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文化策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0年01月26日13:45   潘红英

  在当代作家中,宗璞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她的作品篇篇精湛,独具特色。在其意蕴丰厚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宗璞创作的大气与凝重。她的作品和时代、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紧密相连,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符码。宗璞一直坚持“诚”与“雅”的写作。宗璞:《小说和我》,载《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诚,即真实地反映人生;雅,则是追求那种优雅、含蕴的艺术风格。宗璞的写作从50年代的发端,直到如今笔墨不辍,无论外界多少风雨与动荡,宗璞的创作本色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创作风格,我们在细读宗璞的作品时,可以发现她对社会生活不是作“镜子式”的纯粹摹写,而是于现实人生的真切展示中,总融汇着一种伦理道德的热力。“诚”是一个伦理的概念,儒者有“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就是把诚作为人格教育和个人人格修养的核心来看待的。在宗璞的创作中,诚既表现为作者的态度,表现为她的人格理想和价值尺度,也表现为她笔下人物的态度,特别是那些她所肯定的人物的伦理态度。因此宗璞的小说中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

  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就说过:“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深厚的伦理文化,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意识。宗璞小说中既有传统伦理文化的浓厚根基,又有现代伦理文化的鲜明意识。宗璞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文学审美态度,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审美文化在当代人身上的映射与延伸,是伦理文化与现代审美观念双向作用下的复合体。

  中国的伦理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就是中国的伦理文化。宗璞家学渊远,深受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濡染,所以自然而深刻地融注到其写作中。宗璞的小说描写对象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承载了良知、气节、正义和真诚。宗璞描写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写他们背负的伦理意义。“铁肩担道义”是他们的生动写照。这是伦理文化极为重要的方面。

  萧红、钱锺书等作家在表现国家危难之际的作品中,首先看到的是民族精神的衰弱,这与五四以来的精神一脉相承。然而宗璞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质,是少见的对国民性做“加法”的作家。她是在以“加法”寻找希望和力量。的确如此,在已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南渡记》和《东藏记》中,宗璞锦心绣口地写出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战争虽然能够消灭无数肉体,但暴力却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着重笔墨地写了吕清非、孟樾、庄卣辰、卫葑等老中青知识分子,他们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家园被摧,他们依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堡垒,那一腔浩气、一片丹心在宗璞含蕴蕴藉的表述方式下,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一种神圣感。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品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出自明末清初一代学者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它蕴含着的那种责任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歌。这种品格在《南渡记》和《东藏记》中得到了鲜明而又集中的体现。

  宗璞在作品中善于通过细节营造氛围,表达意绪。在一家人坐火车离开北平去昆明时,小娃的一句话“北平哭了!”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与心绪。既有家园丢失的沉重感,又有对侵略者肆意的入侵无可奈何之感。通过一个儿童的视角展现了国家失落的廓影。作品中无论是吕清非老人,还是嵋、玮玮等孩子,面对日本入侵,国土沦丧,都表现出了做一个亡国奴的悲愤,他们都深深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早日驱走侵略者,因此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达自己的信念与希冀。孩子们玩游戏、做地图时,都显现了对侵略者的憎恨,幼小的心灵承担着民族沉落的凝重与重整民族的愿望。而吕清非老人却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我们民族高尚的文化品格。他年轻时奋请缨志,骥老犹怀伏枥志。晚年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不能再上战场,就把自己对国家的责任寄寓给孩子,并躬身教育。他和小辈们练习拳术时,一边做动作,一边大声念诵:“前三后三,还我河山;左七右七,恢复失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几句铿锵有力的话体现了老人心中的那股民族大义和铮铮铁骨的精神。而最能体现老人凛然大节的是他拒不接受伪职,以死明志的行为。面对日本人的咄咄威逼,老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民族气节与苟活之间的抉择,他毅然而清醒地选择了前者。践行了“士”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威武不能屈”的本色。

  孟樾这一代知识分子,则达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境界。孟樾一家在战火胁迫、物质匮乏和教育事业中断的艰难中,他们从未放弃希望与信念。虽然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不能佩剑请缨,但他们坚韧地做好自己的教育工作。知识是一种力量,知识的传播也是对战争另一种样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努力,知识和教育在炮火硝烟中延续传承,使硝烟迷漫的战争年代拥有一代代不屈的灵魂。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

  二、“和合”思维方式的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贯穿于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能占据核心地位,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合思维方式。李明:《儒家“天人合一”观价值意蕴的多重性》,载《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这种思维方式有重整体、重和谐的本质特征。宗璞的作品蕴含了“和合”的思维趋势。它在宗璞作品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和谐。

