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不是怀旧的代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9月14日14:31   北京晨报
作为“海派文学代表”其作品堪称当代文学典范,王安忆的写作特色如何形成,风格怎样流变?她眼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怎样一番景象?小说家如何以独特的眼光“看”芸芸众生?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与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王安忆展开了一次智慧的对话、思想的交锋。
    张新颖:我最近在看你新写不久的《爱向虚空茫然中》,我看里面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太孤单了,第一节就是做一个梦,一个人拉着你的手……
    王安忆:虚构的。 
    张新颖:虚构得很温馨。情景是很好,只是这样的情景我就觉得特别的孤单。后来看下去,每一节都是写这一个很孤单的人,在一个一个很孤单的处境里边。
    王安忆:人的个体其实是很孤单的。 
    张新颖:其实同你选择的生活有关系,当然也同你开始讲的小时候的性格有关系。 
    王安忆:都有关系。 
    张新颖:你后来选择了写作生活,如果不是写作生活,是在一个集体里面,上班啊什么的,可能不一定这么强化。
    王安忆:也可能我自己强化了,事实上真叫我去过集体的生活我又过不来。
    张新颖:啊,那肯定的。
    王安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生活里哪一段是过得最热闹的,就是在文工团。因为它其实是集体的性质嘛,在文工团里面,我第一次在公共的浴室里边洗澡,以前,我从来不到这样的地方去,但是没办法,必须要学会这种生活。但是我在那段时间的心情,不是坏,是心里最寂寞,似乎人越多越寂寞,好像反而是一个人的时候感到自由。文工团的生活,我已经走出来了,之后再回过头去看看,我真是看得到很多的好处,插队的日子再怎么说我都看不出什么可喜之处。 
    张新颖:插队的时候一点…… 
    王安忆:一点都不喜欢。 
    张新颖:那你写农村是把它审美化了。
    王安忆:审美化。
    张新颖:这可能跟你讲的工匠这个想法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你这种感情会影响到写作的,但好像在审美化地写农村的时候,不喜欢那段经历的感情基本上没有流露出来。 
    王安忆:可是我写农村一向写得很虚浮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都很缺乏生动性,多少带有象征性。在我的经验里,农村的生活真是很黯淡很黯淡,我从来没回去过插队的地方。那是一个苦闷的地方。文工团的生活吧,你再怎么觉得寂寞,但首先衣食有保证,生活起居不那么艰难;还有一个它毕竟比较热闹,那么多女孩子男孩子在一起,真的很热闹。 
    张新颖:你们文工团当时有多大?
    王安忆:当时因为搞样板戏发展的规模,具体人数我说不出来,但是你想可以演大型芭蕾舞剧《沂蒙颂》,你想想乐队需要多少人,台上需要多少人,合唱团需要多少人,按这么个编制,这样算算看,加起来有百十个人左右,还有舞台工作者。
    张新颖:当时文工团大家非常羡慕,大家看文工团的那个眼光啊……
    王安忆:现在回想起来,男女孩子,尤其女孩子,我觉得她们有这段生活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个时代太黯淡了,不管怎么她们在舞台上有一个非常绚丽的时光,这种绚丽也带到舞台下面来了,是挺骄傲的,好像是彰显了青春。所以我觉得虽然当时过得也很寂寞,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美好的时光,有很多愉快的记忆。像农村那段时间想不出一点愉快的事情,真想不出来。 
    张新颖:但你在农村时间也不长。
    王安忆:两年半。人的经验是很不同的,我们团的前身是一个旧戏曲团体,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是江苏省戏校的下属剧团吧,这个团蛮有历史的,李保田就是我们团的,他就是从江苏省戏校,再到柳子戏剧团然后文工团一路过来的人,我有一次看他在《华夏记忆》上写了一篇文章,也是写文工团的,跟我写的完全不一样,他的文工团和我的完全不一样。几乎要差了十之八九的样子。他笔下的团带有非常强的本土色彩和民间色彩,特别感动人,我看了以后感到很哀伤。他写得很好,李保田文字很好。 
    张新颖:因为那个时候你一个是年轻,另外一个你其实是文艺青年,不一定很注意民间的东西。
    王安忆:其实我与李保田年龄相差并不大啊,但是处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他在的时候,那里是一个旧的戏曲团体,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一个新式的文工团,就是差这么几年,大家对这段生活历史的回忆就大不一样。 
    张新颖:我一开始听你讲的时候,就想你们那个家庭里面没有本土色彩民间色彩,就是革命了。但是你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到最后变成一个——比如说今天人家说你是一个写上海的人。 
    王安忆:他们强加于我的,真的是强加于我的。 
    张新颖:但事实上你写的也是上海。 
    王安忆:没办法呀,我从小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这当然是我写作的主要材料了。其实我就写了个《长恨歌》,就《长恨歌》的第一卷写到了解放以前,他们就说我是怀旧的代表,而且第一卷全都是我想象出来的,这种评价很武断的,太武断了。你要把我的作品好好地排排队看的话,其实我并不是那种……
    张新颖:但现在《长恨歌》成了一个标志,就是人家谈你,就先谈《长恨歌》和上海了。 
    王安忆:必须要谈《长恨歌》,所以说也没办法的,百口莫辩,你也只能听着就是。其实我真是不大有本土色彩的,但是也就是因为我不是根生土长的上海人,所以我也蛮敏感;对那种所谓的本土色彩,蛮敏感的。 
    张新颖:你原来有一篇《“文革”轶事》,那其实也是写上海。 
    王安忆:也写上海,我很早就写上海的故事,但是上海没有成为时尚之前,人们注意不到。
    张新颖:其实是写得蛮好的作品。 
    王安忆:这都是我街坊邻居们的生活,所以我刚才说我的生活环境很奇怪。我们家是这么一个新式家庭,我们周围全都是市民,全都是根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们喊我爸爸妈妈就喊王同志、茹同志,“同志”这个词就是他们对我们的称谓,就是这样。我刚才讲的那个保姆到我们家来,她给我们家带来很多改革的气氛。先前的一个保姆她也是喊王同志和茹同志,只有这个保姆来以后她非要喊我妈妈师母,先生和师母。我妈让她改口她不肯改,一直就喊下来了。于是我们就慢慢进入了上海,好奇怪噢。 
    张新颖:上海人看你写上海是不是不一定很认同啊?我不知道。 
    王安忆:大概还蛮认同的。不过大家更希望你关心和表现的也是最新发生的,总是希望你反映最新发生的事件,如果你稍写得远点,哪怕只是远一点时间他们都认为落伍了。 
    张新颖:就像你写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很落伍了。 
    王安忆:怀旧了,就算怀旧了。
    张新颖:这个形容也很奇怪。要么你写很早的上海,三十年代的上海,要么你写现在的上海,大家都接受;只写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就显得格格不入。 
    王安忆:他们现在对我评价很古怪的,判定我不反映现代的上海。首先小说不是“反映”,其实我所写的不就是现代的上海吗,这个时间的限定不知道是五年还是十年,或者只是一年。其实像雨果他写的《悲惨世界》是写作时候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巴黎圣母院》则是几百年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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