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我跟写作干上了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8月12日15:22   北京娱乐信报 李冰
记者:您的作品《鞋》改编成《离小说有多远》数字电影(2003年),《神木》改编成《盲井》还获了柏林电影奖(2002年),从影视改编中获得了什么?
  刘庆邦:我自己没改编过影视剧,都是出让小说的影视改编权。我对改编影视剧不够自信,有畏难情绪。我曾改编过一个电影本子,是应黄健中之约,改自我的短篇小说《走窑汉》。但电影未能投拍,我觉得可能是自己改本子的能力不行。另外,改影视本子你得听别人指挥,我不大习惯。我习惯了自己指挥自己。
  中篇小说《神木》改成电影《盲井》后,看的人多了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它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神木》的法文译本,书名干脆就叫《盲井》,近日德国的翻译也在与我联系想把《神木》译成德文。打个比方,电影的成功好比给小说另外添了一对翅膀,会把小说带得远一些。
  记者:许多作家如阎连科等用写电视剧本来养小说创作,您会这么做吗?
  刘庆邦:连科的小说都活得很好,小说自己完全养得了自己,不必用电视剧本来养活吧?
  也有朋友劝过我,弄弄电视剧吧,挣点儿钱花。我说我不会弄呀。我知道写电视剧本经济效益要好得多。我费神巴力地写一篇短篇小说,得一千块钱稿费了不起了。而写一集与短篇小说差不多字数的电视剧,至少能挣到一万多块钱。这个差距太大了。我想,要是朋友劝我弄电视剧的同时,分给我两集让我编,也许我就干起来了。朋友一劝我,我一说不会,人家就拉倒了。拉倒就拉倒吧,什么事都得顺其自然,强求不得。
  
  对“短篇王”的称谓不能当真,一当真就可笑了
  记者:短篇小说相对长篇小说创作是否要轻松省力?作为“短篇王”您一直会这样走下去吗?
  刘庆邦:借这个机会,我得赶快声明一下,对“短篇王”的称谓在下万万不敢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山外青山楼外楼,写小说哪里有什么王。有那样的说法,我可以心存感激,但不能当真,一当真就显得可笑了,就像自戴了一顶废报纸糊的高帽子一样,风一吹就破了。
  我不过写短篇小说多一些而已。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到这个月,我总共已经发表短篇小说170多篇。远的不说,当了专业作家这三年来,我平均每年都发表十四五篇短篇小说。加上被选载率稍高一些,对刊物的覆盖面大一些,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我专攻短篇小说。其实不是的,长篇小说我已出了5部,中篇小说也有20多篇。
  至于说短篇小说写起来是否比长篇小说轻松省力,我看不能这么说。您能说百米短跑比五万米马拉松赛跑轻松省力?如若不信,您可以注意一下,作家一旦上了年纪,一般就不再碰短篇小说了。这个意思是说,写短篇小说所需的爆发力不仅需要记忆力和想像力的支持,连作家的体力和精力都得具备比较好的状态。
  
  刘恒余华比我名气大,知名度这个事得认命
  记者:短篇小说很难被读者及社会关注、认可,成为名作广为流传的更是鲜见,为什么?
  刘庆邦:这个问题沈从文先生在63年前就回答过了,那是1941年5月2日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上的一次讲演。关于短篇小说的处境,我惊异于那时的情况与现在惊人相似。他说短篇小说不如长篇小说、戏剧热闹。说到短篇小说的作者,沈从文说:“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也难谋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做做……惟有短篇小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不来花样,擅长政术的分子决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面对这样的局面,沈从文一点都不悲观,好像还挺乐观,他认为:“这一来倒好了……短篇小说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渐渐地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有沈先生的这些话在那儿放着,我们对短篇小说还用得着再说什么吗?不用了。
  记者:你的作品颇丰,在圈内也广为人知和接受,可从读者角度来看,你并没有如刘恒、余华等人那么高的知名度,为什么?
  刘庆邦:是这样的,我比他们写得早,他们比我出道早;我比他们岁数大,他们比我名气大。这没办法,可能因为我比较笨吧,悟性比较差吧。知名度这个事,你得认命,得保持一颗平常心,学会把自己放得低一些,低得跟在矿井下面一样。
  
