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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4.小学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8月08日15:20 作者:韩东
  下放时,小陶已读小学三年级,而三余大队的小学只有两个年级,一年级和二年级。也就是说,三余小学不能算是一所小学,只能算半所,或者小半所(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二年级以后,读三年级得去五里地外的葛庄小学。考虑到葛庄小学离家较远,他们又是初来乍到,老陶决定,还是让小陶上三余小学。小陶因此留了一级。
  三余小学里只有一位老师,当地人称靳先生。他是该小学里仅有的老师,同时兼任校长。学校里只有一栋教室,亦是泥墙草顶的,已经十分破败,但比起老陶家暂住的牛屋来,还是好了许多。
  一栋教室,两个年级,如何上课?这一点并难不倒靳先生。一、二年级分别占据教室的一边,中间是一条过道,讲台的后面挂着一块油漆班驳的黑板。一年级抄写时,二年级便听讲,二年级抄写时,一年级便听讲,两个年级并行不悖。靳先生倒背着双手,捏着课本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很是怡然自得。
  讲台、课桌和学生坐的凳子和三余的很多用品一样,都是泥做的。三余人的灶台是土坯砌的,堂屋里装粮食的柜子也是泥巴的,俗称泥柜,就是烤火用的火盆也是泥捏的,更别说家家户户的房子了。三余小学的教室也不例外,里里外外都是泥巴的,除了一块棺材板钉成的黑板外,没有一星一点的木料或其它的材料。
  土坯房子(教室)是集体出钱盖的,属于公房,其工艺材料和三余的其它房子一样。课桌和凳子则是学生们自己动手,从和泥着泥到垒砌涂抹,一概不用外人。
  为图省事,他们不脱土坯,直接从河边挖取潮湿的泥巴。泥巴里含有草根,免去了掺和稻壳麦眼。他们将湿泥反复搓揉(就像揉面)、摔打,最后形成了一块块泥砖。天气晴好的时候,经常可以看见河滩上蹲着一群孩子,将泥砖高高地举过头顶,然后奋力砸下,反复再三。河滩上响彻一片掼泥之声,此起彼伏,同时夹杂着孩子们开心的叫喊,场面十分的热闹。
  掼好的泥砖作为基本材料,被用来垒砌课桌、凳子,上面再抹上掺了稻草的稀泥。一层干后再抹一层,最后,那上面的裂缝越来越细小,直到不怎么看得出来了。学生们伏在这样的桌子上上课,棉袄袖口摩蹭着课桌,时间一久,桌面就被打磨得很平滑,像煤炭一样发出光来。
  课桌和凳子毕竟是泥做的,不很结实,所以常常要做修复工作。劳动课上和泥掼泥是经常的事,属于保留项目。渐渐地,小陶觉出其中的乐趣来了。
  除此之外,学生还得拾粪,这也是日常劳动,甚至比掼泥还经常。上学的孩子不背书包很常见,但如果不背粪兜就不像是一个学生了。
  赶集时老陶特地从汪集买回一个条柳编的粪兜,让小陶拐着去上学。开始时,小陶的肩膀磨得很疼,到后来也就习惯了。这还是一个空粪兜,要是装满了粪肥那就更沉重了。小陶不怕沉重,粪兜越重他就越高兴,因为靳先生给他们规定了任务,每人每月交粪三十斤。
  小陶放学以后拐着粪兜在村边地头转悠,哪有什么好捡的?一来三余人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从不在园子外面随便拉屎,不仅人,各家养的牲畜也一样。二来,全村人走路都不离粪兜,他们捡了若干年,眼明手快、技艺娴熟,小陶自然是无法相比。别说没什么可捡,即使有,也都被人家捡走了。小陶能碰见的不过是一截细小的狗屎,或者几粒羊屎蛋子,经常是已经风干的,一点臭味儿都没有。这样的粪三余人不屑于捡,因为已经没有肥效了。小陶则照捡不误,只是觉得风干的狗屎很轻飘,没有分量,徒具一截狗屎的形状而已。狗屎本来就很罕见,又被风干了,捡到粪兜里就像刨花一样,无足轻重。因此小陶的粪兜永远是轻盈的,只有粪兜本身的重量,随着小陶的走动不断地颠着他的屁股。这种感觉,让小陶很不踏实。
  只是在传说中,小陶听说过牛屎墩子的存在。牛屎墩子就是牛拉的屎,但不是黄牛拉的,而是水牛拉的。三余一队,共有五头牛,其中的两头是水牛。能看见它们拉屎本身就是一件幸事,更别说有机会把它们拉的屎捡进自己的粪兜里了。
