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 相关作品

扎根2.园子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8月08日15:16 作者:韩东
  老陶一家在牛屋里住了不到一年,第二年秋天他们开始盖新屋。这件事已经筹划了很久,按老陶的话说,他们这是要打万年桩,因此马虎不得。但老陶家到底要盖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呢?
  先说三余人的房子,一概是泥墙草顶的。砖头房子村上根本没有,只是去一里地外的小墩口才能看见几栋(代销店)。三余人的房子是土坯砌成的,制作土坯的方法又有多种。最常见的是挖松一块地面,灌上水,撒上麦眼稻壳、剪短的稻草,然后牵来一头牛,或者人脱了鞋赤脚下去踩踏。一面踩一面灌水。踩踏的时间越长越好,泥就越熟。这样的熟泥制作出的土坯不易开裂。
  泥踩熟后用铁锨铲入一个木制的模具中,上面抹平,就是一块半成品的土坯了。在太阳下面晒干后,这些土坯就可以用作砌墙或者灶台了。农闲时节,三余人经常在家门前的空地上脱土坯。脱好后的土坯像砖头一样地码成一堆,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稻草以防雨雪。
  还有一种省事的办法,在一块收割后的稻田里,让牛拖着石磙在上面反复碾轧,直到轧实轧平。稻茬的下面是稻根,稻根抓握着泥土,也能起到麦眼稻壳的作用。然后,将一把刀子插入稻田,用牛或者几个男劳力拉着,在稻田里划出一道道的直线,纵横交错,犹如棋盘一般。把方格里的土块取出来,就是可以用来盖房子的土坯了。
  这样的方法虽然省事,但费力,而且将田地挖去一层不免会破坏土壤的养分,下一茬长出的庄稼必然歉收。因此最常采用的还是第一种制作土坯的方法。
  房屋的结构自然是用木料。三余虽地处平原,荒地很多,但树木却比较稀少,能做房梁的大树则是少之又少。因此村上人盖房的时候还得去供销社买木头。老陶家暂住的牛屋就是用本村的树木做房梁的,因此屋脊不平,看上去很丑陋。
  屋顶则一概是稻草的,因此新建的房子金黄耀眼,煞是好看。但几场风雨一过就开始发灰,并且越来越灰,直到变成了焦黑色。
  盖房在三余人是一件大事,其它的材料倒可以就地解决,惟独制作房梁的木头得去供销社里买,得花钱。村上人难得有现钱,加上请工吃饭的开销难以承受,因此一生中能盖一次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土坯、木头、稻草三样备齐,实际盖房也就一二十天的事。大模样完工后开始内外装修,用的仍然是拌了麦眼稻壳经反复踩踏的熟泥。熟泥这时当石灰用,在房子内外反复涂抹,抹的遍数越多自然越好。三余人相互比较的是抹墙的次数(其它各项指标则差不多,没有可比性)。抹的次数越多墙上的裂缝就越小。如果你能不厌其烦地抹上四五遍,那墙上的裂缝就会像老太婆脸上的皱纹一样,细密而丰富。越抹,墙上的裂缝就越细小,也就越密。
  如此细致的工作也只有在室内才能感觉到。房子的外墙,抹上几遍熟泥后就披上了防雨的草帘子。草帘子也是用泥巴糊上去的,一层压着一层,自下而上直到屋檐,一般有四五层之多。它的作用就像蓑衣,下雨时雨水会顺着草秆滴落下来,而伤不到里面的泥墙。草帘子一般是用麦秆编扎成的,颜色更是金黄,其色泽变化一如稻草屋顶。不说房子颓败以后的情形,新盖起来的时候当真是金光闪耀,不仅屋顶,整个房子都是一样的。
  这是三余人建房的一般情形。当然也有贫穷的人家省略了一些程序,比如屋外的墙上没有草帘子。
  关于三余建房,我大致先说这么多。
  老陶家建房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安家费。这是按政策规定,由有关部门专门发放给下放干部家庭的。按每人八十元计,老陶家有五口人,也就是说有四百元的经费可供建房。二,建房所需的劳力是无偿的,由当地生产队按工分计酬,也就是说由生产队集体负担。这也是政策规定了的。
  老陶家人要考虑的仅仅是:是建一栋三余人那样的泥墙草顶的房子,还是建一栋小墩口代销店那样的青砖瓦房?如果建三余人那样的房子,肯定会是全村最好的。如果建瓦房,那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他们决定,二者结合,墙仍用土坯砌,顶上则盖瓦。这样做既可以避免脱离群众,又能起到打万年桩的效果。如果完全用当地的材料建房,就有了明显的可比性,那样反倒不好。
  经仔细观察,老陶发现泥墙自有它的好处。冬暖夏凉,外面披挂着草帘子,可遮挡雨水,也还算结实。草顶就不行了,颜色逐年灰暗不说,每过几年还得翻新一次。
  但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老陶家准备采用的支架桁条,不是木头的,而是钢筋水泥浇注成的。这一点上,实实在在地体现了老陶打万年桩的思想。即使多年以后土墙倒塌、瓦顶离析,那水泥桁条也将永远存在。水泥桁条隐藏在泥墙瓦顶之间,不易被人察觉,也像老陶打万年桩的想法一样,不为人知。
  采用水泥桁条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屋脊看上去非常的平直。这对于住了一年屋脊弯曲的牛屋的老陶家人而言,不无重要。老陶为此兴奋不已,他想:即使是小墩口代销店的那几栋青砖瓦房的桁条也不过是木头的!
  其他的下放干部建房,并没有准备采用水泥桁条的。因为这种由夹板螺钉固定的水泥桁条,虽经有关部门反复推荐,但毕竟超出常规,让人心里不踏实。知道这些以后,老陶就更加得意了,甚至有些飘飘然起来。他进而想到:即使在南京,他们家原先住的那栋三层居民楼,其支架结构也还是木头的。
  水泥桁条绝对是新生事物,在这穷乡僻壤、落后的农村老陶一家不禁赶了一回时髦。有了这样的认识,再让老陶在建房时放弃使用水泥桁就绝无可能了。
  新屋的宅基选在牛屋旁边,和牛屋在同一个园子里。
  上文说到,三余人的房子都建在小河环绕的园子里,因此无须北方农村那样的院墙。小河便是院墙、界沟,将家家户户隔开,又将家家户户连接在一起。三余人的园子彼此相邻,南面有一个桥口,通向村道。老陶家牛屋所在的园子则在村东,村道的南面,因此桥口在北面,也就是屋后。
  说到园子,不仅三余人的房子建在园子里,园子也是一个基本而普遍的地理概念,所有有河道四面环绕的田块都称为园子,无论那里有没有房子或是住家。生产队的晒场在一个园子里,大队部和三余小学也分别在一个园子里。更多的园子里没有房子,只是田地。园子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一亩左右的适合于住家的园子,也有一二十亩,甚至二三十亩的大园子。
