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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提供资料回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1月16日01:00 来源:昌少骞

  作家姚雪垠在武汉创作《李自成》第一、二卷期间,常来湖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省馆)借阅文献资料。一九七七年五月,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重版〈前言〉中对省馆致以谢意。一九八四年二月,又为省馆建馆八十周年题诗二首留念。

  其一

  武昌城内蛇山麓,佳木葱茏明我眸。

  秋月常窥写字案,春阳也照借书楼。

  三年泽畔风吹帽,五夜灯前雪压头。

  每忆孤征艰苦日,抱冰堂下翠烟浮。

  其二

  归来莫道雄心减,风雨幽窗苦著书。

  白发催人征路远,青山迎面步行徐。

  芸编对我犹怀旧,彩笔凌云再奋初。

  倘若石渠排牛鬼,史诗入梦竟何如?

  为便于理解,作家特意加了注释。第一首第四句指省馆不以他为“摘帽右派”,在借阅资料时尽力帮忙。第五句指他于一九六○年摘掉“右派帽子”调回武汉。第七句指他孤独地埋头写作《李自成》。第二首第四句指他于一九七三年春,从五七干校调会武汉来省馆借书,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省馆肯不肯为他服务没有把握。第五句指省馆仍旧热情为他服务,一如往日。石渠即石渠阁,为汉代国家藏书之处,借指省馆。

  当时为姚雪垠创作《李自成》提供资料,是由省馆参考阅览室承担。笔者是参考室负责人,认为协助作家详细地占有资料,是应有的职责,可是作家对我们的工作却一再嘉许,并对笔者说:在他的生活中喜欢交两种朋友,一是医生,一是图书馆员。这对笔者是一个鼓舞。

  究竟为这位作家做了些什么?现就回忆所得,向图书馆界同志汇报。

  一、提供资料概况 

  一九六一年九月,姚雪垠同省馆副馆长张遵俭在湖北省宣传部举办的为期半月的学习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姚雪垠即来省馆找张遵俭办理借书证。张遵俭陪同他到参考室向我介绍,我即发了一份借书证,并将他列入重点读者,享受优惠服务,从此开始了向他提供资料的工作。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在这长达十四年的时间内, 是姚雪垠来省馆借阅资料的时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姚雪垠下放到湖北埔圻县五七干校劳动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没有来省馆借阅,因此实际借阅时间是八年。在这八年间,每年借阅以一百二十种计,共计借阅九百六十种,借阅资料以古籍线装书为主,其中以地方志和别集居多。省馆收藏的线装书是仅供馆内阅览,概不外借;只是对重点读者在特殊需要情况下,方予外借。姚雪垠每次借阅,都是事先将书名和作者函告。参考室将书找好后,即函复他来馆阅览,他一进室即开卷阅读,抄录所需资料后离馆。在不能来馆需借回时,就由其夫人王梅彩来馆借回。在所需资料中如省馆缺藏,省馆就用馆际互借方式向武汉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代借。

  在需要罕见古籍时,常来函告诉我代找。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在庐山写作时给我来信,要看《杨文弱集》,经检索馆藏目录本馆缺藏该书。《明史·艺文志》、《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一九五九年出版)未收。清姚觐元编《清代禁燬书目(补遗)· 全毁书目》收有《杨文弱集二十本》,明杨嗣昌撰。孙殿起辑《清代禁书知见录》收有《杨文弱集五十七卷》,明杨嗣昌撰,崇祯间刊。孙殿起录《贩书偶记》收有《杨文弱集五十七卷》,明杨嗣昌撰,崇祯间刊。我将这些情况作为线索提供,以便他再向有关方面寻找。十月,他从北京来函,告诉我已向吴晗询问关于《杨文弱集》的问题,得知吴晗在青年时期曾在北京大学看过,他已经借到阅读。以后,我在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一九八0年第一辑,读到张显清写的《研究明未农民战争史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杨文弱先生集〉》。文中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根据《杨文弱集》原稿抄写的手抄本一套。并根据可靠材料证实,《杨文弱集》是杨嗣昌之子杨山松弟兄在清康熙间编就,杨嗣昌之孙杨农正,杨农基作过校对。杨嗣昌之曾孙杨绪、杨绍、杨缵、杨缙在康熙末年付梓刻版。指出《贩书偶记》著录为崇祯间刊是不准确的。我又将此情况函告姚雪垠,以便他能看到另一个版本。

