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现童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4月06日16:54  

  有生命即有童年。童年是线性时间的一个标志,也是它的结果,是世间万物普遍具有的阶段性“特征”。在自然属性上,童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是万事万物存活必经的一个过程;在社会属性上,童年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类型,具有充分的主体性内涵,是一种精神现象、文化现象;从作为历史存在的童年来看,它本质上更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处于观念世界层的底部,长久被压抑遮蔽。与其说童年是自然生成的,不如说它是被建构出来的。

  发现童年,是所有儿童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问题的提出也落实在这个层面上。

  一 现代中国儿童文化场域的建构与童年的新生

  人类自我发现、自我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艰难历程,童年问题是这个环节中重要而又易于被忽视的一个阶段。“儿童”在人类文明史上存在形态的变迁记录了“人”建树自身为文化动物的过程。人的根部的、基础的这一部分生命直接是社会价值观念的结果,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件。因此,“儿童”不是一个实体概念,它随时代语境而发生内涵变异,并之于现象层面“活”的儿童生命姿态。

  (一)童年的历史存在

  从世界范围来看,直到中世纪,人们观念意识中还不存在儿童的概念。儿童被视为小大人,比之成人不过是“具体而微”,婴儿与成人的差别只是“分量”而已。“在中世纪的欧洲,只要孩子不需要母亲、奶妈、照料者不断的照顾而能够生活,他就属于了成人的社会……在13世纪之前,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包含很少的对儿童的描绘。儿童画像用的是成人的比例。更多的是,一旦当儿童停止婴儿期,他们穿的像是成人阶层。”[1]儿童没有地位远不仅体现为这样的成人待遇。历史上人类儿童的境遇曾是非常悲惨的,他们被残害、掠食、祭祀、凌辱、作为奴婢、童工的历史惨状曾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极为普遍。成人自由挥霍了他们作为强者的权利,对这部分弱势群体奉行了“天然”的支配法则,儿童是大人,但又是地位最低的大人。

  儿童问题跃出历史地表是近代社会变革推进的结果。夸美纽斯(Comenius 1592-1672)于1658年出版的《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在人类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因为它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以尊重儿童天性为基点编排的教科书;教育思想家、经验哲学家洛克于1693年出版《关于教育的考察》,提出的“白板说”否定了原罪性质的传统儿童观,将人们对儿童的认识提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卢梭于1762年出版《爱弥尔》,第一次吹响了独立儿童宣言的号角,指出儿童是拥有自身独立存在价值、全然不同于成人的一种生命形式,在此基础上,他成为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突破理论上的呼吁与探讨,用科学方法去实地考察儿童各种发达的情形,裴司泰洛齐(Pestalozzi)为第一人,他对自己孩子从三岁半时实时观察记录,并写成书于1774年出版。有了上述三位重要人物的进步观念与研究基础,儿童研究开始进入科学的纯粹研究阶段了。[2]这个阶段重要的起始人物是德国的戴台曼(Dietrich Teidemann),1787年他发表《关于儿童的精神能力发达的观察》一文,为儿童研究的嚆矢。他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反复强调教育学的进步在于儿童的精神的比较研究。被奉为儿童的科学研究的始祖,儿童学的创始人。[3]普莱尔(William Preyer)是儿童学史上一个需大书特书的人,是儿童学的新建设者,1882年出版《儿童的精神》。主张“传记的研究法”,是开儿童学将来发达的基础的主要人物,把科学的兴味应用到儿童研究上去,并且使之普及到一般人身上。[4]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是美国儿童研究的创始者,也是使儿童学的科学研究盛行于世界的人,20世纪初世界儿童学与教育学的第一大家,代表著作有《青春期》(1905),《儿童生活的诸方面》(1907);[5]19世纪末叶以来,科学的儿童研究普盛于西方各个国家,从个体式的研究发展为学术团体的规模,“1893年美国组织全国儿童学研究会;1894年,英国儿童学会成立;1897年,波兰组织波兰儿童学会;1899年,德国儿童心理学会成立;1900年,法国儿童心理学会成立;1906年,俄罗斯儿童学会成立;1909年,美国前大总统罗斯福召集全国教育家开会,专事研究关于儿童的事情,同年赫尔召集全国心理学家研究儿童学;1913年,阿根廷共和国召集全国讨论儿童学。”[6]日本儿童学研究的起始人物主要是高岛平三郎,著作以译介为多,原著主要有《教育应用的儿童研究》(1911),《儿童的身体和精神》(1914)。1898年高岛平三郎、松本孝次郎、塚原政次发刊《儿童研究》杂志,1902年创设了一个以本杂志作机关的“日本儿童学会”。[7]关宽之的《儿童学》写于1918年[8],此书统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著述儿童学知识较为全面系统,我国于1923年译进。在追述儿童学的发展历史时,关宽之指出对于儿童的兴味和儿童学的研究,晚近16年当中非常盛行(笔者注:应该指1902年-1918年),而儿童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心理学方面、生理学方面、人类学方面、社会学方面、变态方面等,其中儿童的社会问题与养护问题尤为世人所注目。[9]

