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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凌:如何批判技术异化?—读《地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2月13日15:21 来源:新浪 吴岩博客

  《地铁》:主题、意象与动机

  自韩松出道以来的所有创作中,“技术”与“国族”无疑是始终纠缠在其文本中的两大主题,前者如《美女狩猎指南》中,呈示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人造美女背后高度发达的生物技术,如何服务于僵化扭曲的现代社会中泛滥的欲望狂欢,以此点破科技进步的现代神话;后者如《我的祖国不做梦》这样的“国族寓言”(詹明信),以无可置辩的强悍逻辑,展现了中国“从昏睡入强盛”[1][①]的未来图景,以及个体在其中无力的精神挣扎。而在更多的文本,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两者则往往以复杂的形态纠合在一起,同时亦各有侧重。如果说《2066年之西行漫记》在超级信息网络与外星生命的光怪背景下,重点着笔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族言说,那么这部新出的《地铁》,虽然依旧不时闪现着国族的魅影,却将更多的思考指向了在以“地铁”为表征的未来技术时代中,人类可能遭逢的生存境遇。

  整部《地铁》由五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段落构成:《末班》中的文员老王,偶然间撞破了末班地铁的鬼魅景象:草绿色的怪人们将地铁乘客一一装入盛满绿色溶液的玻璃瓶中,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他最终也成为一具瓶中标本;《惊变》中的地铁列车驶入了无尽的隧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节车厢中的乘客慢慢“进化”成种种怪异的物种;《符号》中的小武一行人深入地铁隧道深处,试图探寻“宇宙化”的真相,并遭逢种种光怪陆离的地心奇观;《天堂》中幸存的人类部族历经劫难后回到地表,却被千万老鼠团团包围;《废墟》中一对重返地球的男女试图寻访先辈灭亡之谜,却遭遇更大的谜团,以至于连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存在也成为疑问。

  透过这五个充满变异与扭曲的故事,韩松不断触及一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极端高科技的未来时代非但没有助益人类理性与秩序的发展,相反呈现出一种高度扭曲与变异的状态。换句话说,韩松所致力书写的主题,是人所制造的科技成品——比如高度系统化的地铁系统,它一方面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生活提供高效的运输途径,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国家的标志,作为我们不断追寻的目标,承载着我们的富强梦想——是如何反过来成为人类的囚笼,成为人类的主人,反过来操控、改造人类等一系列的问题,借用一个马克思的术语,或可称之为新技术时代的人类异化问题。

  必须承认的是,通过选择地铁这样一个意象来处理技术异化问题,韩松展现出了一位优秀小说家的敏锐眼光。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铁路从来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聚讼纷纭的所在,它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现代梦想,以及围绕这个梦想展开的种种努力与争斗,而且也从来都是新的感觉经验,新的所谓“现代”体验的表达载体。除了对于速度的感觉、空间的迅速转换之类比较常见的内容以外,我们当然还会想到如张爱玲的《封锁》这样的文本所展现的,新的车厢环境所造就的新型主体间关系的命题。

  而在韩松这里,这一能指又导向了新的所指。他观察到,一方面,“整个中国,都在拥抱一场地铁的狂欢”[1][②],地铁成了城市化、现代化的最新标志。而另一方面,日日穿梭在这一地下空间中的人们,却几乎对这个“新的社会”一无所知,技术与信息的壁垒阻绝了人们好奇的目光:“谁是当今幽冥之府的国王呢?是进化中的电动机或自动调度软件,还是六节编组的列车本身?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连司机也只怕是傀儡。”[1][③]对于这个问题的无知令人绝望,而众人对于这种无知的麻木则“令我恐惧而孤独”[1][④]。由此,地铁变成了一个新的、高度技术化的、移动的“铁屋”,人们在其中经验生老病死,却无由探寻它的规律。然而,透过文本我们发现,韩松在这里所做的与其说是“铁屋中呐喊”,毋宁说是在告诉所有乘客,轨道的尽头是坟,更或者,如《惊变》所述,列车将永续前行,轨道永无止尽。

  “人”“物”关系与批判主体的缺位

  而这正是韩松对技术异化的基本态度,在我看来,韩松对于未来基本上是绝望的,或者说,他对技术加于人的异化与压迫有着极为深刻的估计。一个简单的比较可能更容易凸显这一点,如果最近的三部小说——王安忆的《天香》、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和韩松的《地铁》——都可以被视为是书写“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作品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这三者展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王安忆笔下的天香园里,织工与绣品比翼连理,人以造物实现自我,物借人手进入历史,借张新颖的话说,是“天工开物,假借人手,所以物中有人,有人的性格、遭遇、修养、技巧、慧心、神思。这些因素综合外化,变成有形的物,‘天香园绣’是其中之一。这是‘天香园绣’的里外通,连接起与各种人事、各色人生的关系。 ”[1][⑤]两者依旧可以达致和谐。而董启章的双声部小说,则在“人”与“人物”之间不断摆荡往还,两个世界互相建构、互相拆解,在某种游移中打开叙述的空间。