  老陶家牛屋所在的园子有七八亩大小,牛屋建在北面靠东的地方,仅占了园子的一个很小的角落。刨去牛屋和以前作为晒场的空地,园子的绝大部分是种着庄稼的农田。从中辟出一块地方盖房子,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牛屋位于桥口以东,老陶家选择盖新屋的宅基则在桥口西面。将建的房子和牛屋一样,是朝南的,但与牛屋不在一排,而是向前(或向南)挪了二三十米。建成后的房子,屋后到桥口和北面的河沟之间将有一大块空地。而牛屋则几乎是盖在河边上的。
  老陶计划中的园子西北两面是小河,东面,将挖一条干沟,沟边种上刺槐。刺槐生长迅速,满身是刺,可作为天然的篱笆,用以和东边的牛屋隔开。南面,扣除划分给他们家的自留地,就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农田了。整个园子约有八分多地(刨去盖房的宅基地)。
  老陶计划中的园子不能算是真正的园子。它是园子中的园子,只不过是生产队为老陶家划定的私人区域。进出园子仍得走原先住牛屋时所走的桥口。这的确是一件无奈的事。
  秋收以后,老陶家的房子开始动工了。
  由余队长率领,队上来了十几个精壮劳力。老陶家新屋的地基垒得尤其高,夯得尤其结实,完全符合老陶打万年桩的要求。沉重的水泥桁条和青色的大瓦片也从县城里运到了,卸在牛屋门前的空地上,显得十分的扎眼。由于这不是一般的房子,三余的工匠无法胜任有关的工艺,老陶特地请来了十三队的小董。此人也是从南京下放来三余的,下放前是南京一家建筑单位的二级瓦工。小董是工人,而非干部,这类下放人员被称作下放户。有关下放户的情况我下面再说。
  随水泥桁条和瓦片运来的还有两百块青砖,老陶计划在大门两侧砌两个砖头“门楼”。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不过是标榜而已,标榜他们家的房子明显的与众不同。老陶认为,光是屋顶上的瓦片和水泥桁条的构架还远远不够,得有一个明确的标志,说明他的审美以及打万年桩的信心。
  小董负责砌两个青砖门楼。他将门楼砌得歪歪倒倒、摇摇欲坠,返工多次后还是不能把门楼砌得很直,最后还是三余砌土坯的高手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老陶心中不悦,向家里人抱怨小董太无能了,也不知道他的二级瓦工是怎么混到手的。一面又感叹三余人聪明,到底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小董本人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南京时砌几块砖头自然是不在话下。他一会儿说没有合适称手的工具,一会儿又说一年多不干瓦工,手生了。在老陶明显的不满和三余人的嘲笑声中,小董不禁面红耳赤,越发地笨手笨脚起来。直到给水泥桁条上夹板时才显出了小董的作用。
  那水泥桁条的一端预留了四个圆孔,与之配套的夹板上也有四个圆孔。上梁时须将桁条上的圆孔对齐,一面放一块夹板,然后插入一根粗大的螺钉,再用螺帽旋紧。三余人从未见过螺钉之类的东西,自然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不比砖头和土坯,品质不同,但砌法是一样的。小董自然见识过螺钉,年轻力壮,手劲又大,三下五下就将螺帽旋紧了,直到紧得不能再紧,想卸下来都不可能。老陶终于欣慰地笑了。
  上瓦的活也只有小董能干。他蹲在房顶上,用锤子钉着绊住瓦片的小钉子,动作虽不免笨拙,但却是一副舍我其谁的模样。天气晴朗,没有丝毫落雨的迹象,盖好后的房顶会不会漏雨暂时还不得而知。
  剩下的工艺和材料则基本上是三余特色了。他们在土坯墙外糊了三层稀泥,然后围上草帘子。室内,则糊了四层稀泥,最后一遍是石灰。关于石灰还有一个笑话。
  苏群去小墩口的代销店里买石灰,对方说没有。她指着院子里堆得像座小山似的“石灰”说:“明明有石灰,为什么你不肯卖给我?”会计(三余人对售货员的尊称)闻言大笑。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石灰,而是磷肥。老陶家抹墙的石灰最后还是从县城里买回来的。
  三余人虽然从未使用过石灰,但明白工艺和抹泥巴是一样的。村上的抹泥高手把石灰当成稀泥将老陶家的新屋抹了个通体透亮。
  新屋被隔成四间。房间之间的隔墙是用向日葵的秆子做的,外面糊上泥巴,泥巴外抹了一层石灰。这样做成的墙既薄又平。房子的顶棚上则铺了淡黄色的望席,吊吊灰的祸患被从此杜绝。
  正屋的西边另盖了一间专门的锅屋,门向东而开,其工艺材料与三余的房子完全相同。锅屋泥墙草顶,房顶上竖起了一截两尺来高的烟囱。锅屋里砌了灶台,分别支了三掌、六掌两口大铁锅。两口铁锅之间有一个圆洞,放入一个做得十分粗糙的瓦罐,三余人称为汤罐。汤罐用以盛水,利用烧锅时的余热加温。当然,在灶台的外侧紧靠着灶台,少不了一只木头做的风箱。在锅屋与正屋之间有一条密封的走道,有一米多长。狭隘的走道仅能供一个人进出。
  老陶家的新屋最特别的当属窗户。
  窗户是普普通通的窗户,四四方方的,木头做的窗框,窗页上镶嵌着几块玻璃。但在三余,这是绝无仅有的。三余人的房子,墙上没有任何窗户。他们所谓的窗户最多能算是一个墙洞,也就两块土坯大小。夏秋两季,墙洞敞开着,入冬以后便被土坯堵上了。因此三余人的房子里即使是白天也漆黑一团。用玻璃嵌在墙洞上的人家少之又少,更别说有窗框窗页可以随意开合的窗户了。三余人把这样的窗户称作活窗,而仅仅镶嵌了玻璃的(只有稍稍富裕的人家才有)称作死窗。
  无论活窗还是死窗,老陶家新建的房子上都有无数。活窗,每间房间的墙上都有,甚至连小锅屋的墙上也开了一扇。死窗,走道两边的墙上则各有一个,用以出入的时候采光。
  最让三余人无法接受的还不是老陶家窗户众多,他们居然在堂屋北面的墙上,正对着大门开了两扇窗户。三余人认为这是很不吉利的,也极其难看。三余人家的堂屋,对着大门一般放置着一排泥柜。泥柜上担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些他们觉得值得炫耀的物品,如红宝书、小圆镜、一只竹壳热水瓶等等。具体放些什么,得看这家人的富裕情况。这些零碎什物的上方,堂屋正北的墙上一概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以及过时的宣传画、褪色的对联之类。
  老陶家张贴毛主席画像和对联的地方既然开了两扇窗户,那就无法再贴什么了。三余人对此难以理解。尤其是老陶家人站在窗边,就能看见屋后的村道。从那儿走过的村上人说:“老陶家的窗户就像两只眼睛样的,瞪得圆圆的。”
  老陶家还是开了一个墙洞,既无窗框窗页,也没有镶嵌玻璃,就在青砖门楼的下方,圆圆的,大小如两块土坯。这是供小花出入的狗洞。如果这也能算墙洞的话,老陶家就开了一个。
  新屋落成后,老陶家开始搬迁。这回,不同于一年以前,无须动用草垫蒲包之类的包装材料。新屋近在咫尺,仅三十多米的距离。村上来了四五个男劳力帮忙,仅花了个把小时就将大件家具抬了过去。小件家具和零碎物品,老陶家人则亲自动手,在牛屋和新屋之间来来回回跑了无数趟。围观的村民仍然很多,但他们的注意力已不在老陶家带下乡的那些东西上,而在老陶家的新屋。
 
