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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呼吸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18日15:42 作者:乔叶

  那天下午,她一直隐隐地觉着有些异样。但这异样没有任何证据,她就没有让这异样任性。工作是不能任性的。尤其是她的工作。于是她放弃了直觉,走进永安巷。
  快走到54号的时候,异样的感觉再次袭来,而且越发强烈。这种强烈明白无误地告诉她:异样的发生源已经很近了。甚至,已经到了。如果靠近了放酒的窖子,酿醋的坛子,焐酱的缸子,那感觉也许都是这样吧?或者,就象她曾经被刺腹杀掉的那个孩子。几乎每个夜晚,当她脱衣睡下,抚着那道伤疤无边冥想的时候,那种血腥的气息,都会从她身体的下端逆流而上,在她的唇上和眉下萦绕,让她清清楚楚地嗅到。久久不散。
  发生源只能是54号。
  但还是没有什么可疑的现象。没有“尾巴”,没有“肠子”。也没有“帽子”。
  “麻花哎!大麻花哎!又酥又甜的大麻花哎!”
  卖麻花的老人仍旧一趟趟地吆喝着,声音依然是那么嘶哑和庸倦,象这漫长的秋日的午后。
  她正过的是财顺号,是这个城市小有名气的馆子,门口是大大小小的瓦坛,盛着各种各样的酒。三开间的铺面,以她高跟鞋的窄小跨幅,得三十三步才过得去。财顺号对面是万紫千红布店。一卷卷的布排得整整齐齐,把伙计呆板的神情都影射得有些生动了。52号前有一个中年妇人在骂孩子,由上辈子骂到现在,由奶奶骂到爸爸,又展望到连她自己也不可知的将来,断断续续,简直有些象唱歌了。
  如果不是午后,永安巷要比这会儿热闹些。联系地点的选择是很有学问的。不能太冷清,也不能太繁华。不冷清不繁华的地界,最好。好进去,也好出来。当然,对手也是好进去好出来的。不过对手再怎么高明,到了这里毕竟还是生面孔。一生不如一熟,一动不如一静。相比之下,也还是她的优势大一些。
  远远的,54号二楼阳台上那件白衬衣还挂着。是干的。
  它必须是干的。
  她穿着新做的粉红色旗袍。这种粉红色水气很重,十分娇媚。她本来也就娇媚,就更显得双重的娇媚。她走得不急不徐,鞋跟“答答,答答”响在青石板上。她走过了53号,54 号。然后是55号,56号。55号是一间花茶店,56号是一间童鞋店,门面都很窄,比52和53离54号都要近些。
  她拿了两双鞋,看了看,又放回去。从手包里拿出镜子和粉扑,背朝着54号仔细地端详着,专注得仿佛是位初次相亲的少女。
  印在镜子里的白衬衣确实是干的。可是,它有褶皱。是刚刚从拆包出来的那种褶皱。
  花茶店里有两个人晃出来了。
  她把镜子和粉扑放进包里,一步步地走过57号,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里。这条小巷她是熟悉的。父亲生前有一位好友就住在这里,她和哥哥都叫他文叔叔。文叔叔和他的姓一样安静,细眉细眼,皮肤很白,有些象女人,只是不怎么爱笑,一贯严肃的神情不折不扣地显示着男人的刚硬。
  多年以前,她和哥哥被先后介绍去教书,都是文叔叔介绍的。
  