  世界儿童从被埋没、遮蔽到走向科学研究不过只为百年多的历史,与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相比实为短暂的一瞬,由此可以见出人类文明推进的艰难。具体到中国,儿童生存境遇大致与世界整体发展趋向一致,经历了从被湮没到被发现的本体地位归属过程。在古老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儿童被残害、掠食、祭祀、凌辱、作为奴婢、童工的历史问题也非常严重,是一般儿童学著述中经常选例的范围。同时由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伦理道德体系,“父为子纲”的价值准绳牢牢束缚压抑着儿童为人的自由天性,使得儿童的被遮蔽、“小大人”的普适形态更具有了充足意义的中国内涵,其意识观念影响之深远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但同时,在以农立国、五千年充分的农业文明发展背景下,传统中国的儿童又是极受重视的对象,生育与培养后代是巩固封建个体农业经济主要与决定的手段。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道德思想几千年深入人心,使得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普通民众,普遍将对“孩子”的期待构建为人生存在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中被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据畏冬言,“儿童题材绘画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萌芽于战国,成长于魏晋,成熟于唐,盛行于宋……有着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在我国传统绘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0]因为儿童对社会、家庭所肩负的重要责任,所以古代中国历来重视蒙学教养,蒙学书从周朝开始就出现了。著名语言学者张志公对蒙学书目有详细的整理。[11]张倩仪女士在其基础上,又从其它渠道整理了部分,对重要蒙学书作了介绍。[12]这些资料显示,蒙学教育在古代中国发展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世界范围内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末,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13]儿童家庭教育在传统中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家教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家教历史,便已有三千多年了。”[14]值得充分肯定的是,这个久远的历史为世界积淀了丰富的教育文化遗产,张崇琛在其主编的《中华家教宝库》中从浩如烟海的中华典籍中搜罗爬梳了这部分珍贵的史料。这也是传统中国相关于儿童问题重要的一个内容。

  必须澄清的是,传统中国重视儿童教养与儿童被遮蔽、没有地位并不冲突。由于封建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制约,传统教育本质上不可能实现“人”的教育的现代内涵。从教育理念到教育主体、教材、教学环节,整个过程都是成人独尊的。注目于“儿童”,不过是其身心可能传载的东西,所赖以实现的东西,社会、成人价值观指向在孩子一出生时便被赋予了,全然替代了孩子本身。“儿童”这个词实际是被架空的。

  (二)现代中国儿童文化场域的建构

  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注定了传统中国儿童形象去魅的过程会是曲折艰难的。冲决传统儿童观的束缚,萌生崭新的儿童教育思想最早属于民族革新问题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古老封闭的中国开始面临来自世界范围强国势力的严重挑战与侵略,鸦片战争的爆发终于震醒了沉睡中的古国。从器物-制度-文化思想革新的逐层深入,民族救亡与振兴的时代命题迫切严峻而具体实施开来。到19世纪末,有关儿童教育直接关系民族存亡,新国必先新民的思想已经牢固树立了,以梁启超于1896年的《论幼学》与1897年的《<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的表达最有代表性。