 
 
  老陶家落在牛屋里不再需要的一些东西,被村上人哄抢一空。天黑以前,牛屋这边已被搬得干干净净。苏群贴在墙上的报纸画报被村上人撕扯下来,甚至墙缝里塞的稻草也不放过。牛屋又恢复了老陶一家搬来以前的模样,四壁灰暗,土墙开裂。这样的地方自然不会引起老陶家人的丝毫留恋。
  不过也有例外,就是小花,现在,它已经长成一条大狗了。看见人们喜气扬扬、来来往往,它感到十分的不解。不解渐渐地变成了某种惊恐。“狗你们家还要不要呢啊?”村上人竟然把它当成了搬家中需要抛弃的东西。
  “狗当然要啦,它是我们家的一员。”苏群说。
  “这么大的狗,得喂多少粮食?”村上人说。
  “你们家要它,它怎么不跟过去呢?”他们问苏群。
  小花始终待在牛屋里,和那些准备丢弃的东西在一起。这就给了他们一个印象:它也被老陶家人抛弃了。村上人的目光绕着小花周身打转,估量着它的毛皮、它身上的肥膘。他们甚至已经闻到扑鼻的狗肉香味儿了。
  一直挨到天完全黑了,三余人这才不甘心地走了。小陶始终密切地注视着小花的动向。此刻,它爬在牛屋门边,两只前爪搭在门槛上,伸直脖子,脑袋平贴着爪子。它一面惊魂不定地看着小陶,一面发出呜呜的哀鸣。
  小陶端来一碗红烧肉,放在小花的鼻子前面,这才一步步地把它引进了老陶家的新屋。
  接下来是整饬园子,老陶领着小陶开始植树。他们在与牛屋相隔的土沟旁种了一排刺槐。这种树生命力极强,容易存活,根须在地里乱窜,竟然从自留地里冒了出来。有一些越过土沟,长到牛屋那边去了。刺槐的生长速度较慢,但仍然可以成材——如果注意及时修理剪枝的话。老陶却故意任其蔓延,枝蔓纠结,长成了一片灌木。加上刺槐的枝条上无处不在的小刺,的确可作为一道严紧的篱笆。
 
 
 
