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6月16日16:52   晓雪[白族]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三十五年的历程。在三分之一世纪里,它跟随人民共和国的进军步伐前进,和人民休戚与共,同社会主义事业息息相通。它在发展过程中曾受过“左”的和右的干扰,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它的成就是巨大的。回顾并分析其发展历程、主要成就、经验教训等,从中找出带规律性的问题,将有助于它进一步走向兴旺与繁荣。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同汉族文学一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也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一道跨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按照三十五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状况,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二阶段,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至现在的八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少数民族文学从发展和兴旺,到停滞与受摧残,再到复苏及繁荣,发展的基本轮廓呈马鞍形,总趋势是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使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始了一个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新时代。建国后的十七年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有的少数民族甚至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如茅盾所说的,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的变革,使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潜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沿着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边疆,深入民族地区,深入各族人民火热的斗争,辛勤地开垦了一片片文艺处女地,创作了大量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电影文学作品。在短短十七年中,五十几个少数民族大多有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或用汉文创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民间老歌手也获得了艺术的新生命。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一支数量和素质都相当可观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尽管五十年代后期接连出现的政治运动和文艺斗争中“左”的倾向给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带来了消极影响;尤其是所谓“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受到严重干扰,但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园地,其主流仍然是一派百花争妍、果实累累的景象。
    正当少数民族文学欣欣向荣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林彪、“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推行封建法西斯政策,全盘否定从古到今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和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遭到空前严重的挫折和摧残。在这场浩劫中,一批有才华、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和民间歌手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许多人被戴上“叛国分子”、“里通外国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特务”、“走资派”等等帽子;不少人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其中有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和歌手,如老舍(满族)、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康朗英(傣族) 
  、尼米希依提(维吾尔族)、毛依罕(蒙古族)、徐宪(朝鲜族)、张明德(白族)等。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被诬为“大毒草”、“叛国文学”,横遭批判,被封禁销毁。整整十年,少数民族文坛百卉凋零,萧索凄凉。然而,地火在运行,在奔突。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和各族人民一道,用政治的或文学的方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创造着革命的、战斗的、民族的文艺,呼唤祖国的第二个春天,并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二次勃发播撒着种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春雷,给多灾多难的祖国带来第二个春天,也使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复苏、繁荣的历史新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三中全会以前,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和全国文艺界一样,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少文艺工作者冲破禁区,创作了一批歌颂老一辈革命家、鞭鞑“四人帮”的作品,大批劫里逃生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品也重见天日,确有一番“文艺复兴”气象。但由于极左路线影响很深,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仍受到各种阻碍。特别在部分边远地区,由于“两个凡是”的干扰,党的各项政策难以落实,许多冤、假、错案无法平反,许多民族文学工作者不可能放开手脚地去工作,因此少数民族文学起步较晚。少数民族文学的真正转机,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三中全会之后。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使我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战线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为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接着,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作了“祝辞”,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历史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特别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口号的提出,这在我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通过反复认真的讨论,人们对我国文学自古以来就具有多民族性、我国当代文学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在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等问题,有了一致的认识。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为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全国性和地方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创办,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和少数民族作家学习、参观活动的开展等等,都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人才不断涌现,创作趋向繁荣,理论渐趋活跃,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老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批中年作家重返文坛,大量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作家队伍迅速壮大。十年高压中积累的热量、智慧、潜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生产力又一次得到解放,少数民族人民的文学艺术创造力又一次得到发挥。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以与建国后的十七年媲美。大批各种样式的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问世,中长篇小说、戏剧和电影文学等有显著发展,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的跻身于全国最优秀作品之列,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称赞。少数民族作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生动地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表达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同时力图把这些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使自己的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一九八二年,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曾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主题和题材的变化作过如下概括:“从揭露十年动乱中所造成的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的伤痕,到对民族地区历史问题的回顾,到探索民族地区向‘四化’进军中的矛盾和问题,进而歌颂‘四化’进军中的英雄人物,这就是几年来各少数民族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主题——歌颂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而且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这就是:它把维护民族团结和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歌颂与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罪行的批判联系起来,因而使它表达的民族团结的主题更加深沉、高昂。”这一时期,有自己艺术追求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增加了,艺术风格趋于丰富多样;同时,由于少数民族作家在继承本民族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注意有选择有分析地向汉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学习,因此他们的作品更加异彩纷呈。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些进展与开拓,不是一种突发的偶然现象。这一时期整个文学潮流的影响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具有决定性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的发展和改革浪潮的高涨。后者不仅给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创作源泉,而且提高了他们精神境界,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使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观念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可以预期,在民族地区“四化”建设和改革浪潮的有力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学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更加繁荣的新局面。
