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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学小说之衰蜕──以《新纪元》为中心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2年01月09日11:03 来源:科幻理论网

  科学小说自晚清引入,曾经一时风光,备受推崇,并掀起一股翻译和创作的热潮。它的“所论所述,也深饶历史文化意义”,更是“我们一窥世纪之交,历史及政治思潮嬗变的好材料。”1 然惜其来去匆匆,倏忽而过,未曾辉映文坛,便已急转直下,一蹶不振。自1902年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始,至1908年《小说林》对于新小说具体数量所作之统计,便言有“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言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此一结果表明:当时不管是译介的还是创作的科学小说,均已失却了原先的蓬勃风光与生气。科学小说从无到有,由盛入衰,不过区区数载,其因实可深究,文本遂取碧荷馆主人所撰《新纪元》作析,小说以其叙事表达,投射了科学小说在晚清的崎岖命途,其得失之间,皆有意味。下文将缘此脉络,展开论述。

  一 《新纪元》:不成型的写作模式

  就在《小说林》作出统计的同一年,《新纪元》2 由上海小说林社刊行。这是一个复杂、多种文体杂糅的文本,以历史演义、神魔志怪为其架构,结合大量新式军火,遂号称“科学小说”。

  故事设定在世纪末的1999年。此时的新中国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之大国:政治上“久已改用立宪政体”,中央地方各有议院议会,而“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人口一千兆,军队六百万。中国的强盛引起了白种各国的猜疑和联手抵制,恰逢此时欧洲匈耶律国境内匈奴后裔黄种人与欧裔白种人之间发生纠纷,酿成内乱,黄种匈王求助于中国大皇帝,中国随即出兵远征欧洲,挑战白种列强。中方统帅黄之盛,精通“格致理化之学”,“满腹经纶,浑身才干”。统率强大海军,由北京经福州、广州,过越南、新加坡、锡兰,随后进入红海,决战于苏伊士河沿岸,一路与敌斗法。各种新鲜武器陆续登场,次第引进,可谓叹为观止。黄之盛凭借类似于雷达的“海战知觉器”、声纳的“洋面探险器”与“洞察海底毫末”的“洞九渊镜”,击退敌潜水雷之袭;以“如意艮止圈”制服了“水上步行器”之扰;面对敌军施用剧毒的“绿(氯)气炮”,中方应对以“化水为火”法。其他武器如避电保险衣、流质电射灯、泅水衣、日光镜等海战器物,游空船、空中飞行器、世泰莱茵等载人气球,以及电气墙、电塔、吸炭气电机、追魂砂、消电药水等光电发明,蔚为大观。黄元帅一路高歌,敌军望风披靡,迫使白种诸国签订城下之盟,战事结束,中国以胜利者姿态进入“新纪元”。

  《新纪元》之光怪陆离,只在五花八门的武器展示上,有新异之表,无独创之实。以旧小说之瓶,装科学之新酒。其失在于文类特质、写作模式、叙述方式等方面含糊不清。“科学小说在晚清文学界始终没有获得一个严谨、周密、固定的含义。”3作为一种传统所无的舶来品,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定义,一开始就只是从旧小说类似的创作范式中去寻找,通过与旧小说的联系和对比,获得大致的概念和认识,这种比较得来的概念不仅模糊不定,更缺乏独立自主性。当时对于“科学小说”有多种称谓,这“反证了这一文体观念的宽泛与不确定性。”4 穷及晚清,科学小说创作者始终未能掌握明确的科幻文体概念,遑论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本体叙述模式。

  推动《新纪元》情节发展的,是传统的历史演义、神魔志怪小说的故事模式,如征讨远寇、两军对垒等。传统长篇小说的固定的模式,如章回体、回目诗、“话说”、“且说”、第三人称叙事方式等,构成了文体的重要标志。晚清科学小说大多借用了上述模式特征,并且是普遍的、依赖性的借用,让科学小说缺乏一个公认的相对独立叙事模式,而只能通过其中是否涉及到“科学”的因素或者方法来牵强地鉴别辨认。换句话说,科学小说从引进之初,就已经“先天不足”。因此,“尽管科学小说受西学影响深刻,但无论译介还是创作一直都没能摆脱本土旧小说的创作思维格局。”5 未能形成相对固定的写作模式,缺乏独立自主性迫使科学小说不得不依附、寄生于其他文类之上,最后为其他文类所吞噬。

  二 “科学”之“堕落”

  “十九世纪以后的战争,不是斗力,全是斗智。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卷……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击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新纪元》第八回)

  这段话充分说明碧荷馆主人对代表先进“科学”的新式武器的推崇,甚至将它们视作左右战争进程、关乎成败的决定力量。但恰因作家用力过猛,导致了“科学”的“堕落”。蕴涵浓厚人文色彩、领域广阔和内容宽泛的科学知识,被狭隘地禁锢在新式军火这个“器物”层面。科学在此被严重器物化和工具化。小说家拿科学作为战场上争胜杀敌的道具或者法宝来使用,当成展示、炫耀新奇的资本和小说的“卖点”,来吸引、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小说家醉心于各种新式武器的展示和解释,而无暇顾及人物形象的雕凿塑造以及情节上的经营,这不可避免造成了小说文学性、趣味性上的欠缺。