  勾连于民族新生的时代命题,使得现代中国儿童问题的历史出场从一开始就不是彻底纯粹意义的,它必然也必须被卷裹在民族国家问题的大系统内得到阐述。但“新国”与“新民”的崭新思想,究竟冲决了古老封建思想观念的压制,在儿童认识问题上迈出了历史的关键的一步。历史事实表明,热切关注民族振兴与儿童教育关系的一代晚清志士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民”的主要途径在改革供给儿童的精神食量,需要创造适合时代进步的,吻合儿童接受特征的新的精神产品。梁启超、黄遵宪、李叔同、曾志忞、沈心工等人在儿童诗歌、小说、戏剧、音乐等方面的身体力行制造了晚清儿童文化绚丽多彩的景象。[15]他们的文化实践开启了现代中国儿童教育的先端,接下来一直到五四时期,儿童话题渗透发展开来,西方儿童学逐渐得到传播,借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力量,儿童问题终于在民族国家想象的框架内获得了相对独立系统的阐述,“儿童”终于拥有了在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具体含义。

  这个含义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儿童观与引进学习西方儿童学、构建科学儿童观这两个维度上同时确立的,其共同的现实基础是民族的危亡与苦难的现实。

  1902年黄海锋郎发表的《儿童教育》是20世纪初开启这个问题意识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在文中指出,“儿童教育,是成人的始基。始基一坏,将来的弊病,月久日深,就是有医人的高手,也是束手无策的了。我国蒙学,久已腐败。”[16]接着作者列举了蒙学普通的六条弊病。引证普鲁士的实例说明了儿童教育于民族振兴的关键性。并从教授材料、教育方法、尊重儿童、学科改良、爱国主义教育、教师自身修养等十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儿童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具体内容。

  从1903年7月至8月,卢梭的《爱弥儿》开始在《教育世界》杂志上连载,这标志着西方儿童观的主体思想开始进入我国。卢梭以尊重儿童天性为核心思想的自然主义教育观与我国传统儿童观有天壤之别。

  1905年《教育杂志》第三期刊有《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一文,作者署名为女士吕兰清,本文倡导女学,认为“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其中所提出的女学之兴与儿童教育的关系非常重要,“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材为首务。岂知生材之权,实握乎女子之手乎。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基。若女学不兴,虽通国徧立学堂,如无根之木。”[17]

  1905年《教育杂志》第四期刊有日本小学教师文学士沼波琼音的《教育杂谈》,该文从日本国国民精神的角度论述了小学教师的非常地位。认为日本之为秀丽国体不在于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诗人,大学教授,或中学教师,实在于寻常高等小学校之先生。[18]

  1905年《教育杂志》从第六期始连续刊发了日本佐藤善治郎的《实验小学教授法》。[19]该文系统地从教育学之内容、教育之目的、教授之目的、儿童之心意发达、教材之选择、统合等全方位论述了一种崭新的儿童教育教学思想,其中尤其在尊重儿童心身之发达基础上所论及的教育理念及内容于我国传统教育颇具冲击力,且有具体的指导作用。

  1905年《教育杂志》第十六期刊有日本山崎彦八的《教员与儿童之关系》一文,指出今日教员之接触儿童,以幼弱而轻蔑或以贫贱而傲慢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儿童是可爱可敬的,教师应以良实清正之精神而非轻侮之态度接触他们。教师与儿童,是一种对等的交际。教育之道,在以师为体,以友为用,以师而友,友而师,为浃洽陶淑儿童之最上方法。[20]本文所论教师与儿童之新型关系与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形成巨大反差。此文的引进可以见出国人观念的变更。

  同期刊有译自日本教育报的《幼稚园内游园之设备》一文,指出幼稚园内游园之设备对幼儿生命发育的重要价值。游园设备要按照自然地理及自然现象来设置,使儿童悠游于自然界中,不识不知之间知识性情渐渐增进。

  同期刊载的译自日本教育报的《适切于幼儿谈话之类及其教育的价值》一文,讲述于幼稚园谈话之意义、谈话之种类、谈话之方式。认为于幼稚园谈话,宜用有兴味之话题,使幼童乐学,涵养其感情,陶冶其思想,以为启发德性之资。如是知识自见发达,从前漠然之观念,渐渐归于正确。谈话种类主要列了三种,其中“假作”一类主要关于寓言与童话。此文从幼儿教育的角度已经论涉了儿童文学的内容。其中“童话”文体概念在中国的出现,此时还是很早的,早于学界普遍认可的1908年[21]。

