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关于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思考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12月10日14:02  

一  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考

  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叙述近年来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引起了国内诸多学者的兴趣。特别是上海学者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问世,更是激起了新一轮的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论争。北京学者洪子诚、程光炜、曹文轩、李扬、旷新年、王光明、钱文亮,南京学者董健、丁帆、王彬彬、许志英,上海学者陈思和、浙江学者吴秀明,武汉学者王又平、谢维强,福建学者孙绍振,苏州学者王尧,等等,都相继在《文学评论》、《江汉论坛》、《郑州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等发表文章,参与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叙述的讨论或批评,有的还亲自参与了“重写”的实践。

  一。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时性考察

  “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随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并取代了五四时期就已提出并沿用至50年代前期的“新文学”概念,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与当代文学的写作实践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最早的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要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该书写于1958年,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196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内部铅印本)等等。

  而重写当代文学史则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1985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应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随即“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引起了一系列讨论。1988年7月《上海文论》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王晓明主持),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刊发了22篇论文。这些论文围绕“重写”二字展示了80年代知识界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了研究者一种鲜明的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取向,也标志着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一体化”局面走向解体。80年代的“重写”讨论大家主要集中的是如何对待“十七年文学”的问题,即如何对在政治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写就的“十七年文学”给予“文学还原”式的审美观照。同时,还与这一时期正在滋长的对五四以来的左翼——革命文学的情绪化“清算”有关。

  当代文学史写作实践的高潮当推上个世纪9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理念推动下,国内各大高校都推出了自己的当代文学史版本,近年甚至有“批量生产”的趋势。当然大部分版本是没有多少特色的,其中可以说不乏为评职称而匆匆组装的史料,也有些可能就是为了满足校方所谓“教材建设”的需要而粗制滥造的“规划书”。但不可否认也有些版本是非常有特色有影响的。最有影响的当推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部都宣称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标准,但前者追求“文学的一体化”,把这个“一体化”看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过程,“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以几乎不可能抵达的语言,尽可能逼近‘历史’中的‘情境’”;[1]后者则回避文学经典,发掘“潜在写作”,试图以否定传统的文学史叙述而重造文学史,体现对中心话语的反叛。刘锡庆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史略》“除对文学思潮做简要评述外,主要文学侧重各体裁的创作,将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介,与某一体裁的时期特征和演化状况,交互渗透,突出对创作个性和文体风格的总结”。[2]浙江大学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与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不同,它致力于淡化个人主义的主观色彩,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将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史料的辑录介绍上,著者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从体例上讲,这部著作比较接近于描述型文学史。它的内容大体为以下五大板块:(1)作家作品介绍;(2)评论文章选萃(精选不同时期或同时期多位有代表性的评论家相异甚至截然对立的观点);(3)作家自述;(4)编者评点;(5)参考文献和思考题。南京大学董健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也很有特色,它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而是“在历史的叙写中尽量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在宏阔的视野中获得对文学史对象的背景清晰和清醒的把握”。同时,它还“摈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与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原则,突破多年延续的‘社会主义一元’的狭窄思路,”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当代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的视野。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似乎为最早见到的当代文学史的个人撰写著作。此外,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编》、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等也是颇有特色的。

  二。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意义与“重写”的必要性

  当代文学史写作是与“当代文学”的合法性的确立密切相关的。它是在“新文学”概念退场,而“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连袂登场且“当代文学”需要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以后,而走进文学史研究的知识分子的视域的。考察当代文学的进程,分析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外因素,不难看出,当代文学写作是非常有意义,其重写是非常必要的。

  1、当代文学的实践和积累决定了当代文学写作的必要性。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学科附庸于政治的、时评式的研究过多,由于刚刚跨入新时代新中国的门槛,当代文学的实践和积累还谈不上丰富性,独立修史的意义不大,因此当代文学学科基本处于“现代文学”的范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文学的实践和积累日趋丰富,再加上进入新时期,新的文学观、史学观的确立,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则显得特别紧要而迫切。

