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风: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2月17日16:29   周晓风

  我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来北大,跟随在座的谢冕教授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所以今天能够在这里做演讲感到非常荣幸。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角度来切入今天会议的主题,我的题目是《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针对政策问题背后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所做出的文化选择。这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对文学艺术的现实发展更是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其特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政治价值取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也就是说政治方向的正确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取向的合理。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具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取向,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主要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这三个方面。我想简要谈谈我对这几个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第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指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趋于封闭和保守的文化价值取向。这个文化保守主义跟政治学所说的保守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在五四时期,胡适等人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个被认为是文化激进主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一般认为是进步者,甚至是革命者。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突出表现为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论述。这种学风上的教条主义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文化价值取向的文化保守主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跟今天会议的主题有关,即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关于现实主义,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做了许多精到的论述,但我们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拿来作为当代文学发展上的一个唯一选择,完全独尊现实主义。这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样就把文学艺术中的其他风格流派都抹杀了,既造成我们理论上的困境,也无法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

  第二个是文化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另外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化价值取向。一般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就是全盘西化,其实我们应该把文化激进主义理解为一种对文化的态度,特征是求新、求变,充满乌托邦的色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实际上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时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色彩,有的时候显示出浓厚的民族主义特点。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激进主义价值取向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我个人觉得最典型的一个是周杨在50年代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以及文革前夕产生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周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曾经经过了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是典型的当代文艺政策文本。值得注意的是,周杨的这篇文章里面不仅充斥了批判右派的表述,而且还表现出了一种激进姿态。比如说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在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文学,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社会主义文学还是比较年轻的文学,苏联文学自高尔基的《母亲》到现在不过50年等等。这些话我们后来在文革中听得非常熟悉,包括它必须象《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和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观念实现最彻底的决裂。周杨的报告实际上充满了激进主义的色彩,我们过去比较忽略这一点。另外一个文本情况更复杂一些,曾经作为中共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全国。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虚无色彩的文化姿态的东西,是此前文化激进主义长期发展的结果,所以与文化激进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要予以重视。所以我们对过去的文艺政策进行反思的时候,只是从政治上给予简单的否定是不够的。

  第三点,文化理性主义。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只能是理性的取向,我理解主要的一点就是今天谈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这是政治方向和文化价值取向的统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文化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和曲折的选择过程才逐渐确立。比较典型的政策文本一个是“二为”方向,一个是“双百”方针,再有一个是现在提的比较多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关于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大家非常熟悉,不再多说。关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是从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领导总结当代文学艺术经验教训的时候提出来的,90年代正式成型。1989年11月中宣部文艺局和湖南省委宣传部在长沙联合召开研讨会,提出文艺在多样化发展中强化主旋律,对这个思想首次做了表述。到1994年的1月24号,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中,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的高度对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做了全面阐述,这是对过去的总结,代表了当今文化发展的方向。

  总之,当代文艺政策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的矛盾运动。我认为在当前必须坚持文化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才能够引导我们的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谢谢!

 

附: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

周晓风

  [内容摘要]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指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针对政策问题背后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突出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的矛盾运动。在当今中国,必须坚持文化理性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才能够引导文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关键词]  中国  当代  文艺政策  文化价值  取向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指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针对政策问题背后所面临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所作出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整合,并表现出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所谓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指价值标准所取舍的方向。主体在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中,其价值标准除了仅仅作为价值标准外,还带有某种指向性。它涉及到以谁为价值主体、满足价值主体的何种需要以及满足主体需要的何种程度等。这种因价值标准而形成的较为明确和相对稳定的指向性,简称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内容。文化价值取向则是指从文化的角度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价值指向性,以区别于从政治的、经济的等角度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所形成的价值指向性。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政治价值取向是要通过文艺政策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则是要通过制订和实施各项文艺政策,确保中国当代文艺事业实现其民族的、大众的和现代的文化定位和文化目标。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其政治价值取向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当我们从政治价值取向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其在某些时候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同样,如果我们只是从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政策政治价值取向的不合理性,而不深入揭示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特征,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政策价值取向的理解就是很不全面的,也是不深刻的。但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我们看来,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具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价值取向,其中最有代表性、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和文艺实践影响最大的,主要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等几个方面。