  她在这个城市做地下工作已经三年了。放在六年前,她根本不能想到自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文叔叔介绍他们教书之后,她和哥哥一直都做着极稳妥的教员。她和哥哥在两所学校教书,薪水不算多,但供养体弱的寡母还是不成问题的。她教小学,哥哥教中学。她的学校离家近,哥哥的学校离家远。她天天在家吃饭,哥哥在学校住,到礼拜天才回家。哥哥一回家母亲就会让她上街买排骨,哥哥喜欢吃红烧排骨,她则喜欢吃排骨汤炖的长面。于是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是哥哥横三竖四地啃一堆排骨,她呱呱唧唧地喝长面。她一直以为日子就会在排骨和长面中这么过下去,国乱也罢,不乱也罢,总得容下他们这样蚂蚁般的百姓过日子。
  忽然就到了那一天,哥哥不到礼拜就回来了,说是被解雇了。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但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她和母亲的心每天都被他出门的声音悬起来,直到他进门才放下。可还是出事了。有一天,哥哥没有回家。后来,再也没有回家。她四处托人打听,才知道说他和一些逃到红区的进步青年有不少瓜葛,被宪兵队抓走了。母亲当即病了。三天后,她在大街上发现了哥哥的尸首。葬完哥哥一个月,她又葬了母亲,然后她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拎着一个小包袱出了门,辗转了两个多月,来到了红区。
  那一年,她才十九岁。
  
  巷子里没有人。她脱下鞋子,飞跑起来。左拐,右拐,左拐,右拐,右拐,右拐,左拐。她听见后面脚步声急促地跟上来。她爬上一道女墙,顺着墙跳上一排低矮的平房,爬钻过一道铁网,再跳上一排高一点的房子,然后是更好的房子,走,走,走。然后,她顺着一架木梯子到了一所院落里。
  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四合院。很静。红门绿窗,中间用青灰色的砖隔开,怎么瞧着怎么悦目。种着很多花,却都不高大。淡淡的日影罩着晾杆上的几件湿衣。有小小的孩子的衣服,象玩具一样玲珑。也有女人的衣服,花色淡雅。——女主人肯定不是一般俚俗妇人。挨着梯子的是两棵女贞树,随风吹来几缕微微的叶香,她不由地深深吸了一口。她熟悉这种香味。她的家,原来也有这样的女贞树。女贞树边的空地上扎着一圈矮矮的篱笆,篱笆上拖着一些南瓜的黄花。母亲生前,也是爱种南瓜的。
  院子还种着一棵樱桃树,树下放着一个木制的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咿咿呀呀的女婴,粉粉的,花蕊一样的脸。见她从梯子上下来,仿佛是打招呼一样瞪大了眼睛,冲她一笑。
  她也朝她笑了一下。一边穿着鞋子一边想着如果有大人出来该怎么解释。或者就说自己走错了门。或者就说自己是邻居的朋友,来玩儿,在房顶上看到她的孩子实在可爱,忍不住想过来逗一下。——自己的孩子如此被人喜欢,是多半父母都会高兴的事。再或者,就干脆走吧。
  帘子响动。堂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一个穿和服的女人。
  女人轻轻地惊叫了一声,嘴里嘟噜了一句什么,朝她弯下腰,微微鞠了一躬。
  日本女人。
  去他妈的日本女人!
  她蓦然明白,她进的是日军的军官家属院。白塔寺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日军家属院。可她今天全然忘记了。
  她一把抓起了那个婴儿。
  日本女人也呆了。她捂住嘴巴,似乎就要昏厥过去。但还是站住了。
  她贴着嘴唇,竖起食指,示意日本女人不要出声。然后指指屋里,用手势问家里现在还有谁?日本女人很机灵,马上领悟了她的意思,也用手势回复说还有一个。她问在哪里?日本女人指了指她的怀中,意思说就是这个孩子。
  她放出一口气,松了一下胸口。她知道,一场仗,要开始了。
  她们一前一后进了屋。她一眼就看到了桌子上的水果刀,拿在手里。然后她把房子的各个房间都转了一遍,确实没有别人。她抱着孩子在客厅坐下。看见东墙上挂着地图,红区那里圈着红圈。地图旁边还挂着一把长剑。而在她坐的椅子扶手上,还搭着一件日本军服。多么熟悉的黄色。让人憎恶的肮脏的黄色。大便一样的黄色。
  她抱着孩子。孩子很轻,但她还是觉得胳膊使得有点儿木。也许是她不会抱的缘故吧。她从来没有抱过孩子。
  本来,她是很有机会抱的。
  