  2、当代文学史研究新格局的形成对“文学史写作权利的垄断”的挑战。“现代文学”曾经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写作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所建立的文学秩序(如对文学现象作的阶级性的“多层等级”划分、以政治事件及政治标准来评介文学现象)一度成为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研究的指南。这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研究格局,造成了文学史写作权利的垄断。而北大《当代文学概观》等“过渡性”教材的统领地位也不利于文学研究的发展。事实上,随着文学史研究的队伍的扩大,研究者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拓宽,一部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或者一部通行的“当代文学史”显然难以满足人们对于文学发展进程的全方位检阅的要求。于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多元化的新格局的形成自然就呼唤着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

  3、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也是当代文学史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所规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切身的体验固然能使写作者触摸到晚代人所难以把握的东西,但由于没有距离感,再加上“所要叙述与评价的对象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与命运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也就会因主观情感的过多投入,而遮蔽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3]且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下限,还处于行进中,其资源会日益丰富,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需要不断更新,“重写”自然就理所当然。

  三。当代文学史写作与叙述的难点

  但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叙述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近年来大家争论、困惑并形成热点的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1、难点一:如何叙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十七年文学”显然是延续了“延安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承接了“左翼文学”的基因。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实绩也是显在的,就小说而言,《创业史》、《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红岩》、《苦菜花》、《上海的早晨》、《艳阳天》、《风雪之夜》、《我的第一个上级》、《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百合花》等等,这些以农村、乡土题材为主的小说充分展示了农村生活、农民的命运,是“符合社会生活逻辑规律和文学发展规律的”。还有郭小川、贺敬之等人的诗歌,虽然都是“颂歌”,但也符合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的生活理想。如何撇开文化环境变化而带来的“文化隔膜”或“文化冲突”来重构“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事,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难题。米兰·昆德拉说过:“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以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 [4]因此,我们不能将“十七年文学”放置于历史之外来考察来审视。

  2、难点二:文革文学或“文革地下写作”如何进入文学史。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文学创作毁灭性的摧残。60年代后期,公开出版的文学读物只有样版戏和浩然的《艳阳天》;70年代只有工农兵文学、红小兵文学和李心田的《闪闪的红心》等,文学在极端的政治情势下的“荒芜”使得文学史写作曾经以“空白”、“断裂”二词而将文革文学一笔带过,但事实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地下诗歌”,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白洋淀诗歌群落”等(它们被称为“潜在写作”)虽未被公开发表,但在民间以手抄的形式流传,对当时的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白洋淀诗歌群落”影响了《今天》和“朦胧诗”的美学崛起。因此,对“文革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将“潜在写作”纳入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资源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问题是,文革期间的“潜在写作”的真实性本身就有令人疑虑的地方。而且,文革的“样板戏”是不是真的没有文学史意义还值得思考,“史”具有作为一个过程的描述的意义,是不允许“残缺”某一部分的,那么写当代文学史能否将文革中作为主流写作的“样板戏”或“红色经典”完全忽略?

  3、难点三:如何突破“二元对立”思维中悖论重重的叙述结构。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学批评的认知方式都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如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一样,要么是对“左翼文学”的百般推崇而忽略那些“非主流作家”,要么是对张爱玲、沈从文等“非主流作家”的极度赞誉而不惜诋毁鲁迅甚至要将蒋光赤、胡也频、殷夫等作家开革出局。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当然是一种“重建”,是一种文学秩序的重建,但重建并不意味着颠覆一方而建构一方,对审美性的追求不能否定文学的政治联系,“一元论”的泥潭其实就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绝唱。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例,其“重写”中的“民间立场”就值得怀疑,将“潜在写作”挖掘出来就体现了“民间立场”,这显然是借用“民间”来争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话语权”的策略。事实上,历史从来就是多元的,即使“一元话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学创作的路向都是多元化的、复杂的,而具体到作品则更是多层面的。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客观公正地审视当代文学创作,还原“历史真相”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重要课题。