  与上述两者相比,韩松呈现出一种更为决断也更为悲观的姿态,在他眼里,“物”对“人”的宰制几乎将是不可避免的未来,而同时,他又对这样的未来充满警惕与焦虑,并希望对其加以批判,这就使得他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呈现出一种相当纠结的面貌:韩松并非是通过对于技术的缺陷的展示,来批判技术统治,而毋宁说是通过对技术终将达致的成就的展示来进行的。因为要展示缺陷,就必须要提供一种完满的、可欲的、无缺陷的人性状态,或者说,提供一个人与技术和谐共存的未来乌托邦,而这恰恰是韩松的文本所彻底摈除的内容:我的感觉是,韩松非但没有落入“人性反抗技术侵蚀”的好莱坞式叙事俗套,更进一步,他试图追问的可能是,新技术时代是否已经生产出了新的关于“人性”的定义?假设如此,那么,除非我们彻底毁弃所有科技成品(这是可能的吗?),不然,所有前技术时代的人性乌托邦,都将流为空言。因此,我们事实上无法执守着某一种特定的“人性”标准,来宣判技术异化的恶行,这也使得韩松的批判成为一种只有对象,没有立场,只有客体,没有主体的批判。

  这种批判立场与主体的缺失体现在文本所塑造的两类主角上,一类是生活在与我们比较接近的年代的人们,譬如《末班》中的老王,对他而言,过去是所谓表格构成的生活,是科层制的单位,是由刻板的上下班制度宰制的沉闷、枯燥、日复一日的世界,而未来则是技术的统治——表格与地铁,或许两者就是同一种东西,同样将他们作为自身的工具与奴隶,对于他们而言,一个非异化的世界从未存在,也无从想象,面对新的异化形式,他们没有能力给出有力的回应,结果或许只能被“浸泡在盛满绿液的瓶子里”[1][⑥]。而另一类人,则是生活在未来技术世界的人,韩松的小说不断地塑造一些试图在一个技术统治的、异化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出身与来路的角色,“小武”想要追问自己为什么要叫“小武”,雾水想要打捞前世先辈们生活的蛛丝马迹,但这些人的结局如何呢?小武的努力未尝成功,五妄被老鼠团团围住,而在雾水那里,韩松给我们的答案更加绝望:或许所有关于“先辈”的想法,所有关于“前技术”时代的叙述,本身也不过是想象,是技术时代为自己编造的历史,是由“未来”生产出的“过去”,甚至从事这种寻找的雾水本人,其实也不过是技术的产物,是所谓“池水的概率叠加”[1][⑦]。

  总而言之,不论对于现在还是未来,未经异化的人从未存在,那么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又从何谈起呢?由此,通过情节与逻辑的铺展来批判技术异化失去可能。在卡夫卡那里,格里高利起床后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至少说明在这之前,他还是一个人,但韩松更进一步,或者更退一步,他从未试图召唤出某种“日常”状态,他仅仅呈现了末日,而没有给出救赎的可能,他让你怀疑,或许我们从来都只是虫子。

  文本形式与写作实践:绝望及其抵抗

  问题在于,韩松一方面点出了前技术时代乌托邦的虚妄内核,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技术时代的异化处境做出回应,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内在紧张,正是这种紧张感,迫使我们回到这部小说的形式层面,来考察他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其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我们来读一下这本书的第一段:

  他下了夜班,要去搭乘末班地铁回家。他沿着大街,逃跑一样,跌跌撞撞奔至车站。他举起头,见天空赤红而高大,如一片海,上面有个黑色的、奇圆的东西,像盏冥灯,被骷髅一般苍白色的摩天大楼支起。漆黑的月亮下面的城市,竟若一座浩阔的陵园,建筑物堆积如丘,垒出密密麻麻、凹凹凸凸的坟头,稀疏车流好似幽灵,打着鬼火,在其间不倦游荡。[1][⑧]

  在这部小说中,上文的段落是极为典型的:寓言式的笔法下,形容词层层叠叠,双重、乃至多重的比喻,修饰性的语段俯拾即是。一方面是迷宫般的隐喻结构,“现实”与“梦境”、“地上”与“地下”、“天堂”与“冥府”、“《读书》”、“S市”、“M国”、“C公司”、“你是哪个单位的”等等能指不仅勾连起《地铁》与韩松过去的一些作品,也指向当下现实中的诸多物事。而另一方面,这些隐喻却不断自我撕扯,甚至彼此矛盾[1][⑨],无法串联起一个清晰可辨的所指结构,读者彷佛手捧1000块绚烂的拼版,却无法将其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案。

  毫不奇怪,有论者径直将其称为是一本“形容词”小说[1][⑩],而如果我们愿意做一点功课,逐一将小说中的修饰部分删去,恐怕会惊讶于其中所谓主干情节的简化、支离、甚至是模糊——上文的段落不过描写了主人公下班去地铁的路上看见了月亮、建筑与车,如是而已。可以说,韩松对情节的发展,或者说,对读者能否读懂情节逻辑并不在意,通过大量隐喻的引入,他不断打断正常叙述时间的行进,不断把读者拽住,在这延宕的片刻里,迫使我们去凝视那些生涩、奇诡、阴郁的形容词的狂欢,感受他在每个段落里刻意布下的幽暗氛围,及其询唤出的内心不安:他在意的是通过这种鬼魅的氛围渲染,写出技术统治的阴暗恐怖。

