它的这副巴结相,不过是出于陌生环境中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老陶家人喂了它一堆肉骨头,在它的癞疮上撒了一包消炎粉。然后,小黑便跟着挎着篮子的九月子一瘸一拐地回去了。那篮子里装着老陶家人送给九月子的一些药品和旧衣服,以报答他喂养小黑的劳苦。
  继《小莲放鸭记》之后,小陶又发表一篇小说。写的是一户下放干部离开了生产队回城,乡亲们如何地哭天抹泪、难舍难分。他们家养的一条黑狗,如何地尾随汽车,在公路上奔跑。小陶写道:“那狗像黑色的箭头一样射出去,一直跑到了我的稿纸上……”
  我保证,这事儿绝对没有,乃是小陶的虚构。这恐怕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的体现吧?
  小陶发表《小莲放鸭记》之前,老陶亦发表了他的那篇渔民载草养鱼的小说。这篇小说,与《小莲放鸭记》相比,尽管情境人物各异,但我怎么觉得结构十分雷同?一个赤胆忠诚的贫下中渔,坚信“人冷披袄,鱼冷钻草”,坚持为集体栽草,以获鱼。一个又刁又滑私心很重的富裕中渔从中作梗。最后,在支部书记和社员群众的支持下,栽草终于成功。富裕中渔惨遭失败,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教育,并得以转变。我试着写出如下等式:
 
  《小莲放鸭记》中的小莲=老陶小说中的贫下中渔。
  《小莲放鸭记》中的富裕中农=老陶小说中的富裕中渔。
  《小莲放鸭记》中的社员群众=老陶小说中的社员群众。
  小说围绕某一特定事件(在《小莲放鸭记》中是鸭子生蛋,在老陶的小说中是栽草获鱼)展开。最后的结局都是“正面人物”(在《小莲放鸭记》中是小莲,在老陶的小说中贫下中渔)获胜,而“中间人物”(在《小莲放鸭记》中是富裕中农,在老陶的小说中是富裕中渔)必败,但一概深受教育,并得以转变。
  当然,如果是“反面人物”,则不会出现以上的情况。他们是不可能得以转变的。他们的逻辑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那么,什么样的人物才是反面人物呢?自然是天生的,像地主、富农或者渔霸,由成份所决定。而中间人物则一定是富裕中农或者富裕中渔,也由成份所决定。这些人,没有私心是不可能的。经过事实的教育和社员群众以及党员干部的帮助,不转变也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中间会有曲折、波澜,这正是小说情节得以展开的天地。
  老陶的这篇小说,是他在水上公社生活数月,广泛搜集素材的成果。两万来字的小说,笔记加上草稿写了二十万字。他将草稿留下,送给“倚马千言的才子”小陶。因为,作文屡屡获得表扬使后者不免有些轻狂。除此原因外,我也不能排除老陶很看中这篇小说。这毕竟是他辍笔十年后第一次发表小说啊。且不论小陶的轻狂或老陶的沾沾自喜,通读《陶培毅作品集》后,不知为什么,我总是为这篇小说感到难过。老陶的沾沾自喜就更加剧了这种难言的心情。
  老陶的这篇小说,与《小莲放鸭记》明显的雷同,与这一时期的其它小说也颇为相似(小陶的语文课本中,就有两篇与自私自利的中农作斗争的故事),惟一不像的是老陶自己的小说。
  我说过,读老陶的小说犹如读共和国的编年史。老陶写土改,写互助组,写农村基层普选,写粮食统购统销,写合作社。尽管如此,老陶的小说还是尽量地别出心裁,并也能做到面貌各异。为政治服务和深入生活的创作原则老陶须臾不忘,但毕竟没有简化到公式的地步。从原则到公式是老陶的堕落吗?抑或是时代的作家们的必由之路?
