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仍是寄居者(石剑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9年03月30日15:31   东方早报 石剑峰
  见到严歌苓是在香港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她的身份是海外作家。而在结束学术会议后,她马上要退去作家的身份参加香港电影节,去见她电影界的老朋友,然后再回到北京,回归作家身份为新小说《寄居者》做新书发布。上海、西藏、北京、旧金山、台北,军人、作家、编剧,严歌苓寄居地点和身份角色的不停转换,构成了她的人生传奇。

  都说乡音是最容易让人们彼此熟稔、建立社交渠道的好题材。在香港的学术会议上,严歌苓用纯正的京腔普通话发言,只是几个句子末了的“啦”和“呀”泄露了她上海人的身世,尽管她现在居住最多的地方是台北和旧金山,待在北京的时间甚至都比上海长。严歌苓是上海人,共和国10岁时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文革”开始时,全家被赶出上海,“我姑姑和父亲都是老上海人,姑姑因为嫁给国民党军官不得不离开上海,父亲因为‘文革’也被赶出上海,我们都是不情愿地离开上海的。”对于上海,严歌苓说她模糊凌乱的记忆里只有几条弄堂、家门口的美琪大戏院,“还有紫雪糕。”食物永远是我们对故乡最朴素的怀念,当然还有不变的口音。在198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前,在北京工作了八九年的严歌苓学会了比较纯正的北京腔,“那个时候我们在家不怎么讲上海话,我也只是跟哥哥讲上海话。”

  寄居生活会暴露人性中低劣的品格

  在香港屯门海边的餐馆里,和严歌苓在一起的是王安忆和陈思和两个上海人,只有在下意识使用乡音的时候,严歌苓才能暂时消弭对身份的焦虑。在更多时候,严歌苓自己也说,她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个“寄居者”,就像她的小说《少女小渔》、《扶桑》、《寄居者》里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样。
  我问:“为什么在你的小说中把男人写得都那么不堪,比如《少女小渔》的江伟,《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欧阳萸,还有这本《寄居者》里的犹太难民帅哥彼得?”面前的严歌苓抑制不住地笑起来,然后反问道:“有吗?”花几秒钟平静下来之后,严歌苓得意地解释说:“我对男人绝对没有偏见。”也许是,也许不是。12岁参军来到西藏,开始独立生活;15岁爱上30岁的军官,这段在那个年代有点“不伦”味道的恋情最后,那个男人逃避了所有责任;她和作家李克威的婚姻因1989年各自出国奔赴不同国家而曲终人散;但也是在异乡,在美国,她遇到了痴恋她的美国外交官,外交官为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兵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理解的男人,需要在我面前让我有点崇敬感,否则我觉得他们就有点不堪。”所以,在严歌苓的笔下,《寄居者》里的女主角May在最后一刻离开痴爱的彼得,选择留在上海,留在生活得浑浑噩噩的杰克布身边,“May不一定觉得彼得不堪,但这种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在《寄居者》中,May痴爱的犹太难民彼得经过几年在上海虹口的寄居生活后,被生活打磨成一位非常现实的男人,虽然优雅依然,但不再高贵。“我想说明的是,寄居的生活状态具有极大的腐蚀力。你要不择手段地去生存,就要把你的高贵傲气给打断。彼得就是这样。”严歌苓说。《寄居者》是一部关于犹太难民在上海寄居生活的小说,五十多年前的历史在严歌苓那里化作乱世佳人式的传奇。严歌苓老是反反复复说,她写这个小说完全是被“寄居者”这个词给吸引了,“我没有看到犹太人怎么寄居,但我看到中国人怎么寄居。”1989年来到美国,严歌苓做寄居者也已经有20年了。“很多人都是这样。不少我认识的人,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很有尊严、很高贵,但一到了寄居环境,就成了另外一种样子。这让我大惑不解。我想长期的寄居生活本身是不堪的,在生活的打磨下,那层人皮就会脱落。”
  对于寄居生活严酷性的个人体验,令严歌苓写下了一系列移民生活的小说,而这部写犹太人短暂“移民”上海的《寄居者》实际上延续着严歌苓早年那些移民小说的主题,“寄居的生活让我们暴露了人性中很低下的东西,发现了那些在正常生活状态中不会被别人甚至自己发现的东西,特别是低劣的品格。”May费尽周折想把彼得带出充满危险的上海虹口前往自由的美国,不仅仅是为了救他的命,也许她也意识到严酷环境对彼得的打磨,但最后她把彼得一人扔在了前往美国的自由之船上,May明白彼得的生命力足以令他在美国逍遥自在,但他不会再如当初刚刚踏上上海土地时那样高贵了。