  终于有一次,小陶看见了水牛拉屎,啪啦啦一阵响动,牛屁股后面顿时堆起了一座小山。一泡牛屎墩子少说也有一二十斤,多的能有三四十斤,刚拉下来时冒着袅袅的热气,很是诱人。一泡牛屎墩子足以装满一粪兜,装满之后尚有剩余。那装满牛屎的粪兜沉重得小陶提都提不起来,更别说背着它走到学校了。这样的好事,小陶连想都不要想。
  但有一次,于黎明时分,雾气还没有完全散尽时,小陶在村口发现了一泡牛屎墩子。当时他就装了大半粪兜,飞一样地跑到学校。腾空粪兜再跑回来。这样,在别人尚未发现以前,小陶来回跑了三次,才十分圆满地将整整一泡牛屎墩子运到了学校。
  事后小陶不敢相信这样的事真的发生过,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也许,这真的是一个梦呢?
  学生捡的粪归靳先生所有,都垩到他家的自留地上去了。靳先生自留地里的其它农活,也都是学生帮他干的。靳先生本人则从不下地。他不是当地人,以前当过兵。据说,按照靳先生的资格现在至少也是个公社干事。因为作风问题,靳先生流落到三余,娶了三余女人做老婆。
  这些,自然都是陈年往事了。如今,靳先生的儿子都已经有他高了。小陶很少能看见靳先生的儿子,他在洪泽县城里读中学,是三余惟一的高中生。高中生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一次,在村边地头晃一下,第二天就又走了。平时,靳先生就和他的老婆过。
  靳先生的家就在教室前面。园子里一共有两栋房子,一栋是教室,一栋就是靳先生的家。两栋房子都是大队花钱盖的,都是泥墙草顶的,只不过,靳先生住的那栋看上去比较整齐一些。两栋房子相距也就一二十米,教室的后窗正对着靳先生家的大门。上课时,学生经常看见靳先生的老婆坐在门前的板凳上纳鞋底、织围巾,或者忙一些别的家务。
  靳先生的老婆又丑又老,看上去像靳先生他妈。她从不和学生说话,也不和村上的其他人说话,只知道埋头干活。靳先生本人则很风流潇洒,面孔白白的,梳着二八开的小分头。冬天的时候总是戴一条长长的围巾,在脖子上绕上几圈,然后垂下来,一直垂到衣服下面。在县城上中学的儿子穿着和靳先生一样,也戴一条围巾,并且垂得很长。织围巾是靳先生老婆的日常工作,就像学生掼泥和捡粪一样。
  靳先生一家都不干农活,但自留地上的庄稼却异常茁壮,这,多亏了靳先生的学生。
  小陶虽然留了一级,在三余读二年级,但却是两个年级中年龄最小的。三余人读书晚,两个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在十三岁左右,就是十四五岁来读书也不算稀奇。他们还经常留级,有的学生已经读了三四年了。虽然读书不行,但由于年龄关系,种地却很在行。谁的力气大、粪捡得多、在靳先生的自留地上干得欢,靳先生就器重谁。两个年级的班长都是干农活的好手。
  课间休息时,靳先生喜欢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和学生玩铜板或者踢毽子。
  玩铜板是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圈,将一块铜板放在里面,然后隔一定距离用一块铜板砸圈内的铜板。如果砸着了,两块铜板又都在圈内,没有飞出去,两块铜板就是你的了。靳先生有时也输,但那纯属偶然。
  看靳先生掷铜板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远远地站在一条线后,抬起一条腿,向后一翘,同时上身前倾,手臂向前伸出,那条围巾垂挂下来,几乎擦着了地面。靳先生手中的铜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圈内的铜板上,吧嗒一声,不仅准确度高,姿势也极为潇洒。自然,没有人能玩得过靳先生。
  如果一个学生经过苦练,渐渐地能赢靳先生了,靳先生马上就修改规则。比如,将铜板砸出圈外才算赢。规则是靳先生定的,他当然有权修改。况且,即使有的学生能学到靳先生的技术,但他掷铜板时的潇洒姿势是谁都学不来的。因此,没有人不服气靳先生。
