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民族儿童文学回顾(张锦贻)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4月10日14:55   内蒙古日报 张锦贻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一个发生了许多大事件的年头。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改变。它依然处于一种重要而不显要的状况中。不过,作为民族文学中的一个部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顺应儿童的审美心理,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层面,采撷民族儿童渴望了解的革命历史题材、大人们的童年题材,展现时代的进步,表现民族的精神,呈现人生的内涵。
  这一年,民族儿童小说依然是民族儿童文学中的主要方面。但好作品不多。可以翘起大拇指来说道的,也就是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动物小说《狐狗》、《狼獾河》、《犴》,回族青年作家于怀岸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祖上的战利品》,以及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写的一系列关于儿童与父母、与老师、与同学之间的种种纠葛和绵绵情意的作品等有数的几篇。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都在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上提供了新的启示。
  民族作家们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本民族生活积淀,开掘埋藏其中的历史的、文化的意义,揭示包含其间的民族的、地域的意蕴,使题材优势发挥到极致,使儿童文学民族性呈现得多姿多彩。
  黑龙江省蒙古族青年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创作最具代表性。黑鹤的童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他在去年“六一”前接受《中国民族报》采访时说:“草地就是我的幼儿园。我的人生早期生活知识基本来源于草地,那种略显粗糙的生活让我受益匪浅。我有机会经历草地的四季……”在广袤的草原上,他与牧羊犬相伴相依,与诸多动物为邻为友,他甚至饲养过幼狼和狐狸。这种自幼形成的对野生动物以及自然万物的认知和情感,成为他日后的灵感源泉。如今,他已经在城市工作,却仍养着七只狗,每年仍然要回到草原上去。近年他还深入到鄂温克族生活的大森林,跟那里的驯鹿也相处得很好。因此,他在前两年出版了两部关于獒犬的小说《黑焰》、《鬼狗》后,今年就倾力于创作森林动物小说。
  短篇小说《狐狗》、《狼獾河》、《犴》,除了以细腻、深切的情感,还以隽永、深邃的理性取胜,浓郁的地域色彩与民族色彩自然地洇化在字里行间。
  如《狐狗》,写营地里一只名叫阿牙的狗,它是狐与狗杂交的后代。纤细的身材,棕红的皮毛,尖削的耳朵,狡黠的眼神,都显示出它有着狐的血统;但它对于人的友好相待的回应,对人的依恋、顺从,又表现出狗的性格。作家写它捕鼠捉鸟时的敏捷、轻盈的弹跳,写它受到“我”的抚摸时的微微地颤抖,都非常细腻,字字句句都渗透了作家对它的理解、同情和爱。这是一个陌生人对一条在营地上受到冷落、厌弃的狐狗的真正的理解,是一个长年与狗相伴,并在草原森林行走的人对它的命运遭际的同情,是一个热爱动物、喜爱孩子的蒙古族现代青年的民族情怀。
  又如《狼獾河》,从营地上少了一头驯鹿写起,先写在林中发现驯鹿的尸骸,接着写留在两棵樟子松间雪地上清晰的足印、爪印,此后,插写了游隼、狍子、花鼠的到来和离去。然后,才集中笔墨于狼与另一头矮硕粗壮的棕黑色动物在驯鹿尸骸前的对峙与纠缠。狼三次攻击三次失败,凸现对手的机智从容和独特本领。这个对手是狼獾。作家着力描述它对狼的不屑一顾和回回取胜,描绘它对鹿肉的大力撕扯和块块吞咽,描写它对森林的无所畏惧和静静隐退。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都是别无替代的。因为这样的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只有黑鹤这样从小在草原生活的民族作家,才能够写出来,才能够写得这样真切。作家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作品中总是会充分地显示和表露。作品的民族性也正是由此而来。《犴》这篇作品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作家目光中的小犴如同一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可怜孩子,它随老猎人下山后,老猎人识破了别人想用它赚钱的种种阴谋,写出老猎人心中的善和小犴对老猎人的信赖、信任。老猎人一生狩猎,又一生与动物相守,耐人寻味,引人思索。