  当然,二者是有稍许不同的。原则即是指在规定的区域内活动,不得越雷池一步。而公式,直接导出结果,并且是确定无疑的结果。当原则规定的区域进一步缩减,乃至彻底取消活动的余地,公式便是惟一可行的了。所以说,它们又是一回事,至少存在着严格的逻辑关系。相反的例子也有。
  在那本《陶培毅作品集》中有一篇小说(我不想提它的名字,就像我不提老陶其它小说的名字一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我猜想,老陶写它时一定喝醉了,醉得忘乎所以,将原则抛在了一边。
  那篇小说里,有“政治”,但没有“服务”,有“生活”,但不“深入”,“源于生活”,但绝不“高于生活”。请原谅我用这些并非形容词的词来形容这篇小说,而不涉及它的内容。
  老陶一定是喝醉了,或者他真的喝了酒,或者被自己所写的故事所陶醉。总之,我感到了其中的醉意,感到了老陶写作时的快乐。我甚至听见了老陶那“嘎嘎嘎嘎”不甚优雅的笑声。
  这篇小说和那篇写栽草养鱼的小说一样,在老陶的作品中是一个例外。它从未给老陶赢得任何声誉,分析老陶作品的评论家们也从没有提及。即使是在编入《陶培毅作品集》的时候,似乎也很羞涩,是被作为一篇“人物素描”而悄悄地插入其间的。正是这篇混进来充数的东西,又让我开始难过了。
  我为那篇栽草养鱼的故事感到难过,是因为老陶终于意识到他那个行当的现实。他清醒过来,不再为自己青年时代的抱负烦忧。老陶将写作定义为生存和吃饭,这就对了。所以,我在难过之余也为老陶感到高兴。从此他便可以一心一意,不会再吃苦遭罪了。
  我为老陶那篇发出嘎嘎嘎笑声的小说感到难过,是因为他生不逢时、英雄末路以及诸如此类的感慨。我在难过之余只是难过,并无任何高兴之意。
  老陶的其它小说皆在这两篇小说之间的区域展开,即公式和忘乎所以之间。从中我既可以看见来自原则的重压或支撑,也能瞥见些许轻盈飞翔的东西。在字里行间,某一段落、某一句式。他那特有的“嘎嘎嘎”的笑声被抑制为“嘎”,便戛然而止了。
  老陶重获写作的权利后,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科学工作者遭“四人帮”迫害)中完全没有笑声,有的只是愤怒。第三篇小说(受迫害的民主人士得以平反昭雪)中,老陶又开始笑了,“嘎嘎嘎”,但不是“嘎嘎嘎嘎嘎嘎嘎……”,级别是三个“嘎”。老陶总算笑了三笑。正当我期待老陶忘情地笑下去的时候(在下一篇小说中),他却沉默了。因为,死人是不会发笑的,也不会愤怒,更不会写小说。
  老陶经常去水上公社深入生活,一去就是一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只待一两天。稍事休息,拿上一些换洗衣服又走。
  老陶家不是已经进城了吗?老陶怎么还要往下面的公社跑?这说明了老陶的职业特点(作家)。如今,他可不是去扎根的。再说,浩淼起伏的洪泽湖面上也扎不了根,最多能种点捕鱼的水草。老陶就此泛舟湖上,四处漂泊,洪泽湖水面上于是响起了那嘎嘎嘎的笑声,呼应着野鸭子的鸣叫。
  老陶家仍保留着夏天在屋外吃饭的习惯。饭桌仍然是那张旧竹床。一家人绕桌(竹床)而坐,由于高瘦笔直的陶文江缺席,看上去更加的和谐了(竹床很矮,吃饭时需要坐在比竹床还高的椅子上)。身后,自然已不再是那栋泥墙瓦顶的房子,而是真正的青砖大瓦房。房子也并非老陶家私有,而是食品公司的宿舍。老陶家住在其中靠西的两间房子里。所以吃饭的时候,分属各家的小桌子会在门前一字排开,有三四张之多。每家人每天吃些什么,彼此看得清清楚楚。
  老陶家的饭菜一如在三余时那么丰富。自然,蔬菜变少了,或者不那么新鲜了(不比从自家园子里拔的)。但肉类却异常丰盛,尤其是猪肉。家住食品公司,岂能食无肉?不同的是,老陶家的饭桌上常有野味。什么野鸭子、獐鸡子,甚至还有大雁,都是老陶从湖上带回来的。他每次回家,总是提着一只麻袋,口朝下一抖,一些水禽怪鸟的尸体便落在了地上。于是苏群烧开水(陶文江的这项工作由她继承了),之后,小陶开始挦毛。老陶不断地提醒小陶,注意清洗野味体内的铁砂。这些野味并非是小陶亲手宰杀的,乃是被铁砂击中毙命,因此来不及放血。煮出来的野鸭汤就像洪泽湖水一样的浑浊,但味道还算鲜美。
  绕着竹床,喝着野鸭汤,老陶开始讲述湖区的生活、水上公社的见闻。
  渔民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将小船悄悄地推出芦苇荡。船头架着霰弹枪,俗称喷砂枪。那喷砂枪可不是拿在手上的那种,既大又沉,犹如一门小炮,其威力也和一门炮差不多。一枪(炮)下去,射杀野鸭子无数。往往是好几条船,从不同的方向齐射。如此一来,一群野鸭子就都在劫难逃了。
  老陶还说到海东青,一种湖上特有的猛禽,个头虽然不大,连老鹰都怕它。海东青的颜色自然是青色的,煞是悦目好看。老陶说:“我们的陶陶要学习海东青!”