  “科学”的沦落所导致的科学小说半冷不热状况,与近代以来士大夫阶层所大力宣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不无关系。碧荷馆主人虽称“世界的进化与科学的发达,为同一之比例”(第一回),也于小说叙事中充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战争之重要性,但小说家在对黄人大胜白人之叙事想象中,透露出“华、夷之辨”、中国中心论等强烈的儒家意识。小说家在黄之盛身上,寄寓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人格。如他的孝道,他“满腹经纶”的学识,他的带兵远征,就是“平天下”的实践。

  另外,小说家对武器作了“神魔化”、“本土化”的命名,这体现出他“以中化西”习惯与偏执。如将X光称作“追魂砂”──一个相当“法术”化、诡秘的名字,还有类似于神话小说中照妖镜、千里眼之类的“洞九渊镜”,通电的铜丝栅栏“如意艮止圈”却又效法乾坤圈、混元圈之谓。如是“以中化西”法在小说中再三出现,绝非偶然。小说家所论所述,本质上仍难脱“思夷长技以制夷”之大框架。清末时分,小说家的思想,与洋务自强运动相去不远,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引用始终停留在“器物”、“工具”的薄浅层面。对“科学技术”功利主义的生吞活剥与狭隘理解,这导致了科学小说创作中,“科学”与“小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以协调共存,文学成就因此大打折扣,加上对儒家中心主义的原则性坚守,如此种种,让科学小说一直难登大雅之堂,也因此吸引不了大量文坛高手的用心创作,创作水准也长期停滞不前。此外,这种着眼实效的工具色彩,不仅遮蔽了上文所论述过的时人对于科学小说文类特质的探索,而且使得科学小说“关注现实的成分太多,从而很难生发出属于文学的、诗意的、哲理的东西。”6

  三 难以承载的家国沉重

  晚清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确立了小说这一体例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梁任公更是将小说上升到了“新民”、“群治”的高度:“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7

  从域外引进的科学小说正是“小说界革命”的重要成果,它的引入得益于“格致兴国”的科学浪潮。“新小说家对其科学性的政治解读,赋予科学小说新的社会功能。”8 知识界精英认为纯粹的科学书籍“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卷,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9 急于启发民智、普及科学知识的新小说家和理论家们,曲解或者说夸大了科学小说的社会价值,便让科学小说承担起“使读者触目惊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的时代任务,故而“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0科学小说被当作维新救国的工具,蒙上了浓厚的改良群治启蒙色彩,目的就是“强兵富国”。碧荷馆主人也说:“虽然,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这种当时普遍的功利主义取向在科学小说创作中的展现,不仅记载了西潮东渐时西方科技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更借助科幻建构的强国形象,畅述自己未竟之抱负,籍此医疗惨痛的民族心理创伤,挽回、激荡起失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励科技学习,宣扬“科学救国”的炽烈呼吁。

  现在看来,这种“家国承载”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科学小说在引入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在翻译与创作上一度繁荣,成就了科学小说之“兴”;但另一方面,这种承载对于初来乍到的科学小说来说显然过于沉重,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一种新生的舶来文类,其稚嫩的肩膀自然难以载动这许多的民族想象、国恨家仇。过多的期望与承载,让它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以《新纪元》为例,写作中尽管一再申明科技战争由武器决定优胜劣败的原则,但在实际叙事实践中,小说家真正遵循的是黄人必胜,白人必败的“潜规则”。当小说家醉心于在自己建构的“未来”世界里,将现实中软弱的老大帝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首席强国,还运用西方的先进武器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列强打得溃不成军、颜面无存时,他实际上已经掉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陷阱而不能自拔,他做的只是一个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复兴梦。小说家在这种自欺欺人的想象中,不知不觉中已经透支了科学与科学精神。

  四 创作者与读者

  “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第一回)

  碧荷馆主人在小说开头的这句话并非自谦,实暴露出他的心虚──对于他将要讲述的“科学知识”的不自信。果然,在《新纪元》里面,出现了许多违背科学原理的发明,如“借电力吸收空气,令生物立刻致死,化为冰质”的“冰屋”,“洒于身上,可自由出入于电气之中”的“消电药水”,还有用“鳄鱼拖带的舰队”,能吸收炭气的“吸炭气电机”等等。另外,小说家在小说想象方面惨不忍睹,从书中所列举之先进武器之发明者可资佐证:武器均为西方人在世纪之初(即小说出版的前几年)所创制,这证明了小说家想象力上的局限。更进一步讲,他们“缺少了一个小说家所应具有的浓郁而深邃的人文关怀精神,必备的文学素养”11,这实在是晚清科学小说写作者所共有之弊病,他们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以及人文素养,还是达不到西方真正意义上科学小说的要求。再者,写作者们不仅在科学知识的掌握上不尽人意,而且程度参差不齐。以致出现了基于民间神秘文化基础上的胡编乱造,出现了违背科学常理、误导读者的伪科学小说,降低了科学小说的科学含量和权威性。