  当然,民族生活非常广阔,民族题材的独特并不仅仅拘限于动物小说的创作。
  如云南省藏族青年女作家永基卓玛的童年小说《九眼天珠》,篇幅虽然不长,却很好地表现了藏族人的往昔和现在、藏民族的习俗和秉性、藏族儿童的生活和情感,包蕴了藏民族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内涵,反映出民族心理素质在一代代人身上的变化。九眼天珠,是大拇指那么粗的黑石头,是奶奶给孙女达娃的“护身符”。奶奶告诫孩子:“不管做什么,天上总有九只眼睛在看着我们,所以不能做亏心事。”显然,这是藏族人信仰、观念的象征。作品中,巧妙地穿插了达娃放羊时遭几个大男孩欺负,第二天带了半岁藏獒咚那夺回牧场的故事,以及奶奶为达娃讲述藏族传说、歌谣中的善恶故事。这些情节,一遍遍表达着奶奶的教导,一次次地使藏族人的精神品质具象化。
  此外,如贵州省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散文《猴鼓舞》,写奥运春风吹到毛南山区时,年近古稀的七爷来到卡蒲乡民族小学,把古老的民族民间舞蹈——猴鼓舞教给这里的老师和学生。作家在大文化的背景中审视本民族文化,又寄望于将它融入到大文化中,展示给全世界。
  目前,民族作家的创作视野愈来愈广阔。面对民族儿童离开家乡走进城市求学、生活的现实,他们不再用过去那种单一的狭窄的眼光去观照民族儿童的生活了。不少民族作家从新的时代高度来关注、关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
  如内蒙古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她发表的儿童短篇小说《把蓝梦儿拉下水的泡泡》、《乌鸦变成和平鸽》,都是写城市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前者写学习有点差的女孩泡泡,清晨被妈妈叫醒了去上作文补习班。泡泡没有料到的是,学习好的女孩蓝梦儿居然也在那里。她想把蓝梦儿“拉下水”……写得像一出闹剧,结局却妙不可言。作家并没有想从族别来描写这些活泼女孩的一言一行,而只是想深入、切实地提示:怎样做父母,怎样做好孩子。无论是哪个民族的大人和小孩,都躲不开这个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
  韩静慧的创作决不只是表面的热闹,而是深层地表现了她对本民族及其他民族孩子的爱,表现了积聚在她心头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云南省彝族老作家普飞,数十年间始终关心当代民族儿童的生活和命运。他新创作的短篇小说《山妞早到》,写生在布依族山寨的13岁女孩文芬,初中毕业后随父母来到一个小县城的郊区,拾荒度日。作品中山妞这个朴实而向往美好的布依族女孩形象令人难忘,作品中一些民族仍无法摆脱穷困的遭遇也促人深思。但作品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边远山区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折射出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
  广西的侗族青年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我们的世界》,则写了城镇儿童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民族儿童率真、简单的心灵世界恰好对应着大人们浮躁、纷繁的现实世界。作家显然是为走进城镇的民族儿童当下的生存环境感到忧虑,却也为他们拥有纯朴和希望而欣慰。
  民族作家在表现历史题材时,彻底摒弃那种“苦难——斗争——胜利”的模式化的写法,而是把握儿童的心理特征,运用艺术的表现手段,揭示一段重要的历史。去年,这方面的作品具有突破性。
  黑龙江省的赫哲族作家孙玉民的短篇小说《神秘的依尔嘎》,描述了一个抗日少年英雄的传奇故事,是一曲赫哲少女英雄精神的美妙颂歌。她与小八路雁来的相遇,与阿娜一起出逃,后来成为来无踪去无影、两把20响大镜面匣子枪弹无虚发的赫哲英雄。每到紧要关头,作家总要戛然而止,情节在跳跃式发展中愈显离奇,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与这篇小说异曲同工的是湖南省回族青年作家于怀岸的《祖上的战利品》,小说写了山里的老猎人麻子帕旺,一个特别喜欢小孩、小孩也特别亲近他的善心人。
  这一年秋天,他在人迹罕至的青云岭遇到了老虎,还救下一个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救的这个人是日本鬼子的特工。作家没有正面地描述抗日战争,而是采用绕弯的表现方式,从人们很容易忽略的民族生活侧面展示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这两篇小说,都写抗日,小说中都跃动着童心。但民族、地域背景、小说主人公的状况等等,又都迥然相异,显现着不同民族作家各自的艺术个性。
