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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在野,八月在宇——回望“蹉跎岁月”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12月12日08:32 作者:王安忆
   这套丛书所收是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绝大部分写作小说者的长篇小说,希望能够代表我们的写作。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制度始于一九八五年,那是一个文学的繁荣时期。经过荒芜的十年,又经过百废待兴的几年,其时,停刊的期刊复刊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论争突破了最初的关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新的一代则初露锋芒,文学奖项诞生,批评日益活跃……十年的彻底沉寂,恰形成有力的反弹,不仅释放着十年里压抑着的声色,还将之前十七年里被删节的思想与情绪一并迸发出来。上海作家协会,这所殖民风格的楼房,在它长年失修而斑驳的穹顶与四壁之间,穿梭往来着脚步声,话语声,笑声,年轻狂妄的声音冲击回荡着。那就是我们的声音。
    专业作家制度将我们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写作者纠集于作家协会麾下,以防流失,谁知道呢?方才崭露的那点点征兆,许是脆弱得很,稍不谨慎,略有风吹草动,便销声匿迹,从此不再。在这一支新创的队伍里,大多是初习者,被新时期文学的浪涛推波助澜,登上舞台,同时又承当起新时期文学的主力,振兴高潮,那就是知青作家。所以专业作家制度的建立,不止在于对写作者负责,还是对新时期文学负责。叶辛,竹林,赵长天,王小鹰,陆星儿,沈善增,蒋丽萍,陈村,我,倘要算上后知青时代的阮海彪和孙甘露,在此长篇小说丛书,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可见出知青作家人数之众,比例之高,在文学图景中身影之活跃。
    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交替之际,也是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叶辛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和竹林的《生活的路》,可说是领知青文学风骚。如今回过头看,或可看出认识与表现上的浅陋,然而,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终于显现出较为具体的细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下,其中个体的生活形态及命运,只是流传于坊间巷里,此时,却诉诸文字,以小说的形式,生出另一种叙述,是更为生动,更接近事实的真相,也更包含同情心。这场背景于“文革”大时代,波及全社会的运动,人们的遭际多少具有着普遍性,于是,便在极大范围内引起共鸣。每个人都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听到自己想说的话,反应是极其热情的。在这普遍性底下,更深刻的差异,也就是这场运动所涉及历史、社会、人的复杂性,则要等待之后更长时间的开掘,在此,事情刚刚开头。
    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入我们的丛书,叶辛,选的是他后一部知青题材的长篇《蹉跎岁月》;竹林,则根据她本人的意见,选《女巫》,这又汇入了另一个文学潮流,将在后面谈到。其实,叶辛的写作,基本不出知青生活的领域,我说的“知青生活”,不仅指描写知青自身,还是指插队所在乡村里的人和事。一九八○年,我与叶辛同学于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也就是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常听他讲述下乡的故事,讲述中有一个情景,一再出现在眼前,那就是他在山村小学上课,教学生们朗读普希金的抒情诗,他读一句:秋风来了!孩子们跟一句:秋风来了!——他一直非常遗憾他教不会他们普通话,他们是用山地话念:秋风来了!一位十九世纪俄国诗人的诗篇的中国译文,被贵州山地话琅琅地吟诵,是经过何种途径传递的启蒙啊!这情景可象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富理想的一面。在最初的伤痛与控诉平静下来以后,我们多少获有了理性,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随之扩大,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
    《蹉跎岁月》里那一伙上海学生,背负着他们各自的历史,这历史包括父辈遗下的阶级地位家庭出身,自小生长的城市给予的教化养育,以及“文化革命”中的遭际,来到了百万大山的腹地,安家落户。主人公柯碧舟的负荷尤为沉重,他的父亲是一名历史反革命。这一个污点在他们集体户内,当然也受到了歧视,但是却远不如邻大队的上海知青杜见春来得反映强烈,因为杜见春出身于干部家庭,将自己视为革命的正传,社会的主流。尽管对柯碧舟有特殊的好感,也不能使她跨越阶级的隔阂。而对出身于同样阶层的苏道诚,她却本能地趋于认同,并不计较他道德上明显的缺陷。这于柯碧舟无疑是摧毁性的打击,他本来寄希望这个看来不同寻常的姑娘能带给他不同寻常的际遇,事情却并无转机。可是,非常戏剧性地,这一种肤浅的阶级观念很快被接踵而至的厄运质疑了,杜见春的父亲在进一步深化的运动中被逐出革命队伍。于是,她的地位急转直下,处在了社会的负面,原本为理想主义驱动的插队落户,此时变成惩罚。从处境到认识,她的世界分崩离析。先后来拯救这两个沉沦的男女的人是谁呢?是山村姑娘邵玉蓉。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固然也有着象征性的阶级斗争,以大队革委会主任左定法为代表,但起主导性作用的依然是质朴的世故人情,即便是阶级斗争,最终还是归为善与恶的对决。邵玉蓉无疑是一个完美的体现,她的人生观——“劳动换来蜜甜的生活”,对柯碧舟杜见春身处不由己的境遇,不可谓不是化被动为主动的良药;她的道德观,其实是最基本的,却被政治斗争搅混了,这时发现还是它最辨是非;她的感情也是最自然,那些城里来的人,不已经不自然了吗?就靠她去伪存真。小说的结尾是杜见春的父亲官复原位,他们一家重新回归社会的正统,可杜见春经历了嬗变,毅然追随柯碧舟,回到贵州山村,“驶向初现春意的大自然中……”
    这是一个浪漫的结局,很难用现实去检验它的合理性,事实上,多年后,叶辛又写了《孽债》。那被遗弃在西南乡村,长大了来上海寻找生身父母的孩子中间,不定就有柯碧舟们的儿女。然而,那一份青春热血依然是可纪念的。我并不以为叶辛矫情,我们这些知青作家中,他是最迟归来的,他最对异乡异土认同。有一回,《收获》笔会,登峨嵋山,人们挽袖掖襟,扶杖牵绳,他只在上衣胸袋插一柄牙刷,抱了胳膊对群山说一声:我们贵州有的是!插队的生活在他许是得了柯碧舟们正面的教育,留存下温煦的记忆,也不排除对命运的驯服。相比之下,陈村的知青写作,则要尖锐得多。(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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