  于是继岳飞、方志敏、侯叔叔之后,小陶又有了一个榜样。不过这回不是人,而是一种鸟,小陶也从未见过,学习起来就更不好办了。
  老陶对小陶说:“嗄嗄叫的是公鸭,嘎嘎叫的是母鸭。猪游——猪游——,是猪游子叫。黄脚三就像不会拉二胡的拉明子,最不好听了。”
  说起湖上的景色,老陶更是眉飞色舞。他告诉小陶,冬夏两季是不同的。秋风一过,湖水就如竹叶般的青绿,细浪密波,洪泽湖的脾气也变得温柔可爱。且蟹黄藕白,芦苇飞缨。沿岸的滩涂上,条柳落叶了,芦苇放花了,芦苇棵里没准能捡到一窝花白青幽的野鸭蛋。夏天则完全不同。黄水拍击着两岸,芦苇和条柳被围在湖水中央,只露出一点点的梢头。风高浪急,小汽艇和拖帮船队都得靠岸行驶。
  说着老陶转向苏群,对她说:“你不知道,住在小船上,清晨黄昏,湖上的景色有多美,你是根本想像不出来的。有一天,我睡在舱里,清晨醒来向外一看,夜雾还弥漫在草滩上,像梦一般的轻柔。远远传来了欵乃声,接着出现了一只船头,是渔民下湖去拿簖。船头轻轻地滑过,几乎是无声地驶入梦境。后来鸟雀醒来了,在芦苇里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这样的描写,从未在老陶的小说里出现过,在他的那些笔记中更是无迹可寻。如果我不在此记录下来,就将永远地不为人知。
  是啊,老陶一趟趟地往湖上跑,就是为了写他的那些小说吗?就是为了写栽草养鱼以及和富裕中渔斗争的故事吗?倘若这样,那真是没有必要。也许,深入生活不过是一个借口。他一趟趟地往湖上跑,吃住在小渔船上,就是为了追寻这难得一见的良辰美景。这一问题,恐怕连老陶本人也回答不了。
  由于老陶声色俱佳的描绘,苏群和小陶对湖上的生活很是向往。老陶许愿,一定要把他们带到湖上去,体验一番。但因为苏群上班,小陶上学,始终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况且,就算他们有了时间,家里也不能脱人啊。搬来洪泽以后,陶冯氏衰老得更快了,生活已基本上不能自理。她整天靠在床上,嘟囔着那些陈年往事。
  “唉,要是爸爸活着就好了。”老陶说。他的意思当然不是率领全家去湖上,居住在小渔船上,那不就又成下放了?老陶的意思,是说如果陶文江健在,就可以照顾陶冯氏。那样的话,苏群和小陶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湖上住上一阵。他要让他们见识一些从没有见识过的东西。可惜,这一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
  老陶越来越频繁地回到食品公司。倒不是他觉得水上公社的生活已经深入够了,或者湖上的美景看厌了,而是因为生病。老陶的气管炎越来越经常地发作,湖区缺医少药,只好回县城治疗。
  现在,老陶回来时,再也不提着麻袋。一个人摇摇晃晃地步入家门,脸色苍白得让人害怕。归来时的欢声笑语已不复存在,代之以骚扰四邻的通夜猛咳。听见这咳嗽声,邻居们就知道老陶回来了。
  归来期间,老陶卧病床上,很少下地。床前,竖立着一根悬挂盐水瓶的吊杆。一般几十万单位的青霉素挂下去,老陶的面色就会好转,哮喘声也逐渐减弱了。他仍然不下地,在床上静养一两天后就又动身去了湖上。
  开始的时候,老陶还能一个人回家。后来,就不行了,必须有人搀扶着。先是一个人,后来是两个人,一边一个地架着老陶。老陶几乎是脚不沾地地被人担了回来。最后,担架进了门。抬他的人仍然是两个,没有增加。他们从县城的码头上岸,一路小跑地直奔老陶家。居然能够跑得起来,因为现在的老陶实在是太轻了。同时也说明情况危急,他们担心老陶没准会死在半路上。
  老陶被他的渔民朋友抬进家门。说来也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他,几瓶盐水挂下去,立马药到病除,活转过来,精神甚至比去湖上以前还要好。当然,现在的用药量已不比当初。以前几十万单位的青霉素达到的效果,现在需要上百万单位。有时盐水瓶里还注射了链霉素。青链霉素混合使用,双管齐下,老陶的病岂有不好之理?