  园子的西边,临河的地方则种了二三十棵柳树。柳树生长迅速,虽然木材不堪大用,但杨柳依依,是一道极好的风景。老陶从村上弄来一些粗大的树枝,砍去旁枝错节后就剩下了青青的柳树棍。他亲自挖洞(得三尺见水),将这些光秃的树棍栽下去。小陶的任务是掩土浇水。然后等待春天的来临,那时树棍就会发泡抽条了。
  另外,老陶家的园子里还种了桑树。这种树生长较慢,但木质坚硬,在三余是很贵重的树种。挑担子的扁担以及各种农具的木柄都是用桑木做的。
  另有一种树,三余人叫磕浆,用指甲或其它硬物在树皮上轻轻一划,就会冒出一股白浆。磕浆的叶子圆而大,村上每户人家的门前必有一棵,用作夏天乘凉。据说这种树白浆冒得越多,生长就越快,因此村上的磕浆树干上无不伤痕累累,记录了当年刀刻斧划的一道道宽阔的疤痕。
  磕浆以外,另一种叫苦楝的树也可以乘凉。它的叶子虽然不大,但这种树由于味苦不易生虫,乘凉时不会有毛茸茸绿莹莹的毛毛虫掉进菜碗里。楝树的根茎还可作药,治疗寄生虫,这下文里我会说到。
  老陶家还种了香椿、臭椿、桃树、枣树等等。凡是三余当地所有的树种在老陶家的园子里都能够找到。
  有一种树叫泡桐,在三余是绝对没有的。老陶从洪泽县林业局的苗圃里买来泡桐,按书上记载的方法将泡桐树根截成三寸长的小段,埋入土中。第二年就长出了拇指粗细一人多高的树苗,再将这些树苗移植到所需的地方。泡桐生长极其迅速,树干又直又高,叶片宽阔,远远超过了当地的磕浆。只是木质轻软细腻,三余人觉得一无大用。老陶却说:泡桐很金贵,可用来制作缝纫机的盖板和收音机的外壳。这两样东西,在老陶家下放以前三余人从未见过。后来在老陶家见到了,不禁有些想入非非。他们从老陶家索要了泡桐树根,在自己家的园子里也开始种植泡桐。泡桐越长越高,挺拔向上,三余人仿佛看见了自家屋里的缝纫机和收音机。
  除引进一些新的树种外,老陶还在自家的园子里搞起了嫁接,比如将水蜜桃的树枝嫁接到毛桃树上。有关的技术老陶以前一无所知。但他识字,会看书,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上看来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黄金屋如今在老陶看来就是他们家的新屋,以及新屋所在的园子。明白这个道理后,老陶更加潜心读书。这一时期他看的书有:《果树嫁接》、《科学种田》、《怎样种蔬菜》、《怎样饲养家禽》等等。他还订阅了一本《科学实验》,更是百读不厌,放在枕边,带往田头,就是上马桶的时候也会翻上几页。
  除此之外,老陶还从村上人家的竹园里挖来一截竹根,埋在屋后至河边的空地上。竹根和刺槐的根一样,四处乱窜,不久便冒出了许多竹笋。竹笋长大后将成为真正的竹子,届时,老陶家新屋就会处于一片苍翠竹林的掩映之中,村上人再不会觉得他们家的后窗难看了。
  从桥口到新屋,开辟了一条小路。小路的两边种上了向日葵。向日葵秆可做建筑材料(房间的隔墙或篱笆),向日葵籽可以食用。尤其是那脸庞一般的向日葵头,谦逊地弯垂下来,如果你来老陶家做客,将会受到向日葵们的夹道欢迎。
  北面的河边还种植了条柳、黄花菜。木本和草本兼而有之,实用和观赏相互结合。
  再说自留地。
  西面靠河开垦了一溜菜地,专种蔬菜。老陶家所种的蔬菜无所不包,番茄、土豆、萝卜、辣椒、韭菜、菠菜、苋菜、卷心菜、冬瓜、南瓜、黄瓜、丝瓜、茄子、瓠子、葫芦、生姜以及葱蒜,各种豆类(豇豆、扁豆、蚕豆、四季豆),各种青菜(生菜、瓢儿菜、矮脚黄和高秆白)。说起来不免杂乱,老陶却料理得井井有条。各种蔬菜农时有别,生长期也各不相同 
 