  1905年《教育杂志》第二十期刊有录自《北洋官报》的《论幼稚园注重游戏之原理》一文,没有作者署名,但从文中语言看出此为国人所作,是其参观东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之幼稚园后而作的。申言幼稚园在一国教育中的根本之根本的重要地位,我国兴学历来倒置,先大学而后蒙学,今日渐知注重幼稚园,然还未能尽知幼稚园之性质。故文章以日本幼稚园教育真实场景为例,说明游戏而非书籍为幼稚园之主体。[22]此文观点虽受启于日本,但已为国人所写,可见此时儿童教育问题已逐渐由被动的引进到国人的主动消化吸收了。

  同期录自《北洋官报》的还有一篇《论国文教科书之关系》。该文没有署名,但可判断为国人所作。开篇指出教育之于树国树人的重要性,今日中国所重在教育,而教育所重尤以教科书为最急。并指出幼时教育在立人过程中的根本作用。“中国涣散之人心,畏怯之体格,育于孺子之日,固于成人之年。”[23]这导致国人在与人群共处时只顾私利,不知公德,不知团体,不知爱国,甘受列强欺侮。今欲矫人心之恶习,必当于蒙学时,国文教科书是其中最关键的。此文作者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而给出儿童教育亟需建设的重点,这表明儿童教育的问题已经从单纯引进国外观念开始走向中国化发展的阶段了。

  1906年《教育世界》介绍了瑞典爱伦凯之《儿童世纪》一书[24],没有作者署名。据本文称,《儿童世纪》1900年出版,1902年德国有节译本。爱伦凯在本书提出“二十世纪为儿童的世纪”,此观点影响深远,对20世纪中国新儿童观的建构意义重大。直到今天,其观点仍为研究者引用。所以本文在1906年及时被译介更有重要启蒙价值,这应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对本书的最早的介绍。作者对爱伦凯的观点如,“儿童有选择父母之权利”,“艺术为人间而存之”,“父母夫妇应自觉义务责任”,“女子天职”,“个性造就个人”,“设立总合学校”等一一作了详细评议。肯定爱伦凯发现尊重儿童之特性、谋个性之自由发展的基本观点,认为此书对现代教育之理论及实际活动洵一报警之钟。

  以上就20世纪初儿童新观念思想在国内媒体的传播情况作了重点列举。这些主要传自日本的新教育理念可以说是覆盖了教育革新的诸领域。因为陈列繁琐,以下仅列出1906-1911年间国内重要杂志有关儿童教育的篇目。

  1906年《教育世界》第133号刊有《奥国保护劳动儿童制度》一文,第139号刊有《不完全儿童教育》。

  1909年《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一期刊有沈颐的《论小学校之教授国文》,日本塚原政次的《不良少年论》;第二期刊有庄俞的《论小学教育》,孙毓修的《童话序》;第三期刊有日本川人直夫的《最优等生及劣等生之待遇法》;第七期刊有《新入学儿童调查考验方法》;第八期刊有蔡文森的《设立儿童图书馆办法》;第十二期刊有《儿童读书之心理》。

  1910年《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期刊有《儿童图书馆》;第六期刊有《幼稚园保育实习谈》;第七期刊有《游戏之卫生上价值》;第十二期刊有蔡文森《小学校男女儿童心身之差别》。

  1911年《教育杂志》第三年第五期刊有《儿童五官卫生法》、《说两等小学读经讲经之害》;第六期刊有《暑假中家庭对于儿童之义务》;第十二期刊有《都会与儿童之关系》。这些文章都围绕儿童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了探讨。

  以上从单篇文章的角度讨论了20世纪前10年新儿童文化观念在当时一些重要教育杂志上被传播的过程。从图书的检索情况来看,清光绪28年(1902),德国赫尔维的《教育应用儿童心理学》就被从日译本转译了过来;光绪31年(1905)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发行了日本大村仁太郎所编的《儿童矫弊论》。本书重在研究儿童精神瑕疵,指出“夫仅知善而不知所以为恶,则其所知之善,亦不能深固。譬之曰言兴利而不讲除害之法,则害不除而利仍不能兴也。”[25] 1909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了张景良的《幼稚园保育法儿童心理学》;1911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伍等著的《儿童游戏》;1912吉林图书馆出版了日本松本孝次郎的《普通儿童心理学》;1913年5月湖南图书编译局出版了美国麦加利著的《儿童自力研究之启导法》。