  宗璞的小说中,有许多细腻而真切的自然景色描写。这些描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白描,而是作品中人物心境的寄寓。它们不仅仅打上了“人”的烙印,甚或本身就是人生命和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故而人类特有的伦理精神也必然投射与灌注其中。如《红豆》中的那盆粉红色的夹竹桃。开始时江玫的生活是平静的,就像摆在台阶上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而齐虹要求江玫和他一起走的那个晚上,这盆夹竹桃碎了。喻示着江玫和齐虹的分离。在《熊掌》中,楚秋泓很希望能和一家人在一起吃熊掌,可是最后没能如愿。“熊掌很快给埋在了月季花下。那杏黄的一丛已有一两朵绽开了花苞,轻风拂起淡淡的香气,在空中缓缓地飘散了。”那缓缓地飘散了的香气,正是老人楚秋泓的多么希望在一起吃熊掌的心愿。

  宗璞的作品还出现了拟人化的自然伦理景观,这种景观在其名篇《鲁鲁》中得到了亲切而又感人的显现。在战争的年代,在一个边缘的乡村,父亲、母亲、小姐弟与失去了亲人的鲁鲁,共同构成了亲情家园,构成了相濡以沫的依偎。借助鲁鲁这一条小狗,宗璞力图表达对和平的期冀和对战争的指斥。

  从总体上来看,宗璞的创作采用的是内倾的写作视角。特别善于写人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来展现人格与人生追求。新时期之初,宗璞的写作采用了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象征、变形等手法。《我是谁》写知识分子韦弥本是为报效祖国而从大洋彼岸飞回来却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让她感到迷惘与怀疑。作者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了韦弥生存困境的荒诞,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伦理失落、道德缺失的批判。但是最后韦弥看到的是“黑色的天空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那种自我的精神追求即使在不合规范的社会秩序里依然坚守,达到了自我内心的合一。

  在《米家山水》里,米莲予主动放弃了出国机会,而把机会给了曾经的对手刘咸。在无言之中,退出了几十年的、微妙的权力争斗,捐弃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她不仅在现实中,而且在心中,化解了人世间的旧账。不只为自己的内心,而且还为世间的和谐宁静抹上了一道人性的光辉。

  三、良知——内在的支撑点

  对于伦理文化的社会运行来说,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良知。良知是个人理解和把握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自己须得处理的各种道德问题的一种特殊道德能力。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纵观宗璞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内在的支撑点是良知。它几乎贯穿在每一部作品中,这与她坚持“诚”的写作是相吻合的。良知在宗璞小说中表现特征是“它是个人出于精神发展与完善的内在需求,而使自己的行为保持在文明规范水平上的自律精神”肖雪慧等编:《守望良知:新伦理文化的视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0页。。《红豆》中的江玫本来的生活像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但是在朋友萧素(学生革命者)和父亲(因不满于当局者,而被迫害)的影响下,自己的生活不再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自觉而有意识地融入了那个激情昂扬的时代中,加入了同学的行列参加游行活动,参加了诗歌朗诵会。最后在祖国和爱人之间,江玫坚守了自己的良知,选择了祖国。这份良知映照了江玫个体心灵发展与完善的内在历程。

  一般来说,人的内部伦理行为的含义就是文化上的努力。施诸他人的伦理行为的含义就是从文化上促进他人。保罗·海贝林:《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55356页。中国伦理文化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宗璞小说中表现为信念与希望。作品中的人物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险境,总是坚守不可剥夺的心灵傲岸,颓废的气息几乎无处可寻。面对生存困境,即使身体无法脱离现实的泥淖,但精神的力量已超越了现实。或者正是因为这份力量的支撑,让个体在人生的路上坚强前行。《不沉的湖》中的满姐因为腿有病,而永远失去了长袖善舞的舞台,这对于热爱艺术的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她在朋友大徐、小高的引导和鼓励下,又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虽然这个时期宗璞的写作具有那个时代乌托邦的理想意识,但在新时期以来,随着写作规范的自由化,宗璞的创作倾向并未有多大改变,依然坚持那份真诚的写作。那份对人生、对社会的责任感依然存在。在《全息摄影》中,沈斌在生病之余,坚持学习,却被领导老高认为搞自留地;在自己的努力换来成绩时,却被老高认为“名利思想”。这些无疑对沈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虽然老高懂得全息照相的物理原理,但是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却不能给沈斌这样积极上进的青年提供相干性光源。即使如此,沈斌并没有放弃自我,依然坚守自己的良知——“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那瓢泼的大雨,是不足道的”。

