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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杭州。冷风习习,春寒料峭。 蔡文宁披上呢大衣,围上那条她最喜欢的浅紫色羊毛围巾,踏着时间点来到西湖边的永华公共汽车站。 这天是周一,市政机关、学校、工厂等都正常上班、上课,公共汽车站相对有点冷清。她抬头看了一眼对面钟楼上的大钟,时间已经指向下午2点,来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有出现? 她这年才20出头,是浙江大学的女大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才不久。中共杭州市委地下党为了迎接杭州解放,她原来所在的浙大支部把她的组织关系转到杭州市委城市工作部支部,特意要她去做统战工作,每周一下午2点,在永华公共汽车站和上线接头,汇报工作,接受组织下达的任务。[详细]
1948年12月的某一天早上,寒风凛冽,天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雪了。谷超豪戴上围巾和手套,正准备出门去学校,忽然听到敲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男子,穿着件棉大衣,领子竖起来包裹住下巴,只露出上半张脸,但看着有点眼熟。 门外那人见谷超豪看着自己发呆,笑了起来,问:“谷超豪,你不认得我了吗?” 谷超豪仔细一看,激动地叫了起来:“张叶明,怎么是你?这一年多来,你去哪里了啊?”[详细]
1949年4月末的一个傍晚,雄伟的钱塘江大桥人车寂寂,一个面容清癯的中年男子神色忧郁地沿着桥栏踽踽独行。走到桥中央,他手抚栏杆,无限爱怜地喃喃自语道:“大桥啊大桥,我如何才能保住你。” 这个为钱江桥深深忧虑的中年男子,正是此桥的缔造者茅以升。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刚刚接到国民党军方发给他的密令——做好随时炸毁钱江桥的准备。为此,茅以升坐立不安,独自来到了钱江桥上。 茅以升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桥梁专家,是中国现代桥梁学的奠基人,他从小就和桥有着不解之缘。[详细]
冬天裹着雪似的袄子就这样到了,陈三儿百无聊赖地坐在庆丰村村口的大石头上。风里夹杂着些寒气,混合着冰碴子的味道轻轻拍打在他的脸上。 “首长好。” 身边传来李建功中气十足的声音,吓得陈三儿赶紧跳了起来,他冲着村口忙敬了一礼道:“首长好!” ...... 空无一人,村口的小道上堆起的雪人倒是昂着身子。 “好啊,你个李建功。你居然敢忽悠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陈三儿说着就要扑上去,做出一副拼命的姿态。 李建功笑着用手中的枪挡了挡陈三儿,他笑着道:“谁让陈哥你当值都不好好值,虽然首长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也是有纪律的!”[详细]
1926年6月,尘土飞扬,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尘土中慢慢显现出轮廓来,他肩上挑着一副担子,担子两头的货物左右晃动着,脚底下的草鞋已经有些磨破了,他遥望了一眼不远处的韶关县城,咬了咬牙,快步往前走去。 按说天刚刚亮,多的是人出城,但那个挑着担子的年轻人却是逆着人流,挤进了韶关县城。 大街上的人流似乎停滞了,只有些慷慨激昂的声音传来“维护……”的口号声,然而人群有些熙攘,他驻足片刻,赶忙往要送货的地方赶去。[详细]
911年3月29日,富阳木坞村的章家添了一口小子,章家老两口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对于这个贫苦的农户,多出一张吃饭的嘴,并不是什么好事。 按照惯例,章家请了村中的先生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大名仲尧,“仲”代表这是第二个儿子,“尧”完全是因为村中的老先生看了这个孩子的面相,说贵不可言,有圣人之像。章家老两口并没啥见识,先生的话向来是笃信的,所以对章仲尧便多加爱护。[详细]
在杭州富阳的龙门古镇上,有一大片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建筑群,白墙黑瓦,围墙小院;鹅卵石铺成的古村道旁,到处是参天的古树名木。清澈的龙门溪水,弯弯曲曲,静静地从一幢马头墙高耸的民居旁潺潺流过。这幢民居,就是革命烈士孙晓梅的旧居。 1914年,孙晓梅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她家是几代书香的大家庭,她从小就喜欢阅读诗书,受当时新思想的影响,向往民主和进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激起了她的抗日救国热情。1938年,她毅然放弃还算稳定的工作,带着几名进步青年,打扮成难民,步行到安徽,参加了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新征程。[详细]