  上文从史料钩沉的角度初步追寻了20世纪前10年“儿童”话语系统建构的过程。从10年代到五四时期,这个进程的影响力就扩大推广开来。

  周氏兄弟从日本学习归来后,译自日本或写作的儿童教育文章,是儿童研究问题领域的重要文献。如1913年周作人的《游戏与教育》(译文)、《儿童研究导言》,1914年的《小儿争斗之研究》(译文)、《外援之影响》(译文)、《儿童问题之初解》、《家庭教育一论》,1913年鲁迅的《艺术玩赏之教育》(译文)、《儿童之好奇心》(译文),1914年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文)等。这些文章树立了他们崭新的儿童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所提出的革新儿童问题的基本思想资源,从新儿童观念的呼吁到身体力行的文化实践行为,他们二人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化场域从边缘走向中心发挥了主导的作用,由此明确奠定了“儿童”在中国文化中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重要地位。

  到1914年,与儿童有关的书骤然增多,目前可整理的就有八本。其中1914年6月周维城所编的北京指针社出版的《儿童心理学》,191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元善所著的《儿童研究》,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

  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这一领域的思想高潮冲击,20年代初以来,新儿童文化的建构到了最高潮的时期,最为突出的年份是1921年。这一年《儿童论》(余家菊译)、《儿童心理学》(邵瑞光著)、《人生教育》(郑宗海,俞子夷编译)、《儿童学概论》(凌冰编著)、《实用儿童教育学》(傅利门著,徐松石译)等相继出版,日本关宽之的《儿童学》也开始翻译。这些著作以对世界儿童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发展的系统介绍,集束性地在我国知识界传播,其影响是巨大的。在接下来的1922、1923年,直至整个20、30年代,儿童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逐步趋向广度与深度。对20世纪前30多年儿童学、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的图书出版情况,笔者在“附录一”有汇总,从中我们可以详细窥见其历史发展过程。

  20世纪前30多年中国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儿童研究专著,是之前任一历史时期都无法想象的。沿着史料的时间脉络,初步可以追寻新儿童文化的发展建构过程。我们尤其注重在20世纪初年的那些言论的仔细描摹,因为现代儿童观念的转型应该是一个汇小溪成江河的过程。既有研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儿童问题的出场与其特征已经有了很好的梳理与概括[26],因此笔者对其的重述就淡化了,而对五四之前早期的儿童文化输入与国人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作了一些初浅的爬梳,由此看出现代中国儿童问题意义累增的过程。这一方面主要得自于对西方儿童文化思想的引进与吸收,在20年代以前,主要是通过日本来间接实现的,而20年代后,从欧美直接译进的便多了起来。这些思想资源在当时所落实的功能,学者Mary Ann Farquhar1999年在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著中非常好地概括了两点,“首先,它们削弱了孔子的教育实践,指出其‘非科学’的特征。其次,它们加强了在儿童教育方面实施新的发展的讨论,其中包括创建一个儿童文学的‘园地’。”[27]