  踢毽子也没有人能踢得过靳先生,不仅他的技术高、姿势好,同样,他也能修改规则。比如,是踢一块铜板的?还是踢两块铜板的?是踢三根鸡毛的,还是踢三根以上鸡毛的?是用脚背踢?还是用脚弓踢?还是用脚底踢?是一下脚背一下脚弓一下脚底?还是两下脚背两下脚弓两下脚底?是一二三?还是三二一?还是一二一?等等,不一而足。靳先生不仅有修改规则的权力,同时也是惟一的裁判,因此,他的战无不胜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靳先生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以上方面,惩罚学生他更是别出心裁。
  学生迟到了,他就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一条曲线,让迟到的学生用鼻子擦掉。曲线画得尽量弯曲,就像是小河里的波浪。学生忽而踮起脚尖,忽而又蹲下身去,忙得不亦乐乎,中途还得打几个喷嚏。所以学生们很盼望有人迟到,当然不是自己。一有人迟到,他们就有节目看了。
 
 
 
  靳先生导演的节目还经常变换花样,很少雷同,因而学生们百看不厌,还没等他们看得厌烦,节目就已经变了。
  就拿迟到来说,除了用鼻子擦黑板,靳先生还让迟到的学生手持《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面跳,一面自己唱。靳先生在边上拍着巴掌,为跳舞的学生打拍子。观看这个节目小陶不禁有些激动,他回忆起了在南京的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
  另一种惩罚方式更激动人心,叫作“向毛主席请罪”。
  黑板上方的泥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受罚的学生在两个班干部的挟持下,在毛主席像前跪倒。跪倒的学生往往挣扎着要站起来,一面号啕不已、哭爹喊娘。执法的任务一般由身强力壮的班干部担任,他们反剪着受罚者,使劲地按着他的脑袋,终于又把他按下去了。
  受罚的学生为何要做这无谓的顽抗呢?因为他的膝下并非是柔软的泥地,而是一小堆玻璃瓦杂。这堆玻璃瓦杂是靳先生专门搜集来的,供体罚学生之用。
  三余当地,到处都是柔软的田地,玻璃瓦片之类的东西十分罕见。搜集这些东西颇花了靳先生一番力气。惩罚完学生,靳先生便将这堆稀罕之物用一只撮箕小心地撮起,以待下回之用。向毛主席请罪的学生需要卷起裤管,暴露出膝盖。如果穿着棉裤,卷裤子不方便,就干脆把裤子脱掉。就这么赤裸着白花花的下身,在毛主席像前跪倒,站起来时双腿无不血乎淋落的。
  靳先生惩罚的学生都是体格瘦小、不能干活的。那些人高马大能干农活的,不仅当了班干部,而且有执法的权力。执法的尺度,当然得根据所犯错误的大小,不能乱来。像迟到早退这样的小错,不过是用鼻子擦擦黑板,或者跳一曲敬爱的毛主席。向毛主席请罪是大刑,用于犯了大错的学生。比如一个学生因完不成捡粪的任务,偷偷地在粪兜里埋了两块土坯,过秤时被班长检查出来,只得向毛主席请罪了。
  小陶的心里不禁打鼓。他体格瘦小,在两个年级中年龄也最小,而且不会干农活,捡粪也完不成任务。可靳先生从来没有惩罚过他。靳先生对小陶的态度有些敬而远之,就像他根本不存在一样。后者不免感到有些失落。他怕靳先生一旦翻脸,数罪并罚,那时,哭都来不及了。小陶对靳先生始终心存敬畏,又想和他亲近,又有些害怕,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
  再说小陶每天上学,要横穿三余一队,临近学校时,有一户人家,园子里种了两百多棵树,这些树都很高大。这是大队民兵营长的家。老陶家的园子建成以前,他家的园子在三余是最著名的。民兵营长家养了两条狗,也很著名。一条是黑狗,一条毛色棕黄,在眼睛的上方有两块黑斑。三余人称这样的狗叫四眼狗,据说四眼狗凶猛异常。小陶每天上学都要约四五个同学,从来不敢单独从民兵营长家的园子前面过。快到民兵营长家时,孩子们便开始轻手蹑脚,四眼狗及那条黑狗一旦出现马上撒腿便跑。两条狗一面狂吠,一面紧追不舍,跑过两个桥口后它们才不再追了。这时孩子们站下来,示威性地向狗扔几块土块泥巴。
  小陶很害怕民兵营长家的狗,在他看来,它们简直就是山林中的猛兽。所谓的山,不过是高出平原的河堤,林,就是民兵营长家种了两百多棵树的园子了。
  老陶教育小陶要勇敢。他亲自从地里挖了几块沙礓,装进小陶的衣服口袋,对他说:“狗来的时候,就用沙礓砸它们。”老陶告诉小陶,千万不要跑,越跑狗越追。要站下来,面对着狗,最好向下一蹲,这样狗就以为你在捡东西砸它了。
  老陶让小陶动动脑筋,他问小陶:“你见民兵营长家的狗咬过谁吗?”