  4、难点四:文学史写作的标准与文学经典的估断。“标准”,即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入文学史,一直是困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难题。大家一致的观点是“客观性”,即编写时,认识主体的见识只有符合于客体,正确反映客体,才够得上是科学的,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有人认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毕竟与当代文学评论不完全一样,当代文学史作为一种历史,它应该更接近科学而不是接近个人感情,在进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时,它更需要一种科学的客观尺度,应该以在文学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增殖性意义和创造性意义来决定取舍。[5]可“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绕不开的是写作主体对文学史对象的价值定位”。[6]还有人认为,只有“经典”才能进入文学史写作的视野,这实际上又给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什么是“经典”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事实上,经典不一定就是“纯文学”的概念,它脱离不了自身的“历史语境”。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阿诺德·克拉普特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7]如此说来,经典不一定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好作品”,单纯的艺术性是难以判断“经典”的。对那些参与了当时的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的作品,即使现在看来不是所谓的“经典”,也不能熟视无睹,将其踢出文学史的叙事。更何况“当代文学——至少是它的前30年,它本就是被意识形态高度渗透的,最后成为政治的形象解读,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8]

  四、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策略与方法

  文学史除了作为文学的“史”的责任外,还担负着文学知识教育的功能,重写当代文学史,特别是重写一部当代大学生的教科书的“当代文学史”,是需要新的眼光、角度和策略或方法的。

  1、借用“系统论”观点,使当代文学史写作成为真正反映中国文学全貌的文学史。“系统论”的重要内涵就是一个系统有其若干“子系统”,其“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统一于“母系统”的有机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母系统”,其下面可以有若干“子系统”:十七年文学、文革期间的文学、新时期文学和当下文学;也可以有若干“子系统”: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还可以有若干“子系统”:当代小说、散文、诗歌、影视文学、戏剧、报告文学、散文诗、传统诗词;更可以有若干“子系统”:为儿童写作的当代文学、为成人写作的当代文学和为政治写作的当代文学。等等。当代文学史写作如果有了“系统”意识,就解决了“文学史的遮蔽”的问题,那么,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就会开阔多了,就避免了文学史叙述一度将文革期间的文学现象一笔勾消的色盲,就避免了当代文学史曾经只是一部“当代大陆文学史”的可笑,就避免了当代文学史似乎永远没有“儿童文学”四个字的专横,就避免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缺失了旧体诗词创作的审美的或社会的观照的霸气,就避免了当代文学史叙述中“学院中心主义”造成的学术匪气。

  2、转换叙述视角,使文学史写作不再是一个路向的直奔,而形成多种路向的抵达。孙绍振在论及文学史的写作时,就谈到不少人习惯于把文学史当成作家和作品的历史,从理论上还停留在浪漫主义的作家中心论和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心论上。他认为,“其实,作品写成以后,文学并没有完成,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完成了文学的使命。真正的文学史不仅应该包括作家和作品,而且应该包括作品和作家不断被阐释的历史。没有作品被阐释的曲折历程,很难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9]这个观点,就给了我们启示,即我们应该转换叙述视角。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可以是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价,可以是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思潮流变的梳理,可以是对主导题材形成的发生学考察,也可以是对各个阶段的文学与政治、社会、民众、地理等关系的综合叙事,还可以是读者接受角度的文学评判历史……一句话,当代文学是一个具有复杂性与整体性的学科,当代文学史应该是一部多角度的、经纬交错的、连续的“文学家族谱系”。

  总之,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重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期待更为开放自由的心态、客观公允的立场,期待更为细致的分析与审视、入木三分的判断;它需要重写者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合乎历史逻辑的归纳与清理,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给读者以开阔的视野。

  注:[1] 王光明《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2] 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3期。

  [3] 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1期。

  [4]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5]

  陈美兰《寻找诠释的“阿基米德点”》,文学评论2000年 1期。

  [6] 乐黛云、陈钰编《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7] 董健、丁帆、王彬彬《我们应该怎样重写文学史》,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1期。

  [8] 曹文轩《对一个概念的无声挽留》,文学评论2000年 1期。

  [9] 孙绍振《文学史的写法和文学批评的写法》,光明日报200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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