 
,老陶总能安排得十分妥当,兼种改茬,尽量利用有限的地力,以保证任何季节里都能品尝到时鲜。同时,也没有忘记引进三余没有的蔬菜品种,实践蔬菜种植的新技术。
  就拿青菜来说,三余只有生菜。这是一种青绿色的菜叶,味道苦涩,而且特别耗油。按三余人的说法:生菜吃下肚寡得慌。老陶让南京的亲戚从邮局寄来一些新品种,矮脚黄、瓢儿菜和高秆白。矮脚黄的味道远比生菜好吃。瓢儿菜就更别说了,降霜以后变得甜丝丝的,按三余人的话说,就像放了白糖一样。高秆白作为专门的腌菜其优点无以伦比,棵大、梗长、叶小,简直没话说。这些菜第二年就移栽到三余人的菜地里去了。他们仍然种味道苦涩寡淡的生菜,但已经不是人吃,而是用来喂猪。这种菜有一个优势,就是特别易于生长。
  如今,老陶家的粪便也有了去处。老陶谆谆教导小陶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陶文江黎明即起,将三只痰盂里的小便收集一处,倒入马桶中。这只马桶再由小陶提到屋外,倒进粪缸里。需要时老陶再将粪缸中的粪肥舀进粪桶,担到菜地上泼洒。祖孙三人犹如接力一般,终于将一家人的粪便用到了该去的地方。
  每天傍晚,老陶站在河边,手持戽瓢,将河水泼向身后的菜地。河水在半空展开,很大的一片,然后清脆地洒落在菜叶子上。有时候水雾中还会出现一道隐约的彩虹,算是对老陶辛勤劳动的奖励。
  菜地以外的自留地则种庄稼。
  第一年,老陶家种了花生,收了带壳花生七八十斤。之后,村上人带着小锛、挎着篮子来地里又刨了第二遍。第二遍之后又刨了两遍,他们总能找到花生。落茬花生又收了二三十斤,谁刨到便归谁所有。来的大多是妇女小孩,他们或撅着屁股或蹲在地里翻找。开始的时候还把刨到的花生往篮子里装,三遍以后已找不到花生,若真能找到也不值得装进篮子,他们当即就在地里剥开吃了。似乎,他们是为了吃花生而不是收花生而来的。
  由于村上人蜂拥而至,老陶家的园子不免被践踏得有些凌乱。第二年,他们家就不种花生了,改种玉米。
  老陶家人并不关心玉米的收成,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吃嫩玉米,也就是在玉米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掰下来吃。只有这一种吃法符合他们的口味。而玉米成熟后再掰下,搓下玉米粒挑到机房里机成玉米面煮粥或摊饼,老陶家人则兴趣不大。
  他们的这种吃法,在三余人看来不免奢侈。因此,玉米虽然长在自家的自留地里,每次掰嫩玉米时都是偷偷摸摸的。一家人相互告诫,须小心在意,不要走漏了风声。
  但在下放干部之间,吃嫩玉米却颇为流行。他们彼此将嫩玉米作为礼物,拜访时悄悄地带上一大包,犹如在南京走亲戚时提着水果罐头。邻近几个大队的下放干部之间,关系很是亲密,经常互相走动,说他们是走亲戚也不为过。
  除此之外,老陶家的自留地上没有种过其它的农作物。究其原因,他们家吃粮不愁。下放三余后,陶冯氏和小陶变成了农业户口,在生产队吃粮。由于他们不挣工分,每次分粮都得用现金购买,买粮的价格比以前在粮站里买便宜了很多。分的粮食数量大,陶冯氏和小陶每年能分近八百斤粮食。品种多,有水稻、小麦、玉米、山芋等等。水稻、小麦之外的杂粮几斤折合一斤。不仅陶冯氏、小陶够吃,就是全家享用也有盈余。不在自留地上种粮,光种菜,或能当菜和零食吃的粮食(如花生、嫩玉米)便不难理解了。
  老陶、苏群、陶文江仍然是城市户口,带薪下放,有足够的工资为陶冯氏、小陶在生产队购粮。他们自己亦有油粮供应。每月数次,苏群骑自行车往返于三余和汪集之间,从公社的粮站里驮回米面、菜油,顺带采购一些三余所没有的生活必需品。
  吃在老陶家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他们甚至比在南京时吃得更好了,更新鲜,品种也更丰富了。
  锅屋南边筑了一道向日葵秆的篱笆,向西一直拐到河边。篱笆内圈起一块空地,老陶家用土坯砌了鸡舍,在里面养鸡。最多的时候,老陶家养了二十几只鸡,不同品种花色都有,公母大小齐全。每天两次,苏群打开篱笆的门,给鸡喂食。她喂的是一种糠和米饭混合的食物,糠多饭少。鸡食黄灿灿的,由于刚在炉子上煮过,冒着袅袅的热气。苏群用勺子将鸡食从一只钢精锅里舀出,铎在地上。
 
 
 
  老陶家养的鸡母多公少,主要用于产蛋,而不是吃肉。除了三余当地所有的草鸡,他们还引进了一种浑身雪白的来亨鸡。这种鸡不仅毛白,下的蛋也是白的,而且个大(蛋),产蛋的天数也多。草鸡下一个蛋隔一天,也有下两个蛋隔一天的。来亨鸡一般下五六个蛋才会隔一天,也有下七个蛋隔一天的。老陶家的鸡蛋供大于求,这总比供不应求要好。
  下蛋下累了,母鸡们便抱起窝来,开始孵小鸡。看着它们成天拢着没有受过精的鸡蛋,一副劳而无功的样子,老陶家人不免觉得可笑。
  老陶从村上有公鸡的人家买来鸡蛋,让母鸡们孵。自此以后他们家的鸡圈里才有了小鸡和公鸡。公鸡是那些小鸡长成的,后来的小鸡又是那些公鸡所生的。
  老陶的本意,是小鸡孵出后,若是母鸡就留着以后下蛋,若是公鸡,在未打鸣以前杀了吃,据说是很补身体的。
  小鸡刚破壳时,一概毛茸茸黄灿灿的,样子很是可爱。那时还分不清公母。到能分公母时,小公鸡总是比母鸡表现得活泼好动、富于个性。一日无事,老陶兴致所至地给几只小公鸡起了名字。一只小公鸡正在换毛,身上深一块浅一块的,老陶便叫它破棉袄。还有一只尾翎茁壮,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老陶给它起名芭蕉扇。这下坏了,当它们长到可以宰杀的时候老陶家人却舍不得了,因为他们杀的不是小公鸡,而是芭蕉扇和破棉袄。老陶家的小公鸡于是在各自名字的保护下逐渐长大,开始打鸣和强奸母鸡。因此,老陶家鸡圈的兴盛是有其原因的。
  老陶家还养过鸭子,不多,只有两只,由九月子代养(关于他放鸭子的故事我下面再讲)。养过鹅,为了看门。养过羊。老陶计划一家人能吃上羊奶,但因为每天需要割草喂羊过于麻烦,老陶又托人把羊卖了。至于狗、猫,就更不在话下。关于它们的故事以后再说。
  老陶家从来没有养过猪,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三余村上,几乎人人家里都养猪。老陶家没养猪大约是猪的生长期长,怕培养出感情,而且每天喂食,也太费事了。
  老陶家的园子终于整饬完毕。隔得很远,就能看见老陶家新屋那青灰色的屋顶。后来新屋变成了旧屋,青灰色的屋顶仍然不变,仍然是青灰色的。老陶家房子的地基垒得很高,房屋高大,是村上矮小的草房无法比拟的。它旁边的那栋牛屋,在新屋巍峨身影的压迫下似乎陷入地下,更加的破败了。植树、种菜,加上饲养家禽,老陶家的园子不禁郁郁葱葱,鸡飞狗跳,一派繁荣景象。
 