  但是这个表层看来属于教育问题的文化视野,终其旨归却在于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救亡与重振。儿童问题是民族反思的一部分,或者说,近代民族的危难成全了儿童问题的觉醒,儿童问题反过来又成为一个途径,一种力量与可能性助成民族的走出困境。那么,这也就奠定了在传媒基础上搭建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化的话语空间的中心支撑点始终是“现代中国”。鲁迅所呐喊的“救救孩子”,不过是“救救中国”的另一变体。正是思想文化界对现代中国的期盼,理想构型,科学、民主、自由等实际内涵的填充,使得在其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儿童文化自然秉承或建构了所谓“现代”的具体涵义,这与传统社会儿童的所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Mary Ann Farquhar认为,在传统中国,儿童代表了一种家族的持续与传统价值,而20世纪早期的改革家们用进化论的思想重塑了一种儿童形象,他们代表民族而非家族,进步而非停滞不前。[28]这位学者的思想非常有启示力,从家族走向民族,是二十世纪初儿童问题理念最本质的转变。“现代民族国家”构想出“现代儿童”,“现代儿童”又会成就“现代民族国家”,它们处于共生共存、互为阐释对象的关系中,这个过程进行了20世纪一百年,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二 童年问题的提出与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形式,一个种类。儿童文学又是儿童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儿童文学”是一个合成词,是“儿童”与“文学”两个主体确立的一种精神现象。从文学的角度看,限定词“儿童”的出现,内置的是文学功能、价值意识的强化发展,即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物的文学的服务对象的可能性范围。明确的限定说明了对象的特异性,因此而产生所服务于这类对象的文学的专门性、专业性。接受对象——儿童要求了文学活动的具体形态,“儿童”的元素必然进入了文学,而且是构成这一范式文学的核心精神原质;从儿童的角度看,所属对象“文学”的安排,潜在的是一种价值观确定后的给予,这是“儿童的文学”。这个判断有两层关键蕴意:儿童是独立的主体,他们有资格、权利、能力去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儿童理应拥有文学途径下的精神体验。因此,“儿童文学”这个语词意指了两种价值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生成。比较看来,“文学”这一主体发展久远,伴随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其价值指认是很早的。而“儿童”的主体身份确立则是晚近的历史事实,对其价值主体的呼吁不过为两百多年前的事,而依赖于科学的研究所开拓的普遍确认只有百年的时间。这样,“儿童”问题意识的觉醒,“儿童”主体价值的认定注定了是“儿童文学”的逻辑前提。

  这就是为何一个儿童文学学科的研究课题却要在一般儿童文化、儿童问题的视域内展开的原因,因为儿童文学不属于纯文学的单一学科范畴。在考察了必须的逻辑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开始进入正题。

  “夫既有人生,即有文学。自为儿童,即有相缘而起之儿童文学。”[29]上个世纪20年代张圣瑜的这个命题表达得非常清楚,儿童文学是“人生和儿童”自然发生发展的结果。但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推理在中国得到认知也就是一个世纪的事情。“这实在是很惭愧的事,我们打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儿童文学的作家来。”[30]吕伯攸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坦言的确是事实,传统中国没有专门为孩子写作的作家。能将儿童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而自觉为其创作,这只能产生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因为,如学者Mary Ann Farquhar的看法,“在任何社会,对童年特别品质的觉醒是现代儿童文学出现的一个必备的前提条件。” [31] 也就是说,发现童年是儿童文学精神生产的必须前提。那么,儿童文学就只可能是现代中国进程的具体产物了。在童年问题被遮蔽的传统中国,不可能产生出为儿童的文学,也没有“儿童文学”这样的名称来合法化孩子的读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也没有形成儿童文学的话语空间。

  但是,“中国古代有无儿童文学”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一出现起,这个问题就被推上了学术前沿,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1908年孙毓修编译的第一本童话《无猫国》自称是中国的第一本童话,在国内的出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真正开端,这是对西方儿童文学首次以“童话”的名目正式引进。孙毓修在《童话》序中引用西哲观点,“西哲有言,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32]这样看来,中国儿童文学就纯然是国外影响的产物了。周作人于1914年针对此文化现象著文《古童话释义》,驳斥了《童话》丛书所谓“《无猫国》是中国第一本童话”的说法,直言“实乃不然,中国虽无古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33]这是儿童文学本土观声音的第一次亮相,显示出周作人深层的文化自觉意识,其敏感而积极地为中国古童话解说释义,其目的在于用本民族资源发展本民族儿童文学,“用童话者,当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34]周氏明确指出了当时用童话的主要途径在本土文化资源,翻译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周氏指出了古代有“成文之童话”之事实,但没有辨别整理出来为儿童教育所用。这是他此一时期儿童文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人中可说是开风气之先的。