  《团聚》中的绾云在经过十三年的分居生活后,终于同爱人团聚了。在这十三年中,丈夫辛图已被磨得光光滑滑,曾经的理想在时间的磨砺中,已经变得杳无踪影。每天忙碌于生活的琐碎,生活的激情已消失殆尽。而绾云呢,在舅舅和辛图之间的对比中,她为理想、纯真的缺失而不安,为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沉重,然而她并没有随波逐流,自己内心的良知依然坚守一种纯净美好的道德境界。

  宗璞小说中展现的良知作为深层洞察力和趋善避恶的内在欲求,使个体在面临选择时出于对道德、情境的直觉领悟而倾向于“应当的”至少是“正当的”做法,并持守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行为界限。良知使这些人怀着对人的价值的珍视,从而使自己在变化中能够作为真实的个人而具有人格的统一性和人的自尊。

  四、古典审美意蕴的萦绕

  宗璞的小说风格含蓄、蕴藉。在宗璞的作品中,无论是描写社会环境,还是展现人物情感,都可以追寻到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她的作品中萦绕着古典审美意蕴的情趣,让宗璞的小说别具一番悠远深沉的意味。苏珊·朗格说过:“艺术品是将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感受到的一切)呈现供人观赏,是由情感转化成的可见或不可见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宗璞小说中的伦理情感是以潜隐和浸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潜隐和浸润的方式就是古典审美意蕴的皈依。

  “发乎情,止于礼”的爱情伦理观。宗璞小说中对爱情的叙写具有一种古典的气息。也许结局并不是完美的,但那过程却让人感到一种心驰神往之美。宗璞对爱情的表达是含蓄的,没有当下写作的那份直露。宗璞借助于音乐、绘画、古典诗词来展现这种真挚却又有些哀伤的情感。《红豆》中的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是以音乐相系的,又在音乐的流动中情感日益浓厚。音乐本身就是美,是一种纯净的美,又是一种心境之美。音乐就代表江玫和齐虹之间的情感之质。那音乐如泉水,如盐,滋润着灵魂,洗涤着灵魂。而在《米家山水》中,米莲予和萌的情感则是用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传统山水画的意境中表达他们之间那份情感的和谐之美。“一层层青山,一层层绿树,隐约间,一条小路蜿蜒而上。通向云端……山下一片绿水……长长的柳线,拂着水面……”意境平和悠远,中国古典山水画的意蕴悠然而出,是宁静、平实之美。宗璞小说中的情感是丰富复杂的,其中有关涉婚外恋情感的写作,结局是明朗的,但那段婉转曲折而又心心相印的情感历程却让人无限回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心祭》中黎倩兮和程抗之间情感的写照。一句古典诗词,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们之间曾有一份真挚的情感,但是两个人最后还是遵从了自己内心的伦理观,最终并没有在一起,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南渡记》和《东藏记》则是借助戏曲,来表达自己的“野葫芦心”,既有慷慨激昂之情、悲愤难抑之情,又有曲折哀伤之情。

  如下面这个曲牌《泪洒方壶》:

  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点流萤?

  “血泪飞,红雨凝”点出了战争的残酷。“一腔浩气吁苍穹”映出了有识之士那份大气的国家民族大义。他们不再眷恋从前的“点点流萤”,毅然决绝地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那种责任意识,赴汤蹈火的勇气清晰可见。

  而在《南尾》却是那样沉重:

  乱纷纷落叶滚尘埃,冷清清旧天街。瘆人心一壁素白,刺人眼朝霞彩。恨深深一年时光改,凄惶惶割舍了旧楼台。问秋风何事吹痛离人泪满腮。

  道路阻雾迷关隘,衣衫薄影断苍山寨。把心儿向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且休问得不得回来!

  “乱纷纷”“冷清清”“恨深深”“凄惶惶”叠音词的连用让人忆起了李清照那首绝唱《声声慢》。但是它包含的意思是道路虽阻,但前进的动力依旧不退。心系国家,“身儿向前赶”,“且休问得不得回来”。那份执著,那份坚定荡漾其间。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境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页。宗璞的小说特别擅长表现个体的精神境界,记得冯友兰说过人生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宗璞的小说着重表达人生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因此在作品中,宗璞通过她笔下的人物来表达那种既尊重自己又考虑自身社会责任及与他人关系的自觉人生与那种宇宙人生融洽一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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