1937年,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搞得整个城市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奔波,全然顾不上平日里的生活秩序。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上海启秀女校的残垣断壁上,攥紧了拳头,指了指远去的日军飞机,愤恨地说道:“我们无论如何要报这个仇!” 她就是被“乐文社”推选为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慰劳组负责人茅丽瑛,卢沟桥事变之后,她就带领大家为募捐、宣传、救济难民、慰劳前方将士和伤员而日夜奔走。[详细]
1922年7月,正是骄阳似火的时节。 这天在嘉定的一个石库门大院里,上海地委正在召开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改组上海地委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这是在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在几天前的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现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的这次大会,通过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详细]
1922年4月20日上午,在杭州皮市巷三号的一间小屋里,一个文质彬彬、面容清癯的青年正伏在桌案上,用钢笔往一张明信片上写道:“叠接两信,均悉。所托事大约都可办到。青年(团)已于昨天成立,现有廿七人。” 伏案写字的这个青年名叫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那张明信片,准备寄给在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施存统。明信片上所说的“青年团”,是指1922年4月19日成立的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担任书记,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团组织之一。[详细]
蒋明达刚刚结束了武装斗争学习班的讲演,略带疲惫地走出简陋的教室,三年前他在日伪军扫荡时期受过伤,体质一直很虚弱,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会,头有点眩晕。到了外面,被山风一吹,清醒了不少,抬头就见着路西工委委员蒋忠背着手,站在远处的一棵老树下。 “叔,等我那。”蒋明达上前了几步,蒋忠原姓章,不过并不妨碍蒋明达叫他叔。 蒋忠脸色平静,轻轻点头,蒋明达心中明白,这个叔早年在浙江陆军监狱受了七年折磨,性格坚毅、目的明确,若是让他等着自己,一定是有重大事情要商量。 “叔,你说,啥事?” “我想搞枪。”蒋忠回答得很平静,就像是在说明天收把麦子一样。[详细]
1938年12月,一片雾凇中,天显得格外冷。随着日军攻陷了杭州,很多人开始了逃难,树木森森的天目山成了很多人的避难之所。在下旬的时候,九条普通的小木船,经兰溪江、桐庐江、分水江,直溯天目溪,抵达於潜县城以北天目山麓鹤村。当地的人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然而到岸后,村民们发现这些人不是来逃难的。一行二十多人,都是精神高昂,在一个皮肤白净、身材不高,大概三十来岁的戴着黑框眼镜青年的带领下,把一台三灯短波收报机,一台四开手摇印刷机和两架园墨台从船上搬下。这时候,岸边走来了两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一看那个黑框眼镜青年就迎了上去:“闻识兄,你们总算来了!一路辛苦!”[详细]
“瑞梅,你快走吧,国民党的人可能已经发现这里了,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昏暗的小房间里,一位老人苦口婆心地劝着坐在他对面的男人。男人的左臂绑着纱布,仔细看的话可以看见渗出的片片殷红,他的脸上虽没有伤口,却也布满了淤青,一看就是和人干架没打过逃回来的样子。看了眼老人半白的头发,男人的目光渐渐黯淡,可是他的话语却坚定不移:“刘老师,你先走吧,还有两个同志没到,我再等等他们。”[详细]
1937年3月25日,杭州春意盎然,“最是一年春好处”,西湖边嫩荷初卷,绿柳新芽。这天夜幕刚刚降临,西湖边昭庆寺旁的一幢幽静、名曰“柏庐”的别墅门口一辆小轿车停了下来。 柏庐建于民国初年,曾先后做过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的官邸。边上的昭庆寺在1926年西湖边拓建马路时,已经拆掉了的前殿天王殿,万善桥也不复存在了,还填掉了桥下的青莲池,在彼时已经颇为破败。此时的柏庐门口,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正带领着一行人迎接要人,看着小轿车停了下来,黄绍竑居然亲自上前打开了车门。[详细]
1932年12月的一天。 於潜县中心地带的某个小阁楼里,马海妹把头探出窗口望了望空无一人的街道,回头对一个正在灯火下奋笔疾书的男人说道:“大仁哥,楼下没人了,应该是安全的,你快走吧。” “好,”男人刚好写完要写的内容,他盖上笔盖,起身把信纸递到马海妹手里,说道,“海妹,住在这儿的这段时间真是麻烦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给,这是我亲笔写的入党推荐信,你不是一直想加入共产党么,我相信你的能力和你的觉悟,所以我给你写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想应该能帮到你。”[详细]