  小陶说:“没有。”
  继而老陶分析道:“民兵营长家的狗再凶,也是一条草狗。草狗一般是不咬人的,顶多会撵撵鸡鸭。会咬人的狗是高大的狼犬,三余没有这样的品种。”
  老陶又说,民兵营长家的园子也不是什么森林,再过一些年,自己家园子里的树就会长得比他们家的还要高大了。
  经过老陶的这番鼓励,小陶终于有了勇气,敢于一个人去上学了。
  老陶告诉小陶,对靳先生也一样,要动脑筋,找出他外强中干的一面。
  小陶加强观察,不久果然有所发现。靳先生虽然会做游戏、经常体罚学生,但上课时常常会念白字。比如把如火如荼的荼念成了茶,把谆谆教导念成了哼哼教导。回家后小陶向老陶汇报,老陶说:“他这是在误人子弟!”
  靳先生还说,尼克松是尼赫鲁的儿子,因为他们都姓尼。老陶一家听说后,笑作一团。由于靳先生讲课时漏洞百出,小陶渐渐地就不怎么怕他了。
  老陶家开始盖新屋时,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
  新老师是个女的,二十岁不到,也是从南京下放到三余的。不过,她不是下放干部,而是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下来得更早,一年前他们就来了。整个三余大队有十三四个知青,分散在各小队里,小李(也就是新老师)是从四队抽上来。
 
 
 
  在来三余小学当老师以前,小陶就见过小李。那时她在大队当通信员,整天提着个尼龙丝网兜,跟在余书记屁股后面转悠。有时她也一个人下到各小队去,仍然提着网兜子,里面装着几本书或学习材料,去生产队送通知,或传达余书记的指示。大约因为和余书记的这层关系和喜欢读书,后来被抽到三余小学当老师来了。
  三余人称老师为先生,比如,靳老师就叫靳先生。但没有人叫小李李先生,学生们直呼其姓,都管她叫小李。小李也不以为意。这大约是因为她在大队当通信员时,大家叫她小李叫惯了。
  小李来了以后,靳先生就更轻松了,他甚至都不用再教课(劳动课除外)。靳先生每天早上招集学生训话,完了就站在桥口,守候那些迟到的学生。课间休息时,靳先生和学生们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来铜板、踢毽子。即使是劳动课上,他也只是倒背着双手,在田埂上走来走去,监督学生干活。小李倒很自觉,每一次都亲自下到田里,和学生们一起劳动。虽然,她的劳动热情很高,但小陶发现,除他之外,最不能干活的就是小李了。
  按说,面对小李,小陶应该感到亲切才是。他们都是从南京来的,又都不善于务农。其实不然,越是这样小陶越是回避小李,生怕别人在他们身上发现共同之处。
  小李对小陶倒是有些另眼相看。有好几次,她当着众人的面拉着小陶的手,问长问短的,什么“在三余生活得习不习惯?”、“杂粮好不好吃?”、“爸爸妈妈身体好吗?”等等,不一而足。问的时候,小李说的是南京话。小陶的回答尽量简短,并且他说的是三余话。
  小李体态微胖,皮肤很白,这也是让小陶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他不禁想起九月子和细巴子对桂兰议论,还有那天在村口九月子讲的那些话。在三余小学,不仅小陶和小李最不会干活,皮肤也是最白的。他们之间的种种相似之处让小陶很不舒服,甚至产生了某种厌恶的情绪。