  医疗方案是县医院的医生制定的,苏群只是执行而已,老陶被获准在家里挂水。当青霉素增加到八百单位时,苏群不禁有些害怕了。县医院的医生说:“不碍事的,出了意外我负责。青霉素是很难得的药,一般人想用还没有呢!”
  医治的结果证明医生的话是正确的。看着看着,老陶的脸色就红润起来了。他自然站在医生一边。按老陶的话说,八百万单位的青霉素挂下去,就像夏天喝凉水那么的舒坦。他恨不得再多挂一些。医生说:“下次吧,下次还有机会。”
  至于这青霉素的难得,老陶家人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年他们家下放三余,村上的人对青霉素就很迷信。当然,他们需要它不是为了人(人舍不得),而是为了猪。据说一针下去猪马上活蹦乱跳,说是能起死回生也不为过。老陶当真命贱,就像三余的猪一样,几百万单位的青霉素下去马上就活了过来。当初,老陶家人还嘲笑三余人愚昧呢,现在他们对青霉素的崇拜比起三余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可是老陶的性命所系啊。
  这期间老陶瘦得很厉害,体重大约只有九十来斤。脸上还不大看得出来。老陶的脸一贯消瘦,颧骨高耸,嘴巴前突,鼻梁上有一个突出的骨节。他光突的额头也很富于骨感。总之,老陶的脸给人以骨骼嶙峋的印象。
  老陶的头发一向很黑,向后梳起。两道浓眉,眉心有一道长年不解的皱纹。他的这副尊容,家里人见惯了,因此也不以为意。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老陶光洁的两腮深陷下去,眼窝发黑,远远看去就像一个骷髅,不禁吓了一跳。老陶家的人不由地想起了侯继民。不同的是,侯继民的脸色苍白,而老陶面皮青黄。
  老陶个子不高,但以前身体很结实。在三余的时候,夏天他每天都要游泳。老陶赤着膊,肩膀上搭一块毛巾,能清楚地看见胸前的两块饱满的胸大肌。小陶一路跟在后面,看见老陶的小腿肚子随着行走的节奏一鼓一鼓的,很是羡慕。老陶的体重,那时大约有一百四十斤。考虑到老陶的身高(一米六七),可谓是五短身材。这样的身板儿特别适合于干农活。
  现在,老陶的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这大概和他成天咳嗽有关。老陶手捧一只硕大的玻璃瓶子,里面盛了半瓶清水,清水上浮着寸把厚的浓痰。他猛咳一阵之后,就会把玻璃瓶盖拧开,咯痰,然后再把瓶盖子旋上。这只用于吐痰的玻璃瓶后来成了老陶的必备之物,就像以前的保温杯一样,老陶总是把它捧在手上,去湖上时也带着。
  现在的老陶,佝偻着腰,手捧一只巨大的玻璃瓶(与他瘦小的身材相比),整天咳个不停。即使是五月天里,他仍然穿着一件丝棉袄。别人早就换上毛衣或者单衣了。在棉袄的掩护下,老陶家人一时还无法瞥见里面可怕的现实。夏天又来的时候,老陶终于脱下棉袄,当真把他们吓了一跳。如今,他再也不会搭着毛巾去水渠里游泳了。即使是在辽阔无际的洪泽湖上,老陶也从来没有下去游过。
  变化虽然剧烈,但有一个过程。由于朝夕相处,老陶家人的感觉未免迟钝。两三年的工夫,老陶就由一个壮实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驼背病弱的老汉了,不能不说太快了一点。但老陶家人却以为此事正常,没有感觉到很大的意外。只是由于老陶长期待在湖上,偶尔回来一次,相隔的时间长了,他们才觉出了某些变化。因此,当奄奄一息的老陶被抬进家门的时候,他们总是很震惊。一两天以后,也就适应了。那时,在青霉素的帮助下,老陶已经转危为安。所以他们始终认为,老陶不过是病了,气管炎发作,导致哮喘。有病治病,这很正常。后来老陶被诊断为肺气肿,那也是气管炎顺理成章的发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老陶家人对老陶的病不重视。恰恰相反,他们过于重视了,以致于忽略了老陶的身体变化和衰老。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老陶的咳嗽以及对症下药所吸引,而对他的急遽消瘦(体重减轻了五十斤)没有深究。
  他们总认为湖上的生活艰苦,风高浪急,老陶受了风寒。随着老陶病情的加剧,苏群和小陶对湖上生活的向往之情已经减退,甚至,有了某种程度的恐惧。因为,每次老陶总是身轻体健地出门,然后,奄奄一息地回来。他们不得不把老陶生病和湖上的生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如果劝说老陶不去湖上,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老陶之所以愿意回来疗养,其目的就是为了返回湖上,然后,再把自己折腾得只剩一口气。这件事,的确令人费解。
  那湖上到底有什么呢?除了野鸭、獐鸡、清晨的日出,不就是破旧的小渔船和一望无际缈无人迹的水面吗?