1927年的夏天,蝉声仍是聒噪。 这一年才过去一半,就发生了许多事情。 “你说,这共产党还能不能翻身?”说话的人是西乡的一个富人家的长子,他坐在椅子上,头上传来“咔嚓咔嚓”的剪子声。 “肯定不行了,你可能没听说,这蒋介石连续发动了两次清剿,据说共产党都差不多被清剿干净了,现在是在剿灭余党呢!”回答的人坐在一旁,等待着剪一个干净的发型,好换换运气,这人是个有名的赌徒,“这个共产党,搞什么农民协会,还说什么给农民争权利。我们家有几个长工还信了这个邪。现在求着我爹要回来做工,真是痴人说梦......”[详细]
乐低回,空中纸钱飞扬。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送葬队,抬着用一条破草席包裹着的逝者,缓慢地行走在横山岭下的山间小路上。 送葬的人披麻戴孝,面黄肌瘦,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尤其是走在最后面的那几个人,摇摇晃晃,连脚都没力气抬起来,快要倒下去了似的。 就在山间小路左侧的一片树丛中,有位青年男子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着送葬队伍从自己的眼前经过,眼中流露出悲愤的神色。他名叫唐阿毛,今年29岁,身材健壮,浓眉大眼的,看上去十分的机灵。他是附近栅庄桥村人,是地下党栅庄村党支部书记。他手中拿着一把铁锹,正在山林中挖葛根。[详细]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姐,又在念《木兰辞》啊。” 随着一个铿锵有力的男声响起,童润蕉放下手中的书本,抬起头把黑长的发丝捋到耳后,问道:“瑞梅,你怎么来了,今天不用和汝清去开展工作吗?” 童祖恺抬手向她晃了晃自己手里拎着的袋子,笑着说:“姐,今天可是你这当上大洋妇女协会分会负责人的日子,我当然要来向你道个喜了。来,尝尝这个点心,我特意去城里买的,听说味道可好了呢。”[详细]
“阿马,你真的想好了吗?” 男人思忖片刻,攥紧拳点点头。 昏暗角落的破旧木床上,一位老妇在她老伴的搀扶下艰难起身靠着墙壁,忍不住捂嘴咳嗽几声,说:“你要清楚,一旦这么去做了,就再没有回头路了啊。” “娘,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男人没有丝毫犹豫。说完这句话,他把目光移向老妇身边的老人,后者从他进屋起就没有说过话。 微风透过窗户的破洞带来屋外的炎炎热意,老人拭去额上渗出的汗水,蓦地咧嘴一笑,现出层层深纹,说:“想去就去吧,我和你娘都支持你。” “嗯!”[详细]
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召开市民大会,支持浙江省省长夏超宣布独立,脱离北洋军阀。 黑夜起,省府外,喧闹声不止,站在窗前,甚至能看到大批的人群,有工人,有学生,几乎拥有着杭城各界人士!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前来请愿,要革命!不要军阀!整整一天,整个杭城都是这般,这让省府内的人都沉默了,也让整个杭城内的气氛都很紧张。 坐在首位的,是浙江省长夏超,此刻的他显得有些犹豫,身边的烟灰缸内已堆积着十余个烟头,而在他身前则还有几人,以贺威圣为首,他是中共杭州地委书记,一旁还有其他几人,有杭州地委的同志,还有远道而来的同志,目的和外面那些人一样,今日只为这件事而来![详细]
这种闷热的气氛影响到了在湖边的一座小洋楼里开会的七个人。这座视野十分开阔,在这个夏日能清楚看到保俶塔的洋楼的二楼,这七人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政党今后的根本发展问题。这七人的名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如雷贯耳: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 我们无从得知这次会议当时具体的情形,但是从后来我们能看到的油画上,这七人神态各异:马林和李大钊居中而坐,马林举手像正在说什么;陈独秀傲然而立,张国焘则手中拿着长长的稿子,表情颇为不平;边上张太雷夹着一个当时最流行的硕大的文件夹,一脸期盼的看着远方。[详细]
“爹,你真的要参加那个农民协会吗?现在官府管得紧,要是他们发了火,抓了你可怎么办啊!”刚一进门,一个年轻人就迎了上来,他接过老者递上来的蓑衣,放到一旁的架子上,一脸担忧地看着老人。 “呸,我李成虎怕过谁,他们有种现在就来抓我。”这个自称李成虎的老人脸上爬满了皱纹,斗笠没能遮住的雨水顺着褶皱滑落下来。他眼神炯炯,看着儿子,继续道:“我老了,我不怕死。不过就是早几年晚几年的事,但我不能让我的后人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地主老财欺压着!”[详细]
王淦昌是浙江大学最年轻的物理系教授,对中微子的探测到了痴迷的程度。就在昨天,他带着自己的学生,又做了一次有关微子探测方面的实验,由于场地过于简陋,再加上实验用具的不足,虽然还是没有成功,但又积累了不少经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中微子确实存在的信心。他今天就是特地来向竺可桢汇报这方面取得进展的成绩的。 窗外天色阴沉,黑云压顶,竺可桢的心情却比这天色明朗许多。自从他从去年11月,带着浙江大学的全体师生撤离杭州,一路往西迁移,各种艰辛远远超出他此前的预计,可是浙大的教师和学生们,克服种种困难,求知欲望反而更加旺盛,依然保持着高涨的教学热情,科学研究也没停顿。[详细]