  初春的一个上午,课间休息时间,小李靠在教室的门框上晒太阳。学生们从她的身边挤过去,每一次都擦着她胖胖的大腿。他们不断地进进出出,小李似乎毫无察觉,她正两眼茫然地看着远处。
  前面的田野上微微地泛起了一层新绿。小河对岸,有一黑一黄两条狗正在交媾。小李并不知道它们在交媾,她只是觉得那两条狗的姿势有些奇怪。
  教室前面的空地上,靳先生在和学生们玩铜板,铜板的当当声和喧哗声不绝于耳。突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孩子们纷纷向河边跑去。他们捡起土块,砸向对岸的那两条狗。两条狗尖叫着,企图逃开,但挣了半天还在无法分开。孩子们更来劲了,一面投掷土块一面大声吆喝。一个班干部返身跑回教室(这一次显然不是为了挤一挤小李的大腿),拿着一把竹扫帚又冲了出来。其他的孩子也找来树枝、木棍以及锨、锹等农具,跟在他的身后。他们试图绕过桥口,抄到两条狗的背后去。
  不用说,这两条狗是民兵营长家的。此刻,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尾部却紧紧地连在一起。黄狗的个头稍大,将黑狗拖出几尺远,但毕竟力气有限(黑狗一面在不断挣扎),两条狗走走停停,发出阵阵的哀鸣。这时小李的脊背离开了门框,目光搜寻着靳先生。只见后者笑盈盈的,手里玩弄着铜板,正饶有兴趣地欣赏着眼前的场面。小李就更不知道该这么办了。
  她一时冲动,跑到桥口,挡住了那些准备冲出去的孩子。小李对他们说了一句不可饶恕的傻话:“是谁用绳子把它们拴起来的?还不赶快去解开!”
  孩子们哈哈大笑起来。班干部走到小李面前,对她说:“报告小李,这是狗日逼!”
  “胡说!不许讲脏话!”小李说。
  “我没有胡说,这就是狗日逼,不信你问靳先生。”班干部说。
  自然,小李没有去问靳先生。突然之间她明白过来,委屈加上羞愧使她一时不能自已,竟然哭起来了。泪眼模糊中,她什么都看不清了,包括这番人狗大战的结局。只听见靳先生铜板的叮当声以及孩子们的哄笑在耳边此起彼伏。
  因为这件事,小陶更讨厌小李了。民兵营长家的两条狗在河堤上交媾时,小陶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没有像小李那么自以为是,认为是谁用绳子把它们拴起来了。
  自此以后,小李的威信一落千丈,学生们不仅不叫她李先生,也不再认真听她讲课了。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混乱一片。如果小李敢于训斥捣蛋的学生,对方就会对她说:“是谁用绳子把它们拴起来的?”
 
 
 
  小李马上面红耳赤。她丢下课本,强忍着眼泪奔出教室。这时,靳先生就出现了。他及时地拦住小李,并给予肇事的学生以应有的惩罚。
  靳先生弄来玻璃瓦杂,铺在黑板前面的地上,命令学生跪下,向毛主席请罪。肇事的学生赤裸着双腿,膝盖以下不禁鲜血淋漓。一面哭喊,一面咒骂着小李。没有人敢违抗靳先生,这笔账自然就记在了小李的头上。
  小李劝阻靳先生说:“算了,算了。”
  后者不为所动,他问跪在地上的学生说:“你还服不服?”
