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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印象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7月21日16:26 作者:史铁生
 倘那河岸上第一个走来的男人,或那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都不是我的父亲,倘那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人成了我的父亲,我还是我吗?当然,我只能是我,但却是另一个我了。   
  关于往日,我能写的,只是我的记忆和印象。我无意追踪史实。我不知道追踪到哪儿才能终于追踪到史实;追踪所及,无不是记忆和印象。有位大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这话给了我胆量。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趟着雪走到医院,走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蕃莲。西蕃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惟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噗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我既看见我的眺望,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那时刻,那孩子,那样的心情,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都到哪儿去了?它们飘进了宇宙,是啊,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回忆,是怎么一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有一个观察点,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那条小街,小街上空的鸽群,两个无名的僧人,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蓬蓬勃勃,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消逝的钟声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玎玲铛琅玎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祷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老家   
    
  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完全即兴。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查词典,籍贯一词的解释是:祖居或个人出生地——我的即兴碰巧不错。   
  可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我是直到 46岁的春天才第一次见到它。此前只是不断地听见它。从奶奶的叹息中,从母亲对它的思念和恐惧中,从姥姥和一些亲戚偶尔带来的消息里面,以及从对一条梦幻般的河流——拒马河——的想象中,听见它。但从未见过它,连照片也没有。奶奶说,曾有过几张在老家的照片,可惜都在我懂事之前就销毁了。   
    
  46岁的春天,我去亲眼证实了他的存在;我跟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起,坐了几个小时汽车到了老家。涿州——我有点儿不敢这样叫它。涿州太具体,太实际,因而太陌生。而老家在我的印象里一向虚虚幻幻,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甚或一种光线一种气息,与一个实际的地点相距太远。我想我不妨就叫它Z州吧,一个非地理意义的所在更适合联接起一个延续了46年的传说。   
  然而它果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有残断的城墙,有一对接近坍圮的古塔,市中心一堆蒿草丛生的黄土据说是当年钟鼓楼的遗址,当然也有崭新的酒店、餐馆、商厦,满街的人群,满街的阳光、尘土和叫卖。城区的格局与旧北京城近似,只是缩小些,简单些。中心大街的路口耸立着一座仿古牌楼(也许确凿是个古迹,惟因旅游事业而修葺一新),匾额上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州。中国的天下第一着实不少,这一回又不知是以什么为序。   
  我们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的街巷。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路指指点点感慨万千: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此一家商号过去是什么样子,彼一座宅院曾经属于一户怎样的人家,某一座寺庙当年如何如何香火旺盛,庙会上卖风筝,卖兔爷,卖莲蓬,卖糖人儿、面茶、老豆腐……庙后那条小街曾经多么僻静呀,风传有鬼魅出没,天黑了一个人不敢去走……城北的大石桥呢?哦,还在还在,倒还是老样子,小时候上学放学他们天天都要从那桥上过,桥旁垂柳依依,桥下流水潺潺,当初可是Z州一处著名的景观啊……咱们的小学校呢?在哪儿?那座大楼吗?哎哎,可真是今非昔比啦……   