这支队伍,正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以方志敏、刘畴西、粟裕等人为首,从中央苏区一路向闽浙皖赣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揭露国民党投降卖国的反共政策,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推广抗日运动的发展,在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队,减少对苏区的压力。 一路走来,红十军团战斗无数,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当前,对于红十军团而言,更是一个尤为艰难的时刻,故而他们选择在这茶山村暂时休整,同时也要为红十军团之后的行动研究出一个方案来。[详细]
宣中华回过头来,他眼角隐隐有泪光闪过,但他知道,在革命的道路上,牺牲是无法避免的,他扫视了一眼与会的人,他们本该都还在课堂里学习知识,他点了点头正色道:“我们不能让同志们白白牺牲,但我们要明白,他们的牺牲很有可能只是先兆,接下来还有更大的风云要我们去面对!” 宣中华顿了顿,继续道:“革命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要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希望各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传达给我们的爱国青年,暂时先停止大型的活动。我们也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国民党右派的新动向,做好爆发突然事变的应急准备。” 果不其然,不过几天的时间,大家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详细]
混浊的江水拍打着浙东运河的堤岸和码头,天依然未亮,陆地与水面一片混混沌沌,月光无法透过厚厚的云层洒向大地。 早春乍暖还寒,冰冷坚硬的西郭码头边零散着几粒灯火,冷风萧瑟,难见几个人影。 忽然一声悠长的汽笛声打破了夜深人静,水波激荡,一艘并不大的汽轮带着引擎的噪声缓缓靠近岸边。 随着船夫们的吆喝声,厚重的跳板搭在了船舷与岸边。 一个浓眉俊朗,目光炯炯的男子扶着船舷,直到汽轮平稳地靠岸,贪婪地吸了一口带着湿气的早春空气,国字脸上露出了欣喜。[详细]
今天的环城西路和庆春路路口,在这个离美丽的西湖不过两百米的湖滨胜地,浙江望湖宾馆在一片绿色掩映中迎接着四方宾客。在欣赏着湖光山色的同时,也有人也许会对望湖宾馆后面那条只能两车并行的小路产生一点好奇:这条路为什么叫教场路啊?这里以前是不是一个操场?是的,一百年前,这里是有一个操场。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个操场不是学校的操场,而是一个监狱的操场。这里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监狱:南宋的时候,这里是大理寺狱,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专门关押最重要罪犯的监狱。[详细]
浏览器开启的网页正是于子三的生平简介,那张黑白色的照片上,戴着黑色圆框眼镜上的他,静静地看着我,耳边隐约传来一个声音:“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黑暗已经过去,天已经亮了! 于子三事件就像一颗火种,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让更多的年轻人觉醒,投入到革命大业中。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将肩负着革命先烈的传承,为中华民族强盛而奋斗! 轻击键盘,将仍未淡忘的梦作成此文,以为纪念。[详细]
“从前恨江流不转,失计台彭大旅威顺相继去,祸首指东洋;而今又是亡国条约,迫我皆承当;商量相待争五寺,后患正方长……”一曲《国耻歌》回荡在之江大学总讲堂,这是1919年的5月9日的上午。 “同学们!”《国耻歌》带动着全场沸腾的情绪,一个身穿蓝色短褂的少年站在总讲堂的演讲台上,他高举着手,示意同学们安静下来。3000余人的总讲堂内,一瞬间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目光矍然地盯着台上的人。 “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同志已经为了这场运动牺牲了,还有无数的没有留下姓名的同志,他们在最危险的地方冲锋陷阵,我们要拿出我们全部的热情,为国家献出一份力量!”[详细]
1949年初,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打垮,国民党在南京的中央政权一片混乱,摇摇欲坠,盘踞在杭州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如惊弓之鸟,终日惶惶不安。但他们也不甘心死亡,仍作垂死挣扎,一方面积极策划反革命应变,另一方面,则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把长期关押在杭州弥陀寺的一批被俘的我党军政干部,秘密转移到市郊杭县管辖的花坞,这些被俘人员随时都有被杀害之灾。[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