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广的视野 超越的姿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10月28日14:53   文艺报 王雪瑛
  王安忆说过:“《长恨歌》如一个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上海的确是王安忆写作的宽广背景,但不是她想要重复的主题,如何走出《长恨歌》被经典化的凝固、被符号化的追捧,被归于那些不断蔓延的关于“老上海”的想像,是她开始新的小说创作时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对于一个在当代有影响力的作家而言,如何在一个娱乐至上、时尚风行的大众文化氛围中,体现自己的精神视野和创作个性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尚符号无法化约也无法抵达的文本:《富萍》。故事的背景是1950年代的上海,女主人公富萍犹如来自扬州田野里的萍叶,流到了上海西区和苏州河边,最后在梅家桥的一间小披屋安了心。梅家桥分明打上了她精神的光芒:“他们一点不腌杂,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这就是王安忆让我们看见的发生在上海1950年代的故事。  
  紧接着王安忆又完成了一部新长篇:《上种红菱下种藕》。小说以一个9岁女孩“秧宝宝”的视线展开叙述,她来到了浙西一座名叫“华舍”的水乡小镇,“这小镇子真的很了不起,它与居住其中的人,彼此相知,痛痒关乎。”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镇成为王安忆观照现代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何此消彼长的对象,这也是她对城市生活之外,丰富的生活形态的追寻、发现与呈现。王安忆在一部上海作家的小说集的序言中强调:“生活以万千种姿态表演出她恒定的性质,就像大地上长出各色花草、果木和庄稼,当然需要辛勤耕作。你去仔细地观察自然,就会惊讶,在这一种单纯的自然力之下,如何会养育出无限的生物。”  
  如果说《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是她以女性为视角对日常生活中稳定与变化的观照,那么三年后完成的《遍地枭雄》就是她创作路径的一次大转移,是她展现生活的丰富形态时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主体。小说关注的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人被迫越出了他以往的生活轨道,他的人生会跌落到一个怎样的空间。  
  从以上三部长篇中,我们分明看见王安忆走出“描写上海”的陷阱的种种努力,而她2007年推出的《启蒙时代》又是沿着另一条路径的远行。  
  关于“文革”时代的青春,早已不是当代文学的新鲜主题,抄家、批斗、武斗、虐待,血泪凝结着的青春的疼痛、惨烈与迷惘,这些几乎就是有关“文革”与青春的符号、元素和基本情节了,她将怎样逃离已有情节的限制?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专注地展示那代人心灵抽穗拔节的过程,上海当然只是一个背景,真正的主角是他们不停生长的青春,不断成长的心灵。所以这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小说,王安忆以细致的观察,饱满、结实的细节来描述那些年轻人心灵成长的一个个侧面。  
  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对一个作家的独立意识是一种考验。超越自我的前提是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和清醒的独立意志,这是作家精神能量的重要内存。在强劲的市场激流中,不同的作家会有不同的选择,或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或目标明确冲击排行榜,或独辟蹊径享受独立的开阔。王安忆是一个拥有独立的精神向度的作家,她在写作中不会忘记,要以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显示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  
  对于小说形式的敏感和思考,使王安忆从理念上不断地拓展小说的空间,而在对于“都市”与“乡村”的书写中,她不但发现了新的审美形式,而且还磨砺了思想的锋刃,切入人性的深处,探究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的境遇与状态。  
  在大众文化追随着娱乐业和时尚业的时代,王安忆清醒地关注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裸露出的丰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的交战中选择自己的生活,她不仅走出自己以往的陷阱,也努力走出“当代潮流”的陷阱。她对变化着的时代的审视、她对自己写作的超越,使她的创作空间不断延展,继续生长。  
  如果说摆脱自己生命体验的局限是她对自己创作生涯的挑战,那么走出流行与符号化的陷阱,发现历史的创痛与现实的丰富,为我们提供宽广的精神视野就是她写作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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