  内蒙古的蒙古族女作家容易的短篇小说《葵花儿》,写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生长在一个蒙古族军队干部家庭里的女孩玫子和她的哥哥、弟弟、妹妹们的生活遭遇,背景就是“文革”那几年。从作家对玫子小小年纪却处处想着,照顾着全家每一个人的细节描写中,不仅表现了玫子的纯真,更蕴含了无声的反抗,显示了作家思想的深沉和在艺术上的创新。
  此外,运用纪实散文的艺术方式,又使一个个普通的儿童的美好品德和英雄行为,在真实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凸现出来。如鄂伦春族敖荣凤的抗日散文《盖山一家人》。莫桂林、占柱梅虽小小年纪、小小人物,却因作家的大手笔、大气势使他们的形象光彩照人。更因其采取实地真名,运用电影蒙太奇式的手法,使传奇色彩洇入民族色彩,更觉传神。
  民族作家们对震惊全国的抗震救灾、震撼世界的北京奥运,自然是极其关注的。而有的作家还更关怀震区儿童。北京的蒙古族作家兴安的散文《让我震撼的几个瞬间》中,四则速写,三则写儿童。作家深情的笔触、凝聚的笔墨,点写出童心的真、童性的善。写儿童的散文,读者并不一定是儿童,但儿童总是最关心同龄人的事,总是与同龄人心心相通。
  其他如云南省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北京的蒙古族女诗人娜仁琪琪格,也从不同的角度,记下了《最后一课》,写出了《我相信是这样》。
  还如满族作家匡文留的诗《孩子与鸟巢》,写了孩子对奥运的一种期待和关切,只是诗句有点成人化。
  在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亲情主题依然分外明朗。这些作品更多地显示出对民族传统美德的承扬。
  如瑶族陈茂智的短篇小说《田野花开时》,在民族地区的光景愈来愈好的现实中,把小姐弟之间的深情写得温馨之极。好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新的现代生活气息相融合。民族性与儿童性浑然一体。
  又如湖北省土家族冯兴琼追忆童年的散文《倍林深处》。作品中具体地描述“我”小时跟母亲去捡蘑菇、去挖“穿地龙”的过程,把母亲的辛劳写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散文还有撒拉族马秀芬的《挑水》、锡伯族何丽珍的《深深的父爱》等。
  除以上所说,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也值得重视。如维吾尔族艾贝保·热合曼的《出远门的少年》、朝鲜族梁永哲的《小男孩与青龙大刀》,前者写少年穆合塔尔与父亲走散后被拐骗后一路上的遭遇;后者写离家出走的男孩,写他出走后的流浪以及与“我”的相遇。这两个作品全是小说,内容却很现实,显示出民族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家用极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方法,写得真诚投入,让我们读出了其他作品中没有的一种隐匿的忧伤和愤懑,读出了另一种视角下民族少年可悲的生活图景。这是民族作家对儿童成长主题的一种开掘,他们切入的是儿童文学创作总也离不开的家庭、学校、社会的领域。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广东省回族儿童文学作家王俊康主编的《小学生校园诗歌朗诵集》。广西壮族作家刚夫的《海底科普寓言》。无论是内容的独特、表现的新颖,在中国各民族儿童文学中都属“第一”。
  令人分外欣喜的是,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儿童文学的多了起来,而且大都起点较高。
  欠缺的事也总是有的,比如,民族诗人不算少,但真正为少年儿童写诗的诗人有多少?童话是儿童们最喜爱的一种作品,而民族作家创作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童话也极少。有意思的是,从民族儿童文学的发展源头看,诗和童话恰恰是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最早、最兴旺的作品。事实上,民族作家中真正称得上是民族儿童文学家的,只是有数的几位。其实,民族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都值得民族作家关注。比如彝族余继聪的散文《幸福其实很简单》中写到的滇中高寒山区板凳山小学的彝族小学生们,他们贫穷却进取,幼小也勤劳,件件事情,都撼人心弦。我想,民族作家们应该多到那样的地方去走走,定能写出更具震撼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这只是眼前想到的。
  期待更多的民族作家为儿童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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