    纵观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不难发现它的性质、特点和发展线索。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创造性劳动相联系,担负着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少数民族人民的崇高使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三十五年来的起伏消长是同社会主义事业的起伏消长大体一致的。它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但就其文学主流看,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正因为这样,十年动乱中它才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么严重的摧残。到了新时期,当我们党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更纯正、方向更明确了。所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它也很快出现了日益繁荣的趋势。总之,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新时期加速走向繁荣,形成了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我国当代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共同特点,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区别于历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标志。
    
    三十五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为我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形成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是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成就之一。我国的各少数民族都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但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民间文学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上常居于主导地位。某些少数民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批作家,甚至产生一些杰出作家,然而从未形成一个时期包括有各少数民族的、众多作家的作家群。
    我国多民族文学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群,出现于建国后不久。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使少数民族人民得到了解决,物质生活有了改善提高,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提高文化水平和开展创作活动的条件。在有关部门的精心培养下,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和解放前就开始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汇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少数民族作家群。据一九五九年统计,当时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和地方分会的少数民族作家与诗人,已达二百人以上。其中有翼盖一代、饮誉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老舍,还有李乔、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陆地、尼米希依提、祖农?哈迪尔、库尔班阿里、铁依甫江、李凖、敖德斯尔、陈靖、苗延秀、金哲、李根全、关沫南、扎拉嘎胡、晓雪、莎红、巴?布林贝赫、艾里坎木?艾哈坦木、克里木?霍加、超克图纳仁、李英敏、任晓远、李惠文、杨苏、胡可、饶阶巴桑、朋斯克、安柯钦夫、达木林、孟和博彦、郝斯力汗、黄勇刹、乌铁库尔、韦其麟、黄青、包玉堂、乌?白辛、胡昭、张长、普飞、苏晓星、伍略、汪承栋、孙健忠、石太瑞、寒风、那家伦、胡奇、沙蕾、哈宽贵、木斧、高深、马瑞麟、汪玉良、杨明渊等等。除已逝世者外,如今他们大多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的骨干,有的已是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经受了严峻的体验,特别在十年浩劫中,许多人受到了残酷迫害,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始终忠贞不渝,表现了革命作家的高贵品格。
    我国第二个少数民族作家群,出现于历史新时期。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八十年代以来,又有一大批有生活积累、创作力旺盛的中青年少数民族作家迈进文坛。他们有的起步较早,这时才被人们注意,有的则是新时期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其中成绩突出的有张承志、乌热尔图、蔡测海、柯尤慕?图尔迪、金成辉、降边嘉措、佳峻、艾克拜尔?米吉提、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益希单增、查干、沙叶新、李陀、乌拉孜罕、买麦提明?吾守尔、意西泽仁、龙敏、祖尔东?萨比尔、戈阿干、乌买尔哈孜、扎西达娃、穆罕默德?巴格拉西、景宜、刘荣敏、潘俊龄、李传锋、白练、林元春、莫义明、力格登、李必雨、贾合甫?米尔扎汗、马犁、马瑞芳、金勋、穆静、赵大年、周民震、赵之洵、杨世光、韦一凡、基默热阔、益希卓玛等等。这些中青年作家从各族人民群众中来,从民族地区“四化”建设和改革热潮中来,从广阔天地的巨大变化中来,起步严正,思想活跃,勇于创新。他们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常有突破。这批后起之秀为少数民族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青春的活力。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少数民族文学的希望。
    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两次崛起,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形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三代人的作家队伍。这是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少数民族人民保持着血肉联系的新型文艺队伍。它具有丰厚的创作活力和巨大的创作潜力。这支队伍的形成,壮大了我国当代作家的阵容,在我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作家群的出现,与时代环境、社会条件、文艺风尚以及人才的发现与培养等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旧社会受尽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长期处于愚昧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并形成了具有战斗力的作家队伍,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文艺政策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和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艺术家的正确方针,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崛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上考察少数民族作家群的两次崛起,对其意义做出怎样的估价都不会过分的,因为其意义已远远超出文学范畴了。
    大量优秀作品的涌现,是三十五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三十五年来,我国用汉文和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地历史地展示了少数民族人民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形象地表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生动地刻画了各民族人民独具的心理结构与性格特点,为人们拒绝了包括历史风涛和现实变革、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山川风物、神话传说世界等等在内的各种艺术画卷。在当代少数民族文苑中,过去从未有过的奇花异卉与日俱增。它们以题材的广泛与新颖,思想的深刻与独特,形式的多样与丰富,民族特色的鲜明与浓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更加绮丽多彩。
    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千百年来的生活和斗争,特别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历史壮举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英雄业绩。“人民艺术家”老舍的《正红旗下》,以广阔的画面和众多的满族、汉族、回族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清末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各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本质方面,不仅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典范,而且是我国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的路碑。许多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一致誉之为“传世之作”,并非溢美之词。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深刻而生动地展现了蒙古族人民在伟大的解放战争年代经历的严峻考验,揭示了草原上尖锐激烈的两条道路斗争,反映了内蒙古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难曲折而又无比光辉的战斗历程。草原史诗性质的内容,栩栩如生的蒙古族人物的形象,浓郁而鲜艳的民族情调和地方色彩,以及“诗意盎然、笔端常带感情而又十分自在”的文笔,不但表现了这位“文坛千里马”(老舍语)的生活根底和艺术功力,也显示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运动的实绩。彝族老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通过凉山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争取翻身解放、实行民主改革到平息反动叛乱的斗争历程的描写,反映了解放前后彝族地区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是一曲奴隶解放的赞歌。因此,该书第一部出版不久,著名评论家冯牧就说它是“反映兄弟民族斗争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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