  到红区的第三个年头,她结了婚。不久,他们都有了一个上战场的机会。他是连长,无可置疑是要上的。她是可上可不上,可她还是坚持要上战场做医护。战友们笑她双宿双飞,一刻都离不得丈夫。她笑笑。她有一个想法她对谁都没有说:她想亲手在战场上杀人。杀日本兵。他们杀了她的哥哥和母亲,她不能就这样算了。别人杀是别人杀,她要杀自己的。最少要杀一个,能杀两个最好。当然,能多杀一定要多杀,因为除了她的哥哥和母亲,还有那么多人,那么多。
  最初的一刹那是可怕的。以前都是离战场近或者远,现在不是近和远的问题,而是在战场里面。她几乎有些惊慌失措。她觉得,不光是自己,周围的人其实也都有些惊慌失措。他们的神情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和难看。呼啸着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了天空,象彗星失控后,一头从轨道上栽了下来。尘灰飞扬,气浪激荡,余声汹涌,狂流澎湃。
  然后就好了。他们奔跑着,叫喊着,冲上前去。有许多人倒了下来。炮弹压缩着空气,在一片又一片的土地上炸开,有血溅到了她的身上。到处都是浓烟和纷乱。有些人在土壕里躺下,流血呻吟,脸色是青乌的。有些人因为伤在要害,痉挛着手抠着地面,一道,一道,象小小的扒犁。一些人胳膊上一边流着血,一边镇定地给枪装着子弹。她跑来跑去地包扎着伤员,等待着自己上去的那一刻。——那一刻其实是战争已经胜利的一刻,她要去战场搜检伤员。她想,如果看到有受伤的日本兵,她就毫不留情地杀死他,杀死他。
  她终于可以上去了。但上去的时候,她却已经顾不上杀人了。战场已经差不多安静了下来,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处处都有流动着的呻吟和凝固的血。她忽然觉得恶心。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血。他们胜利了,可她还是恶心。到处都是尸首。到处都是。而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们都还活生生的,人。
  她和战友们找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地清理,安顿。等到找得差不多的时候,她靠近了一个日本兵。那个日本兵一动不动,应该已经死了。可她恍惚觉得,就在她要转身的一瞬间,他的胸膛似乎有一次轻微的起伏。于是她又回转身,在他面前弯下腰,忽然间,她听到战友可怖的惊呼,然后,她失去了知觉。
  她被抢救了过来。但她的孩子没有了。而且,再也不会有孩子了。那个日本兵没有死,他一刀刺向了她的肚子。
  她怀孕已经两个月了。可她不知道。
  她的丈夫也在那场战争中死了。她又只剩下了一个人。因为身体虚弱,她做不了别的什么。后来组织说想要在这个城市建一个工作站,她比较熟悉情况,问她想不想过来,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不需要忌讳很多。在这个城市,她已经没有亲人了。即使是以前认识她的人,经过了这几年,也多半不能认出她。经历了这么多,从里到外,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她了。
  她改了姓名,回到了故乡。有限的熟人们果然没有一个认出她来。她在离旧居很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另一位同志做她名义上的爱人。她仍然在一所小学谋得了一份工作,只不过不是教书,而是在教导处。这一干,就又是三年。
  那场战争在她身上烙了四个疤,不过还没有妨碍到她穿旗袍。
  