  我听见老家在慢慢地扩展,向着尘封的记忆深入,不断推陈出新。往日,像个昏睡的老人慢慢苏醒,唏嘘叹惋之间渐渐生气勃勃起来。历史因此令人怀疑。循着不同的情感,历史原来并不确定。   
  一路上我想,那么文学所求的真实是什么呢?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历史惯以时间为字,勾画空间中的真实,艺术不满足这样的简化,所以去看这人间戏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我于是想起西川的诗: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我的老家便是这样。Z州,一向都在沉默中。但沉默的深处悲欢俱在,无比生动。那是因为,沉默着的并不就是普遍,而独具的心流恰是被一个普遍读本简化成了沉默。   
  汽车缓缓行驶,接近史家旧居时,父亲、伯父和叔叔一声不响,惟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史家的旧宅错错落落几乎铺开一条街,但都久失修整,残破不堪。“这儿是六叔家。”“这儿是二姑家。”“这儿是七爷爷和七奶奶。”“那边呢?噢,五舅曾在那儿住过。”……简短的低语,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以致那一座座院落也似毫无生气,一片死寂。   
  汽车终于停下,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口。   
  但他们都不下车,只坐在车里看,看斑驳的院门,看门两边的石墩,看屋檐上摇动的枯草,看屋脊上露出的树梢……伯父首先声明他不想进去:“这样看看,我说就行了。”父亲于是附和:“我说也是,看看就走吧。”我说:“大老远来了,就为看看这房檐上的草吗?”伯父说:“你知道这儿现在住的谁?”“管他住的谁!”“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要是问咱们来干嘛,咱们怎么说?”“胡汉三又回来了呗!”我说。他们笑笑,笑得依然谨慎。伯父和父亲执意留在汽车上,叔叔推着我进了院门。院子里没人,屋门也都锁着,两棵枣树尚未发芽,疙疙瘩瘩的枝条与屋檐碰撞发出轻响。叔叔指着两间耳房对我说:“你爸和你妈,当年就在这两间屋里结的婚。”“你看见的?”“当然我看见的。那天史家的人去接你妈,我跟着去了。那时我十三四岁,你妈坐上花轿,我就跟在后头一路跑,直跑回家……”我仔细打量那两间老屋,心想,说不定,我就是从这儿进入人间的。   
  从那院子里出来,见父亲和伯父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向一个个院门里望,紧张,又似抱着期待。街上没人,处处都安静得近乎怪诞。“走吗?”“走吧。”虽是这样说,但他们仍四处张望。“要不就再歇会儿?”“不啦,走吧。”这时候街的那边出现一个人,慢慢朝这边走。他们便都往路旁靠一靠,看着那个人,看他一步步走近,看他走过面前,又看着他一步步走远。不认识。这个人他们不认识。这个人太年轻了他们不可能认识,也许这个人的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认识。起风了,风吹动屋檐上的荒草,吹动屋檐下的三顶白发。已经走远的那个人还在回头张望,他必是想:这几个老人站在那儿等什么?   
  离开Z州城,仿佛离开了一个牵魂索命的地方,父亲和伯父都似吐了一口气:想见她,又怕见她,哎,Z州啊!老家,只是为了这样的想念和这样的恐惧吗?   
  汽车断断续续地挨着拒马河走,气氛轻松些了。父亲说:“顺着这条河走,就到你母亲的家了。”叔叔说:“这条河也通着你奶奶的家。”伯父说:“哎,你奶奶呀,一辈子就是羡慕别人能出去上学、读书。不是你奶奶一再坚持,我们几个能上得了大学?”几个人都点头,又都沉默。似乎这老家,永远是要为她沉默的。我在《奶奶的星星》里写过,我小时候,奶奶每晚都在灯下念着一本扫盲课本,总是把《国歌》一课中的“吼声”错念成“孔声”。我记得,奶奶总是羡慕母亲,说她赶上了新时代,又上过学,又能到外面去工作……   
  拒马河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他们说这河以前要宽阔得多,水也比现在深,浪也比现在大。他们说,以前,这一块平原差不多都靠着这条河。他们说,那时候,在河湾水浅的地方,随时你都能摸上一条大鲤鱼来。他们说,那时候这河里有的是鱼虾、螃蟹、莲藕、鸡头米,苇子长得比人高,密不透风,五月节包粽子,米泡好了再去劈粽叶也来得及……   
  母亲的家在Z州城外的张村。那村子真是大,汽车从村东到村西开了差不多一刻钟。拒马河从村边流过,我们挨近一座石桥停下。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课书: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   
  父亲说:就是这桥。我们走上桥,父亲说:看看吧,那就是你母亲以前住过的房子。   
  高高的土坡上,一排陈旧的瓦房,围了一圈简陋的黄土矮墙,夕阳下尤其显得寂寞,黯然,甚至颓唐。那矮墙,父亲说原先没有,原先可不是这样,原先是一道青砖的围墙,原先还有一座漂亮的门楼,门前有两棵老槐树,母亲经常就坐在那槐树下读书……   
  这回我们一起走进那院子。院子里堆着柴草,堆着木料、灰砂,大约这老房是想换换模样了。主人不在家,只一群鸡“咯咯”地叫。   
  叔叔说:“就是这间屋。你爸就是从这儿把你妈娶走的。”   
  “真的?”   