  老陶虽然弯腰驼背、两腮下陷,但一直到死,身上都不见老人斑之类的东西。脸上也没有眼袋。他的头上没有一根白发,略微拔顶,但绝不秃。牙齿也很坚固,只是由于不断抽烟,被熏得很黑。老陶一笑,便露出一副龇牙咧嘴的模样。身上自然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但即使是在老陶最滋润的岁月,他也绝无啤酒肚子、槽头肉或者其它之类的赘肉。因此老陶是病了,而非衰老。这年他不过四十六岁,走在洪泽县城的大街上,人们尊敬地称呼他为“老爹”。切莫怪这些人眼大无光,从死亡这头看,病和老实在是一回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假如老陶的病被治好,并活到了今天,牙齿落尽(想必装上了一口洁白整齐的假牙),眉须皆白,满面红光,在那婴儿般粉红的肤色之上点缀着几粒幸福的老人斑,老脸上垂下两只松弛而慈祥的眼袋,并腆着一个极具权威的大肚子,这副形象之于老陶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老陶坚持着他的瘦骨嶙峋,就像坚持不断“深入生活”一样,一直到死。这又是何苦呢?
  八十斤是一个极限,瘦到这个程度老陶便不再瘦了。他的咳喘也减轻了很多。老陶家人认为,这是青霉素起了作用。
  这时,苏群已开始限制老陶去湖上。为此两个人经常发生争吵。考虑到他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几乎从没有红过脸,这是很不寻常的。
  每次苏群都挡在门口,不让老陶出门。凭老陶现在的体力,已无法将她推开了,何况还有小陶的帮助(他坚定地站在苏群一边)。老陶大喊大叫,同时伴随着阵阵猛烈的咳嗽。他说:“你们无权把我软禁起来!”又说:“如果我去了湖上,就再也不回来了!”
  听他这么说,苏群就越发地不敢放老陶出门了。
  老陶咳得惊天动地。为咯出一块积痰,脸憋成了猪肝色,差一点没背过气去。这时苏群已无须拦着老陶了,他就是想走也没有了力气。事后,老陶喘息稍定(不像刚才那么猛咳了),他又会向苏群道歉。说预感自己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要写的几个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心里不免焦急。苏群听后不禁垂泪。
  碰见老陶文化馆的同事,或是和老陶家相熟的下放干部(他们多半已调来洪泽县城),问起老陶的情况,苏群总是说:“你们去劝劝他吧!老陶变了。”她指的显然不是老陶的身体,而是他的性情。的确,现在的老陶已经性情大变。
  他骂苏群,因为她阻止他去湖上。骂小陶,因为他“倚马千言”。骂文化馆的领导,因为他们不学无术。骂医生,因为他不肯加大青霉素的用量。骂四人帮,因为他们迫害总理和小平。有关的小道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县城,但在公开场合,人们不免三缄其口。老陶不管这一套,指名道姓地骂不绝口。因为这件事,苏群和老陶也常常发生争执。
  一天来了一个人,就是发表《小莲放鸭记》的《新华日报》的那位副总编。他路过洪泽,特地来看望老陶。此人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几粒并不明显的麻子。连日来,老陶看他编的报纸,正没好气(“和当前群众的觉悟相比,这报纸的内容也太左了!”老陶如是说)。见副总编来到床前,俯下一张关切的麻脸,老陶不禁来了灵感,破口骂道:“看看你办的这张报纸,就像你脸上的麻子!”副总编不由地涨红了脸。几粒浅淡的麻子依然浅淡,衬着那张红脸,立刻粒粒可数。
  所以,老陶还骂朋友,骂有恩于自己、帮助过他以及关心他的朋友。
