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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与“科幻中国”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12月07日09:22 来源:飞氘

  科幻小说诞生于西方现代工业社会,是西方现代性方案的直接参与者和间接描述者,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一重要议题纠缠在一起。而在中国,由于把民族国家的存亡与伟大文化的延续置于首要地位,科幻自晚清被一批谋求民族富强的文化先驱者引入中国开始,也注定要与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一起,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担负起开启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可以说,中国科幻本就是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兴衰变迁、成就与症结。因此,如果没有一种“中国科幻与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就难以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科幻。为了便于讨论这一问题,我姑且提出一个“科幻中国”的说法,它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指的是中国人以“科幻”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的思考和想象;其次,它指的是通过科幻小说而展现出来的、表达着这种思考和想象的、独特的中国形象。[1]

  所谓“中国形象”,借用王一川先生的提法,指的是文学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呈现“中国”、或能使人从不同方面想象“中国”的具有审美魅力的艺术形象。[2]正是通过这些富有感染力的、独特的艺术形象,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向“中国”发出了强烈的召唤,同时又被现代中国的每一次剧烈运动所形塑。黄子平等人曾言,启蒙的基本任务和政治实践的时代中心环节,规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自己的总主题,其中又有两个相反相成的分主题。一个是沿着否定的方向以鲁迅式的批判精神,在文学中实施“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深刻而尖锐地抨击由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怯懦、麻木、自私、保守。另一个是沿着肯定的方向,以满腔的热忱挖掘“中国人的脊梁”,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者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全社会效法的楷模。”[3]自然,这两个主题只有通过各色的“中国形象”才能表达。

  而与其他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相比,“科幻中国”最醒目的特点在于它变形现实和叙述未来的能力。一方面,通过描绘一个由认知逻辑所解释的异世界,科幻可以帮助我们反观出现实生活中那些被认为不证自明、天经地义因而熟视无睹的事物之荒谬,委婉地呈现古典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弊端,能达到社会批判功能和启蒙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具体而直观地展示出一幅幅富于魅力的、令人憧憬的未来形象,科幻又可以给处于现实困顿中的国民以希望,强化他们对未来的信念,感召他们以实际行动去筑就一个进步的、强盛的未来中国。可以说,文化批判与梦想复兴这两大主题在科幻中获得了独特的表达,并主宰和塑造了中国科幻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面貌。

  晚清到建国前,“救亡”压倒一切,西方“他者”的入侵更激发起强烈的认同需要,从《新中国未来记》和《新纪元》到《猫城记》,作家们在家国飘零的忧愤为中国打开了一个未来的维度,将整个民族想象为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将持续向前的共同体,叙述着民族复兴的神话,暗示现在的困顿或疮痍将通过读者的努力,在时间的催化下于未来获得解决。然而,这些狂想曲终因现实的残酷而无所依附,因此不能形成强大的传统,最终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零星的光辉。

  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作家们的共产主义畅想曲奠定了基础。上至领袖下至百姓,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头脑中进行着某种“科幻中国”的活动。而科幻作家们在缺乏与世界主流科幻交流的环境中,激情展望着高度工业化而又光明和谐的未来中国,发展出一种更为纯粹的科幻形态,表现出近未来(很少超出一个世纪的未来)、近空间(很少超出火星轨道)、纯技术(缺少人文主题和哲理思考)、窄视角(限于国家和民族之内)、少儿化的特色。[4]尽管在文本内外必然存在着未来与当下、富足与匮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矛盾,来自科幻外部的压力和作家内心的热情,使他们竭力突出和证明着前者的必然而掩饰和淡化后者,构造出一个个高度发达的、机械化的神奇未来中国,其中传达出的,则是时代的紧迫感、乐观和自信。不过,在全民大畅想的主旋律中,科幻却丧失了应有的活力。郑文光就认为自己的作品《共产主义畅想曲》是失败的,在目前亩地万斤粮食的时代神话,“我的科幻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5]

  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中国科幻在“新时期”(1976-1983)得到了复苏。在反思与批判的时代大潮中,“科幻中国”从欢快的畅想转向忧思与警世,它试图突破狭窄的“科普”层面,进入社会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深层,由此增添了一种深沉与悲悯的情怀,用痛定思痛继往开来的胸怀准备书写新的篇章。然而,正是与主流政治话语过于紧密的联系,使科幻既可能获得强大的外部支持,又把自己陷于险境。为了扫除迷信、重建民族的理性和信心,科幻一度被窄化为仅仅是用生动的情节对少年儿童普及具体科学知识的工具,这一方面成就了《小灵通漫游未来》再难复现的辉煌,却也为后来它的“姓科姓文”之争以及作为“精神污染”被批判埋下了伏笔,部分原因可能是:在一个需要继往开来激发人们热情和信念的时代,科幻过多地进行了阴暗和负面的揭露和批判,背离了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不寻常的时期,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变。一方面,人们对革命话语的告别、政治对文学的“松绑”、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文学的文化先锋身份的失落,都削弱了政治话语对文学进行规范的力量及必要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异军突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正随着国家的强势崛起而增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幻小说与世界科幻接轨,进入了新一轮的兴旺,涌现出现了一批所谓“新生代”作家。[6]表面上看,“这些人具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科幻理念,他们对老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科普’毫无兴趣,对老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负起道德和社会的责任’、‘用科幻小说反映社会和人生’、‘进入主流文学’颇不以为然。写作对于他们,常常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他们以为,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7]然而,恰是他们的写作,将科幻与现代中国的复杂互动以更丰富的方式充分呈现出来。

  “新生代”科幻作家韩松曾在《想象力宣言》中指出,“科幻”的实质是一种建构在科学理性上的想象力,是一种看似“不着边际”、“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实则蕴藏着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创造力的行为。“科幻的本质,或者说想象力的本质,与崔健提倡的摇滚的本质有某种类似,那便是最大限度地拓展表达自由的空间。”然而,中国科幻却始终“在幻想的烟幕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从鲁迅到郑文光,中国科幻走的就是文以载道的路子,承担的是复兴华夏的使命。”中国科幻小说成了一块浸透着政治的海绵,想象力与政治的紧紧挂钩,幻想的成分被大大压缩,显得滞重。因此,“对于新生代‘玩’科幻的创作姿态,对于90年代职业化的科幻写作,我是感到高兴的。”[8]但同时,他又强调,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仍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因素,而“中国的思想解放任务还没有根本完成。”“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增加科幻的社会深度,让至少一部分科幻从外星回到人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诸种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9]确实,当复兴中华的使命从被强行赋予到自由选择的时候,它就从沉重的枷锁变成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并被“新生代”作家发扬光大。

  例如,通过《红色海洋》、《2066年之西行漫记》等鬼气森森、怪诞可怖、黑色残酷的寓言,韩松本人对“五四”以来提出的“从昏睡入死灭”等文化命题进行了新的拓展和再思考,以曲折的方式对新时代的鬼魅进行有力的批判。而在《中国太阳》、《地火》以及《三体》等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名篇中,刘慈欣热情地展示着宇宙的浩渺、真理的冷酷,歌颂着人类不断探索宇宙,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壮举,用一种令人激动的崇高风格,使沉重的黄土地和浩渺的星空奇妙地对接,宣示着古老农耕民族的觉醒、新生与复兴,由此开启一条通道,使国人长久被困于革命历史叙事的国家认同感终于可以投射进未来的空间,在刘式宇观美学中尽情展开着他们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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