  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1989年来到美国,学习写作,打几份工,与失眠抗争。然后是《少女小渔》之后的一系列成功,写英文小说,为好莱坞做编剧。和我们在一起时,她用流利英文向餐厅服务生解释我们的要求,向王安忆建议不要吃希腊沙律因为里面有难闻的咸臭鱼。但,“我现在还是在寄居。”她说。“真的吗?”我疑惑不解地质疑。“真的还是寄居。”她的语气带着孩子般的辩解。
  “我永远不可能融入美国生活。在排球场上,中国队一出现,我就为中国呐喊、热血沸腾流眼泪,这种情怀已融入我们的血液里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动物性的东西,它能够召唤起这样的情感。”严歌苓说。
  身份焦虑——在这个全球化的世代,没有多少人,特别是成功人士愿意承认这点。“30岁才来到美国,那时我的人格已经成熟,英语也从零开始。直到现在,我讲话、听,都比他们慢一格。别人可能没感觉到,但我自己心里有数。这就是一种病态。”严歌苓说。
  “我到了大陆依然有身份危机。我离开大陆的时候是1989年,那时候,人的质朴,对理想的高昂,对爱情和金钱的态度,完全是另一码事。”套用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的话,“我们都回不去了。”所以,“我在国外有乡愁,回到北京还是有乡愁。我常常对自己说,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严歌苓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三不管三不要四不像的东西,“这样一个状态让你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持批评态度,不断游移。”
  选择了寄居,也已无法摆脱寄居。但这样一种游离,对写作不啻是一种好的状态。“寄居让你走向内心,也有大量的时间丰富内心。”严歌苓说。
  而她最奇特的寄居生活可能是2004年随丈夫来到尼日利亚。“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之一。在那里,乱七八糟的事情什么都没有了,每天的生活都很单纯。”写作成了严歌苓每天最快乐的事情。“我每天写4个小说,一天还是那么漫长。”在那里,她连续写出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在这之前,严歌苓的作品大都很少涉及历史,特别是194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而这之后,她的四部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和《寄居者》都与苦难的历史有关。“在那样一个直面苦难的环境里,你会觉得现实的苦难和小说想表达的苦难是吻合的,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写作是自我交流的方式。”
  每天长跑,治好了失眠,写作让自己愉悦,寄出去的书稿——比如《第九个寡妇》,当时一年多没有回音,也没在意。聊天时所见的香港海岸,也许令眼前的严歌苓想起非洲的海。“这是我生活的转折。”

  ◎ 对话
  早报:在北美写作的中国女性多么?
  严歌苓: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女人。我经常开玩笑说,在北美写作的中国人都是妇联的,我想这可能跟女人的丈夫都去赚钱养家了,女人衣食无忧有关。
  早报:我觉得,你是一位能把编剧和小说关系处理得相对比较好的作家,比如你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但你也不会让小说单纯为电影服务。
  严歌苓: 我非常警惕电影和小说两者的关系。电影剧本写作的训练对小说讲故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我的努力。我本身很喜欢、迷恋电影,电影是现在所有艺术表达手段中最为理想的一种,音乐、色彩、画面、文学都包含其中。如果能结合得好,它是最为迷人的艺术形式。很多人埋怨,小说市场在缩水,我想我恰恰喜欢视觉化写一个故事。
  早报:故事性、可读性可能是你小说最大的特点,现在能写好故事的作家不多。
  严歌苓:对于小说,我相信还是要老老实实把一个故事讲好,用最好的语言写一个故事,是故事使我成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讲故事的同时,如果能对中文书写有一点贡献,那就最好了,写个故事是我写作简单而朴实的初衷。所以,我也是个不长进的作家,永远成不了学者型作家,永远处于说书人的状态。写小说首先要愉悦自己,不能先折磨自己。
  早报:在《寄居者》里,我一直很留意你对旧上海地理、历史甚至天气的描写,你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严歌苓:在写作之前,我对上海地理、犹太史、上海当年的犹太人聚居地等,都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准备。我姑姑和爸爸都是老上海人,我也常常向他们咨询。我会问我姑姑,当时的舞厅什么样子?当时女人拿什么样的包,涂什么香?哪一家发廊比较好?这些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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