  婴儿开始哭起来。热热的一股染到她的手上,孩子尿了。孩子的尿没有多少异味,清冽冽的,温湿温湿。
  日本女人拿过一块尿布,恳求地看着她。一瞬间,她几乎也想把孩子给女人,但是,终是没给。她接过尿布,一手拿着尿布,一手抱着孩子,刀柄挨着孩子的头,孩子翻着眼睛看着刀柄,不哭了。她的小手一抬一抬,想要去抓住刀柄似的,粉色的胳膊映在刀光里,呈现出一片模糊的温柔。
  他们欠她四条人命。今天把她们杀了,还有两条。再加上自己的死,其实还有三条。她算着这笔清晰的帐。一会儿功夫她就算了七八十来遍。这帐好算。一年级的学生也会算。可她一边给孩子换着尿布一边算着的时候,不知怎的就觉得很模糊,有些盲目。
  日本女人窒息一般地看着她。换完尿布,孩子开始玩了。日本女人长嘘了一 口气,抬起袖子擦了一下汗。
  女人的和服上满是樱花,樱花的粉色和她身上旗袍的粉色有些一样。从上到下,樱花溅浓溅密,象暮春随风落了一场雨之后,樱花从树上吹下,匝匝地铺了一地。离树远的地方,铺得少。离树近的,就多一些。到衣襟的下面,绵绵麻麻分不清楚的,也就是树下了吧。
  她原本也喜欢樱花的。以前她在这个城市教书的时候,校园里也有几棵樱花。有一棵刚好长在她的办公室前,开花的时候,枝桠会伸到窗棂间,引得蜜蜂们不时地撞到玻璃上。咚。咚。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很多人的。其实还隔着几条街,但因为人多,声音就显得很近。声音总体是整齐的,偶尔有一些不规律的乱。一定是那帮追她的人进来了。
  日本女人轻轻地退到墙边,她随着日本女人的脚步握紧了刀,——长剑离日本女人越来越近。等到她简直就要把刀举起来的时候。日本女人把手指向了地图上的红圈画着的红区,询问地看着她。
  她点点头。指指长剑,用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一下,一下,又一下。她希望日本女人能明白: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日本女人向她鞠了一个躬。她没有动。
  日本女人朝门外的天空张望了一下,指指窗外,又指指她。
  她点点头。
  日本女人走向里间。她跟进去。她只有跟进去。
  女人打开衣柜,取出了一套和服,指指她的旗袍,要她换上。她沉默。女人打开和服,用表情配合赞美着让她看这和服多么好。这套和服是淡绿色的,上面的图案是一枝枝的梅花。白色的梅花象星星一样绽放在奇异的夜空中,浅褐色的枝干十分结实温存。束腰用的缎带是乳白色的,质地很细腻。她注意到,日本女人的腰带也是乳白色的。
  她停住。要她穿日本女人的衣服?
  日本女人微微地鞠了一躬。神情很执拗。执拗而又有着莫名其妙的恳求。
  她摇头。士可杀,不可辱。这句古训从心底冒出来,却有些虚弱。或许,真的是个希望吧?如果日本女人是诚心救她呢?日本女人未见得象她那样有那么深的仇恨吧?再说,穿穿衣服不等于就是受辱吧?即使是受辱,古训也还有大丈夫能屈能伸呢。
  她终于点点头。当然不一定能过得了关。这是赌博。她知道。该赌就得赌。这么多年的风险里,她赌了不止一次了。
  换衣服必须放下孩子,她示意日本女人退在墙角,然后把孩子放在床上。孩子离她近,她有主动权。脱衣服的时候,她手里也始终拿着那把刀。她已经习惯让全身都长满防备的眼睛了。防备就是她的职业特点。即使是在路边浏览一个小小的橱窗,她也不会忘记从暗彩的布料反光上去看一眼有没有人盯梢。
  女人上前帮她穿和服。穿罩衫的时候,女人指指她身上的伤疤,又拍拍自己。她点头。女人又看见了她肚子上的伤疤,指指孩子,指指她。她摇头。把手放在脖子上。女人又指指自己,她点头。
  她看见,女人的眼圈红了。
  和服穿上了,有些宽,腰间的褶子很多。穿完她转身就抱起了孩子。女人示意她放下孩子。她不放。女人示意说这套和服之所以有些大,因为是怀孕的时候买的。她应该让她穿自己身上这套。
  女人说完就开始脱衣服。很快就脱得很干净了,象棵白萝卜一样站在那里。
  她也只好放下孩子,脱。
  
  有那么一小小会儿时间,两个赤裸的女人就那样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了。墙,屋子,更大更多的什么,好象都没有了。只有她和她,还有孩子。远处的脚步声好象越来越近,但其实还是远。远得似乎根本不需要去在意他们,远得似乎他们永远也不会抵达。孩子躺在床上,自得其乐地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她们都静默地站在那里,很认真的听着似的。谁也没有看谁,有什么东西流在她们中间,让她们都有些恍惚。
  