  一、文化保守主义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指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趋于保守的文化价值取向,简称文化保守主义。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既是一种心理倾向,又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与政治学中所说的“保守主义”概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的立场。但他们在政治上则被认为是革命的和进步的。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则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一系列政治批判运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都逐渐表现出极左的政治倾向和激进主义的文化姿态,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所以,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前,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当代思想潮流中并没有地位。一直要到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由经济理性到政治理性再到文化理性,人们开始深入反思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进而掀起所谓“国学热”,从而引起了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视。因此,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总体倾向上是趋于激进主义的文化立场的。但在不同的阶段和某些具体问题上,仍然表现出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取向杂糅的复杂情况。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为在处理有关文艺发展的问题时,不是从中国当代文艺的现状出发,而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对于民族文学艺术传统不加分析地一味肯定,以及对于西方外来文学艺术经验的排斥态度。这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作风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时间不长、执政经验不足有关。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以及俄国革命经验的情况较为普遍。例如,关于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经典论述。其中之一就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恩格斯在这封著名的信中写到,“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另一个重要论述是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会见苏联作家后,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随后,1934年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这一口号写进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并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恩格斯上述有关现实主义文学的观点无疑是精辟的,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对于深入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却不能因此成为所有文学艺术的唯一尺度,更不能成为独尊现实主义的依据。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中国当代一些重要的甚至具有文艺政策意义的文艺评论事实上是把上述恩格斯和斯大林的意见作为独尊现实主义的主要依据来加以运用的,而且几乎是不能越雷池一步。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秦兆阳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周勃发表《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长江文艺》1956年12月号。],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均遭到严厉批判,以至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使这一领域基本上成为禁区,一直要到新时期才开始得到认真讨论。此外,有关艺术典型也是当代文艺政策经常涉及的重要问题,有关的讨论一度还相当活跃,何其芳、张光年、巴人等都发表过有独到见解和重要影响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不能脱离把艺术典型当作政治问题、把典型简单理解为某种社会本质的代表以及一个阶级一种典型等对艺术典型等不适当的看法。这既造成诸多理论上的困境,也无法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道路。

  在对待民族艺术传统的问题上,一般说来,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成功的。这与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偏颇,表现出对民间传统的某种不加分析的一味肯定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正是这些意见及其所产生的影响,遮蔽了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的科学态度,进而导致对民间传统和工农兵文艺的某种不加分析的一味肯定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导致对于西方外来文学艺术经验的排斥态度和文艺创新的保守态度。这也应该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应该总结的教训之一。

  二、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思想潮流,也是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另一种更有代表性的文化价值取向。一般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就是激烈的反传统,或者是全盘的反传统,或者全盘西方化。其实,“划分‘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准,主要并不根据其是否‘反传统’而定,而在于其是否将思想观念与学术文化作为政治与社会改革的工具而定”。[胡伟希《观念的选择》第30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我们在此则倾向于把文化激进主义理解为一种文化选择上的态度,其典型特征是求新求变,思想偏激,情感狂热,好走极端,充满乌托邦色彩。至于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视当时的情境和主题而定。有时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的否定姿态,有时候则显示出浓厚的民族文化本位情结。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由于是在一种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在满足指导当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同时,难免打上文化激进主义色彩,并对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断求新求变的浮躁的文化心态,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产生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文件中便已经初见端倪,中经50年代中期政治运动的推波助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产生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达到高潮。其在文艺政策上的代表主要有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和《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文艺界反右派运动是全国性的反右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则是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周扬此文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大风浪中的考验”,集中概括了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运动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过程。第二部分“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进一步分析了丁玲、冯雪峰这样的老党员、老左翼作家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以及从中可以汲取的教训。文章第三部分“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则把文艺界的右派言行上升到修正主义的政治高度,并且认为,“这种文艺对于社会的发展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这就是右派分子所主张的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周扬此文在政治判断方面无疑是符合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本身也经过了毛泽东的三次审阅修改。毛泽东在1958年2月24日给林默涵的信中写到,“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因此,周扬此文作为具有文艺政策意义的文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周扬在此文中不仅从政治上批判了文艺界的右派言行,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上的激进姿态。这在文章中随处可见。如,“无产阶级的文艺观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文艺观历来是互相斗争的;社会主义文学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又如,“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能和它相比。……社会主义文学还是比较年青的文学。苏联文学从高尔基1907年发表《母亲》算起,到现在不过50年出头一点”;再如,“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必须继承过去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我们的作家必须向先辈学习。但是我们的文学艺术既然叫做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它就只能以共产主义世界观作为它的思想基础,因此,它必须像《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上述这些话语中所包含的斗争哲学思想、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以及必须要和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等,均是此前文艺界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对后来的文艺发展产生影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产生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也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1966年2月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情况则要更为复杂一些。1966年2月,通过林彪的安排,江青在上海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人整理成三千多字的《汇报提纲》。此后又请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参与修改。该材料经毛泽东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才终于定稿。1966年4月10 日,《纪要》以中发(66)211号文件方式向全国下发至县团级党委。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在没有提及“座谈会”和《纪要》的情况下,公布了《纪要》的主要观点。直到1967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才公开发表《纪要》全文。这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一起,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标志着文艺界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来的事实表明,文化大革命中《纪要》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5月“同意总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请示,决定撤销中发〔66〕211号文件,即中央批发的一九六六年二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对过去曾经宣传、执行过《纪要》的各级组织和个人,不必追究政治责任”。[参见《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消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的通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问题在于,《纪要》提出的“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文化激进主义文艺政策长期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对毛主席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的落实。除此之外,《纪要》的文化激进姿态也在此前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和所有文化激进主义一样,《纪要》的文化激进主义价值取向首先和主要表现在它的所谓彻底否定传统、否定一切人类文化遗产的姿态。整个《纪要》的内容除第一部分“引言”和最后一部分“结语”外,第二部分“正文”共十条。《纪要》在第一条里就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就不仅完全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纪要》公开点名批判多部文艺作品),而且把西方19世纪以来的文艺和曾给我国以很大影响的苏联文艺也给予了全盘否定。《纪要》第二条在谈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时,特别强调“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第五条中又说,“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我们要创造无愧于时代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姿态不仅在结论上是幼稚可笑的,而且暴露出其思想方法上的简单和偏激。整个《纪要》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姿态既是林彪江青极左思想路线的反映,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激进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在对以《纪要》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文艺思潮进行清算的时候,如果仅仅是从政治上对其拨乱反正,忽略了文化倾向上的激进主义姿态,显然是不够的。