  天气晴好的时候,老陶会去外面的街上走走。有时他会拐进菜场,顺便买一点蔬菜(蒜苗什么的)。但只要一语不和,老陶就会和卖菜的农民吵起来,骂他们缺斤少两,坑害群众。幸亏苏群或小陶跟踪在后,急忙上前劝解,这才使老陶免于被揍。现在,他们监视老陶已不是怕他去湖上了,而是怕他惹是生非。老陶的身体已经不堪一击,需要家人的随时保护了。(至于去湖上的事,老陶已经屈服。当然不是屈服于苏群的管制,而是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在,老陶上街一次,回来后都要喘上半天,更别说徜徉于波涛起伏的洪泽湖上了。)
  所以,老陶还骂陌生人,骂老百姓。
  这一时期的老陶,身体虽然瘦弱,但似乎精力无限。这主要体现在他的骂人和愤怒上。虽说只有八十斤的体重,但老陶的精神状态中没有丝毫的委顿之相,甚至更加的亢奋了。除了躺在床上养病,他总是倒背着双手,在不大的小县城里四处走动,多管闲事,找机会骂人。后面,总是悄悄地跟着苏群,或者小陶。老陶以一阵猛烈的咳嗽开道。听见这咳嗽声,人们便说:“陶老爹来了!”惟恐避之不及。
  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小陶是洪泽县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他读的是文科班。整个班上就他和一个女生(也是下放干部的子女)过了录取分数线。
  体检地点设在一所小学里。这天,小陶混在一伙胡子拉碴的成年人中,进入教室的平房接受体检。他除了眼睛近视,身体基本健康。戴上眼镜后,视力可恢复到1.5。因此,很顺利地就过关了。
 
  只是在量体重身高时,所有的人都被要求脱得一丝不挂,在房子里站成一排。穿白大褂的医生指挥他们齐步走,一面喊着“一二一”的口令。顺便还操练了一番立定、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以及向右看齐和报数。然后,一位医生走过来,用冰凉的手指挨个拨弄了几下他们的睾丸。完了转到身后,掰开屁股看了看。当医生检查一个人时,其他人的目光不由地都转了过去。小陶悲哀地发现,除他之外,所有人的那儿都很黑,并且“戴着钢盔”。小陶为自己稀稀拉拉的几根阴毛感到很是羞愧。
  也难怪,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人才积压了这么多年。他们中有知青、回乡知青,有这个小学里的老师,甚至也有小陶读书的洪泽县中里的老师。平时,老师们都不愿意和学生上同一个厕所,没想到在这儿却“赤诚”相见。不仅小陶不好意思,那些戴钢盔的成年人也很不好意思。他们的年龄平均比小陶大了十岁以上。
  后来小陶想起他们班上的那个女生。她也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吗?由于男女检查是分开的,因此小陶并不能亲眼看见。
  据说,医生按压了一番她的肚子,收起听筒说:“把你妈妈叫来吧。”医生对这位闻讯而来的母亲说:“你女儿怀孕了。”
  怀孕了自然就不能再上大学。因此小陶成了整个文科班上惟一考上大学的应届毕业生。
  关于小陶的这位女同学,我还想罗嗦几句。
  当年,他们家也下放在汪集公社,和老陶家不在一个大队。他们家和老陶家素无往来。不单和老陶家,和其他的下放干部也没有往来。不仅如此,女孩的父母也分别下放在两个大队里。他们离了婚,女孩随母亲。离婚的原因想必是为了女孩的前途,因为女孩的父亲是右派分子。女孩的父母虽然表面上离了婚,但暗中仍来往频繁,否则也不会选择相邻的大队下放了。因此,这仍然是一个三口之家,只是比较奇怪而已。
  一天,女孩在村口和生产队长的三个儿子(老大十八岁,老二十五岁,最小的老三十三岁。女孩和当年的小陶一样,十一周岁)玩耍,为一点小事争吵起来。女孩说:“再讲,我就把你们不要脸的事情说出来!”恰在此时一个女知青路过此地,听见女孩这么说,不禁觉得奇怪。她蹲下身去,拉住女孩,问她什么是“不要脸的事情”?经过一番劝诱,在那杨柳依依的小河边上,女孩终于说出了生产队长的三个儿子和她“睡觉”的事。
  女知青深知此事关系重大,马上跑到女孩家,告诉了女孩的母亲。这件事的结果,是生产队长的大儿子被捕入狱,二儿子和三儿子因年纪尚小,免于刑罚。生产队长仍然干他的生产队长。母女俩自然在队里待不下去了。