  开始穿衣服了。女人显然是想要自己先穿好,再帮她穿的。她用眼神制止了女人。谁先穿好谁就主动,她不能给女人这个机会。于是女人温顺地走过来,先替她穿。然后自己穿。穿好了,把她推到镜子前。
  她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线条有些僵硬,眼睛也有些手足无措。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这样,樱花和服穿到她的身上也是出奇得明艳和漂亮。真的是合适极了。她们的身材本来也就很相象。她本来也就最适合粉色。粉色衬得她女人气十足。她是女人。她当然是女人。可有多久了啊,即使是穿着旗袍,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了。
  和服上,还带着女人的体温。
  女人又来给她整理头发。她横抱着孩子,把刀垫在孩子的背上,女人的手真是麻利,很快就给她盘出个发髻来。又往她脸上抹了些红红白白的颜色。她抱着孩子站到镜子前,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
  女人又拿来了一双木屐。
  
  门外的声音越来越近。有日语,也有中国话。中国话是片片断断的:
  “……有可能……”
  “……试试……”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仔细着点儿……”
  “……别乱来,规矩些……”
  有人敲门。女人示意她不要说话。一个字都不能说!她的表情很严厉。然后她去开门。一伙人进来,有日本兵,也有中国兵。有日本军官,中国兵也有一个头目。他们先向女人满面笑容的解释了一番什么,然后里里外外地找。找了一遍。就要走的时候,日本军官在她面前停下了脚步。打量了一下她,然后取出一张照片,对着她看,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笑了。笑声仿佛刚从冰窟里取出来,冰凉冰凉。
  她看了他一眼,困惑的。然后低下头看着孩子,不再看他。什么人都不看。抱了这么大一会儿,她又穿着那件和服,孩子显然觉得她很亲切了,小手一拽一拽,开始看着她和她玩。女人赶过来,哇啦哇啦地向那军官说着什么,军官也哇啦哇啦地说。女人说的句子长一些,军官的句子短一些。翻译向一边的中国军官介绍说,这个日本女人说抱孩子的是她妹妹,因为她在这里很孤单寂寞,所以刚刚从日本赶过来陪她。
  日本军官对翻译耳语了些什么,翻译走过来,把照片举到她面前:“小姐,你见过这个人吗?”
  她迷茫地看着他。
  “你和她长得很象啊。”
  她继续迷茫。
  “你这个婊子他妈的挺能装啊。”
  士兵们有人笑出了声。笑的这些,一定是中国人。
  她还是迷茫。
  翻译又开始用日语对她说。她的神色开始冷漠起来,一句也不答腔,仿佛一向就不屑于理这些人一样。
  日本女人来到翻译旁边,开始说话。翻译断断续续地对中国军官说:这位太太自己妹妹的耳朵不是很好,性格也很内向,他们这么多人,会吓坏她的。请他们先出去。
  “可她和照片里的人太一样了。”中国军官说。
  日本女人又是一串。翻译说:这位太太说,自己和妹妹长得也很一样,那么也就和照片里的人很一样了。要抓就请把她抓了去。
  正僵持着,孩子突然大哭起来。一屋子人都看着这个孩子。她的嘴巴张得很大,仿佛饿得很久很久了。她费力地拍打着孩子,孩子却愈哭愈烈。刚刚尿过,孩子一定是饿了。也许换个姿势抱抱会好些。孩子一直是横抱的。可她不能乱动。孩子身下,还有那把刀。
  她开始出汗,一层一层地出着。她觉得,汗水都要渗出衣服了。
  日本女人的手伸了过来,没等她犹豫,就抱走了孩子。她抱得十分轻捷。
  还有那把刀。
  当着一屋子男人的面,女人坐下来,开始解衣服。她露出了雪白的乳,塞进孩子的嘴里。一边喂着孩子,她一边哼着什么歌。那乳的亮白,似乎晃着了所有人的眼。男人们把头扭过去,没有谁再看她。
  奶香柔韧地沁到空气中,让她有些微微的晕眩。
  