  但是,这个文化整理工作早于周作人的是美国人何德兰,她利用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便利编辑了《孺子歌图》[35]一书,于19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该书收集整理了600多首中国儿歌,又配有以儿童为主的生活照片,这些图片生动记录了清末中国儿童生活、家庭育儿方式、普通民众生活样态等,与中英文对照的儿歌一起,形象造型了传统中国的文化意蕴。该书纸质光滑坚韧,印刷精美,经历了百年仍然保存完好。在本书的序言中何德兰指出,“或者在中国能比英、美能找出较多的儿歌。我们得到六百多,大部分从十八省中的两省收集来的,而且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能够得到这两省所有的大部分。”[36]何德兰的工作更证明了中国拥有丰富的儿童文学文化资源。

  赵景深1924年编集的《童话评论》一书收了陈学佳的《儿童文学的问题》一文,该文明确阐述,“要知我们中国古代,早有儿童文学。不过不知道儿童文学的重要罢了!但中国儿童文学,何时发生,已无从考究。总之一句话,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是很古的了。证之如遗传下来的童话、歌谣、故事等,极受儿童天性的欢迎。” [37]

  学者Dorothea Hayward Scott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俗文学与儿童》一书,该书指出,“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末,专门为儿童(除去入学儿童)创作的文学没有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存在。相反,从最早的时期起,中国儿童就能很幸运地从讲故事人那里听到故事了,这些故事人的表演包含每一种类的故事,故事来源于一个巨大的文学目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前。神话,传说,动物寓言,上帝和鬼,英雄和恶棍,爱和战争,都被通过歌曲、诗歌、笑话、歌谣、谜语等散布开来,成为讲故事人的材料。”[38]

  学者王泉根1992年在《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儿童文学“古之有之”的观点。[39]

  统合以上观点,可以见出,“中国古代有无儿童文学”的确是一个不好定论的问题。吕伯攸在认定传统中国没有儿童文学时这样表述,“虽然,明朝的吕新吾,有《演小儿语》一书的编辑,但是他把原有口传的歌谣,大半改成了教训式的箴言,实在已失去了儿童文学本质,当然不能承认他是儿童文学的作家。还有段成式的《支诺皋》、郭氏的《玄中记》、干宝和陶潜的《搜神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也有一部分是很好的童话,只因他们编著这种书的动机,不过作为一种志怪的小说罢了,并不是以儿童为对象的,而且他们所用的工具,又都是深奥的文言,所以也不能算是儿童文学的作家。”[40]以“专为儿童创作”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观来衡量,中国古代可说是没有儿童文学。但另一方面,在民间意义上一直又存在为儿童欣赏的歌谣、故事等,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文字对儿童的天然贴近,以及实际审美功能的达成。这个过程虽非自觉理念,但因为有对幼者出于天然本性的“爱”,所以民间文化自在的精华可以实现儿童文学文学性与儿童性并存的特质。

  因此,用自发与自觉两种形态来界定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与现代的儿童文学也许较为合适,而且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有丰富的儿童文学资源。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在17世纪以前并不存在,而且在一个世纪以后才真的流行开来。并且此一时期专门为儿童写作也主要是一种欧洲现象,在其它地方的文字中并不常见,直到欧洲开始影响到其它地方。那么为什么儿童文学的发生来得这么晚呢?Perry Ndelman在书中这样写到:“许多学者提供的答案是,相当简单,不可能有专门为儿童的文学,直到儿童被认为足够的特别而需要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学。在人类早期和其它的文化中,儿童不被认为是足够的特别——至少不会特别到他们需要一种特别的文学的程度。”[41] 这种认识是切中肯綮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化场域的形成过程就是儿童被认为足够的特别的过程,也正是在其中,自觉形态的儿童文学萌芽并逐渐发展壮大了。

  注:[1] Aries,Philippe.Centuries of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Trans.Robert Baldick.New York:Vintage-Random House,1962.转引自Nodelman,Perry. The pleasures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ers USA,1992. 69~70

  [2] [日] 关宽之著,朱孟迁、邵人模、范尧深等译述:《儿童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初版,1931年3月五版,第56页。

  [3] [日] 关宽之著,朱孟迁、邵人模、范尧深等译述:《儿童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初版,1931年3月五版,第56页。

  [4] 同上,第59页。

  [5] 同上,第62-63页。

  [6] 凌冰:《儿童学概论》,胡适校订,商务印书馆1921年12月初版,第24-25页。

  [7] [日] 关宽之著,朱孟迁、邵人模、范尧深等译述:《儿童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初版,1931年3月五版,第65页。