  自一九七六年迄今,是姚雪垠在北京创作《李自成》后三卷的时期, 所需资料由北京图书馆提供。 但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六年这十一年时间内, 姚雪垠同省馆每年都有一至数次联系。 其中或因事来武汉 ,顺便来省馆借阅。 例如一九七九年三月,他来武汉师范学院讲学,就派助手来省馆借其旧作《牛全德与红萝卜》(一九四二年重庆文座出版社出版)、《春暖花开的时候》(一九四四年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两书,省馆缺藏, 向重庆市图书馆代借到了。 或因资料是在武汉出版,在省馆查找较易,函告省馆复制寄去。 例如一九八三年五月, 他从北京来信需复制批判其作品《草堂春秋》的文章。我们经过检索所得,复制了陈安湖著《姚雪垠的〈草堂春秋〉宣扬了什么》(《江汉学报》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新翰著《〈草堂春秋〉是一篇大毒草》(《湖北日报》一九六五年一月十日第三版)、宋漱流著《在历史题材的掩盖下—评姚雪垠的〈草堂春秋〉》(《长江文艺》一九六五年一月号)三篇文章寄去。在这十一年间,每年借阅以十种计,共一百一十种。姚雪垠在武汉和北京两地向省馆借阅资料时间长达十九年,借阅资料种数共计一千零七十种。

  二、服务促进学习

  为了作好为姚雪垠创作提供资料的服务工作,我们常根据他的借阅图书记录,分析读书动向。每当刊物上发表《李自成》的个别章节时,也争相阅读,了解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以便作好提供资料的准备。这类工作常促进我们学习一些知识。更可喜的是,姚雪垠常在借还图书时,主动地向我们介绍书中要义,使我们大受教益。

  例如在他读完清傅山撰《霜红龛集》后告诉我,傅山是反李自成的。经他这一指引,我浏览了《国朝先正事略·傅青主先生事略》,始理解《事略》中所写“甲申国变,梦天帝赐之黄冠,乃衣朱衣,居上室养母”之意。《事略》仅提到傅山著有《霜红龛集》,但未作评价。接着我看了张舜徽著《清人文集别录·霜红龛集》,称傅山在清初儒林中最为博雅。对《霜红龛集》评价为“多为读书有得之言,足以觇博览之博。读史四卷中,尤多精诣,能发人之所未发”。这使我对傅山其人其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随即我读了《霜红龛集·喻都赋》,这篇赋作于崇祯十一年,正是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于明军包围之中,突围出来时只剩下十八个人的悲惨时期。可是傅山却写这篇赋,歌颂崇祯皇帝精察,京都不准南迁,人心乃定。并用“载山东而被河洛,扼潼关而震幽墅”这样的“佳句”来赞美崇祯皇帝在潼关围攻李自成所取得的胜利。我始知傅山是反李自成的。如果得不到姚雪垠的指引,我对傅山其人及其书,仅能停留在一知半解上。因此,在为姚雪垠提供文献资料服务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文献资料知识的过程。姚雪垠既是省馆的读者,又是我们服务人员的良师。

  三、工作存在问题

  一九八六年五月,姚雪垠来武汉,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举行的姚雪垠、徐迟、碧野文学创作五十年庆祝会。会后,姚雪垠告诉我,计划在《李自成》全书五卷出版完毕后,再作统一修改,每卷各成一个单元。读者想买全书五卷也可;如果只需其中一个或几个单元,只买一卷或几卷也可。听后,使我联想到在省馆为姚雪垠提供资料工作中还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没有将姚雪垠在省馆的借阅图书记录保存。如记录得到保存,在《李自成》全书五卷出版后,省馆可与北京图书馆合编一部《〈李自成〉参考书目提要》,这对研究《李自成》的专家,可以作为一个专题目录提供。还可以另编一部《明末史料书目提要》,供研究明末史的专家作为专题目录参考。 这两部目录都可以在记录基础上经过筛选,在请姚雪垠审定后编就。可惜姚雪垠在省馆的借阅图书记录早已散佚,失去了编这两部目录的最佳基础。当然,如计划要编,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就要费力得多,且选书质量也不及这位作家的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没有为姚雪垠建立读者档案。省馆向姚雪垠提供资料的时间长达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间,仅就有关借阅和咨询的来往书信每年以十件计,共一百九十件。如建立了档案,将这些来往书信都放在姚雪垠专档内,这将是省馆总结参考咨询工作经验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可是没有这样做,造成了工作中的失误。在此将这两个问题提出,请予指正!(昌少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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