  先是中国兵退了出去,然后日本兵也退了出去。女人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门口。她站在窗前,紧紧地盯着女人。女人又开始和他们说话了,说得很热闹。他们都不时的朝屋子的方向看过来,女人还不时地指指孩子。
  她是在告诉他们自己就是用孩子来威胁她的么?她的心突然悬了起来。可怎么现在才突然去悬?她为自己的愚蠢感到好笑。革命了这么多年,自己怎么还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怎么就如此轻易相信了一个原本就不共戴天的日本女人?现在的她,已经失去了任何屏障,真正成了一条刀案之鱼。死了也是白死,连和她等价换命的人都没有。
  最少应该杀一个的。
  果然,日本军官从大门这边走来了。一步一步。她站到墙边,摘下长剑,长剑的光雪亮雪亮。她把剑放在桌子上,用身体挡住。如果他拔枪,她的速度未必就比他慢。如果他不拔枪,——他会不拔枪么?
  军官走向她。走向她。走向她。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停下。她的手已经摸到了剑柄。
  军官的双腿并立,头微微的低了一低,走了出去。
  
  关好大门的女人走进来,竖抱起孩子,把刀递给她。她没接。可女人还是一直递。女人开始用手势对她说话。现在,她们用这种方式说话已经很流畅了。
  女人告诉她:你应该带在身上,外面还很危险。
  她解开腰带,想要换下和服,女人拦住了她,示意她把和服穿走。
  女人说:这样更安全。你的旗袍就送给我吧。
  女人又一次把刀递过来。她接了。
  女人朝她鞠了一躬。
  她也朝女人鞠了一躬。
  她告辞要走的时候,女人说:我送你。
  她们抱着孩子,一前一后走出屋子,女人却又拦住了她。女人说:穿和服不能这么走路。你先跟我学学走路。
  
  那天黄昏,有人看见,两个穿和服的女人,轮流抱着一个孩子,姊妹般偎依着,走过了永安巷。
  
  后来,她很快离开了这个城市。可她无论走到哪里,和服与木屐都始终伴随着她。过重重关卡的时候,化妆取情报的时候,红区演出需要道具的时候,都会用上。有时候是别人穿,有时候是她自己穿。不过她穿的效果是最好的,谁都说她装日本女人装得最像 。
  三十年之后,她成了反革命。小将们抄家扫荡,从箱子里抄出了和服与木屐。里通外国,铁证如山。
  她讲了这个故事,没有人相信。而当初能证明的一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和服与木屐被扔到了火里。她没有表情,只是一点点地看着樱花萎缩,败落。烧到一半,突然有人想起来说不能全烧完,要保留一部分做罪证。于是有人浇灭了火,捡出了几条碎片。他们走了以后,她也捡了一片。那一片上有一枝完整的樱花。
  她带了这枝樱花到了甘肃,在祁连山下接受改造。她被改造了六年。回去的那一年,她八十三岁。
  
  她不爱看电视,也不爱看报纸,最多只是在早晨和黄昏偶尔听听收音机。一个微雨后的清晨,她躺在竹椅上,半寐半醒的听着收音机里的歌声:
  
  樱花啊,樱花啊,
  阳春三月晴空下,
  一望无际。
  樱花啊,
  花如云朵似彩霞,
  芬芳无比美如画。
  去看吧,
  去看吧,
  快去看樱花……
  
  主持人介绍说,这首歌是日本最古老的谣曲,名字叫《樱花》。
  那天,那个女人喂孩子吃奶时唱的歌,就是这首吧?
  她静静地躺着,眼前忽然清晰地呈现出那个日本女人的眼睛。那双眼睛是那么纯净。纯净得就象祁连山上的雪。
  富士山上的雪,也是这般纯净吧?
  暮春的阳光下,她领了领胸,做了一个深呼吸。她的泪水涌了出来,湿润了满是皱纹的脸。
  没有人看见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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