  [8] 中译本的《儿童学》“原叙”末,关宽之署时间为大正七年(1918)八月二十六日。

  [9] [日] 关宽之著,朱孟迁、邵人模、范尧深等译述:《儿童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初版,1931年3月五版,第65-69页。

  [10] 畏冬:《中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引言”第1页。

  [11]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12] 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第1版,第17-31页。

  [13]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版,“序”第2页。

  [14] 张崇琛主编:《中华家教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前言”第1页。

  [15] 胡从经在《晚清儿童文学钩沉》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仔细的文献爬梳,晚清儿童文学发展的状况一目了然。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

  [16] 黄海锋郎:《儿童教育》,《杭州白话报》第二年上册论说卷,1902年,王泉根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3页。

  [17] 女士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教育杂志》第三期,直隶学务处,光绪31年(1905)。

  [18] [日] 沼波琼音:《教育杂谈》,《教育杂志》第四期,直隶学务处,光绪31年(1905)。

  [19] [日] 佐藤善治郎:《实验小学教授法》,《教育杂志》第六-八期,直隶学务处,光绪31年(1905)。

  [20] [日] 山崎彦八:《教员与儿童之关系》,《教育杂志》第十六期,直隶学务处,光绪31年(1905)。

  [21] 学界普遍认可的“童话”一词第一次在中国出版物上使用是孙毓修为商务印书馆编集的《童话》丛书的最初出版时间。这个时间据朱自强在《“童话”词源考》(《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考证,应该是日本学者新村彻的1908年11月的说法。但笔者注意到,在1905年《教育杂志》第六-八期所翻译的日本佐藤善治郎的《实验小学教授法》一文中,已出现“童话”一词,在1905年《教育杂志》第十六期翻译的日本《适切于幼儿谈话之类及其教育的价值》一文中,也有“童话”一词,并有对它的解释:“童话者,等于寓言,但必用多缠物语之体,亦以道德的训诫为主,如孝弟忠信,必举俗话以明之,以少数之时限,得用非训诫的言语,如七匹马八只羊之类。”这说明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实际出现与影响应该更早一些,它蕴含在儿童教育观念的更新过程中。

  [22] 《论幼稚园注重游戏之原理》,录自《北洋官报》,《教育杂志》第二十期,直隶学务处,光绪31年(1905)。

  [23] 《论国文教科书之关系》,录自《北洋官报》,《教育杂志》第二十期,直隶学务处,光绪31年(1905)。

  [24] 《儿童世纪》,《教育世界》第一百二十七号,上海新马路昌寿里教育世界社发行,丙午(1906年)五月。

  [25] [日] 大村仁太郎编,京师编书局译:《儿童矫弊论》,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印行,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十日(1905年)发行。

  [26] 从儿童文学的领域出发,对五四儿童问题与儿童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及著作有:王泉根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1987),《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1992),《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孙建江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等。

  [27] Farquhar, Mary An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New York:M.E.Sharpe,1999.14

  [28] Farquhar,Mary Ann.Children’s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New York:M.E.Sharpe,1999.1

  [29] 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9月初版,第40页。

  [30] 吕伯攸:《儿童文学概论》,大华书局1934年6月初版,第141页。

  [31] Farquhar, Mary Ann。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New York:M.E.Sharpe,1999.18

  [32] 孙毓修:《童话序》,《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二期,1909年。

  [33] 周作人:《古童话释义》,《儿童文学小论》,儿童书局1932年3月版,第39页。

  [34] 同上。

  [35] Isaac Taylor Headland。

  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 New York: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0.

  [36] 何德兰:《中国的儿歌序》,1900年10月,《歌谣》第21号,1923年6月3日。

  [37] 赵景深:《童话评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年1月初版,第168页。

  [38] Scott, Dorothea Hayward.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the Child.Chicago: AmericanLibrary Association,1980.1

  [39] 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15-24页。

  [40] 吕伯攸:《儿童文学概论》,大华书局1934年6月初版,第141页。

  [41] Nodelman, Perry. The pleasuresof children’s literature. 2nd ed. New York:Longman Publishers USA,19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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