  “问他呀。”   
  父亲避开我的目光,不说话,满脸通红,转身走开。我不敢再说什么。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不能忘记的痛苦。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满脸通红,一言不发,东一头西一头地疾走,满山遍野地找寻着一棵红枫树,母亲就葬在那棵树旁。我曾写过:母亲离开得太突然,且只有49岁,那时我们三个都被这突来的厄运吓傻了,十年中谁也不敢提起母亲一个字,不敢说她,不敢想她,连她的照片也收起来不敢看……直到十年后,那个清明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该去看看母亲的坟了;不约而同——可见谁也没有忘记,一刻都没有忘记……   
  我看着母亲出嫁前住的那间小屋,不由得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在哪儿?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注定,四十多年之后她的儿子才会来看望这间小屋,来这儿想象母亲当年出嫁的情景?1948年,母亲19岁,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站在我46岁的地方看,母亲的一生已在那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一字一句地写好了,不可更改。那唢呐声,沿着时间,沿着阳光和季节,一路风尘雨雪,传到今天才听出它的哀婉和苍凉。可是,19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 19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19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何干?她提着婚礼服的裙裾,走出屋门,有没有再看看这个院落?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走过这条甬道,转过这个墙角,迈过这道门槛,然后驻足,抬眼望去,她看见了什么?啊,拒马河!拒马河上绿柳如烟,雾霭飘荡,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之中……我循着母亲出嫁的路,走出院子,走向河岸,拒马河悲喜不惊,必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翻动着浪花,平稳浩荡奔其前程……   
  我坐在河边,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儿玩耍,就在这儿长大,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也许她就戏过那片水,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象未来,然后,她离开了这儿,走进了那个喧嚣的北京城,走进了一团说不清的历史。我转动轮椅,在河边慢慢走,想着:从那个坐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少女,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宅院,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呀。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的河,想: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锣鼓声渐渐远了,唢呐声或许伴母亲一路,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一个人,离开故土,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大约都是一样——就像我去串联、去插队的时候一样,顾不上别的,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   
  如今我常猜想母亲的感情经历。父亲憨厚老实到完全缺乏浪漫,母亲可是天生的多情多梦,她有没有过另外的想法?从那绿柳如烟的河岸上走来的第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在那雾霭苍茫的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是不是父亲?甚至,在那绵长的唢呐声中,有没有一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人?还有,随后的若干年中,她对她的爱情是否满意?我所能做的惟一见证是:母亲对父亲的缺乏浪漫常常哭笑不得,甚至叹气连声,但这个男人的诚实、厚道,让她信赖终生。   
  母亲去世时,我坐在轮椅里连一条谋生的路也还没找到,妹妹才13岁,父亲一个人担起了这个家。20年,这20年母亲在天国一定什么都看见了。二十年后一切都好了,那个冬天,一夜之间,父亲就离开了我们。他仿佛终于完成了母亲的托付,终于熬过了他不能不熬的痛苦、操劳和孤独,然后急着去找母亲了——既然她在这尘世间连坟墓都没有留下。   
  老家,Z州,张村,拒马河……这一片传说或这一片梦境,常让我想:倘那河岸上第一个走来的男人,或那河岸上执意不去的最后一个男人,都不是我的父亲,倘那个立于河岸一直眺望着母亲的花轿渐行渐杳的男人成了我的父亲,我还是我吗?当然,我只能是我,但却是另一个我了。这样看,我的由来是否过于偶然?任何人的由来是否都太偶然?都偶然,还有什么偶然可言?我必然是这一个。每个人都必然是这一个。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从老家久远的历史中抽取一个点,一条线索,作为开端。这开端,就像那绵绵不断的唢呐,难免会引出母亲一样的坎坷与苦难,但必须到达父亲一样的煎熬与责任,这正是命运要你接受的“想念与恐惧”吧。 
  原载2001年第7期《上海文学》
  摘自:《北京文学》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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