  在我看来,这正是韩松在缺乏乌托邦可能的思想前提下,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尝试。主体的缺位、前技术时代的虚妄、乌托邦想象的空洞,使得借由小说的情节、借由故事在线性时间中的逻辑推演来批判技术对人的异化变得极其艰难,因此,韩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来结构其文本形式,一方面,他将技术的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既成事实,而另一方面,他抛弃情节,转而通过“感觉”,通过描述技术时代的魑魅一般的不安,来让人“体验”,而不是“理解”技术异化之可怖。从而在感性,而非理智,在感染力,而非说服力上,达到批判技术异化的效果。[1][11]换句话说,通过对异化状态下人类境况的丑陋甚至是令人作呕的场景的描写,韩松曝露了技术异化在前理性、前逻辑的层面上给人造成的创伤,同时封闭了任何修复与和解的可能。

  借由此种“不安”的“气氛”,技术异化的创伤被赤裸裸地呈现在文本之中,而同时,技术统治的未来又似乎不可避免,由此,未来便透露出某种绝望的讯息,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回应这种绝望呢?在这里,我以为必须将韩松的写作实践纳入考量的范畴,在我看来,书写文本的实践行为本身,正是对这种绝望的抵抗,诚如飞氘所言,“韩松用写作把自己拯救了”[1][12],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地铁》这一文本所呈示的创伤提醒我们,通过描绘田园牧歌式的前技术时代图景,并以此构造某种人性乌托邦的方式,已经无法对技术异化构成有效的批判,唯有开放出真正实践性的反思与抵抗,才是“反抗绝望”的可能途径,而这正是这部晦涩的小说的力量所在。

  余论

  应当说,韩松在“气氛”的营造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惜的是,在这样一种以感染而非说服为主要手段的叙述中,作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具有生长可能的内容,比如一直出现的“C公司”,背后似乎始终隐现着国家主义与全球资本的魅影,隐现着技术进步背后的支配性力量所在,也使得读者对它抱有极高的期待,但到小说最后,却变成了“只是一种随机”,除了液体“什么也不是”的东西[1][13],未免错失了一种让文本往不同的方向生长的可能性,也使得文本无法真正展示出技术异化的恐怖与荒谬,它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样一种一往无前的技术革新的引擎究竟在哪里,跨国资本和国家主义之间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在什么样的动力下,不断推动着技术的发展?由此,技术的发展乃至于统治,其原因就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无人知晓的,因而也是神秘的、抽象的东西,而这是相当可惜的。

  毋庸讳言,这部作品存在着种种的问题,措辞的粗率、意图的晦暗、表现力的不足,在在皆是。但不论如何,这一文本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问题,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作家的写作遭遇困难——行文的晦涩、情节的模糊、理解的难度,应当是正常的,甚至是可贵的。说到底,地铁作为新技术时代的“铁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被摆上台面,那么,我们或许还是应该感谢韩松的这部小说,以及他遭遇的这些困难。

  《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48-50页 

  [1][①] 贾立元(飞氘):《韩松与“鬼魅中国”》,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

  [1][②] 韩松:《地铁》,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③] 韩松:《地铁》,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④] 韩松:《地铁》,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⑤] 张新颖:《一物之通,生机处处》,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4月24日。

  [1][⑥] 韩松:《地铁》,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⑦] 韩松:《地铁》,2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⑧] 韩松:《地铁》,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⑨] 譬如《读书》杂志作为一个符码曾多次出现,先后被作为地铁读物、超级地铁逃生术、C饮料公司内部刊物、技术手册、探险地图、操作手册等,在宋明炜看来,这一符码象征着“中国近三十年的思想变迁”以及一个“‘知识分子’传统”,然而这样的比附似乎稍显生硬,在我看来,这一符码的多重所指,恰恰证明对它的阐释无法定于一尊,强调的正是其歧义本质。参宋明炜:《“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载《读书》2011年第9期。

  [1][⑩] 张定浩:《一个地狱的受害者》,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3日。

  [1][11] 这也就解释了韩松在这本书里近乎无节制的对种种科技语汇的使用,甚至是滥用。这一点与当代中国另一位重要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堪堪相反。刘慈欣在科技语汇上的使用是相当节制的——这并非意指其在数量上的大小,而是说,在刘慈欣这里,每一个词语都对应着相应的解释、说明,对应着词语所表明的现象、技术、工具在情节中的作用。而韩松似乎完全不在乎这些,几乎是信手拈来,随意安放,因为这些语汇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说,根本不在于说明情节内容,而在于制造“气氛”。

  [1][12] 飞氘在2011年8月召开于上海作协的“今日批评家”论坛上的发言。

  [1][13] 韩松:《地铁》,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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