  三、文化理性主义

  文艺政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不是从中国当代文艺的现状出发,而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表现出对于民族文学艺术传统不加分析地一味肯定,以及对于西方外来文学艺术经验的复杂态度,显然不能适应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需要。同样,文化激进主义文艺政策也不是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它在一种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对新中国文艺发展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只能是一种文化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其实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是政治方向与文化价值取向的统一。在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和曲折的发展过程,才得以逐渐确立,并且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文艺政策体系。这在中国当代文艺核心政策——“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确立的过程中体现的尤为突出。

  所谓“二为方向”,指的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这是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我国当代文艺政策的立足点。我国当代文艺政策的体系就是围绕这一根本方向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可以说“二为方向”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政策。这一政策的关键,是要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我国当代文艺政策自建国初开始,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探索,经受了来自“左”的和右的等方面的干扰,最终在新时期得以形成。概括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5月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给予了科学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并没有有效解决。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在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根本问题上坚持和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文艺政策,从而导致新中国文艺政策与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脱节。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和文艺氛围下,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2年5月23日发表由周扬执笔的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试图对中国当代文艺指导思想作出有限调整,扩大社会主义文艺服务的范围,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可惜这一努力很快就夭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声浪之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得以实现应有的调整。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并在其中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稍后不久,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引人注目地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扩展到为范围更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上述情况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指导思想的重大调整。调整后的中国当代文艺的指导思想,被概括为“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既体现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属性,又反映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文化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的统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就提出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与范文澜在中国古代史分期上产生不同意见争论,中央让中宣部组织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进行讨论,陈伯达作主任,陈向毛请示研究方针,毛泽东回答,“百家争鸣”;1955年,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仍然回答,“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一千多位首都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此后,该报告又经毛泽东审阅,在195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正式向全社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新的文化方针政策。“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件大事,对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文化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双百方针”的提出,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当时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所面临的各种文化矛盾。“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承认矛盾,尤其是文化建设上的矛盾,同时开始意识到对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采取与战争年代的军事斗争所不同的、更符合文学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式。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内涵作了经典阐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实际上又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政策上开放的文化胸襟和坚信文艺规律的文化自信,是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与文化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的有机结合。

  同样,“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提出,也典型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与文化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的结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中国当代一项基本的文艺政策。“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政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孕育,90年代正式提出和成型的。198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和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在长沙联合召开研讨会,首次提出“文艺在多样化发展中强化主旋律”的口号,认为新时期文艺发展一方面要进一步多样化,另一方面更应当高扬充满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主旋律。199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希望电影创作要奏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激发人开拓创新,奋发图强的主旋律,同时在主题、题材、形式、风格上又必须保持多样化,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1991年3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发布《关于当前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正式以文件的方式提出“坚持发展多样化和突出主旋律的统一”的主张,要求“在创作内容的多样化中,要突出时代和生活的主旋律”。[《人民日报》1991年5月10日。]在此基础上,199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的高度,提出并阐释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政策思想。“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感情,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感情,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感情……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能够使人民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都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江泽民在讲话中还强调指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人民日报》1994年3月7日。]至此,“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正式成为中国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的文艺政策建构,对当代文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总之,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既是一个富有学术内涵的理论命题,同时又具有指导文艺发展的现实意义。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文化价值取向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突出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理性主义的矛盾运动。在当今中国,必须坚持文化理性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取向,才能够引导文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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