  如果不服,就再按下去。又是一阵哭爹喊娘,同时夹杂着对小李的恶毒咒骂。最后,小李只得晕过去,以结束眼前的混乱场面。
  后来大家知道了,小李有晕血的毛病,也就是不能看见血,尤其是人血,超过一定的数量和面积,她准晕。她一晕,就瘫坐在教室前面的地上。学生们于是纷纷离开座位,跑过去,把小李围在中间。
  靳先生一只手托着小李的后背,一只手猛掐她的人中,实在不行,就啪啪地给小李两耳光。有一次靳先生还俯下身去,口对口地对小李进行了人工呼吸。与此同时,几十只黑黑的小手在小李的衣服上摸来摸去。小陶不禁想起,那些放猪的孩子围着自己的情景,也是这样地伸出小黑手,在他的衣服上摸来摸去。
  每一次,经过一番折腾,小李苏醒过来,在靳先生的指引下,由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抬着,到后面靳先生家的大床上休息。
  由于有这样的效果,靳先生逐步废除了鼻子擦黑板、跳敬爱的毛主席等惩罚措施。学生无论犯了大错小错,一律跪瓦杂,向毛主席请罪。一跪瓦杂就要流血,一见血,小李保管会晕。受罚的学生不再像以前那么不情愿(虽然仍大哭大叫)。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跪瓦杂,大家就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学生故意犯错误,激怒靳先生(其实,是讨好靳先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小李说:“是谁用绳子把它们拴起来的?”或者:“报告小李,这是狗日逼!”
  老陶家搬进新屋的第二年,小陶离开了三余小学,到五里地外的葛庄小学读三年级。后来他听说,靳先生被抓了起来。一天,民兵营长通知他到大队部去,靳先生一进门,就闪出两个穿军装的人,其中一人喀嚓一声给他带上了手铐。靳先生被捕的罪名是奸污女知青,这个女知青就是小李。
  小李自然也离开了三余小学,被调到临近的老河公社,继续当她的知青。随行的还有她的两个弟弟,也是下放到三余的知青(姐弟三人是一个知青户的)。两个弟弟长得一模一样,是孪生兄弟,一概长得虎背熊腰。他们护送着娇小的小李,一路往老河而去。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三余人怎么也不相信小李会被靳先生欺负。同理,有两个门神似的弟弟的护卫,三余人对小李的未来也就放心了。
  三余小学换了新的先生,靳先生家的园子却日见荒芜。靳先生的老婆不得不亲自下到自留地里忙活。儿子从县城的中学里回来,也没有了往日的神气,甚至连围巾也不戴了。
  看见靳先生家败落的模样,三余人不免深感同情。他们觉得,这都是小李给害的。现在倒好,她一走了之,靳先生可就得在大牢中度过余生了。究其原因,三余人说:“母狗不翘尾巴,公狗怎么会上呢?”又说:“靳先生让她快活得不轻,现在反倒遭罪了!”
  小李虽然离开了三余,但有关她的议论却一直不断。在知青中亦如此。当然,他们的看法和三余人略有不同。
  三余的知青认为,小李的遭遇主要是由无知造成的。明明是狗交配,怎么能说是学生用绳子把它们拴起来的呢?这个错误给了靳先生可乘之机。所以,既然来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贫下中农学习乃是当务之急。小李从小娇生惯养,仗着两个弟弟在大田里劳动,自己却放松了改造。先是去大队部当通信员,后来又调到三余小学当先生,为的不过是不捏锄头把。而不捏锄头把,又怎么能学到有关的农村生活知识呢?
  他们越说,越觉得有道理。其中的一个知青不惜现身说法,说没下来时就听说农村人认为城里人连小麦韭菜都分不清。他们也的确分不清,城市里又没有麦田,因此见不着小麦。不过,韭菜倒是能从菜场里买到。于是她(现身说法的女知青)便从菜场里买了一把韭菜,回家后整整观察了一下午。她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认识了韭菜,那不是韭菜又像韭菜的肯定就是小麦了。
  来到三余后,果然碰到了这一问题。村上的人指着地里的小麦问:“这是韭菜吧?”指着韭菜问:“这是小麦吧?”她没有上他们的当,回答说:“这不是韭菜,是小麦。”或者:“这不是小麦,是韭菜。”见她的回答正确无误,提问的人似乎并不高兴,甚至有一些失望。再后来,当村上的人指着麦地说:“这是韭菜吧?”她便说:“可不是吗?割几把回家炒鸡蛋喷香。”村上人于是大笑起来,说:“城里人到底是城里人,连小麦韭菜都分不清!”
  故意讨好贫下中农,也是为了虚心接受再教育的需要,但要是真的不知道小麦韭菜之间的区别,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小李是真不知道狗交配这回事。要是她知道,还问“是谁用绳子把它们拴起来的?”那境界就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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