 
 
  一天,老陶对苏群说:“你去学医吧,学会打针换药,给村上人看点小病。”苏群马上心领神会,意识到打万年桩的第二个步骤开始了。
  他们家来自南京,在三余无亲无故。从原则上说,他们来此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上无任何优越可言。加上盖了这座新屋,虽然有助于改善生活条件,但不免让三余人眼红,有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打万年桩的第二个步骤可命名曰:联系群众。
  苏群下放前一直在青年团工作,没有学过医,但她体弱多病,倒是经常去看医生。久病成医,这是有利条件之一。有利条件之二,是她识字,能看书。老陶通过看书,能把园子整饬得井井有条,苏群为什么就不能通过看书给三余人看点小病呢?
  于是她购买了《农村赤脚医生手册》、《民间验方三百例》等书,以及红汞、紫药水、消炎粉、扑热息痛、土霉素等常见药品。老陶和苏群仍保留着睡前阅读的习惯。每天晚上,夫妻二人倚靠在床头,各自捧着一本书。老陶手里的那本是《怎样种蔬菜》,苏群手里的那本是《中草药的识别和采集》。他们各得其所,在一盏煤油灯的照耀下,一直读到深夜。
  说到苏群行医,除了久病成医、能看医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三余人很少看病,几乎没有吃过什么药,因此基本上没有抗药性。吃一点药下去,马上药到病除。苏群行医的效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对她的积极性来说自然是莫大的鼓励。于是苏群更加勤奋地钻研有限的医书,练习简单的技能(如包扎、打针等等)。
  每天傍晚,苏群背着一只木头医箱,内装一些器械和药品,走家串户地给村上人换药。那些无名肿毒、农具误伤后的感染,经过几次清洗消炎很快就好了。让苏群得意的是,她竟然治好了几个人的背疮(三余人称瘩背)。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病,由于溃烂处位于脊背的中枢神经附近,所以较难治愈,最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危及生命。
  苏群的得意之作,还有为九月子治好了瘌痢头(学名黄癣)。
  九月子十五六岁的年纪,再过一两年就该娶媳妇了,可因为那流脓的秃头和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腿,至今还没有定亲。队上为了照顾他,平时只派他一些杂活,记六分工。于是九月子就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来老陶家帮着做一些杂事。
  由于九月子和老陶家的这层关系,苏群决定治好他的瘌痢头。她从洪泽县医药公司买来灰黄霉素,服用一段时间后,九月子的头上果然长出了簇新的黑发。那黑发是那样的黑和茂盛,几乎都不像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九月子舍不得剃头,他的头发留得很长,遮住了顶上又圆又亮的秃疤。九月子在村上招摇而过,炫耀着他的一头乌发,自然也一并宣传了苏群奇妙的医术。至于那条小儿麻痹症落下的残腿,苏群就无能为力了。去河边帮老陶家拎水时,九月子仍然是一瘸一拐的。
  苏群并不满足于这些。《民间验方三百例》上说,楝树根的皮煮水后服用,可用来驱虫。三余楝树多得是,就是老陶家的园子里也种了十几棵。苏群于是挖了不少楝树根,剥皮后煮水,制成汤药,分送给村上的乡亲。他们服下后,果然拉出了白花花的蛔虫。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村上的人打下的蛔虫足足可以装上一水桶。苏群的成就感自然不言而喻。
  眼看到了插秧季节,三余的妇女赤脚下田,手脚整天浸泡在水田里,久而久之便长满了小红疹,奇痒难忍。经过查阅医书,苏群得知,这叫水稻皮炎。《偏方选编》里有一则土方,用稻草煮水加上明矾便可治愈。稻草三余多得是,明矾也是老陶家的必备物品(用以澄清饮水的)。苏群按照医书上的记载,每天在六掌大锅里煮一锅稻草明矾水,然后用洗脸盆盛了,放在村口路边,让下地归来的妇女们洗手洗脚。
  这一招果然灵验,插秧妇女手脚上的小红疹马上就消退了。即使当时不退,瘙痒也能得到缓解。队上的妇女姑娘们(插秧是她们的专职,男劳力从不插秧)说:“老陶家的药水神了!”她们专门给稻草明矾水起了个名字,叫止痒水。她们说:“老陶家的止痒水神了,管用呢啊!”
  这一时期苏群还学习了扎针(针灸)。
  她的医药箱里有一只塑料耳朵,和真人的耳朵一般大小,颜色也近似于肤色。这只耳朵也是从洪泽县医药公司里买的,专门用于扎针练习的。上面,以红线勾勒出不同的区域,如芝麻小大的黑字标明了穴位。苏群没事就在这只粉红色的耳朵上练习扎针。据说,耳朵上包括了与人体所有器官对应的穴位,也就是说,通过针灸耳朵就能治疗浑身上下甚至五脏六腑的疾病。
  事实上,苏群给村上人扎针时并不局限于他们的耳朵,而是手脚胳膊腿上到处都扎。相反,针灸耳朵倒是需要更高的技术的。苏群的练习也不局限于那只假耳朵。她常常一手持针,在自己的另一只手上猛扎,直扎得酸麻不已、鲜血淋漓。苏群得为三余贫下中农生命安全负责。
  小陶有时也跟着苏群练习扎针。按老陶的指令,他弄来一块带皮的猪肉,在上面扎针不止。老陶为何要让小陶学习针灸呢?一来,小陶对那只粉红色的耳朵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二来,事关小陶的前途和未来。在三余扎根,当一个农民,这是肯定了的,但最好能学会一门手艺,这样,以后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苏群取得的成就大大地启发了老陶,假如日后小陶能当上三余的赤脚医生,怎么的也比种地强啊。
  小陶学医几乎未能进入实践阶段,到后来他兴趣全无,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作为医生的天分。每次打针小陶都忘记了洗手。一次,他在老陶的屁股上练习打针,一针下去不仅疼痛难忍,事后老陶的屁股肿了好几天。老陶送了小陶一个外号:鸡爪子医生,学医之事便告结束了。
  小陶的确打过针,但不是给人打的(在老陶身上练习的那次不算),而是给猪打的。给猪打针要求自然就不那么严格了。不仅小陶,苏群打针也多半是给三余的猪打。养猪几乎是三余人惟一有经济收益的副业,给猪打针治病比给人打针治病要重要得多(在三余人看来)。比如只有一针青霉素,主人和猪都生了病,最后打针得到治疗的肯定是猪,而不是主人。
  当苏群意识到在三余当一名兽医比当一名人医更能联系群众时,为时已晚。这时,她作为人医的名声已经在四乡八里传扬开了。
  关于青霉素,我想再罗嗦几句。三余人很迷信这种药品,据说一针下去,病势再沉重的猪都会立马欢蹦乱跳。由于这种迷信,青霉素在三余很金贵,一个人除非快死了,是不会轻易使用青霉素的。如果连青霉素都治不好,那人就完全没救了。
  邻近大队的一个赤脚医生,用蒸馏水冒充青霉素给农民治病,居然治好了不少人。虽然后来被揭露出来,但在这个例子中,对青霉素的虔诚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招用在猪身上就不灵了。
  苏群难得有机会用青霉素给村上人治病。这样也好,因为注射青霉素事先要做皮试,三余根本没有做皮试的条件。不做皮试就注射,早晚是要出事的。而给猪打青霉素需不需要做皮试,我就不得而知了。
  再说陶文江,六十九岁了,按三余人的算法已是七十有余(虚龄)。这么大的年纪在三余很罕见。三余一队有两百多口人,年过七十的几乎没有。三余人早婚,生孩子也早,过了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陶文江虽然一向身体健康,但如此高龄自然不用下地干活。他不像苏群那样走家串户,访问村民,但联系群众一事并没有忘记。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扎根三余出着一分力。
 
