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转向传统,这是一个趋势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11月17日10:41   东方早报 石剑峰
南京作家毕飞宇在10月份的国际助盲日这天推出了盲人题材小说《推拿》。从《青衣》、《玉米》、《平原》一路走来的毕飞宇,无所适从地被打上了盲人群体代言人的标签。“我无意于此,也没有资格,我只是一个作家。”毕飞宇说。对于《推拿》在出版不到一个月后获得2008年度人民文学奖,毕飞宇认为《推拿》开启了他的又一段写作旅程,还掉了历史叙事的债,转向社会现实的写作,“往传统走,不是身边几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从世界文学范围看这是个趋势。”
  “无意于
  盲人代言人”
  毕飞宇:这里借你们报纸第一次声明一下,不要因为我写了个盲人题材的《推拿》,就把我当成盲人群体代言人。我无意于此,也没有资格,我只是一个作家。
  早报:被当成盲人代言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的呢?
  毕飞宇:10月份,我从北京做完这部小说的宣传回家之后,接的最多电话就是盲人朋友的。媒体的采访,也总是把我和盲人群体联系起来。因为这部小说,外界已经慢慢把我推到了这样一个角色前,盲人代言人是某种荣誉,但我知道我是谁,我不配。
  早报:但你也曾说过,创作《推拿》毕竟还是和你的盲人朋友有关。
  毕飞宇:我有大量盲人朋友,这是不假,但小说中的故事和朋友们关系不大,但也受到了他们的鼓动。
  早报:你的盲人朋友是否认为,小说中的关于盲人世界的细节有不妥之处?
  毕飞宇:他们只对我说喜欢我的小说,但没有批评我描写的盲人世界是否正确。其实,盲人世界是否真的这样并不重要。文学不是数学论证,有文学的逻辑就可以。
  重新介入“写什么”是必然的
  早报:这部小说和你之前的几部农村题材小说很不一样。
  毕飞宇:其实这个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中间拐了个《玉米》和《平原》,我的写作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下子拐到乡下去了,而《推拿》接到了我1990年代写中短篇的路子上。不同的是,《推拿》更注重当代性和写实性。从小说最初写作的愿望讲,我就是想要把一个黑暗的世界送到大家的眼里。
  早报:但《推拿》的写实其实是不彻底的,它依然是想象的产物,毕竟你是健全人。
  毕飞宇:对《推拿》中到底有多少是我的生活经验,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毕竟是小说家,一个小说家能否把想象还原成经验,这对一个小说家是非常重要的。
  早报:但这几年的写作,你试图回到传统的小说叙事里去?
  毕飞宇:往传统走,不是身边几个中国作家的问题,从世界文学范围看这是个趋势。另外,中国作家重新介入“写什么?”有它的必然性和道理,因为我们中国作家眼前的世界太有趣了,比作家的想象更丰富。
  事实就是这样,一个小说家处在如此生动的世界中,在小说文本中却一点都看不到这个世界,这不是个大遗憾吗?当今的中国多么有趣啊!所以对我来讲,《推拿》的写实还不够,我下面进一步往那个路子走。
  早报:麦家曾说,现实变化太快,他有一种焦虑,怕作品完成就落后于时代了。
  毕飞宇:这个焦虑我倒没有,我能否把当代生活呈现好,这个我也不知道。但真正困扰我的是,如何把被写作的人物和这个社会,在时间上拉得更近些。我之前的作品都是1970年代的叙事,至少现在能开始写1990年代的故事。
  “写1970年代是还债”
  早报:你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在那时就开始写作了吗?
  毕飞宇:那时开始写诗,没有写小说。那个时候人人都写诗,好像中文系的人不把文字分行写,就对不起自己,至于是诗还是菜单,另说。
  早报:在你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里,有不少模仿西方作家的痕迹,特别是拉美文学。
  毕飞宇:主要还是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拉美文学是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共同的师傅。马原是第一个用拉美文学技巧、修辞进行原创文学创作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是受到马原鼓舞的。
  早报:你之前的几部作品比如《玉米》和《平原》都是1970年代中国乡村的故事,这是对少年记忆的纪念?
  毕飞宇:我写1970年代并非是出于对1970年代的生活记忆有多深,我感兴趣的是1970年代的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在当下的延续和影响。写1970年代是还债,不从那走一遍,不留下两本书,内心是无法交代的。
  早报:中国作家现在慢慢转入社会现实的写作,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变迁,会带给作家哪些困境?
  毕飞宇:困境非常大。在西方,许多问题在一两百年前就完成了,但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我在巴黎的一次演讲中曾说过:“你们永远都不知道和你们说话的人是谁,我已经有1000岁了”。然后哄堂大笑。我对他们说,“我生于1964年,对你们巴黎人来说,从1964年以来也就40年的光景,对我来说,1964年出生的时候,那个乡村和宋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没想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中国和整个世界差不多又同步了。这1000年,中国人是像变魔术一样过来的,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早报:不少西方评论家,都觉得白话文语言还不成熟,但有人还是在中国小说的语言和写作技巧上探索,比如莫言的《檀香刑》,李锐的《太平风物》。
  毕飞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90年代,中国小说的语言基本上成型了。中国文学的大问题有两点:作家自身的人文素养及当代作家与外部世界的有效关系。现在作家和外部世界距离远了,我特别羡慕从生活中用血汗换取面包的作家,他可以是作家同时又是出租车司,而我,和社会还是有点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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