  创作者之间的水准差距既然如此悬殊,众多的晚清读者同样缺少起码的、必要的科学知识基础和科学人文涵养,更缺乏对待科学发明的由衷欣赏、进而有所思考启发的正确态度。正因如此,从小说创作者到大多数读者,都只是将科学小说当作一种可供猎奇、消遣的物件来看待、认识和理解,这种不求甚解,只求消遣娱乐的态度危害更甚。写作者粗制滥造,游戏笔墨,阅读者不求甚解,一笑置之,这种写、读双方均缺乏严正认真科学态度的状况,对科学小说的发展、深入和普及,恐怕遗毒更甚。正确的欣赏尤不可得,遑论科学热情的激发,或者对科学知识更深层次的追求欲望。

  五 中西方文化语境

  在备述了晚清科学小说衰蜕的普遍原因之后,我们的疑问是: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是否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未能得到正确揭示和廓清的症结?而由于这个深层的原因或者根本性的症结,使得时至今日,中国的科幻小说依旧水土不服,缺乏成功的代表作品,未能获得广泛的注意和认可。针对晚清科学小说的疲软,有人归因为晚清社会的“科学不够发达”、“缺乏科学知识的环境与氛围”等,但我们或可反诘:在科学知识大大普及、民众科学涵养今非昔比的今天,按照前述“环境”、“氛围”之说,科学(科幻)小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大红大紫,但实际上科学小说被边缘化的情况以及地位与晚清相比,实无太多的改善和提高。与西方同类小说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两者的根本差距,恐怕要归根于双方所依托的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语境。本土科学小说的创作,始终无法将小说故事的虚构性与科学的严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写作者在对科学精神、科学幻想的把握上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因此无法领悟科幻小说的精髓。如《新纪元》的作者,更多的是为了“炫技”而后才是“讲”故事,非为写小说而故事。这种“炫技”没有建立在正确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加上与故事不能有机地结合为一体,生硬在所难免。

  有识者指出“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这种科学意识与氛围不相容”12。中国人的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无间”之和谐境界,突出“人的顺应的能力、协调的能力”。明显区别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那种以“探索”、“质疑”为核心,肯定“人的理性探索能力和传造能力”的思维习惯。西方科幻小说乃是人文精神复苏、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的英雄主义和探索精神的产物。描绘的是摆脱神魔宗教之后的人类智慧,对周围、对自然、对世界、对宇宙、对真理大无畏的探险/探索精神。而这种体现西方个体价值本位的探险/探索精神,与科学精神是内在一致和本质契合的。

  本文对晚清科学小说的评述与分析,大体上是以西方同类文体作为参照物的。与中国科幻所依赖的内敛文化传统不同的是,西方科幻依托的是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的殖民主义扩张,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强势文化的扩张得以兴起和发展的(不管写作者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体现出与相应的开拓性和侵略性。在此意义上说,它也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文本。在西方科幻作家笔下,世界是有待于他们去发现、去探索、去征服的世界,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与之相对应,是主动的、充满大无畏牺牲精神的角色。而返观中国,在近代以来恰好与西方列强相反,是一个屡遭入侵、备受欺压的国度。在家国危急存亡之际,为着实用之目的,先行者从一开始所注重的,只是科学实用的、“技术”等显性层面,而忽略了科学内在的、根本的质疑、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受此心态、习惯之影响下的本土科学小说创作者,在写作心态上,在思维范式上,与西方科幻小说家相比有着质的区别。他们缺乏一种主动融入探索对象的宽大胸襟和傲人姿态。当他们想象着科学进步的结果,就是中华帝国重新崛起,就是向西方列强挑衅复仇,他们的这一“美好想象”,在美国人宣称登月宇航员“在月球上所迈出的一小步,就是全人类的一大步”式豪言壮语映照下,显得如此小气和苍白。

  行文至此,以《新纪元》作为代表文本,来分析晚清科学小说的衰蜕原因的目的,基本已经达到。在《新纪元》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晚清乃至现当代的中国科学/科幻小说,从喧哗到长时间沉寂不振的诸多病因症结。以现有创作实绩来看,中国科学/科幻文学任既重,道且远。

  注释

  1 王德威:〈贾宝玉坐潜水艇──晚清科幻小说新论〉,载《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三联书店,1998年,页46。

  2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载《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

  3 王燕:《近代科学小说论略》,《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页217。

  4 同注3,页218。

  5 同注3,页219。

  6 同注3,页224

  7 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50-54。

  8 刘会:〈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政治性及影响〉,《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页83-84。

  9 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原载1903年日本东京进化社版《月界旅行》,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页68。

  10 同注9。

  11 李萍、方涛:〈科幻小说的幻想性〉,《小说评论》,2001年第3期,页49。

  12 同注11,页46。

  黄勇 1979年生,男,广东揭阳人,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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