 
 
  村上人都知道陶文江好说话,时不时地会来向他借钱。他们不说借,而说夺,“老爹爹,跟你夺几块钱用用呢。”
  夺就是借的意思。但一般夺去的钱村上人是不会还的(陶文江也从不指望他们还),因此这个夺字比借字更准确恰当。
  村上人一般从陶文江那里夺两块钱、三块钱,也有夺一块钱的。五块以上陶文江便面有难色,不能擅作主张,得开家庭会议决定。
  上文说到,陶文江、老陶和苏群都是带薪下放的,陶文江每月的退休金三十多元。村上人虽然每次夺的数目不大,但夺的次数多,也不是一个人来夺,所以这三十多元基本上花在他们身上了。超过这笔钱就得夺老陶、苏群的工资了。倒不是陶文江吝啬,不借五块以上的钱,而是他想尽量在自己的退休金内解决,所以得匀着用。
  村上人还经常通过陶文江,将自留地上的土产卖给老陶家。价格肯定高于集市,同时也免去了赶集的辛苦和花费的工时。
  老陶家养鸡以前,村民经常拐着篮子来卖鸡蛋。陶文江用家里的那杆十六两的老秤秤了,全部收下。于是,村上所有的人家都来老陶家卖鸡蛋。长长的队伍从堂屋里一直排到大门外,弄得老陶家像收购站似的。甚至,在他们家自己养鸡以后,村上人还来卖过鸡蛋。开始时陶文江照收不误。老陶觉得这事儿实在荒唐,他说:“连自己家鸡下的蛋都吃不完,怎么还要买别人的鸡蛋呢?”
  陶文江回答说:“可以腌成咸鸡蛋。”
  因此,虽然陶文江很少走家串户,沉默寡言,但村上的人缘却是极好。经常有一些村民在老陶家门前转悠,他们不是来看老陶家的家具和新屋的(热潮已经过去),而是专门来找陶文江。
  村上有一个光棍叫有明,经常上门,也不说话,看着老陶一家吃饭。夏天的时候就陪老陶家在屋外的空地上乘凉,迟迟不肯离去。有明不说话,陶文江也不说话。老陶家人都知道他是冲陶文江来的,但不知道找陶文江何事。后来他们发现,有明是在等一支烟。
  陶文江本人吸烟,仍保留着给来人递烟的习惯。有明一来,他就默默地递上一支香烟。对方抽完,接着等第二支。一晚下来,有明大约能等到三四支香烟(这是陶文江吸烟的频率)。最后,夜露已重,老陶将乘凉的竹床搬回屋去,一家人准备睡觉,陶文江给有明递了最后一支烟。有明接着,夹在耳后,心满意足地走了。那支烟他大约准备临睡以前享受。
  后来在老陶的倡议下,老陶和陶文江都改抽了三余的旱烟袋(厉行节约,为打万年桩做准备),陶文江还得预备一盒香烟,用以招待来访的村民。
  陶文江的做法虽然起到了联系群众的作用,但破费实在不小。对于这件事,老陶不免有些看法。特别是当他看出陶文江并非是出于心计,而是生性如此,大手大脚,就更加不满了。如今已不比当初,工资说断就断,他们得做好最坏的准备。作为一家之主的老陶感到了肩上无形的压力。
  新屋落成,园子也整饬得差不多了,老陶的目光转向了三余一队。
  三余一队是老陶家房子、园子所在的地方,陶冯氏和小陶都在队上吃粮。所以说三余一队就是他们的家,队上的乡亲父老就是他们的亲人。三余一队的兴衰就是老陶家的兴衰,三余一队的未来就是他们家未来。这是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老陶于是带着建设新屋、园子的热情投身到队上的农业生产中去。
 