  不写《平原上的歌谣》,一辈子都白活了
  记者:新作《平原上的歌谣》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创作初衷与过程是怎样的?
  刘庆邦:您总算提到《平原上的歌谣》了,如果用几句话概括,小说是写三年大饥荒背景下的特殊生存状态,表现生存艰难,生存智慧,生存文化,以及生命的艰忍,亲情的温暖,人性的丰富,还有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或者说这部书是凭着良心写记忆的。
  我对三年大饥荒记忆深刻,称得上铭心刻骨。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我9岁,正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我饿得成了大头,细脖子,大肚子,细腿,连走路都费劲,几乎被饿死。这年夏天,我父亲连饿带病去世了,我们家的日子更加艰难,有时一根红萝卜就是我们全家七八口人的一顿饭。实在没什么可吃了,母亲就让我们姐弟几个下地捉蛐蛐吃。人们吃树皮、杂草、煳坷垃,看见路上有一摊牛粪,有人也赶紧捧起来放在竹筐里用水淘淘,看看能不能淘出一点未消化完的粮食渣子。饥荒是怎样造成的呢?不是因为所谓的“自然灾害”。那几年,我们那里风调雨顺,没什么自然灾害。饥荒是由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贫困和饥荒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更多是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
  我服从了自己的记忆,或者说受到记忆执拗的引导,一直想写这么一部小说。我暗暗对自己说,你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我在创作上没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知道,人类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基本力量。如果这个人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一个傻子。而一个民族的记忆更加重要,民族记忆是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真的作家都是善良的,一个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
  记者:您说过要把2004年当成一个“生活年”,除了写作,做了哪些“不合正业”的事?
  刘庆邦:我深入生活主要是两个领域,一是农村,二是煤矿。去农村一般是回老家。今年清明节前后,我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看到农村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村里的老房子没什么人住了,纷纷到村外占耕地,盖新房。很好的土地被砖窑烧砖挖得千疮百孔。到村里走走,很少碰见人,青壮男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笼罩农村的是一种荒凉和没落的气氛,让人伤感。下半年,我准备到一个小煤矿住一段时间,为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做准备。
  记者:您说“文字的本质是劝善”,那么报告文学是否更直接?
  刘庆邦:劝善是作家的愿望,但不论哪种文学式样,对改善人心的作用都是有限的。现在的社会,从物质层面和科技层面来说,的确大大进步了,可人心改善一点都非常艰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没有让人心变得善良,有时反而把人性恶的潜能激发出来,导致战争不断,恐怖事件不断,灾难不断。这时更显出文学的重要。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不能不对灵魂多加关照。
  我一贯的观点,认为真的作家都是善良的。不是说善良人都能成为作家,但一个恶人永远成不了作家。
  
  我注定在农村呆不住,最感激我母亲和妻子
  记者:您说15岁时因受了“林道静”的影响“出走”大半个中国,如果没有出走,会不会有今天的刘庆邦?
  刘庆邦:我注定是一个在农村呆不住的人,谁都拦不住我,千方百计也要出走。那时没想过当什么作家,好像只要能出来,就是目的,就是胜利,就是人生的全部价值所在。后来我环顾了一下,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过出走的经历,有的是自愿,有的是被迫。如果不说出走,说离开生活原地也可以。一个人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和过去的生活拉开距离,才能回望,并形成回忆状态。而文学创作就是一种回忆状态。
  记者:回顾自己的成长之路,最感到幸运的是什么?最感激的人是谁?
  刘庆邦:我最感幸运的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选择我最喜欢的写作,先是新闻写作,后是文学创作。我最感激的是我母亲和我妻子。是母亲培养了我,教会我怎样做人。是妻子一直支持着我的写作。从谈恋爱时,她就支持我。结婚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一个男人的写作,如果得不到妻子的有力支持,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跟写作干上了,会在这条道上走到底
  记者: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如何看待当今文坛的繁荣却芜杂的写作现象?
  刘庆邦:我觉得现在文坛的形势不错,过去不是老说百花齐放吗,现在真有点百花齐放的意思了。当然,有花就有草,允许花的存在,也应允许草的存在。
   记者: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您怎么看这个城市的文学创作特征?
  刘庆邦:北京是曹雪芹、老舍的北京,也是鲁迅、沈从文的北京,北京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北京不能满足,还得出好作家,大作品,才配得上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
  记者:有些地方准备或正在废除专业作家,而有些作协会员主动退出作协,您怎么看?
  刘庆邦:实践还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吧。作协体制的改革,要看是否有利于出作家,出作品。把体制改来改去,不出作家,也不出作品,只能说改革不成功。我看北京作协的作家合同制和签约制就很好,有利于凝聚人心,调动起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记者:如果不选择写作,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刘庆邦:不要如果,我只能选择写作。我跟写作干上了,如果不出大的变故,我会在写作这条道上走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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