  后来女孩的母亲经过一番努力,调来洪泽县城。女孩也转到了县城里的小学,毕业后进了洪泽县中,与小陶同学。关于她的事,在汪集无人不知,尤其是在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圈子里。但在县城的环境里,并没有人知道他们家的底细。老陶和苏群也从没有向小陶说起过。直到高考体检事发,苏群这才讲起这番缘由。老陶自是骂不绝口。
  当然,女孩肚子里怀的,不可能是当年生产队长儿子的骨肉。时间不对。那件事,已经过去四五年了。但如果没有那番经历,女孩也不会轻易就受到引诱的。所以,老陶骂得不无道理。
  后来经过调查,肇事的是小陶他们的物理老师。高考前夕,全国都在闹地震,洪泽县中也成立了一个地震预测小组,由物理老师牵头。女孩是该地震小组的成员。在那间充斥着瓶瓶罐罐(检测地震的“仪器”)的房子里,物理老师多次和女孩交媾。洪泽湖上水面平静,波澜不兴,四周沿岸,大地坚固,良田千顷,并无地震发生。倒是在这间房子里,小震频频,经常将倒置的酒瓶震落在地。
  物理老师后来被捕入狱,女孩则进了县医院打胎。关于她的事,也传遍了县城,包括她在汪集的经历。现在,他们不可能再往县城里调了,因为已经在县城里了。惟一的出路是回南京。但这件事谈何容易?老陶的愤怒又有了新的对象。他骂生产队长的儿子,骂物理老师,骂地震。但总体说来,这一时期老陶还是比较平静的,甚至说高兴也不为过。因为毕竟小陶考上了大学,不必在三余扎根了,也不必待在县城这个鬼地方了。
  小陶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实在是出乎老陶的意料。老陶家人为小陶设想的种种前途,也都没有必要了。他不必去开拖拉机,不必去当赤脚医生,更不必在三余娶妻生子种地了。甚至也不必子承父业,写什么《小莲放鸭记》。小陶考上了大学,意味着从此他就是城市户口,毕业后是国家干部。这样的好事老陶连做梦都不会梦到。反观那些下乡知青,苦熬了那么多年,才有了考大学的机会,有的还名落孙山。小陶一步登天,是否太容易了?太凑巧了?老陶的心里不踏实啊。因此他坚持认为,小陶考上大学与他自己的努力无关,乃是赶上了好时光。同时,也为小陶的“一帆风顺”捏着一把汗。
  他和苏群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帆风顺的。苏群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年轻的时候,那真是一帆风顺啊!”可后来呢?
  这时,下放干部开始有了回南京的动向。作为知名作家的老陶,有望第一批回去。但他不禁犹豫了。经过多次和苏群商量,老陶决定留下来不走了。以后,小陶若是碰上什么事,也有个去的地方啊。再不用像他们当年那样,仅凭一张地图,就来了这里。看来,扎根还得继续下去。不同之处在于,不是让小陶在三余娶妻生子,而是他和苏群老死洪泽。落叶归根,总得有根可落。老陶和苏群将作为树根,深深地扎下去,有一天小陶就满头银丝,落叶归来了。
  况且,陶文江的骨灰还在三余。这也是他们滞留不去的一个原因。陶文江作为一条老根牵制着老陶的动向,老陶和苏群又将作为小陶的根。这就叫作盘根错节。从洪泽到汪集到三余,小陶从此便有了实实在在的故土,有祖坟、石碑和老屋为证。
  思路理清以后,老陶顿时心平气和,甚至也不怎么咳喘了。他坚持要把小陶送到南京,苏群劝阻无效,于是,父子俩登上了去南京的长途汽车。
  汽车一天一班,从洪泽县汽车站始发。去南京的人很多,车厢被挤得满满的。老陶父子没有座位,一路站着。这是老陶生病以来,第一次和人群挨得那么近,小陶不免担心。果不其然,车开后没多久,老陶就和一个乘客吵了起来。
  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前面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老陶和小伙子商量,让他给老头让个座。小伙子听而不闻,老陶便咒骂起来。他一面骂一面咳个不停,将唾沫星子喷了那小伙子一头一脸(很难说老陶不是故意的)。小伙子嚯地站起来,并非给老头让座,而是要和老陶打架。老陶说:“你敢打人!”