 
 
  首先得摸清一队的田亩情况以及历史现状。老陶准备了一个塑料皮的小本子,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面和村上的干部群众聊天,一面不停地往上面记着什么。
  几个月下来,老陶对三余一队的了解比三余人还要全面深入。这得归功于当年他在南京郊区搞土改时经受的锻炼。老陶对农村生活并不陌生,可以说有着丰富的经验。当然,他搞土改的地方是苏南农村,节气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与三余有所不同。但两地都是农村,有其互相比较借鉴的地方。况且经过盖房和整修园子,老陶对三余的农村生活也已有了非常具体的了解。
  让我们翻开老陶小本子中的一页,就知道我绝不是在信口开河。
  齐沟子:七十六亩,其中十亩地薄长势不好,割苕子十亩作底肥,磷肥每亩四十斤,种粳稻。
  小尖子:十亩,地势好培育壮苗,种籼稻。
  大丰田:二十六亩,苕子二十亩作底肥,磷肥用沾秧根的方法,每亩十五斤。
  东南春田:……
  东湖田:……
  小堂屋基田:……
  村头麦茬田:……
  这里不仅有三余一队田亩的自然情况,更有老陶的分析理解和计划。此外,老陶还有三个本子,一本记着一队每天的农业大事,一本是队上的秋蚕养育日记。最后一本里记录了村上每家的人口情况,包括姓名、脾气、穷富、身体状况以及相互间的亲属关系。
  老陶家的人,除了老陶,行走在村道或田埂之上,只能分清道路左边或右边的田块,只有老陶能叫出三余一队每一块田地的大名和别号。为此老陶很得意,嘴巴几乎都笑到耳朵根上去了。
  一队是个穷队,全村两百多口人,老陶家下放那年粮食产量刚过九万斤。按每人四百斤分粮,每年能卖给国家的余粮不过几千斤。余粮少,所得的现金就少,公积金就少。公积金少就无法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用以发展队上的生产。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老陶的宏伟蓝图从增加粮食生产入手,计划第一年增产粮食一万斤,第二年增产两万斤,第三年增产三万斤。也就是说,第三年三余一队的粮食产量就得达到十五万斤。这个数字,队上的人连想都不敢想。一年过去后,一队的粮食总产量果然增加了一万斤,达到十万斤了。再此基础上,他们有些敢想十五万斤了。当然,也只是想想而已。
  按老陶的计划,粮食产量达到十五万斤后,卖余粮的钱加上发展副业(养蚕、索粉等)的收入,自己家再拿出一点存款,就能购买一台手扶拖拉机了。
  在这件事情上,不能说老陶没有一点私心。他设想,小陶长大后可以学开拖拉机,当一名拖拉机手,怎么的也比在地里干活要强啊。由于买拖拉机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老陶家出的,争取拖拉机手的名额应该不成问题。村上的人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开拖拉机的好处和体面,他们只是想像那突突作响的手扶拖拉机停靠在村头晒场上、奔跑在队上的田间地头。能这样地想一想,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了。总之,队上的人越来越信服老陶了。
  余队长也很倚重老陶,凡事都要和对方商量。到后来他几乎不怎么过问队上的事,一切都由老陶代理,老陶实际上成了三余一队的生产队长。然而,当余队长真的提出让老陶接替他干生产队长时,对方却不肯接受。老陶谦虚地说:“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向贫下中农学习,队上的事能出一分力就出一分力,但主要还是参谋作用。这个家,还得你来当!”
  但真的要在三余扎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将来小陶就得在三余娶媳妇、生孩子,陶文江、陶冯氏、老陶和苏群就得埋在这里。村西头的那片坟地里将出现老陶家的祖坟,每到清明时节将有来自村里的孝子贤孙祭扫哭嚎。看来,这是一个颇为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
  然而不久来了机会。一天余队长亲自上门,为大队副书记(也姓余)八岁的闺女提亲。如果老陶家愿意,不仅扎根有望,还能攀上余书记这门贵戚,在三余打万年桩的计划就有了切实的保障。可事到临头,老陶家人却有些犹豫不决了。娃娃亲在三余很普遍,但对从南京下来的老陶家人而言未免有些耸人听闻。况且,这门亲一旦定下来,就再也不能变卦了,扎根之事就永无反悔之日了。
  老陶思虑再三,经过和家人的反复商量,最后还是婉拒了。他对余队长说:“陶陶还小,能不能成才还不一定,不能辜负了余书记的闺女。过些年再说吧,有没有这个福气,得看他自己的努力了。”
  对这门亲事,不能说老陶没有动过一点心。他的答复之所以这样小心翼翼,婉转迂回,不仅是给自己留余地,也是怕得罪了余书记。当然,得罪是肯定了的。老陶想:只有在别的地方加以弥补了。于是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三余一队的生产建设中去。
  老陶和男劳力一起在田间劳动,犁地、挖沟、割稻割麦,冬天下到戽干的河沟里撂河泥。他穿着长筒胶鞋,陷在冰冷滑溜的河泥里,用木合子将乌黑的河泥一合一合地往上撂,看见家里人从岸上走过也不打招呼。与此同时,苏群每天傍晚在村上挨家挨户地串门,为村上人治病。陶文江在家里接待客人,给人递烟。小陶上学,早出晚归。陶冯氏则管理家务,择菜做饭。这便是老陶一家下放一年后的生活图景和大致格局。现在,我该转入下一章了。

网友评论

留言板 电话:010-65389115 关闭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