  也许小伙子并没有真的要打老陶,只是想吓唬他。听他这么说,就没有退路了。小伙子一把抓住老陶的领口,几乎将老陶的双脚提离了地面。
  小伙子身高一米八几,老陶本来就矮,体重此刻也就八十多斤。他一面在小伙子的怀里挣扎,一面仍骂不绝口,情形十分的滑稽可笑。小陶挤过人群奔过来。他虽然年轻,身体健康,但看样子也不是小伙子的对手。小陶紧紧地攥住小伙子的手腕,拼命地下压,惟一的目的是迫使小伙子的手抬低一些,以便老陶能踩着车厢下面。除此之外他就无能为力了。
  好在老陶得道多助,周围的乘客纷纷指责小伙子的不是,一场纠纷才告结束。白头发的老头终于坐到小伙子的座位上去了。那老头除了头发白点,看上去十分的健康,说健壮也不为过。至少,比老陶是强多了。小陶看着他那红光满面的气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让他最气愤的不是那个小伙子,甚至也不是鹤发童颜的老头,而是老陶。小陶觉得他真是丢人现眼啊。
  老陶仍然气愤难平,嘟嘟囔囔地咒骂着。车上的人说:“这个老爹也是的,人家都不说话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小陶也说:“爸爸,你就不能不说吗?”
  老陶不吭气了。过了一会儿,他把脸转向小陶。小陶以为老陶又要教训他了,可是没有。老陶的语调变得十分柔和,开始对小陶问长问短。小陶哼哼着,表示答应,眼睛却始终看着窗外。老陶的态度因此变得更加谦卑起来。一路上,他都在试图和小陶搭话。老陶没有再提刚才争吵的事,只是没话找话。小陶的姿势始终没变,一只手握着车顶上的扶手,眼望窗外。
  宽阔的洪泽湖面现在变成了窄窄的一条,闪烁着向后退去,渐渐被河堤上的树木遮挡住了。树丛中偶尔闪过湖水的片段,目光似的一闪,随后熄灭了。最后,洪泽湖被茂盛的树木完全遮挡住了。到后来路边没有树木也看不见它了。
  整个车程四小时左右。到后来,老陶也停止了絮叨。他自觉无趣,紧紧地闭上了前突的嘴巴。一种类似于北风穿过墙缝的呼啸声传来,是老陶在呼吸。除了这一种声音外,就只有马达振动发发出的嗡嗡声了。 
  老陶家的一个亲戚骑着一辆三轮货车来接站。他和小陶把行李抬上车,亲戚骑着,去火车站托运。老陶父子乘公共汽车,随后赶来。汇合后去行李托运处办理了有关手续。然后老陶父子坐在空车后面,亲戚带着他们去他家里吃晚饭。
  一切都很顺利。小陶将坐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离开南京,去千里以外的济南大学报到。老陶将在亲戚家借宿一宿,第二天回洪泽。
 
  饭桌上的气氛不无热烈。亲戚一家连夸小陶聪明,有出息。又说老陶一家总算熬出头了。老陶乘兴喝了两小杯白酒,面孔马上涨得通红。还好,他没有骂亲戚。小陶很是担心这点,所以他始终紧绷着脸,一言不发。
  亲戚一家很知趣,八点一过就催他们去赶汽车了。车站就在前面的街上,到达火车站不过二十来分钟的路。他们的意思是让父子俩多待一会儿,分手在即,想必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说。亲戚自然是恕不远送。男亲戚对老陶说:“等你送完陶陶回来,我们再喝,好好地庆祝一下。”女亲戚说:“菜我先不收,等你回来。”
  就这样,老陶父子来到了街上。小陶仍然一言不发。站在站牌下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也不说话。小陶的这种态度从洪泽来的汽车上一直保持到现在,看来一时很难改变。
  他发现,这倒是控制老陶发火的一个好办法。自从他不和老陶说话以来,后者就再也没有发过火。不仅没有发火,甚至变得非常温和。站在站牌处的树影里,老陶几乎是央求着要把小陶送到火车站。小陶摇摇头,坚定地拒绝了。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老陶站在这里,和他一起等公共汽车。他让老陶回亲戚家里去,说:“有什么好送的?这又不是生死离别!”
  在小陶的呵斥下,老陶听话地走开了。
  他走出梧桐树的影子,来到被路灯照亮的马路上。老陶佝偻着腰,瘦小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他懵懵懂懂地穿过马路,险些被一辆疾驶而过的卡车撞倒。雪亮的车灯闪过之后,就又看见了老陶瘦弱的身影,慢腾腾的,终于挪到马路那边去了。直到走入对面的树影里,完全看不见了。老陶始终没有回过头来。这时车来了,小陶提着一只装着面包水果的网兜,随其他等车的人挤上去。
  这是老陶父子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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